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将传统的敌人和敌意，与他对《欧洲公法》、法律体系以及政治实践（它们盛行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的欧洲）的理解联系起来。主要的政治性单位变成主权国家，并且国家有权发动战争。在这类战争中，统一制式的军队相互战斗。战争不是犯罪活动，敌人也不是罪犯。合法的战争目标是要打败敌人（不是要歼灭敌人）。敌人是一种“传统的敌人”。在《欧洲公法》中，战争与和平之间，战士与平民之间，合法的军人与非法的战士之间，都在法理上有着相对明晰的区分。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法律体系不仅调控着战争，而且促使战争人性化。 当施密特起初把朋友/敌人的划分引介为政治性的标准，并力图在道德与政治之间做出严格的划分时，《欧洲公法》在他的头脑中被当作关于政治性的朋友和敌人的一种模式。并且，纵观他的一生，他都在称颂这种实施外交政策的方式，以及这种划分政治性的朋友和敌人的方式。然而，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欧洲公法》分崩离析。我们需要进行具体地理解，这就要求我们去把握新的历史形式下的朋友/敌人的划分——以及新的历史形式下的敌意。

在施密特针对游击队而展开的历史和理论分析中， 现实敌意 （wirklicher Feindschaft）（正是与传统的敌意不同）成为他分析的中心。在《游击队理论》的开篇，他宣称：

从1808年直到1813年为止，西班牙人民发动了一场游击战，以反攻外来征服者的军队。这就是供我们思考游击队问题的初始事态。在这场战争中，一个民族——一个前资产阶级的、前工业的、前常规的民族——第一次遭遇一支组织精良的现代化常规军队，这支军队是从“法国大革命”的经历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新的战争视阈得以开启，新的战争概念得以发展，并且涌现出新的战争和政治理论。（Schmitt 2007：3）

伴随游击队而来的，是新型朋友/敌人的划分以及新型的敌意——现实的敌意。“现代游击队既不期待敌人遵守法则，也不指望敌人怀有仁慈。它已经从传统的敌意转入另外一个现实敌意的领域，传统敌意管控和抑制战争，现实敌意通过恐怖和反恐的胶着得以强化，直至它在灭绝中终结。”（Schmitt 2007：3）为了阐明这种现实敌意的含义，施密特援引了1813年的《皇家普鲁士敕令》——被颁布的敕令敦促普鲁士全体人民，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与拿破仑的入侵展开战斗。他称这份敕令为“整个游击战争史上令人惊骇至极的公文”（Schmitt 2007：42）。

依据1813年4月颁布的《皇家普鲁士敕令》，每位公民都有义务拿起各式武器，以抵抗入侵的敌人。斧头、草叉、钐镰以及铁锤是被特别推荐的武器。每位普鲁士人不仅有义务拒绝遵守敌人的 任何 指令，而且有义务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给予敌人伤害。另外，如果敌人企图恢复公共秩序，大家都不应遵守，因为，大家要是都遵守的话，这就将使得敌人更容易开展军事行动。敕令特别声明，与敌人可以自由调用其军队的情况相比，“放纵而不受管控的暴民”所具有的危险性更小。报复行为和恐怖行动被推荐用来保护游击队员，并被用来恐吓敌人。简言之，这份公文是为游击战而颁布的“《大宪章》”（Magna Carta）。（Schmitt 2007：43）

这份敕令不仅表明一种新的思考朋友/敌人之分的方式，而且表明一种新的敌意类型。势不两立的双方并不是国家的军队。敌人的价值或人性丝毫没有获得承认。普鲁士的民众被号召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来与敌人展开战斗。游击队使所有法理上的区分变得模糊不清，而这些区分（在原则上）曾是《欧洲公法》的核心之所在——军人与平民之间的区分，敌人与罪犯之间的区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区分。索罗普扼要地总结了传统敌意（敌对）和现实敌意（敌对）之间的不同之处。

传统敌对假定敌人具有价值和长处，而现实敌对使对敌人的蔑视成为必需；传统敌对假定敌对双方势均力敌，而现实敌对经常与势不两立的双方之间的巨大不平等相关联，并且，这反过来可以解释，为何对更弱势的一方来说，恐怖、欺诈以及伪装是用来攻击更强势方的唯一途径。此外，传统敌对的单位是国家，且它的形式 表现为一种国家间的战争，而根据施密特的说法，现实敌对最初是与内战和殖民地战争相联系的，并且，它的基本单位是游击队群体。（Slomp 2009：84）

施密特划分出两种类型的游击队员：陆地上的（telluric）游击队员和全球性的革命者。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聚焦于他的这种划分，弄清施密特所提的 绝对敌意 （Absoluter Feindschaft）到底是什么意思。陆地上的游击队员仍然是扎根于当地时空之中的战士——此类游击队员为保卫他的故土和领地而行动。施密特介绍了四个标准，以描绘此类游击队员的特征：“非正规性、不断增强的机动性、强烈的政治参与性以及陆地性。”（Schmitt 2007：22）与之相比，全球性的革命者并不固守在任何特定的区域之中。他的敌人并非是一个具体性的敌人，而是一个普遍性的敌人，这个敌人变得妖魔化了。绝对敌意的承载者认为他们自己被“恶”包围。绝对敌意恣意放纵、毫无约束。在20世纪下半叶，绝对敌意获得支配地位。列宁成了体现这种新的战争理论和绝对敌意的典范。“对列宁来说，唯有革命战争才算真正的战争，因为它产生于绝对敌意。其余一切战争都不过是常规的打闹。”（Schmitt 2007：51—52）

基于绝对敌意的战争毫无限度可言。对绝对敌意始终如一的奉行，为它自身提供了意义和正当性辩护。问题只在于：有绝对的敌人吗？并且，果真有的话，他是谁？对列宁来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并且，他认真对待绝对敌意，这使得他比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更胜一筹。他具体的绝对敌人就是阶级敌人——资产者，占统治地位的主要资本家。列宁取得巨大成效的奥秘就在于对敌人的认知。列宁理解游击队员的基础就在于如下事实：现代的游击队员已经成为真正的非正规力量，并因此成为否定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最有力者。他被称为敌意的真正执行人。（Schmitt 2007：52）

施密特并没有将他对绝对敌意的理解限定在革命性的游击队员身上。毫无约束的绝对敌意日渐取得支配地位，他为此指责各式各样的现象，包括正义之战的传统以及人道的自由主义。 施密特一直对所有形式的自由人道主义都进行口诛笔伐，其最深的动机之一便是（所以他声称），它不仅释放出绝对敌意，而且替绝对敌意“辩护”；它以非人的方式对待敌人。在他1963版《政治的概念》的序言中，施密特甚至拓展了他对“冷战”中的绝对敌人的分析：

伴随着所谓的“冷战”，整个概念框架土崩瓦解。迄今为止，这个概念框架一直被用来支撑着界定和规制战争的传统体系。在“冷战”中，战争、和平与中立之间，政治与经济之间，军人与百姓之间，战士与平民之间的所有经典划分，都丧失了用武之地，并且，唯一保留下来的就是朋友和敌人之间的划分。对“冷战”来说，它的起源和本质正是建立在敌友划分的基础之上。（Schmitt 2002a：18）

严格地来讲，绝对的敌人不再是人；他也不是兄弟（就像该隐曾是亚伯的兄弟一样）。 他甚至不是一个真正的敌人（enemy） —— 而是一 个死敌（foe） 。施密特写道，难怪古英语单词foe（这个词语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蛰伏的状态）又流行起来，被用来描绘绝对敌人的特征（Kein Wunder，dass alte englishe Wort foe aus seinem vierhundertjährigen archaischen Schlummer erwacht und seit zwei Jahrzehnten wieder nebern enemy in Gebrauch gekommen ist）（Schmitt 2002a：18—19）。 “死敌”这个术语所指称的，是人们在人类最后一场的绝对战争中所要战斗的“敌人”——这场战争是最终的“正义之战”，是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死敌就是我们想一劳永逸地毁灭掉的“敌人”。

施密特论述了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直至当前的时代，朋友/敌人的划分所发生的历史变迁，这种讨论提供了具有穿透力的见识，以便洞察变迁中的敌意和战争的性质。尽管我们认为，他关于敌意的历史类型带有几分“理想化”的色彩，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是最先重视20世纪游击战的意义的理论家之一——并且他注意到了，这种由游击队员开展的游击战是如何改变了对战争的认识以及战争的实践。在他对革命行动者的分析中，他预料到了新式恐怖主义活动的产生。他在1963年所做的评论几乎是一种预言：“然而，如果迄今一直供应着游击队员的人群（human type），成功适应了技术——工业的环境，乘势利用新的武器，并成为一种新型的游击队员，那么我们能说一种技术——工业型的游击队员已经发展起来了吗？有什么可以保证现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一直落入正义之手（right hands）呢？又有什么可以保证一场非常规的战斗是非凡（inconceivable）的呢？”（Schmitt 2007：78—9） 这些都是惊世骇俗的问题——然而，鉴于“9·11”事件已经发生，这些问题已经完全具有了现实紧迫性。

我已从类型学上概述了施密特所提的不同类别的敌人和敌意，此举的主要目的在于，揭露主导他分析方向的规范——道德性视角。《游击队理论》最后一章的标题是“从现实敌人到绝对敌人”，我们从中轻而易举地就能看到这种视角。在此章中，施密特的修辞和论辩达到狂热的程度。“在有关战争的理论中，战争的意义和特性通常是由敌意的划分赋予的。每种框定或限制战争的企图都必须考虑到，在有关战争概念的方面，敌意是首要的概念，并且必须考虑到，对不同战争类型的划分，是以对不同敌意类型的划分为前提的。”（Schmitt 2007：89）再一次，他选择《欧洲公法》所适用的时代作为赞颂对象，并谴责战争不再被“框定”时所发生的状况。“伴随着对战争的框定，欧洲人已经取得一些不同寻常的成就：放弃将对手罪犯化，也就是说，否定绝对敌意，从而使敌意相对化。 这果真是不同寻常；人们放弃对敌人的歧视与诋毁，这完全是一项不可思议的人类成就。 ”（Schmitt 2007：90，黑体为原文强调内容）施密特不仅仅是在描绘一个战争和敌意的具体历史发展阶段；他也不只是在简单地阐述一种可以用来理解政治的理论——一种分析的工具。他是在表露自己最深层的 道德 信念；他是在 颂扬 自己所认为的“欧洲人”的伟大成就之一，而且，他是在 谴责 绝对敌意，在他看来，绝对敌意就是我们时代的特征。

施密特甚至认为，伴随着绝对敌意（死敌）的爆发，政治终结了。“游击队员是一种现实的敌人，而非一种绝对的敌人。这是由他的政治特性决定的。”（Schmitt 2007：92）这种状况被“职业革命者”的爆发打破。“然而，作为全球内战中的一名职业革命者，列宁……还要更进一步，并将现实敌人变成绝对敌人。”（Schmitt 2007：93）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伴随着在“冷战”鼎盛时期的写作，施密特宣称：“技术——工业的发展已经将士兵们的武器升级为可以造成完全毁灭的武器。由于这个原因，在保护与服从之间，已经造就了一种令人发指的不相称：这一半人已经被另一半人的统治者挟持为人质，而这些统治者装备了大规模杀伤性的原子武器。这种大规模杀伤性的终极武器需要一个绝对的敌人，并且，他无须绝对地没有人性。”（Schmitt 2007：93） tKgfjeUuA7k3MxocHtFG06p7CFo4vwuB9ynCY+Xz4bUavfZHX3X/89E5djkc9Kz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