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针对政治性所做的朋友/敌人式解释具有戏剧化的修辞效果，但是这种解释似乎仍然遗漏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毕竟，纵观历史，朋友和敌人的组群一直存在，并且，因他们之间的敌对行动而引发的战争，实在屡见不鲜，以上这些都是平凡的道理。尽管在没有发生实际战争的情况下，朋友和敌人也可以存在，但是有时候（尤其是当一个群体相信它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的时候）是人们做出决断要开战的。如果人们想要 确保 “政治性”的表述应该被约束和限定在人类存在的这个方面（并且，想要忽视或贬低如此多的其他活动，而这些活动通常也被我们称为“政治性”活动——例如，选举，有关公共政策的论辩），那么他们就会难以觉察到什么是这种研究路径中很有启发性的东西，抑或，难以理解为何它会引发出如此多的争议。 ¹ 迄今为止，我们（以及他的解释）所遗漏掉的东西，就是一种关于人的预设——他称其为“关于人的悲观主义观念”。 施密特是一名十足的霍布斯的崇拜者——尽管，正如我们就会明白的那样，他与霍布斯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随后在他的文章中，施密特在一段发人深省的话里赞颂了霍布斯。

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之类的政治思想家，只从他们的悲观主义出发，假定朋友和敌人的划分具有现实性或可能性，并且，费希特也时常如此。对霍布斯（一位真正有权威和有体系的政治思想家）来说，关于人的悲观主义观念，是特定政治思想体系的基本前提。他也正确地觉察到，各方都确信它自身掌握真理、美德以及正义，这催生了最极端的敌意，并最终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事实既不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和忧虑不安的幻想产物，也不是一种基于第一阶段资产阶级社会所提出的自由竞争哲学的学说产物［滕尼斯（Tonnies）］，而是特定政治哲学的根本性假定。（Schmitt 1996a：65）

施密特用讽刺性的评论总结了这段话：“因此，把矛头指向一种明确的政治理论的政治对手，无疑将会以某种自主性的学科为名义，将政治性的现象和事实驳斥为不道德的、不经济的、不科学的。尤其是，这些对手将会宣称，这（并且这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就是一种值得与之战斗的残暴行径。”（Schmitt 1996a：65—66）显而易见，这个评论想要先发制人，以保护施密特免受他潜在敌手的攻击。然而，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指出的那样，在诉诸霍布斯时，施密特引发了某些极为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显示出施密特在使用朋友/敌人划分的过程中所悬置起来的一个难题。 毋庸置疑，霍布斯告诉我们，“‘战争的性质 并不 在于（consisteth not） 实际的战斗 ，而在于已知的战斗 意向 ’（ Leviathan XIII）。在施密特的用语中，这种说法意味着 自然状态（status naturalis） 就是 名副其实 的政治性状态；因为，同样据施密特所言，‘政治性’‘ 并不在于战斗本身 ……而在于由这种真实的 可能性 所决定的行为’”（Schmitt 1996a：90）。当霍布斯论及自然状态的时候，他所指的明显是 个体 ，而非政治性群体。并且，自然状态的这种特征是他政治哲学的基础。然而，对施密特来说，政治性的朋友/敌人之分是一种 公共 的划分；它适用于组群——而非孤立的个体。在一种政治性状态当中，朋友和敌人之间可能会有 内部 的纷争。这是内战的条件。为了避免内战，施密特和霍布斯两人都殚精竭虑。不过，施特劳斯强调施密特与霍布斯之间的不同之处：“诚然，在对自然状态进行界定的问题上，施密特使用了一种根本不同于霍布斯的方式。对霍布斯来说，它是个体的战争状态；就施密特而言，它是群体（尤其是民族国家间）的战争状态。对霍布斯来说，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是其他每个人的敌人；就施密特而言，所有政治性行为的导向就是 朋友 和敌人。”（Schmitt 1996a：90）

在这里，主要的问题还不是简单地指出施密特和霍布斯之间的不同之处。施密特也意识到了这种不同。我想要突出施密特理论中的一个脱漏。个体敌意与公共敌意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要怎样解释公共敌意的起源？ 我们如何解释从个体所经验的存在性威胁到群体所经验的存在性威胁之间的转变？当我们谈及公共敌意的时候，我们是要把这种敌意归咎于何人或何物——整个政治性群体？它的领导人？它的元首？个体敌意和群体的公共敌意之间的脱漏问题被加剧了，因为施密特说：“ 每个参与者 都处在一个研判的状态，以判断敌手是否想要否定他的对手的生活方式，以及某人是否因此而必须展开反击或战斗，以保护自身的存在方式。”（Schmitt 1996a：27，黑体为原文强调内容）这段话表明，施密特所指的是每个 个体 的参与者。然而，他政治意义上的朋友和敌人所需要的是政治性的 群体 ，以研判一个敌对群体是否想要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事实不可能是，每个参与者（作为一个 个体 ）都处在一个研判的状态，以判断他的敌手是否正在威胁他的生活方式，因为，这将会把公共敌意化约为个体参与者层面上的私人敌意。公共敌意如何产生？——并且，何人或何物是这种公共敌意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要公共性的敌意不被等同于私人敌意，并且也不是个体敌意的简单累加或聚合，那么施密特的朋友/敌人之分就需要在以上问题上给出某种解释。霍布斯与施密特之间的对比显示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施特劳斯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这种（霍布斯与施密特之间的）不同是有它的依据的，这个依据就在于，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的定义带有 论辩性 的意图：因为，自然状态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这个事实应该激发摒弃自然状态的积极性。就对自然状态或者政治状态的否定而言，施密特反对政治性的立场。”（Schmitt 1996a：90）

在采用自然状态的概念的过程中，霍布斯的目的是要提出一个 理性 的解决方案，以便治理因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而产生的问题。正是对自然状态所引发的后果的警觉和 恐惧 ，构成了“创造”“利维坦”的动机。“利维坦”是一种人造的凡间神，它要求以义务换取保护；它以和平代替战争。 ² 兴许，更加精确的说法是，霍布斯致力于 遏制 敌意，并且，他认为，只有一个强大的君主，才能胜任此种工作——然而，针对“利维坦”能够完全遏制敌意的说法，霍布斯偶尔也会表达出他的怀疑。尽管有压倒一切的强大君主，但是内战的潜在威胁依然存在。不过，施密特的断言更加引人注目，他声称，由朋友/敌人对语所呈现的敌意， 永 远不 会被完全遏制；永远不会被华而不实的“理性”解决方案完全消除。那将是政治的终结。这就是为何尽管有着相反的声称，他也无法（正如施特劳斯自己提到的那样）回避有关人类本性的问题。 政治性的朋友/敌人之分，取决于对人类敌意的性质和功能的理解。 “因为归根结底，政治性的领域是由敌意的现实可能性决定的。从一种人类学的乐观主义着手，就无法很好地建构出政治性的观念和思想。 这将会消解敌意的可能性，并因此消解所有可能的具体政治性后果 。”（Schmitt 1996a：64，黑体为原文强调内容）没有敌意，就无朋友/敌人，更无政治！

施密特在叙述关于人的悲观主义观念时，他的理论基础或辩护理由是什么？假如我们问他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施密特一定会说，在神学上关于罪恶的教义和政治上关于敌意的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正如朋友和敌人的划分所导致的结果一样，关于世界和人类的邪恶性的基本神学教义，也导致对人的分类，并使那种未经分化，提倡‘普遍的人’的乐观主义无法立论。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置身于善良的人群，只有和平、安全以及和谐才会长盛不衰。”（Schmitt 1996a：65）

1 在《施密特与敌意、暴力以及恐怖的政治》（ Carl Schmitt and the Politics of Hostility，Violence and Terror ）一书中，加布里埃拉 · 索罗普介绍了“政治性”的功能和本质之间的区别。朋友/敌人的原则描绘了政治性的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简单地阐明了一个始终隐含在西方理论化过程中的基本假定，即为了提供安全和保护，一个政治实体必须有能力察觉到敌人”。186她告诉我们，施密特创新的意义就在于，朋友/敌人的原则不仅打算要捕捉政治性的功能，而且打算要捕捉它的本质。“施密特有两个断言，一是朋友和敌人的划分意味着政治能够造成什么，二是这种划分意味着政治本来是什么。他与主流的决裂，并非是由第一个断言引发的，而是由第二个断言引发的。”（Slomp 2009：7—8）施密特声称这就是政治的 本质 ，其理由何在？如果我们接受这种 功能 和 本质 之分的话，那么以上问题就随之而来了。给人印象深刻的断言，并不等同于正当性的辩护。

2 在他1938年臭名昭著的有关霍布斯《利维坦》的书（带有强烈攻击性的反犹式暗讽充斥其间）中，施密特强调霍布斯国家理论中的理性所扮演的角色：“然而，这种反社会的‘个人主义’在维护它自身的过程中越是具有危险性，实现一种普遍和平的 理性需求 就会变得越强烈。如何将桀骜不驯和自私自利的人纳入一种社会性的共同体之中？这个棘手的难题终将会被解决，但前提是，需要借助 人类智慧 。”“伴随着在17世纪就达到的令人钦佩的明晰程度，他（霍布斯）已经彻底想清楚了关于由人类理性所带来的共同体的思想。”（Schmitt 1996a：36—37，黑体为原文强调内容）参见戴维·戴岑豪斯对施密特与霍布斯之间复杂关系的敏锐分析（Dyzenhaus1997：85—98）。

下面的一段话表明了施密特对霍布斯《利维坦》的赞赏之情，他对自由宪政时代不屑一顾的态度（实际上，他将这种态度归罪于犹太人），以及他所持有的反犹主义的邪恶立场（以及它的性别寓意）。

斯特尔——乔尔森（Stahl-Jolson）按照他的人民（the Jews-RJB）所养成的行动取向，用一种欺诈的方式来掩盖他的动机，这完全变得越来越恐怖，越来越令人绝望，因为他变成了在他实际所是之外的人……然而，自斯宾诺莎开始，经由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直至“宪政”的世纪，构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连续统。在这个连续统当中，斯特尔——乔尔森作为一名犹太思想家，做出了他自己的一份贡献——也就是说，在阉割一直生机勃勃的“利维坦”方面，他尽了他自己的一份力。（Schmitt 1996a：70，黑体为原文强调内容） +dL7A8hVWHKMiykEksb0Y3HWZvQerrbpth91f4brNBwRmedFuDwMwPsSXFwW4O8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