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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称我为交易者，但本书主要是为投机者与投资者而写的——如果你了解这三个名词之间的差异，你就可以发现其中的矛盾。所以，首先让我来做一件政客永远都不曾做的事：界定我的用词。任何市场同时都存在三种价格趋势：短期趋势，它可能持续数天至数个星期；中期趋势，它可能持续数个星期至数个月；长期趋势，它可能持续数个月至数年。在市场中，也就存在三种基本类型的参与者：交易者、投机者与投资者。
交易者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盘中交易或短期趋势上。他们买卖股票、债券、商品或任何交易工具，时间框架都在数分钟至数星期之内。投机者专注于中期趋势，他们建立市场头寸，并持有大约数个星期至数个月的时间。投资者主要考虑长期趋势，持有的头寸可以长达数个月至数年之久。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希望表明我的立场，当我提及投机者时，我没有任何贬损的意思。当我使用这个名词时，它仅代表上述说明的意思：主要是参与中期趋势的市场玩家。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投机行为经常被赋予一种负面的含义。一般来说，投机者被视为炒作股票、房地产或其他交易工具的人。然而，事实上，所有市场的投机者都是根据中期的价格趋势，希望通过买卖行为而获利。投机者可以为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流动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促进金融资产的顺利转移，并通过资产配置让它们发挥最佳作用。本书其他部分还会进一步区分投机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差别。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大体上扮演投机者的角色，但这并不是我所扮演的唯一角色，因为我曾参与所有这三种趋势。在我进行的每笔交易中，我都熟悉相关知识，所以我应该可以被称为：一位愿意投资的投机性交易者。因为缺乏更合适的名词，所以我选用“交易者”这个头衔。
以我处理金融市场的方法来说，这三种行为都有相互重叠之处。换言之，投机行为的原理，经过适当的调整之后，它们也适用于交易与投资。如果你了解投机行为，你可以相当容易地转换为交易者或投资者的角色。更重要的，就近10年来市场所呈现的剧烈价格波动而言，我坚信，任何买卖行为如果不了解进出市场的重要性，或不根据中期趋势调整投资组合的结构，都是相当愚蠢的。这便是我决定将本书主题锁定在投机行为上的原因。
本书内容是根据我对投机艺术的了解，摘选其中的要点构成的。此处所谓的艺术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并不是指真正的艺术（fine art）。然而，犹如每一位画家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一样，每一位投机者也都有独特的市场风格。虽说如此，但每一位真正成功的市场玩家都必须运用一套相类似的工具：根据一套有效性始终不变的基本理念与知识拟定决策。我将从我的知识中，包括我对其他投机者的观察在内，抽取最根本的要点提供给你。
我的投机方法综合了各方面的知识，包括胜算、市场与交易工具、技术分析、统计概率、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心理学以及哲学。我花了10年时间（1966～1976年）获得相关知识，并将它们组织为系统化的格式。在1974年之前，我是根据普通常识、技术分析以及谨慎的风险管理进行交易的。之后，我摸索着如何从宏观的角度进行交易。如果金融交易有一个最致命的缺失，那便是根据单一的事件拟定投资或交易的决策——在不了解整体风险的情况下投入资金。若希望了解整体的风险，仅有一种方法：学习系统性的知识。
在讲解我的方法与知识之前，让我概略地说明一下我的交易生涯，并解释一些关键的发展，它们引导我逐渐形成投机的知识。1966～1977年的11年，就像是我的学徒时期（很长的学徒时期），经过这段时期的训练之后，我掌握了一个毕生难逢的良机：1978年3月～1986年9月，我通过州际证券公司成为一位独立作业的承包人。在这段时期，我交易股票、债券、期货（包括商品与指数）以及各种期权，每年平均收入为60万美元，其中包括我个人的账户以及在“50-50盈亏均摊”的基础上与州际证券公司和少数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我觉得我已经发现了自己毕生所追求的自由。
就我而言，自由（freedom）不仅仅代表政治上的自由（liberty），它还代表一种根据自己的理想与期望生活的能力，这需要一种全然独立的经济条件，而唯有赤裸裸的抢劫或自身的愚蠢才可能丧失这种自由。即使是在我10岁出头时，在我的心目中，送报或送货的工作便相当于是奴隶的生活——太多外来的控制。所以，我便以自己相对比较能够控制的方式赚钱：赌博。
我并不是从事实际的赌博，而是投机。赌博必须承担不利胜算的风险，例如，彩票或吃角子老虎机。投机是在掌握有利胜算的情况下才承担风险。投机的艺术包括许多能力：精确地解释当时的状况；掌握胜算；知道如何下赌注，即使是在输的情况下，你仍能参与下一盘赌局；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客观的知识，而不是由情绪主导决策。
对我来说，“赌博”从来都不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当我开始学习扑克时，我阅读所有相关内容的书，并发现输赢的关键是如何管理胜算。换言之，当你持有的牌可以掌握胜算时便跟进，否则便盖牌，如此你便居于赢方。所以，我记住每一种牌型的胜算概率，并依此决定对策。这便是风险管理方法的要点所在，虽然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一点。
我曾经阅读一本约翰·斯卡耐（John Scarne）写的书
，它间接地改变了我的一生。他谈论了许多欺骗的方式，并解释了作弊的手法。我了解到：如果希望精通扑克，我必须学习如何识破作弊的手法。在研究这种新知识时，我发现一家魔术牌戏的专卖店——卢-塔嫩魔术店。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影响我一生的人——哈里·洛瑞恩。
哈里是扑克牌魔术最优秀的专家之一，他有关记忆技巧的许多著述使他享有盛名。我当时非常崇拜他，而且现在也是如此。他的每一项技巧都是自己的创新发明，它们结合了意志、精力、智慧、练习与想象力。他是一位全然自创风格的人，我当时在许多方面都尽可能地模仿他。哈里不仅是我的偶像，也是我的朋友，每周六我大多都泡在卢-塔嫩魔术店，观赏他和其他魔术师的表演。
我不仅学习哈里的玩牌技巧，更重要的是他的记忆方法。为了练习玩牌的技巧，我随身都带着一副牌。我与女朋友在看电影时，我的左手会练习单手切牌，而右手就放在每一个16岁男孩与女朋友看电影时所应游走的位置。在16～20岁，我的收入颇丰，这主要来自扑克赌局与牌技魔术表演。
然而，1965年下半年，我发现扑克赌博是一种处于法律边缘的行业，显然不适合作为我一生的职业。所以，我翻阅《纽约时报》的就业版，并发现生物学家、物理学家与证券交易员的收入最高——每年2.5万美元！因为我知道自己对胜算的掌握技巧远胜过分析细胞或原子，于是我便前往珀欣公司从事报价的工作，目标则锁定为华尔街的交易员，实现我对自由的理想。
我开始观察金融领域内的成功操作技巧，并阅读所有相关内容的书。在珀欣公司工作期间，我的崇拜对象是米尔顿·利兹（Milton Leeds），他穿着雪白色的定制衬衫与合身的西装，坐在高台上监视整个交易场所，他在我的心目中就像天神一般。当他通过麦克风喊“99”时，这代表公司方面即将下单，而且必须优先处理。所有员工都会保持肃静并全神贯注地看着他，直到他下达类似“以市价买进3000股电话股”的指令为止。
利兹被视为看盘高手（tape reader）
，但他通常都是根据新闻交易。他会监视美联道琼社与路透社的新闻报道，当重要新闻发布时，他可以迅速做出判断而下单。在几秒钟之内，场内经纪人便可以完成他的交易指令。由于他能够迅速判断新闻对市场的影响，再加上整个组织的配合，因此他总是可以掌握行情的先机，这便是他成功的原因。他是一位非常精明的人，交易记录极为优秀，尤其是记录中表现的一致性，虽然我从来都不曾模仿他的交易方法，但他却是我心目中的成功偶像。我当时的最大愿望便是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一位看盘高手。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著名交易员与投机者都是以判读盘势交易的，我希望有一天自己也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阅读这方面有限的图书，并练习看盘，记忆许多不同股票的最近价位。通过不断地练习，我开始对市场产生感觉了。
现在的人们或许并不了解何谓判读盘势，它是现代技术分析的雏形。犹如目前的技术分析一样，判读盘势需要依赖模式的认定。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异是，模式认定主要是依靠潜意识，而意识的判断相对并不重要。这犹如体育比赛一样，当你停下来思考应该如何做时，你立刻就会丧失注意力。你必须随时掌握所有因素，所以你无法根据意识反应。你必须同时观察10～40只股票，不断地记忆先前的高低价位以及重要的成交量。同时，你在潜意识中还必须知道价量跳动的速度与韵律、报价机的响声、个股发布新闻的频率、大盘指数与个股价格的变动以及价格与成交量的模式。所有这些因素构成的潜意识结论，就是通常所谓的“市场直觉”。
由于知识的进步（尤其是电脑与通信技术），判读盘势已经成为历史。目前，只要你的经济状况可以负担得起一套电脑化的报价信息系统，仅需要按下几个键，便可以完全掌握过去所谓的“直觉知识”。你可以随时知道任何个股、类股、指数或期货的走势图，而且还可以自动地更新每次的价格跳动。通过某些电脑软件，你还可以画出趋势线，设定买卖的警示价位……我相信，这种需要特殊才华的判读盘势能力，目前已经不切实际，而且也没有必要了，场内交易员或许是唯一的例外。因此，交易已经成为一种更加开放而且竞争更加激烈的领域。
然而，所有看盘高手目前仍然掌握一种优势。在拟定交易决策时，你必须绝对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但你还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市场可以证明你是错误的。换言之，在被证明为错误之前，你绝对正确。因此，你必须根据原则与法则交易，任何感觉或愿望都不得干涉这一程序。在买进或卖空时，你都必须扪心自问：“在哪个价位上，市场将证明我是错误的？”一旦你确定这一价位，市场又触及此价位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你出场。这是最根本的法则：迅速认赔。在金融市场中发生重大亏损，最通常的原因便是人们违背这一法则。虽然很多书都不断地强调这一法则，并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但人们仍然会犯相同的错误，这说明人类的天性实在难以捉摸。为了探索这方面的问题，并给出适当的解释，我在本书下卷将讨论交易情绪与心理问题。
回首往事，在珀欣公司工作期间，我晚上还到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进修经济学与金融学。此外，我也开始阅读《华尔街日报》以及任何与金融市场相关的书。我在珀欣公司每周的工资是65美元，如此过了6个月，我转至标准普尔公司从事统计方面的可怕工作。此处的待遇较高，每周90美元，但这项工作实在不适合我的个性，这里就如同图书馆一样寂静无声，每天花费数小时时间登录与调整数据。如果有人打个喷嚏，我都曾感激万分，这让我有机会打破令人窒息的寂静而说句话：“老天保佑你！”我犯了太多的错误，所以我被解雇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工作上遭遇挫败，因为我当时实在太沮丧了，所以我甚至没有感谢那位介绍我到此追求交易生涯的人，但我又踏上了另外一条类似的路。
非常幸运的是，我在大学修习的会计学让我找到另外一份簿记工作。当时是1966年年底，我来到雷曼兄弟公司，此处总共有32位合伙人，我负责为其中12位合伙人整理账目与交易记录。雷曼兄弟公司是一家主要的投资银行，它在许多投资中累积了庞大的资产，例如，以每股4美分的价格大量买进利顿工业，并持有至每股价格为120美元。在雷曼兄弟公司工作期间，我有机会实际观察投资银行的作业情况，并了解这家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参与者之一是如何操作股票与期权的投资组合的。于是，我逐渐理解期权的运作方式，并因此成为期权会计账的专家。
我在雷曼兄弟公司学到一条我永生难以忘怀的经验。由于我负责登录账目，因此我相当了解他们赚了多少钱。有一天在登录账目时，我发现雷曼兄弟公司不断地为其信托基金买进超级电子的股票。当时我对投资尚懵然无知，我猜想这家大投资机构应该了解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我打电话给哈里·洛瑞恩，并把这件事告诉他。哈里听信我的说法，他以每股44美元的价位买进不少股票。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我无助地看着股价一路跌至30美元。哈里最后卖出他所持的股票，总共亏损4万美元。我当时的感受远甚于我个人的任何损失。这是我最后一次建议朋友买进某只股票，但不幸地却不是最后一次误信别人“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建立头寸。然而，我确实学到了一个教训： 不可以基于帮助朋友的立场，免费提供任何有关市场的建议 。在职业的立场上管理他人的资金，这种情况是可以接受的，即使这个人是你的朋友也是如此；如果发生亏损，这只不过是职业上的协定。然而，当你认为是在帮助朋友而提供建议时，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实际的结果通常是伤害而不是帮助。
总之，我在雷曼兄弟公司工作的同时，仍继续研究，并利用哈里传授的记忆方法，熟记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1458只股票代码。1968年，我向法勒-施米特公司应聘工作时，我将这方面的技巧展示给负责招聘的合伙人里基·伯格曼（Ricky Bergman）。在赞不绝口的情况下，里基录用了我，我也充满热忱地开始了我的交易生涯。
1968年，期权尚处于发展的初期。它们都在柜台交易市场交易，而且没有统一的合约规格。让我来进一步解释一下，股票期权是一种合约，持有者有权利在既定期间内，根据一定的价格（执行价格），买进或卖出一定数量的股票。看涨期权称为call，看跌期权称为put，1968年，每份合约的标准股数为100股（目前也是如此）；执行价格通常都是期权发行当时的股票市价；最普遍的合约期限是6个月零10天（这是因为一项投资至少必须持有6个月零1天，才可以申报长期资本利得税）。当时与目前的最大差异就是期权的价格（期权费），它会随着时间与交易商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报价。
某甲打电话给ABC期权公司，要求提供OXY（Occidental Petroleum）股票6个月零10天的看涨期权报价时，并不保证他可以根据报价买进该期权。此外，如果他打电话给另外一两位交易商，他可能会发现价格有20%～30%的差异！交易商提供给某甲的报价假定为每份合约225美元，这只是参考价而已，交易商随后将寻找愿意接受150～175美元价格的卖方。如果可以找到，交易商即可以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将低价买进的合约转卖给某甲。如果交易商无法在合理的价格上找到卖方，只能算运气不佳而毫无所得。
1968～1970年，我在法勒-施米特公司便是从事这种期权中介的工作，每撮合一份合约可以赚取固定的佣金（6.25美元），稍后在美国期权公司则是根据“中介价差”提取某一百分比的佣金。在法勒-施米特公司工作期间，我也为一位客户斯塔雷特·斯蒂芬斯（Starret Stephens）管理我的第一笔对冲基金，他是我在雷曼兄弟公司服务时认识的客户。他拥有一个价值100万美元的投资组合，我建议他以看跌期权避险，以取代直接卖空股票，于是他拨出5万美元的资金供我操作。当时，这是相当新颖的操作手法。看跌期权可以提供一种具有杠杆效应的“保险功能”，并腾出资金做多。
该基金确实发挥了它的功能，1968年12月股价出现顶部之前，7月与8月便发生了一波拉回的走势。非常不幸，斯塔雷特在1969年便去世了，恰巧是在1969～1970年大空头市场正式展开之前。由于他的过世，该基金也随之解散。这是我第一次直接管理他人的资金，也是我第一次从事对冲基金交易，它使我有机会在市场中测试我判读盘势的能力。这次经验使我了解了卖空交易的重要性——目前，这仍然是我的专长之一。
这笔基金解散后不久，当时处于1969年的空头市场，为了追求更大的独立交易空间，我离开法勒-施米特公司，前往美国期权公司。因为当时正处于空头行情中，公司方面不愿意在薪水上做承诺。管理层建议让我就撮合期权的价差提取固定百分比的佣金。我答应了，但我明白地告诉他们，我第一年便准备赚取10万美元的收入。我这么说相当于是一个警告，因为我知道公司副总裁每年的薪水才仅有2.5万美元，而且其他期权交易员的年收入约为1.2万～1.5万美元。
经过6个月，我的佣金收入已经累计至5万美元。有一天，老板把我拉至一边，轻声地告诉我，“维克托，你干得不错，我打算让你开始领薪水。”
“哦？”我说，“多少？”
“每年2000美元。”他答道，似乎这是给我很大的面子。
“但……”我说，“我今年准备赚进10万美元，而且我已经完成一半了。”
“哦！没错，但我们准备成立一个按点数分红的奖金制度。你每销售一份合约，便可以得到一点。到年底的时候，我们提拨公司利润的15%为奖金，每个交易员根据点数分红。”
“嗯……”便是我的回答，但在我的心中立即浮现出一些很明显的疑问，例如，如果公司没有获利怎么办？公司的获利又怎么计算？不用说，我便开始寻找另一个更适当的猎场。3周之后，我开始在马什-布洛克公司管理一个股票与期权的投资组合，并提取50%的绩效奖金。一位好朋友（他最后也离开了美国期权公司）后来告诉我，我过去的老板在3周休假中打电话告诉他：“我们让维克托领薪水完全是为他着想，他这个月好像很不高兴。”实在奇怪！他要求我减少80%的收入，还竟然希望我觉得很高兴！这更强化了我对自由的向往。
在马什-布洛克公司，我运用过去积累的判读盘势的经验与期权的知识，第一次利用股票与期权来配合交易。一般来说，我会买进一个期权的跨式价差交易合约，并根据盘势发展，随后再决定买进或卖空股票。跨式价差交易由一对期权构成：1单位的看涨期权与1单位的看跌期权，它们的执行价格与到期时间完全相同。例如，假定XYZ股票目前市价是每股25美元，我认为它将跌至每股21美元。若以同业价格计算，我大约能获得400美元的期权费（每份合约一般为100股），买进95天期的跨式价差交易，并等待弱势反弹来卖空股票。
如果股价上涨至每股27美元，我将在盘势转弱时卖空100股。期权到期时，如果股价持续上涨至每股30美元，那么我将根据每股25美元的合约价格履行看涨期权，并回补空头的股票头寸，这时看跌期权将毫无价值，所以总的亏损为200美元。
如果在期权到期之前，股价正如我所预期的那样跌至每股21美元，则我将买进200股（包括回补100股的空头头寸），并实现股票空头头寸的600美元利润。在这个时候，我仍然拥有200股的多头头寸（100股现股与看涨期权），其中100股现股可以锁定看跌期权时的既得利润（即400美元）。如果股价在期权到期之前回升至每股25美元以上，看涨期权还可以获利。
除此之外，我也可以在每股21美元的价位上仅买进100股股票，实现股票空头头寸的利润为600美元，并让期权的跨式价差交易继续发挥作用。在交易时，我永远要求风险／回报的比率至少为1：3。在我所采用的各种策略中，若判断正确，我可以获得巨额的利润；若判断错误，损失却相当有限，这便是资金管理的要点所在。
不幸的是，我在马什-布洛克公司所获得的待遇几乎是美国期权公司的翻版，唯一的差别仅是手段而已。当我收到每月利润表时，发觉我的“费用”大得荒唐。例如，我仅占用一条电话线，每个月却需要分摊500美元的电话费！总之，我希望进一步控制我的管理费用。
过了6个月左右，我认为唯有自行创业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华尔街上的许多交易员显然都有过相似的遭遇，几乎我所认识且尊敬的每一位交易员，都准备承担风险与我一起工作。我找到一位提供资金的合伙人，并聘用一些华尔街上最优秀的交易员，于是，雷纳期权公司在1971年年中便正式开张。
在雷纳期权公司工作时期，我们以非常前卫的方式经营期权业务。根据我的了解，我们是第一家提供明确报价与保证交割的经纪商／交易商，而且不为此收取较高的期权费。我们称此为“提供合理的明确报价”。如果我们不能在市场中找到既有的期权合约撮合一笔交易，我们便自己销售（write）期权。我们的竞争对手认为，我们一定拥有庞大的资本才敢承担相关的风险。实际上，我们最初的资本仅有50万美元，其中营运资本为25万美元，公司的交易账户为25万美元。我们的想法是，通过明确报价与保证交割来提高交易量，这样便可以吸收小额的亏损。这项策略确实有效。在6个月内，根据我的了解，雷纳期权公司已经成为全世界期权柜台交易市场的最大交易商。
1972年7月前，我负责管理公司，并与其他交易员共同从事期权的中介业务；之后，我接替合伙人操作存货（running the inventory）。操作存货是指管理雷纳期权公司的期权与股票组合。这是我正式踏入独立交易员生涯的第一步。我第一次拥有完整的权利操作一个账户，交易业绩列于表0-2中，我正在迈向一致性获利的目标。
1973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hicago Board Options Exchange，CBOE）将期权的合约规格标准化，于是我们丧失了竞争优势，因为我们过去的成功主要是通过自己的程序将合约标准化。然而，我们买进交易所的3个席位，而且第一年交易量便占整个交易所的15%。一切非常顺利，但1975年七八月间，我的主要合伙人在未经我的同意下，交易了一笔非常庞大的头寸，并造成严重亏损。虽然公司交易账户的情况相当理想，但因为我的合伙人发生亏损，所以我们被迫重组以满足最低资本的规定。
通过一些果断的处理，我们总算渡过难关。我记得当时与吉姆·布鲁克（Jim Brucki）会谈的情景，他在CBOE主管稽核的工作（吉姆后来也到州际证券公司，我们成为好朋友）。由于我的合伙人发生亏损，我们已经违反交易所的一些资本规定。吉姆是一位身材高大而粗犷的人，他看着我说：“你准备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回答：“让我们商量一下，我们会设法补足相关头寸的保证金。”
吉姆说：“好的，你有20分钟的时间考虑如何继续经营。”
我和约翰·贝洛（John Bello）以及发生亏损的合伙人一起走进隔壁房间进行协商。我买断了这位主要合伙人的股权，补缴了所需要的资金。我勉强让雷纳期权公司保持完整的状况，又继续经营了15个月，直至威登公司提出非常有利的条件接收我们的公司，包括所有员工与我在内。在威登公司工作期间，我成为绩优热门股（glamour stocks）——类似IBM、National Cash Register（NCR）、伊士曼-柯达等市场领导股的大额交易员。我仍然将雷纳期权公司维持为一个独立的经营实体，我目前还是通过它进行交易。
在公司重组前，市场中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机会，这是我交易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之一。我错失1974年10月初的急涨行情以及随后出现的暴跌走势，后者使道琼斯指数在12月跌至12年以来的最低点。这几个月内，我还是勉强有所获利，但整体发展却令我十分震惊——我错失了一个大好的获利机会。我疏忽了什么呢？我需要接受什么教训才不致重蹈覆辙呢？我扪心自问：“趋势究竟是什么？它有什么性质？它通常会持续多久？它向上或向下的幅度通常如何？修正的走势有何性质？它通常会持续多久？”于是，我开始研究以往自己疏忽的问题。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首先必须界定、衡量、归纳所有趋势与修正走势，并设定一个标准作为“通常”的定义。1974～1976年，我利用所有空闲时间来研究市场历史，这些研究以道氏理论为主轴，因为我认为这套理论对市场走势的界定最明确。我所依据的资料是罗伯特·雷亚（Robert Rhea）在1939年过世以前的研究工作。我标示出道琼斯工业指数与道琼斯运输指数从1896年至目前（我现今仍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所有趋势，将它们分别归纳为短期、中期与长期的趋势，衡量它们的幅度与期间，并登录于表格中。然后，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将它们简化使我能够运用于交易格式，尤其是风险管理。本书后续章节将会讨论如何运用这些资料。
这段时期我为自己的交易方法建立起预测市场行为的基本理念，这种方法也适用于期货市场。毫无疑问，我在这两年内所获得的知识，是我在州际证券公司业绩突出最主要的原因。业绩最佳的月份是1982年9月，这也是州际证券公司当时的最佳单月交易纪录，我所管理的公司账户当月获利是88万美元，而账户的交易资本为100万美元，其他两个账户的获利率大约也是如此。这个月份的巨额获利来自一个行情预测，而这项预测直接运用了我在1974～1976年总结的统计方法与知识。
此处，我想谈论一段题外话。这两年的专心研究虽然使我在行情预测上获得了重大突破，但我在个人生活上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时，我的女儿珍妮弗正处于关键的年龄（3～5岁），我几乎没有陪伴过她。我由办公室回家，吃完饭后便直接进入书房继续研究。当她走进我的书房时，我会不耐烦地赶她出去，完全忽略她非常需要她父亲的关怀与爱心。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父女俩到今天还在为此付出代价。如果我可以重新来过的话，我一定会抽空多陪伴珍妮弗。
我提及这件事并不是基于忏悔的缘故，而是希望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犹如我在前面的说明，本书希望可以协助读者在经济上与个人生活上获得成功。在我生命中的那一时刻，我未能综合这两个方面，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生命应该是一种平衡而协调的过程。重点并不在于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整体的快乐程度。
1974年以后，我在事业上的发展也不是完全没有挫折。1983年，我同意管理一个4000万美元的基金：维克托里伙伴基金。或许我当时有一点自以为是，或许是因为我想接受挑战，我将基金的累积回报目标设定为每年25%（扣除佣金之后），唯有操作业绩超过此标准时，我才收取报酬。第一年大盘下跌15%，基金的回报率为13.3%。这意味着基金下一年度的回报率至少需要40%！
1984～1985年，市场的中期趋势非常不适合交易。价格没有什么波动，行情几乎呈水平状发展，我被迫在短线上进出。虽然我的其他三个交易账户都处于获利状况，但维克托里伙伴基金却发生13%的亏损。这主要是来自佣金费用。在州际证券公司，我支付场内经纪商的费率，相当于目前机构投资者适用的费率。然而，维克托里伙伴基金却必须支付零售的佣金费率（大约高出5倍）。在没有明显行情变化的情况下，短线进出便成为亏损的主要原因。另外，计算机程式交易也开始严重影响短期趋势的性质，使我多年来运用的交易法则完全不再适用。于是，我建议解散基金，我们在1986年正式解散基金……一个惨痛的教训。
我在预测行情时，并不是采用单一的分析方法。我永远 都会结合技术分析、统计方法以及经济基本面等因素，评估任何投机头寸的风险。唯有这三个因素相互配合时，我才会在市场中建立重要头寸 。另外，根据我的经验，了解政府当局对市场的既定或潜在干预程度，对投机的成败来说也有绝对的重要性。美国国会、总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外国政府以及外国中央银行，它们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你也必须能够了解。你不仅需要了解政府政策的影响，还需要掌握主管当局负责人的个性与心态，并预期他们可能采取的政策。在接下来的几章，我将会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本书下卷则会深入解说。
1978年，一位真正优秀的交易员霍华德·夏皮罗（Howard Shapiro）邀我至州际证券公司工作，于是我度过了一段最令我满意的日子。最初，我只领薪水，并全权管理一个50万美元的交易账户。1979年，州际证券公司将我的职务变更为独立承包人，于是我成立了雨果证券公司，这是一家目前仍然存在的私人交易合伙公司。唯一的条件是：州际证券交易账户的一切都是“50-50盈亏均摊”，包括获利、亏损与费用。这个条件也适用于我管理的其他所有账户。表0-1所列的业绩，涵盖期间为1978～1986年，这是我交易州际证券公司单个账户的毛利（尚未扣除费用）。我自己也有一个交易账户，但金额相对较小，另外还有一个账户，规模大约与州际证券公司的账户相当。因此，我实际的交易业绩大约两倍于表0-1中所列的数据。
州际证券公司的工作环境非常理想。我可以从事巨额交易，但除非发生亏损，否则完全不需要动用自己的资金。由于营运上所具备的经济规模，这里提供的信息网络设备非常完美。我的上班时间完全由自己决定，我既可以掌握自己的交易获利，又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方式生活。我已经找到我所需要的自由。
我非常幸运能够与华尔街的一些顶尖级交易员共事，包括弗兰基·乔、夏皮罗以及其他人。我们虽然各有不同的交易风格，但除了少数人外，我们大都赚进了非常可观的财富。然而，当我观察许多不同的交易员时，我开始了解这个行业中的许多不同层面：那些在工作中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交易员会付出惨重的个人代价。我还发现，某些在个别领域内的顶尖级交易员，却基本上非常不快乐，我非常希望知道何以如此。我想了解，如何在最广义的层面上获得成功。我获得的结论包含在本书的下卷中。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986年9月州际证券公司决定将公司股票上市，并解散交易部门。主要的理由是交易部门的获利，在各个季度中过于不稳定，公司方面担心，公司盈余不稳定可能会对股价产生不良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根据我的了解，交易部门每年都有获利。我记得有一年，我们10个人便创造了3000万美元的收入，这意味着10个交易员便为公司带来约1500万美元的盈余。虽然如此，既然有了决定，那便是我离开的时候。
我在1986年10月成立了自己的办公室，并继续积极进行交易。1988年1月，我决定成立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兰德管理公司，这便是我目前交易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