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借助索雷尔的思想，特别是索雷尔在政治性罢工和无产阶级革命性总罢工之间所做的辨别，引出暴力性罢工和非暴力性罢工之间的差异。本雅明宣称，政治罢工具有暴力性，“因为它仅仅导致劳动条件的表面改善”（246），起初看来，这种观点似乎悖谬至极。政治性罢工巩固了国家的权力和暴力。在道德愤慨的驱使下，他把德国医生近来发起的政治罢工谴责为“一种肆无忌惮的暴力使用，而这种行径绝对是堕落不堪的”（247）。与这种政治性罢工形成对照，无产阶级总罢工“把它自身的唯一任务设定为消灭国家权力”（246）。第一种罢工类型具有暴力性，但是第二种罢工类型（无产阶级总罢工）“作为纯粹的手段，具有非暴力性”（246）。原因何在？因为“在获得工作条件上的表面让步以及这样或那样的改善之后，它并未打算恢复工作。只有在工作被完全革新（不再由国家强制）的情况下，它才会决定恢复工作。与其说这种罢工招致动荡剧变，还不如说它追求功德圆满”（246）。本雅明强调，第二种罢工（无产阶级总罢工）是“无政府主义的”（246）。当他做出这个断言的时候，他明显流露出同情之心。如果我们理解正确的话，那么索雷尔所认为的总罢工的革命暴力结果变得具有非暴力性了。“这是一种深谋远虑、尊奉道德且真正革命的观念，与此相对，任何如下的异议都站不住脚：这种异议力图以这种总罢工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为由，将其形容为‘暴力的’。”（246） （当我讨论神圣暴力的时候，我会回到以下这个断言上来：作为纯粹手段的无产阶级总罢工具有非暴力性。）

本雅明不但提出非暴力性的冲突解决方式是否可能的问题，而且告诉我们，私人间的关系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例证。然而即便如此，他仍坚称，“如果在原则上把暴力完全排斥在外的话，那么所有想象得到的用来解决人类难题的方式……都依然无济于事”（247）。这预示着，这篇文章接下来将发生引人注目的转变——“势必会引发的问题是，除了法律理论所设想的所有暴力之外，到底还存在着什么样的暴力”（247）。早先的时候，我们回顾过，本雅明曾质疑了一个教条，即正义性的目的能够通过正当化的手段来实现。现如今，在“正当化的手段和正义性的目的是否调和”的问题上，他表达出了自己的疑问。

因此，如果就所有由命运强加的暴力而言，它本身就与正义性目的处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并且，如果与此同时，一种不同的暴力进入我们的视野，就这些（正义性的）目的而言，这种暴力无疑既可能是正当化的手段，也可能是不正当化的手段，然而，这种暴力并非作为手段与它们（正义目的）发生关联，而是以某种不同的方式同它们有关；那么它将会怎样呢？这将会阐明一个令人好奇但又首先令人沮丧的发现，即所有法律问题在根本上都是无解的…… 因为，从来不是理性在决定手段的正当化和目的的正义性：命运强加的暴力决定前者，上帝决定后者。 （247，黑体为原文强调内容） cdlVsCv1YrhEA7GGQwuoq4UnyZHKdAIPEn/ctVs+YMDWRkoRKRKEdL/4E+RRYX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