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让我们回到马尔库塞对本雅明的解读上来吧。他那篇“编后记”不但极其简短，而且只论及了本雅明在颠沛流离的二十年间所撰写的五篇文章，尽管如此，马尔库塞的阐释毫无疑问地取得了至关重要的推进。本雅明所要批判的暴力是迄今为止一直主导历史的暴力，是维护“在合法性、真理以及正义上的垄断”（Marcuse 1965：99）的暴力。据马尔库塞所言，在本雅明的思考中，神学上的（或弥赛亚式的）元素“与惯常的宗教狂热毫无瓜葛：对他来说，罪行与补偿是 社会学意义上 的范畴”（Marcuse 1965：99）。本雅明所称的“弥赛亚主义是一种比喻，它展示历史真理：如同对给定境遇做出彻底的（并非仅仅是决定性的）否定一样，唯有如今，人类才能料想获得解放。因此，本雅明显然是一位革命思想家——这种思想家不会在革命的观念上做出妥协的”（Marcuse 1965：99）。他对社会民主的批评，主要不是批评政党已经沦为现状的支持者；毋宁说，“（他的批评是）一种回忆，作为一种历史必然的革命在其中被追忆成真理和事实……”（Marcuse 1965：99）。真正的进步并非是由劳动过程的改善来达成的，但是只有通过它的逾越（Abschaffung）——通过那类力图颠覆国家的解放革命——来实现。马尔库塞强调，为了从现存的法定暴力中获得解放，激进的革命是必需品。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尔库塞的这种解读带上了“索雷尔的印记”。马尔库塞“祛除了”有关神圣性和弥赛亚式的暗指所具有的“神话色彩”。“如果革命想要是弥赛亚式的，那么它就不能在连续统的内部保持定向……对本雅明来说，弥赛亚将专门由那些正在遭受既定秩序压迫的人（被压迫者）的意愿和行为构成： （他们）陷入阶级斗争之中。”（Marcuse 1965：105）为了佐证他的阐释，马尔库塞应该借助本雅明在其文章的结尾所做的评议。

在打破神话式法律所维系的这种循环时，在不惜采用一切武力（法律和武力彼此之间息息相关）来悬置法律时，因此最终在废除国家权力时，一种新的历史纪元得以开创。如果说在当下的时代中，神话的支配地位能够被间或性地打破，那么在即将到来的时代中，对法律的攻讦将会全然徒劳无功，且这种时代并非不可思议地遥不可及。但是，如果法律之外的暴力（作为纯粹性的直接暴力）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这就不但证明革命暴力（就人类所施加的纯正暴力而言，革命暴力是最高级别的显现）可能发生，而且说明了它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得以发生。（251—252）

1965年，马尔库塞发表了他的“编后记”。自此以后，对本雅明文章的这种革命式解读，始终不乏慕名追随的人。本雅明批判了法定暴力和国家暴力的起伏消长式循环。所需要的，就是打破这种支配的形式。并且，唯有通过“由那些正在遭受既定秩序压迫的人（被压迫者）的意愿和行为构成”（Marcuse 1965：105）的革命暴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对暴力的批判是“有关它的历史的哲学”（299）。立法性暴力和护法性暴力之间，具有这种起伏消长的历史特征。只有当我们理解这一点的时候，所做的判断（即这种循环必须被打破）才可能具有批判性、辨识性以及决定性。

这种解读的困境就在于，它无法认真对待本雅明文本所蕴含的复杂性；事实上，它并未阐明本雅明在神话暴力和神圣暴力之间所做的对比。 针对本雅明思想中的“神学”维度，马尔库塞倾向于不屑一顾。并且，他在解读“神圣”和“弥赛亚”时，让人感觉仿佛通过非神学意义上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范畴，就可以充分地阐释这些概念。 18wFG+tGG0KYYkqoWpxH6Lq4gjS3gr9e/YfkWKeDIbBhCZOhLY3E8GsA6CRMzZ2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