1991年，在关于伯恩·魏德士的一篇书评（《第三帝国时期的卡尔·施密特》）中，威廉·舒尔曼问道：“为什么任何人都应真正担心右翼法律思想家卡尔·施密特在纳粹独裁统治的黑暗时期所从事的活动？”那时候，施密特在美国几乎无人问津，尽管有些迹象表明了“所谓的施密特的复兴，在过去的十年里，这种复兴既发生在北美，也发生在西欧”（Scheuerman 1991：71）。舒尔曼不仅严厉批评了迷恋施密特的新动向，还严厉批评了“极力缩小施密特在纳粹暴虐恐怖中的共谋程度的企图”。他曾表达出一个期许，即魏德士关于施密特人生中这段黑暗而丑陋的时期的“振奋人心、直言不讳、客观公正的研究”，最终将“劝诫更多的学者，让他们不会草率地跟从‘青年施密特’的潮流”（Scheuerman 1991：78）。

然而，现如今（二十多年以后），“所谓的施密特的复兴”已经演变成一场名副其实的思想海啸。纵观世界，有关施密特著作的讨论积极活跃、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他一直被誉为20世纪最为深刻敏锐、举足轻重以及充满争议的政治和法律方面的理论家——并且，各路思想家共同表现出了对施密特的热情，这些思想家的范围横跨了从极左到极右的政治光谱。与此同时，我们如今通过更加详尽的知识可以了解到，施密特在帮助实施纳粹政策时是多么迅捷和积极，以及无论在他公开的作品还是私密的作品中，他反犹主义的污点是多么肤浅和幼稚。 那么，我们要怎样解释当前对施密特的迷恋呢？这个问题一言难尽，不过，这里有一些贯穿当前文献的线索。

随着形形色色“真实存在着”的自由民主制和新自由民主制日趋幻灭，施密特早期（以及一贯）针对自由主义的鞭辟入里的分析，一直被当作针对当代自由主义（包括它所有的形式）所展开的最为深刻和犀利的批判之一。有些人不同意施密特偏激地对当代自由主义做出的诊断，即便如此，这些人也会承认，他抓住了当代自由主义某些最为严重的弱点和问题。与20世纪任何其他的政治思想家相比，施密特更加尖锐地揭示出民主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深层张力。尽管施密特早期关于议会民主制危机的分析，主要讨论的是“魏玛共和国”，但是他洞悉了直到现在还困扰着自由民主制的问题。他揭露了自由人道主义的伪善——

这种人道主义已经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正当化，从而替充满危险的新式战争展开辩护。在新式战争中，目标并非是要简单打败敌人，而是要完全歼灭敌人。那些主要将施密特看成一名法律和法理方面的思想家的人承认，他已经揭示了一个法理学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即“法律的不确定之谜”。施密特认为，不管自许的自由主义者如何声称，法律判决应该 只能 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实际上，所有的法律规范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正如舒尔曼告诉我们的那样，“每一个法律判决都是一种 疑难 案件（hard case）。自由主义者不仅要求阐明法律，而且要求将其编纂成法典。这样的要求具有内在的缺陷，因为在做出法律判决的过程中，法律规范体系无法期望保证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规律性和确定性”（Scheuerman 1999：17）。尽管人们会不同意施密特关于法律规范和实际司法判决间关系的偏激观点，但是他们还得承认，他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解释和应用法律的过程中，“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的限度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在所有保护“法治”的行动中，这个问题已经引发并将继续引发极大的争议。

某些政治理论家发现，施密特研究政治的整个路径，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具有现实主义的基调。施密特规避了“理性主义”、“规范主义”以及“道德主义”，而这些主义被认为困扰着非常多的当代政治理论。他不但简练地指出，“朋友和敌人之分能够把政治行动和动机化约为特定的政治性划分”，而且精辟地认为，“朋友和敌人的划分意味着最大化的整合度或分裂度”。他以上这些著名（有些人会说臭名昭著）的声称，一直被解读为是在倡议一种新的政治研究路径，这种现实而具体的路径可以使政治研究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施密特是这样一位思想家：他“实话实说”，并且毫无保留。左派思想家为施密特所吸引，部分原因在于，他为批判和揭露约翰·罗尔斯、于尔根·哈贝马斯之类的思想家的规范主义和理性主义倾向提供了尖锐的武器。 ¹ 他是“令人窒息”的康德哲学的一剂解药，而现今，在如此多的政治理论和哲学中，康德哲学独领风骚。他揭示了协商民主理论的不当之处，在做出政治决断的过程中，这些理论不但过分强调协商的角色，而且过分强调对理性的诉求。施密特的拥趸主张，现实政治（甚至民主政治）的本质，并非协商或者寻求达成“理性的”共识，而是剧烈对抗的冲突和敌意。所以有人会说，施密特已经洞察到，这就是“现实政治”的核心之所在。

施密特思想的丰富性，也可在其他领域中见到。尽管他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作者，但他一直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品却是两篇短文，即《政治的概念》和《政治神学》。后者不仅以一个戏剧性的断言开篇，即“君主就是决定例外的人”，而且宣称，“在现代的国家理论中，所有的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的神学概念”（Schmitt 2005：5，36）。仅仅这两个断言，就已经引发几乎永无止境的评述。正如施密特所指出的那样，在他之前的19世纪，“政治神学”的表述主要是一个被滥用的术语。然而，如今“政治神学”几乎已经变成一种文化产业。尽管在与施密特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中，有人（最为著名的就是瓦尔特·本雅明）明确地关注过政治神学，但是我认为，如下说法不失公允：主要是施密特的作品激发了现今大量有关政治神学的讨论。德国政治理论家海因里希·迈尔认为，政治神学代表的正是施密特毕生所有作品的核心部分；它是理解施密特的关键之所在。并且，迈尔在政治神学（卡尔·施密特）和政治哲学（列奥·施特劳斯）之间做出一种强有力的对比。

最后，我想要提及的是，仍然有不同的路径可以研究施密特的著作。安德里亚斯·卡利瓦斯承认，施密特“狂热地支持纳粹在1933年夺取政权的行动，臭名昭著地替希特勒的罪恶行径展开辩护，并且恶毒地持有反犹主义的态度，他的这些表现，已经足以让人无须再去讨论他关于民主的种种观点”（Kalyvas 2008：80）。但是，卡利瓦斯认为，针对施密特有关宪法的主要著作所进行的“选择性的批判阅读”，有助于洞察超常政治（politics of the extraordinary），这些通过“选择性的批判阅读”而获得的洞见可以被重构，以发展一种有关激进的民主的理论。卡利瓦斯完全正确地意识到，他不仅正在背离施密特显而易见的意图，而且正在运用他的“洞见”，来发展一种有关激进的民主的理论，而这种理论会使施密特反感。不过，卡利瓦斯只是一个例子，他表现出了许多施密特的新兴阐释者所具有的一个特征。这些阐释者承认，施密特不但与纳粹分子共谋，而且发表反犹主义的粗鄙言论。与此同时，他们将精力集中在如下问题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施密特有关法律、宪法以及政治的论证和主旨，不仅能够被挪用，而且能够被用于施密特从未意欲过的目的。当然，让某些施密特最为苛刻的批评者痛苦不堪的地方在于，他们把这种对施密特的选择性利用看成天真之举——这种做法无法让人认识到，即使是施密特写于纳粹之前的“魏玛时期”的著作，不仅同他主动与纳粹分子共谋的行为一脉相承，而且还为这种共谋打下了基础。

在简要回顾有关施密特的主题的过程中，我的目的 并不是 要赞同他们当中的任何人，而是想要指出，为何我们不能简单地忽视施密特以及围绕他的著作而展开的争论。我们还有其他的理由来认真对待施密特。关于施密特的种种观点的争论并非一种新的现象。几乎从他着手发表作品开始，他们就争论不休，这在纳粹分子当权之前很久就已经发生了。在20世纪，诸多重要思想家一直在严肃地从事施密特研究。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思想家的部分名单吧。在施密特早期的同时代人中，有列奥·施特劳斯、瓦尔特·本雅明、马丁·布伯、赫伯特·马尔库塞、弗朗茨·诺伊曼、奥托·基尔施海默、卡尔·洛维特、汉斯·布鲁门伯格、亚历山大·科耶夫、汉斯·摩根索、约瑟夫·熊彼特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更晚近的讨论者和批评者包括雅各布·陶贝斯、于尔根·哈贝马斯、雅克·德里达和乔吉奥·阿甘本。一个用来衡量任何思想家的重要性的方式，就是看那些感觉到有必要面对、讨论以及批判他的著作的人所具有的思想高度。通过这个标准来看，无人能够严肃地怀疑施密特的重要性（这区别于那些间或看起来像是跟风的痴迷）。

1 1987年，艾伦·肯尼迪发表了一篇极具争议性的文章。讽刺的是，她在该文中认为，施密特对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了隐匿的影响。她挑出哈贝马斯早期著作中的“施密特主义”。她激起了马丁·杰伊、阿尔方斯·索纳尔（Alfons Sollner）以及乌尔里希·K. 普罗伊斯（Ulrich K. Preuss）的激烈反驳。新近，施密特已经被用作一种“武器”，来抨击哈贝马斯以及政治理论中的康德转向。有关肯尼迪的文章和相关反驳文章，参见“Carl Schmitt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Telos ，71：11（Spring 1987）中的具体章节。 geVc7TM6OEgwamh06R+d4xvWlnez0kPHo59bbkOPhGZCqy8CkHFE1ig1ovLV2P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