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理解十分重要的“决断”概念（并且，更广泛地说，施密特所谓的“决断主义”）而言，我们生活方式中的这种规范——道德性意义具有重要的影响。我已经提到过，施密特是基于什么样的背景在《政治的概念》中引介了决断和例外的概念。尽管政治性通常牵涉到战争的现实可能性，但是战争 预先假定 ，“在关于谁是敌人的问题上，政治决断已经被做出”（Schmitt 1996a：34）。“关键总是在于，极端情况（真实的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判定是否已经或者尚未达到这种地步。极端情况似乎是一种例外，不过，这并不否定它的决定性特征，反而愈发巩固它的决定性。”（Schmitt 1996a：35）这些评论是在描绘政治性概念的特征的背景下做出的，但是它们与他在《政治神学》中著名的起始句“君主就是决定例外的人”产生共鸣。当施密特论及决断的时候，他通常强调决断的 事件 或行动——这种事件永远都无法从任何规范中推演而来。

谁是敌人？何时开战？就让我们来看看参与者在以上问题上所做的决断过程吧。对施密特来说，首要的政治性问题就是， 谁 来做出决断。然而，我想要探查，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中，实际的决断是 如何 做出的。人们 如何 判定谁是敌人，还有，人们 如何 判定是否已经达到极端情况——何时开战。 施密特认为，这种决断无法从规范中 推演 而来，他得出的这种否定性观点令人印象深刻。通常来说，在决断的事件和所有先前的理由（人们给出这些理由，是为做出具体的决断）之间存在着一种差距或断裂。这一点的确不假。然而，它忽视了决断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东西。施密特并非在谈论诸如“决定在特定的日子打什么样的领带”的微不足道的决断，而是在论及存在意义上的举足轻重的政治决断。当然，在做出这种决断的过程中，没有运算法则（没有明确的决断程序）可言。在真正的政治中，做出这些决断的行动者，通常在操练着某些 政治判断 。他们在“谁是敌人”以及“何时开战”的问题上，并不会武断专横地做出决定。他们可能基于一种关于具体情境的错误观点以及它相应的后果，得到有害的信息。抑或，他们可能对具体情境的复杂性保持敏感，并敏锐地评估可能的后果，然后得到良好的信息。行动者鉴于 理由 而做出这些决断——无论这些是好的理由还是坏的理由。这些理由为决断 提供信息 （尽管它们并不能决定）。在做出有关“谁是敌人”以及“何时是需要开战的情境”的决断的过程中，行动者（包括君主）通常会权衡与评估林林总总的因素。我们确实要在行动者之间做出鉴别，因为在他们当中，有人展现出高超的政治判断，而有人则展现出低劣的政治判断。由于持续不断地强调规范与决断事件之间的不一致性，施密特实际上忽视了有关 政治判断 的关键性议题——行动者如何评估具体的情境，他们如何评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在存在意义上受到了威胁，以及这是否需要开战。政治判断是由做出决断的行动者所拥有的规范——道德性视角来形塑的。总之，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政治决断，那么我们就必须考虑政治判断在决断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而，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政治判断，那么在未对朋友 和 敌人的规范——道德性取向进行评估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sFnsIwXvVtXZPEdAeeVKKScA0J/eYA64NTKOJ++RklvtSHAyN2267E8m040UIT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