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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综述
《三国志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也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历史演义即长篇历史小说。
《三国演义》的成书，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历史资料、民间故事、文人改编。与三国故事有关的历史资料，主要是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所做的注。三国故事在民间的流传方式主要是“说话”（ 讲故事 ）和演戏。宋代“说话”之“讲史”门中有专说“三分”的艺人，如霍四究（ 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 ）。现存的文献有两部元代刻印的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金元时期的戏曲舞台上出现了大量的三国戏。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等记载，元杂剧中有六十多种三国戏，现存《关大王单刀会》《刘玄德独赴襄阳会》等二十一种。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其特点是“俗”，具体表现为热闹有趣的故事、诙谐幽默的风格和尊刘抑曹的倾向。刘、关、张都富于草莽英雄气息，而张飞的形象尤为突出。
《三国演义》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作者是元明之际的罗贯中。
《三国演义》以三国时期的“兴废争战”为题材，始于黄巾起义（184），终于“三分归一统”（280）。其核心内容大体包括“历史的三国”“民间的三国”和“掌故的三国”。
“历史的三国”主要取材于《三国志》及注，以曹操为中心，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写他统一北方的历程，其中对官渡之战的描写尤为典型。在“历史的三国”中，道德评价相应地减弱了其重要性，肯定甚至赞赏曹操的“术”（ 解决政治、军事问题的技巧 ）构成相关情节的内在意蕴。毛宗岗《读三国志法》称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之奇，奇在智谋过人，即“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就“智足以揽人才”而言，人才乐于为曹操所用，首先是因为他慧眼识人并想方设法加以笼络；其次，无论是武将，还是谋士，只要为曹操效力，总能得到物质、荣誉、地位等方面的回报。尤其是对于谋士，曹操尊重他们的建议，肯定他们的智慧，而这正是谋士们所追求的人生价值之所在。至于“智足以欺天下”，包括了两个侧面：一是曹操虽然不把汉献帝放在眼里，但终其一生并未称帝，显出一副“忠君”的姿态；一是深知民心向背乃事业成败的关键，善于行爱民之举以获取民心。曾有一种意见认为：曹操的形象是在戏曲舞台上被丑化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仍是“可儿”（ 称人心意的人 ）。这意见的合理性不必怀疑，至少，从《三国演义》对曹操、董卓、袁术、袁绍、刘表等的对比描写来看，纳道德于权谋之中的曹操，在招揽人才和争取民心方面，确乎有过人之处，他是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伟大角色的人物。以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其他历史人物，《三国演义》对孙权等也不乏喝彩之笔，对魏、吴阵营的那些出类拔萃的谋士（ 如郭嘉、荀彧、贾诩）、 身先士卒的勇将 （如典韦、许褚、庞德 ），也予以了高度赞许。
《三国演义》对刘、关、张和诸葛亮的描写，以来自民间的故事为主体，其特征是追求道德化的情感满足，在明确区分“好人”“坏人”的基础上，又热衷于赋予“好人”的“谋”“勇”以传奇意味、超人色彩，其中对赤壁之战的描写尤为典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间的三国”。
对道德化的情感满足的追求，主要是经由尊刘抑曹表达出来的。曹操复杂性格的核心是极端利己主义，由此呈现出虚伪、奸诈、残忍和凶暴等特征。与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利己主义人格成为对照，刘备是作者极力推崇的仁君，“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即使于己不利，也不把“妨主”的的卢马转送他人，不肯抛弃跟随他的十数万樊城百姓。只是，由于作者的过分粉饰，刘备的仁和善被推向极端，甚至入侵西川也被粉饰为并非出于本意，这样就失去了真实感。相比之下，还是关羽和诸葛亮更受读者喜欢。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着力刻画的重要人物，他才具不凡，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三国演义》以魏、蜀、吴三条叙事线索为纲，而魏、蜀两大政治集团的较量则为全书的主干；对魏、蜀的描写以蜀汉为重点，而对蜀汉的描写又以诸葛亮为中心。《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共写了一百十一年的事情。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活动虽然只有二十七年，但这二十七年却在《三国演义》中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即从第三十八回的“隆中决策”，到第一百零四回的“丞相归天”，共有六十六回，这还不包括诸葛亮出山前水镜先生对他的赞美，以及去世后“魏都督丧胆”“定军山显圣”等有关章回。在这近七十回中，有大半回目是专写诸葛亮的。如此着力刻画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没有第二个。
《三国志》里的关羽，虽然勇武超群，但在英雄辈出的时代里，并不显得特别光彩照人，而在《三国志平话》中，他的戏份还比不上张飞。《三国演义》则把他塑造成了“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罗贯中偏爱关羽，原因在于，关羽是一名儒将，他既不像张飞，一味粗豪莽撞，有似江湖好汉，也不是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关羽精通《左传》，涵养极深，举止豁达而不粗野，言语磊落而不莽撞，胆识过人，武艺绝伦。罗贯中经历过元末明初的战乱，关羽比较符合他的人生理想，也更能体现元明之际知识精英的审美心理。
清初毛宗岗修订《三国演义》，他有意在小说中增加了大量笔记片段。其《凡例》十条之三云：
事有不可阙者，如关公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于禁陵庙见画，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锺会不汗之答，杜预《左传》之癖，俗本皆删而不录。今悉依古本存之，使读者得窥全豹。
所谓“悉依古本存之”，实际上是假托古本。毛宗岗假托古本所收录的这些“事”，主要出自《世说新语》这一类笔记。这些片段自成格局，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掌故的三国”。
对掌故的爱好基于一种谈笑话沧桑的人生态度：恬淡闲适的隐逸情调是比刀光剑影的杀伐征战更能提高人的尊严和生命意识的；对“是非成败”的热衷其实不如摆脱了争竞的小品式的淡定。“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就是“掌故的三国”所蕴含的价值判断。
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有“三奇”之说：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诸葛亮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这三个人物，是《三国演义》中“历史的三国”和“民间的三国”两种文化内涵的主要承担者。大体说来，“历史的三国”更加关注政治智慧，“民间的三国”更加关注日常伦理，正如政治智慧与日常伦理不能相互取代一样，“历史的三国”与“民间的三国”也不能相互否定，而只能相互补充。至于毛宗岗评本以贯穿全书的掌故风味和隐逸情调来消解“英雄”的意义，则另具一种超越世事和感慨世变的情怀。《三国演义》由此获得了博大深厚的品格，当然也潜伏着比单向度小说更容易被误解的可能性。
《三国演义》早在明隆庆三年（1569）即朝鲜宣祖三年已传入朝鲜，是中国古典名著中最受朝韩读者欢迎的作品，在现存的版本、翻译、改作、出版状况、古典文献的记录等方面，《三国演义》都是其他中国古典名著比不上的。日本、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诸多国家也先后有《三国演义》的本国语言译本出版，并陆续有研究论文和专著发表。《三国演义》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