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回到《政治的概念》中如此突出的一个主题吧，即“绝对敌意完全是非人化的”，施密特借此来谴责“道德主义”。

因此，根本的危险甚至不在于当前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在于预先所考虑过的人之恶，毋宁说，在于无法规避的道德强迫。人们使用这些武器攻击其他人，他们在道德上感到被迫去消灭这些人，也就是说，他们视这些人为祭品和客体。他们必须宣称，他们的对手罪恶滔天、惨无人道、毫无价值。要不然，他们就无非是罪犯和野兽。有无价值的逻辑产生了它完全毁灭性的后果，并不断更新和深化着歧视、罪犯化以及去价值化，直到所有无价值的生命被斩草除根为止。

在一个世界当中，如果在对手可能从肉体上被毁灭之前，他们就相互将彼此拖入完全去价值化的深渊，那么新型的绝对敌意就一定会产生。 敌意变得如此骇人听闻，以至于人们或许再也不可能谈论敌人或敌意，并且，在毁灭工作可能开始之前，各种形式的敌人和敌意，都不仅应该在法律上无效，还应该受到谴责 。（Schmitt 2007：94，黑体为原文强调内容）

施密特对这样一个世界展开了慷慨激昂的谴责，在此世界中，常新的绝对敌意形式正在不断地被制造出来。然而，谴责之后，施密特不但进行掩饰，而且退回到理论家所应持有的公正立场上来。在《游击队理论》最后一段中，施密特这位公正的“理论家”告诉我们：“理论家所能做的只是验证概念，并赋予事物以名称，除此之外别无可为。游击队理论汇入有关政治性的概念的问题，汇入有关现实敌人的问题，并且汇入有关大地的新 律法 的问题。”（Der Theoretiker kann nicht mehr tun als die Begriffe wahren und die Dinge beim Namen nennen. Die Theorie des Partisanen mündet in den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ein，in die Frage nach dem wirklichen Feind und einem neuen Nomos der Erde.）（Schmitt 2007：95）巴尔古简明地概述了施密特的警告以及他苛刻地针对我们当前处境所做的道德判断。

敌意是“朋友——敌人划分”的具体表现，它嬗变成一种抽象而绝对的形式。在作为《政治的概念》的一个附录而被创作出来的《游击队理论》中，施密特针对以上现象发出警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游击队员的身份已经获得了地位，这象征着，这种敌意打破了战争的界限和规则，这些界限和规则曾由以欧洲为中心的律法来维系。因为《欧洲公法》只允许国家来主张“战争法权”（jus belli），并部署常规军队，所以不但毁灭行动能够被牵制，而且敌人也被尊重为一个对等的主体。根据施密特所言，在国家间的 对决 图景中，战争不仅体现了“人类的理性”，还体现了欧洲文明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伴随着 爱国 的游击队员上升到突出的位置以及 革命性 的游击队员开始涌现，这些划分就土崩瓦解了。

当然，施密特对这种发展持批判的态度，因为他注意到，作为战争中心的游击队运动，标志着全球性的解体和无序（a-nomos，“非律法”）。施密特预先警告，党派性（partisanship）的过激化会释放暴力，这种暴力把整个社会和政治秩序变成绝对湮灭的战场，把敌人变成罪犯，而他特有的人性也会被否定。（Bargu 2010：3）

巴尔古强调施密特针对绝对敌意的后果而发出的警告，这完全是正确之举。它释放出一种没有约束的暴力，这种暴力以彻底非人化的方式对待敌人（以及朋友）。敌人不再是敌人，而是“死敌”——一个要被杀绝的“物体”（entity）。并且，他用来表达批评的方式也具有启发性。这种绝对的暴力不再具有“人类的理性”。当我们不再将自己的敌人作为一个人类（一个 兄弟 ）来尊重时，我们不但是在贬低敌人的价值，以非人化的方式对待他们，而且也是在以非人化的方式对待 我们自身 。 施密特直截了当地说：“敌人并非某个这样的人：不管何故，单凭其毫无价值可言，他就一定要被消灭和毁灭。敌人与我们一样，同属人类。”（Schmitt 2007：85）

然而，尽管施密特明确地维护朋友和敌人间这种形式的“平等”，但是他从未明确无误地说，这就是一种规范——道德性视角，他正是依据这种视角来评判和谴责没有约束的暴力。而更加重要的是，他的确从未试图为自己的规范——道德性立场提供辩解。如果他这么做的话，那么他就将不得不认真地致力于典型的规范性话语，而那恰恰是他所揶揄的对象，并且他声称，对理解“政治性”而言，这种话语无关紧要。请记住，当施密特第一次引介他关于“政治性”的定义时，他曾告诉我们，他并不关注“规范性的理想”，并且朋友/敌人的概念“既不是规范性的对语，也不是纯粹精神性的对语”（Sie sind keine normativen un keine“rein geistigen” Gegensätze）（Schmitt 1996a：28）。

早前，我曾提到，施密特把描述性概念和规范——道德性概念糅合在一起的做法带有欺骗性。在他关于三类敌人（传统敌人、现实敌人以及绝对敌人）的辨析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为了做出这些划分，施密特暗地里诉诸带有倾向性的价值判断。《欧洲公法》的突出特征， 不在于 国家作为国家彼此对峙，甚至也不在于正规军与其他正规军展开战斗。更确切地说，它是 平等 和 尊重 的典范，这种平等与尊重体现在这些朋友/敌人的遭遇战之中。“敌人与我们一样，同属人类。”敌人既没有被罪犯化，也没有被妖魔化。战争的目标就是获取胜利，而非消灭敌人。对国家来说，正是它们的施政方式及战斗方式，定义了传统的敌意。然而，当他称这为一种伟大的“人类理性”的成就时，他是在明显地表露自己的规范——道德性判断。

对于陆地上的游击队员从战争的边缘移动到中心的转变方式，施密特表达了他的担忧，然而，对于游击队员与同道之间的结合方式，以及游击队员冒死保卫国家的决心方式，他仍然表露出有保留的钦佩之情。陆地上的游击队员身上所具备的爱国主义，定义了现实的敌意（与绝对敌意不同）。这为何应受到赞赏呢？这里也一样，施密特对陆地上的游击队员有保留的颂扬，流露出他的规范——道德性取向。

最后，施密特彻底谴责所有释放出绝对的敌意并发动没有约束的暴力的人。列宁认为，“唯有革命战争才算真正的战争，因为它产生于绝对敌意”（Schmitt 2007：52）。但是，这种观点何 错 之有呢？在“冷战”鼎盛的时期，相互歼灭的威胁何 错 之有呢？否定某人“死敌”所具有的人性，何 错 之有呢？这些问题看似危言耸听，但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打算解开施密特在描绘各种敌意特征的过程中所持有的规范——

道德性立场。施密特可能会伪称，“理论家所能做的只是验证概念，并赋予事物名称，除此之外别无可为”。然而，如果关于“非人化”的讨论不只是一种在修辞上摆出的姿态，那么人们就需要某些智识上的严谨，以 证明 规范——道德性声称 具有正当性 ，而这种声称断言，敌意 应该 被约束。 ¹

让我们换个思路看看这个问题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绝对敌意已经取得了令人不安的增长和蔓延。我认为，施密特在论证这个方面，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已经爆发的诸多战争不但完全以贬低价值的方式对待人的生命，而且完全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敌人”。伴随着精密武器不断更新换代，以“非人的”（impersonal）方式就可以实现杀戮。在从未认真考虑军事人员和平民百姓之间的区别的情况下，战争和杀戮动辄就被实施了。对于“恐怖分子”和反击“恐怖主义”的民族国家而言，两者都是如此这般。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暴力在其中具备被释放出来的现实可能性，这种暴力摧毁社会和政治的秩序——甚至使朋友/敌人的划分化为泡影。没有人知道这是否可以被避免。甚至没有人知道新型的地球 律法 （a new nomos of theearth）是否有可能被创建出来。然而，为了努力阻止这种灾祸的发生，我们需要坦率地讨论事关重大的规范——道德性议题，这些议题涉及：我们所说的非人化是什么意思，我们 应该 如何设法约束敌意。令人遗憾的是，在遭遇这些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 内在 于他自己的批判）的时候，卡尔·施密特了无助益。兴许，卡尔·施密特所面临的最为根本性的困境就在于，他洞若观火，才华横溢，引领我们重视规范——道德性议题——以及政治性议题——如果我们想要规避绝对的和没有约束的暴力，那么就必须正视这些议题；然而，与此同时，他所摒弃的——以及所破坏的——正是认真面对它们的可能性。

1 索罗普声称，尽管施密特区分了敌意的三种历史形式，但他主要的概念划分还是有限敌意和无限敌意间的划分。

尽管施密特因《欧洲公法》对敌意进行限定而对其赞赏有加，但是他也认为，有限敌对的基础建立在战士与平民间的经典划分之上，这种限定只在“威斯特伐利亚”时期（当战争是国家间之战时）才有意义，然而对于20世纪来说，它就不再适用了。确切地讲，在绝大多数战争都成为内战、殖民地战争抑或革命战争的时期，就需要新的基础来限定敌意。施密特曾相信，新的地球律法能够以更加适宜20世纪的方式来限定敌意。（Slomp 2009：93）

不过，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提倡这种限定，正当性的辩护何在？施密特既没有如实地提出这个问题，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如下说法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敌意显然应该被限定，因为绝对敌意不仅导致没有约束的暴力，而且以非人化的方式对待朋友和敌人两者。这种说法只会凸显如下需求，即不但需要使规范——道德标准完全明确化，而且需要替这种用来评估不同类型的敌人和敌意的标准进行辩护。 Io3wiRhjE2TUykamszOdf/vYYbcgVVz+zMwV2vSwNKk4KkWvj0ACiuEYo0Hir1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