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我探讨施密特的主要动机，是想追查他的思想对理解暴力（尤其是牵涉到肉体毁灭的暴力）的影响。如今，他的“官方”立场是，朋友/敌人的划分并不必然引起暴力。恰恰相反，它可以达成不屠戮的决断以及不开战的决断。它只要求身体暴力具有 现实的可能性 。此外，我们已经看到，尽管政治和敌意并不完全等同，但是朋友/敌人的对语通常牵涉到敌意。施密特区分出不同类型的敌意，并且，他 谴责 自由人道主义的无限型敌意，因为它替歼灭敌人的行为“辩护”。 加布里埃拉·索罗普声称，施密特的“朋友/敌人原则是以有限敌意为基础的”，“对施密特来说，《欧洲公法》在20世纪里施加在敌意上的限制，跟不上时代的要求了。这就激发施密特寻求一种新的律法的积极性，这种律法能够在晚期现代性中，实现《欧洲公法》在早期现代性中已经取得的功效，即对敌意的牵制”（Slomp 2009：12）。当索罗普做出以上声明时，她就已简洁地摆出了这个话题。索罗普认为，施密特的有限敌意概念具有“一致性和可靠性”。然而，果真如此吗？施密特将有限敌意与无限敌意区分开来，并 谴责 后者，他这么做，有概念资源作为支撑吗？对谴责无限敌意的做法来说，规范——道德性取向会提供一种正当性辩护，在没有预先假定这一前提的情况下，他甚至能做出这种划分吗？我想要说明，为何我们不得不在这些问题上给出否定性的答案。

施密特曾替他关于人的悲观主义观念（他在原罪和政治敌意之间建立起联系）辩护，就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吧。在《从囹圄获救》中，他援引《圣经》中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并做出评论：“‘大他者’是我的兄弟。他人视我为手足，以展现他自己，而‘兄弟’却视我为敌人。亚当和夏娃生了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人类的历史由此发端。这是万物之父的概貌。这是维系世界历史运转起来的辩证关系。并且，世界的历史尚未终结。” 在评论这段话的过程中，索罗普写道：

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以辛辣的口吻总结了“原罪”的后果，并向施密特提供了一个《圣经》解释，以说明暴力作为人类历史的潜在主题而发挥的作用。因为，如果我们试图克服敌意，并且如果我们梦想一个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和谐取代不和谐，调解取代对峙，且和平得以永久，那么我们就要规避由“原罪”施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重负。被上帝划分开来的东西（作为对原罪的惩罚），不是人类可以拼合起来的。（Slomp 2009：18）

然而，即使我们接受施密特用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来解释“人类历史”的起源，但事实上，这种解释并不能澄清朋友和敌人间的 政治敌意 所具有的意义。在这里，没有什么“有限敌意”——但有的是兄弟的杀戮。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并没有表明，我们为何必须或 应该 设法限制敌意。 ¹ 因此，尽管我们承认，政治敌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什么理由去认为它应该被限制呢？

在《政治的概念》中，尽管施密特并未系统地在类型学上对敌意做出任何介绍，但是他指出，敌意（Feindschaft）分为三种不同的程度。他论及政治的高潮点（high point），在高潮点的时候，“敌人被——以具体而清晰地方式——认为是敌人”。他谈到18世纪的“碾碎贱民”（écrasez l’infame），德国贵族对拿破仑的恨之入骨，列宁 “消灭资产阶级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主张”。这些全都“被克伦威尔对西班牙的天主教徒的敌意超越”。施密特引用克伦威尔的言辞：“‘西班牙人就是你的敌人’，他的‘敌意是由上帝在他心中燃起的’。他是‘天生的敌人、上帝的敌人’，并且，谁要是认为他是‘一个附属的敌人’，那么此人就‘没有对《圣经》和上帝的旨意了若指掌’。因为上帝说：‘我将在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之间播下敌意的种子。’（《创世记》3：15）”（Schmitt 1996a：68）在他1963年版《政治的概念》的序言中，施密特批评了将朋友/敌人的划分视为一种口号的倾向，并且，他斥责了某些批评家，这些人声称，他将敌人的概念优先置于朋友的概念之上。然而，他确实承认，在该书的原版中，他并未“用足够的清晰度和精确度”，来区分不同类型的敌人：传统型，现实型，抑或绝对型（konventioneller，wirklicher，oder absoluter Feind）。在《游击队理论》中，施密特进一步发展了他关于这三种类型敌人以及相应类型的敌意的思想。这种澄清（或修正）阐明了施密特使用朋友/敌人划分的方式。然而，与此同时，它也巩固了我的论点，即纵观他的著作，描述性范畴和规范——道德性范畴的融合，带有误导性和欺骗性。

1 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并不“适合”施密特对朋友/敌人之分的解释，这还另有理由。耶和华不但诅咒该隐，并迫使他成为一名“流浪者”，而且还允诺保护该隐，以免他被那些威胁要杀害他的人杀死。该隐身上的标记就是一种上帝保护的标志。“并且，耶和华曾对他说，‘因此，无论谁杀死该隐，他都会蒙受七倍的报复’。耶和华在该隐身上设立了一个标记，以便无论谁发现他，都不会杀死他。”（《创世记》4：15）

在评论施密特对该隐和亚伯故事的解释的过程中，海因里希·迈尔写道：“当施密特想起该隐杀害兄弟的时候，他提醒我们，如果敌人是我的兄弟，那么敌人一定会因为一种共同的联系而与我相关，这种联系超越所有的人类认识：凭借我的认识，敌人只会成为敌人，但是凭借他的存在和我的存在，他还是我的兄弟，感谢神意，尽管我们不能控制它。”（Meier 1998：56） eCHiiEaGqpNn8U5Jv9KbxINX8I1fCtprZ97gFfb817ioXwSsj08y+CidloP9Wy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