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施密特的吸引力（也许，我们应该说，“诱惑性的吸引力”）体现在他所使用的鲜明对比中：朋友/敌人；善/恶；美/丑；乐观主义/悲观主义。这些对比中闪现着锐利、明晰和果断。针对任何带有自由主义味道的事物，施密特都持有一种会引发争论的敌意。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抵制对所有自由主义进行讥讽的诱惑。仿佛，所有形式的自由主义不但都在人性方面预先假定一种简单化的乐观主义，而且都以人类的善良为先决条件。 要么 人们在人性方面持有一种天真的乐观主义态度，并因此无法把握政治性区分的要义， 要么 人们持有一种现实主义态度，并在具体的存在中把握敌意的真实可能性。 有人肯定原罪，也有人（天真乐观的自由主义者）否定它。施密特着重强调，“神学前提和政治前提在方法论上的联系是条理分明的”（Schmitt 1996a：65）。再一次地，我们触及一种根本性的张力和歧义。通过更加仔细地检视施密特在神学上关于罪的教义和政治性之间所勾勒出的关联，我们就可以看清这种张力和歧义。尽管施密特承认，人类社会总会有一天可能实现一种完全去政治化的状态，但是他认为，臆断这种状态将唾手可得的假定，是一种带有欺诈性的杜撰。然而，施特劳斯指出，尽管施密特在关于完全去政治化的可能性方面给出这种告诫，但是他实际上主张，“政治性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治 即为 神意；因此，人无法逃避政治……如果有人企图摆脱政治性，那么他必然会转而卷入其中。在这样的矛盾中，政治性的必然性被展现出来”（Schmitt 1996a：94）。

因此，政治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真实的；并且，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必然的。它是必然的，因为它从人性中产生。所以，存在于对政治性的否定和主张之间的对立，可以追溯至在人性问题上的争论。最终的争议在于，人性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然而，在这里，“善”和“恶”“不应从一种特定的道德或伦理意义上来看待”；更确切地说，“善”要被理解成“没有危险”，而“恶”要被理解成“充满危险”。故而，最终的问题就是，“人到底是一种充满危险的存在，还是一种没有危险的存在，到底是一种险恶的存在，还是一种无害的、和善的存在”（59）。“所有真正的政治理论”都预先假定，人具有危险性（61）。于是，政治性立场的根本前提就是关于人的危险性的命题。（Schmitt 1996a：95） ¹

施特劳斯察觉到，施密特轻而易举地从价值负载型的善恶概念，滑向更加中立的危险和无危险概念（并且，他的思想轻而易举地从有关人的悲观主义观念转向原罪）。施密特通过“界定特殊的政治性范畴”，来引介他关于政治性的概念。当他第一次采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在善恶的道德性对语和敌友的政治性对比之间，做出了一种鲜明的对照。然而如今，他毫不犹豫地断言，根据它们到底假定人性善还是假定人性恶，所有的政治理论都能够被分门别类。

在检视所有的国家理论和政治思想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根据它们所蕴含的人类学假设来进行考量。由此，人们可以依据它们是否有意或无意地假定人性恶或人性善，来对其进行分类。在这里，所要采取的分类是以一种相当笼统的方式进行的，而不是在任何特定的道德或伦理意义上进行的。人到底是不是一种危险的存在？人到底是凶险的动物，还是一种无害的动物？对于所有进一步的政治性思考的前提以及解答以上问题的方式来说，无论关于人的观念是成问题还是不成问题，它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obder Mensch ein “gefahrliches” oder ungefahrliches，ein riskantes oder rein harmlos nicht-riskantes］。（Schmitt 1996a：58）

“在这里，所要采取的分类是以一种相当笼统的方式进行的，而不是在任何特定的道德或伦理意义上进行的”，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仿佛，在施密特的笔下，“善”与“恶”的 政治性 划分，等同于危险和无危险的划分。然而，我们要怎样理解 这种 对语？施特劳斯指出，恶具有“双重含义”——恶被看作是“ 人类的劣根 （human inferiority）或者是 动物的强力 （animal power）”。他将这后一类的“恶”的特征刻画成一种 无罪的 （innocent）恶。在比较施密特和霍布斯的过程中，施特劳斯说，“霍布斯不得不把恶理解成无罪的恶，因为他否认罪……恶一旦被理解成无罪的‘恶’，且善因此被理解为恶本身的一个方面，那么善与恶之间的对立就会失去了它的尖锐性，也就失去了它的真正意义”（Schmitt 1996a：99）。施特劳斯认为，施密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仍然是在自由主义视野的内部展开的。在这个背景下，他得出了以上那些观点。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确切地指出了位于施密特批判的核心之中的一种困境。

因此，现在的任务是——为了施密特针对自由主义而努力展开的彻底批判的目的——摒弃将人的恶看成动物的恶进而看成无罪的恶的观点，并且回到把人的恶看成道德卑劣的观点上来；如果“政治思想的核心”确实就是“在 道德 上有着苛刻要求的决断”（ Politische Theologie 56），那么施密特只有通过以上这种方式，才能保持他自己的内在一致性。在霍布斯以及他的后继者所持有的关于恶的观点上，施密特所进行的修正，不仅无法满足摒弃的需要，而且相反地，与这种需要相抵触。就霍布斯而言，所强调的是自然的“恶”，进而是无罪的“恶”，以便它能够被 斗争 。鉴于这种情况，施密特在对“恶”的表述中，明显带有一份 同情 。我们不要从道德意义上，对他所言的“恶”进行理解。（Schmitt 1996a：99—100）

在道德上更加中立的危险和无危险的划分，与施密特想要批判的自由主义十分匹配。甚至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康德（当代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个主要来源）坚持认为，所有的人类都具有一种恶的习性。

1 这段话中的页码指的是1963年版的《政治的概念》（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中的。 70lg6yBy4EiLM1lXS0Vjk8PFiWmHj8bpCkPfsdw/BREdYeWn3y+W5e1wO0QVooZ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