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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孙武
字：长卿
尊称：孙子、孙武子、兵圣
所处时代：春秋
生卒年：约前545—前470年
出生地：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
辅佐君王：吴王阖闾
军事成就：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轶事典故：练女兵、三令五申、钝兵挫锐、以逸待劳
代表作品：《孙子兵法》
谥号：敬仲
追尊：沪渎侯（北宋）
最得意：率吴军攻破郢都
最失意：好友伍子胥被杀
孙武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公元前6世纪末叶的春秋时代，他诞生于齐国的乐安（今山东惠民县）。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宋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记载：孙武的祖先，原是周惠王五年（前672年）因陈国内乱逃亡到齐国的陈完。当时的齐国，据有山东东北部，濒临渤海，物产丰富，实力强大。当政的齐桓公，在宰相管仲的辅佐下，革新军政，发展生产，一跃而成为春秋时代诸侯国家的第一个霸主。陈完逃到齐国后，改姓田氏，齐桓公任命他为管理手工业生产的“工正”之职。经过几代之后，到周景王十二年（前533年），田完（即陈完）的四世孙田桓子，已经发展为齐国新兴势力的代表人物，同以公室为首的大批奴隶主贵族相对立。田桓子“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即以大斗借出，小斗收进的办法争取民众，民众纷纷投奔田氏门下，成为田氏的“隐民”，于是田氏的力量日益强大起来。
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字子占，是孙武的祖父，齐景公时身居大夫之职，在一次攻打莒国的战争中立了战功。齐景公便把乐安封给田书，作为他的采邑，并赐姓孙氏，以表奖励。本来春秋时代的“姓”是全族的共同称号，而“氏”只是某一个支派的称号，所以田书应当属于以“田”为姓，以“孙”为氏的一个支派。后来姓氏不分，人们就把“孙”作为孙武的姓了。
周景王十三年（前532年）夏，齐国新旧势力之间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武装斗争。斗争中，田氏联合鲍氏，打败了以栾氏、高氏为代表的旧贵族势力，取得了胜利。此事史称齐国“四姓之乱”。
齐国新旧势力的斗争和孙书的军功贵族出身，使孙武有机会接受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受到军事素养方面的教育，学习和积累了比较广泛的军事理论知识，为他后来的兵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齐国“四姓之乱”后，孙武离开了齐国故土，到南方新兴的吴国居住。当时的吴国，据有今江苏的中部和南部一带。孙武到达吴国后，在都城姑苏（今江苏苏州）附近“僻隐深居”，一方面潜心研究兵法，观察吴国的政治动向，一方面结交被楚王迫害逃到吴国的伍子胥，两人在共同的田园生活中，结成政治上的知心朋友。
周敬王四年（前516年），吴国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公子光指示伍子胥推荐的勇士专诸，刺杀了吴王僚，自立为王。他就是吴王阖闾。阖闾是一位奋发图强立志改革的君主，他决心要使落后的吴国赶上中原各国，摆脱长期以来遭受楚国欺凌的屈辱地位。为此，他“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不迷恋安逸，不贪图享受，不追求玩好，一心要振兴吴国。因此，吴王迫切希望聚集人才，以佐自己成就富国强兵的伟业。
伍子胥深知吴王阖闾的政治抱负和思贤如渴的急迫心情，也了解孙武高明的政治主张和非凡的军事才能。他向吴王阖闾推荐才华横溢的孙武。孙武施展抱负的大好时机，终于到来了。
《吴越春秋》生动地描绘了孙武进见吴王的情景：一日，吴王“登台，向南风而啸，有倾而叹，群臣莫有晓王意者”。唯有在他跟前的伍子胥，知道吴王之所以登高台而喟叹，那是因为寻找不到一位精通文韬武略、能够率领吴军反击楚国的良将而感到苦闷。因此，伍子胥在一天之内，先后七次向吴王推荐孙武，极力推崇孙武的军事才能。吴王听后，决定召见孙武，亲自面试。
孙武带着他写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去见吴王阖闾。据说，吴王在同孙武见面时，对他说：“您写的十三篇兵法，我都细细读过了。您能否当场演习一下阵法呢？”孙武回答道：“可以。”吴王又问：“可以用妇人试验一下吗？”答道：“完全可以。”于是，吴王挑选了他后宫的嫔妃一百八十人，让孙武演习阵法，孙武把这些嫔妃分成两队，叫吴王最宠爱的两个美姬分别担任队长，每人各拿一把戟。孙武问她们：“你们知道心和左右手以及后背的位置吗？”她们点头说：“知道。”孙武说：“演习阵法时，我击鼓发令，让向前，你们就眼看着心；让向左，就眼朝左手看；让向右，就眼朝右手看；让向后，就眼朝后背看。”她们都说：“行！”布置完毕，孙武敲响向右的鼓令，那些嫔妃却都哈哈大笑。孙武严肃地说：“对部属约束不严明，命令交代不清楚，这是主将的责任。”他又重新申明号令，然后击响向左的鼓令，嫔妃仍然大笑不止。孙武说：“对部属约束不严明，命令交代不清楚，那是主将的责任；现在既然已经对你们重新申明过号令，再不执行命令，那就是吏卒的责任了。”说完就下令把左右两个队长推出去斩首。吴王站在高台上观看演习，见孙武下令要杀他的两个爱姬，吓出一身冷汗，急忙叫人对孙武传话说：“寡人已经知道将军能够用兵了。我没有这两个美姬，食不甘味，希望不要杀掉她们。”孙子回答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说完就下令把两个美姬当场斩首，然后再挑选另外两个嫔妃担任队长，击鼓演习阵法。这下，宫女们个个规规矩矩，严格执行命令，一举一动完全听从号令，阵列非常整齐。孙武派人到高台上禀报吴王说：“兵阵已经操练好了，请大王下来看看。大王可以用她们出征打仗，即使赴汤蹈火，她们也会奋勇前进的。”吴王因此深知孙武善于用兵，就任命他为将军，他的军事生涯从此开始了。
孙武为将之后，不但为励精图治的吴王治军讲武，勾画富国强兵的蓝图，而且为吴国的兼并战争立下了卓越的战功。《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对孙武的战绩曾有概括的叙述：“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所谓“西破强楚，入郢”，指的是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发生的吴楚柏举之战。此战是春秋末期吴楚之间的一次大战。早在孙武担任将军之职不久，他协助吴王阖闾经邦治国初见成效，刚刚取得攻占舒（今安徽舒城）的胜利，吴王即准备发动大规模的伐楚战争。但孙武认为当时楚国的实力还很雄厚，而吴国的军队又因连年作战未及休整，将士非常疲劳，伐楚时机尚不成熟，要求推迟战争的时间。伍子胥支持孙武的意见，他建议吴王把全国军队分成三个部分，轮番袭击楚国，以消耗楚国的实力。吴王终于接受孙武的主张，并按照伍子胥的战略方针，命令吴军分为三部，互相轮换，反复袭扰楚国的边境。经过六年的骚扰，楚国的军队被搞得疲惫不堪，士气低落，戒备松懈，这就为吴军的进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恰在这时，楚军进攻邻近蔡、唐两个小国，蔡、唐抵挡不住，派人向吴国求援。而吴国此时又已占领黄河上游的战略要地州来（今安徽凤台）、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控制了屏蔽楚国东境的居巢（今安徽巢湖），如与蔡、唐两国结盟，用它们作为掩护，吴军便可从淮西平原西进，借助大别山的荫蔽，迂回攻入楚国防御薄弱的东北部。于是，吴国便答应了蔡、唐的请求，同它们结盟，出兵进攻楚国。
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吴王阖闾亲自带兵出征，并任命孙武为吴军主将，伍子胥为副将。他们率领吴军主力三万余人，沿淮河逆流而上，从淮汭（今河南潢川西北）登陆，迅速通过大别山与桐柏山之间的三个隘口大隧（武阳关，今河南信阳南）、直辕（九里关，今河南信阳南）和冥阨（平靖关，今河南信阳西南），进抵汉水岸边，与楚军隔河而阵。两军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展开一场决战，楚军遭到惨败，损失很重，吴军乘胜追击，又五战五捷，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城南）。作为这次攻伐楚国的主将，孙武立下了显赫的战功。
所谓北威齐晋，是指周敬王三十六年（前484年），吴军在齐国的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重创齐军的一次作战；以及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年），吴王约定晋定公等诸侯国在黄池（今河南封丘南）会盟，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之事。孙武对此也有不可磨灭的功勋，惜史籍记载语焉不详，我们已无法了解他的具体活动了。
从周敬王八年（前512年）被吴王阖闾任命为将，到周敬王三十八年的黄池会盟，孙武在吴国活动了三十年，为吴国的强盛和称霸中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北威齐晋之时，阖闾之子吴王夫差当政，他倒行逆施，骄奢淫逸，国事紊乱。孙武同夫差这样的国君不能相容、共谋国事。所以北威齐晋之后，孙武的事迹已不见于史书的记载，大概他已引退而去。据《越绝书》的记载，江苏吴县东门外，有孙武的坟墓。看来，孙武没有像伍子胥那样遭到夫差的杀害，他可能是隐退山林，终老其身。
孙武之所以享有盛名，主要并不是因为他西破强楚，北威齐晋的军功，而是由于他留下了一部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一部内容完备、结构严谨的古代军事名著。它的产生，为我国军事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孙武把与战争有关的军事问题，分作十三篇加以论述，全书有完整的体系，新颖独特的论述形式。各篇既能独立成章，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上下承启，前后相衔，浑然一体，所以古人说：“其义各主于题篇之名，未尝泛滥而为言也。”直到今天我们阅读这些篇章，仍然为其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体系惊叹不已。
↑《孙子兵法》竹简
《孙子兵法》虽然包容了军事学的各个方面，但是关于进行和指导战争的论述，则是全书的核心内容，其他各个方面，几乎都是围绕这一内容展开的。
孙武研究军事是从研究战争入手的。《孙子兵法》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指出：战争（孙武是用“兵”字来表述的）是“国之大事”，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人民的生死，因此必须慎重对待，不可轻率从事，“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这就明确表达了孙武的“慎战”思想。
孙武的“慎战”思想，反映在战争指导上则表现为“全胜”的理论，这是《孙子兵法》的精华所在。在“慎战”思想的支配下，孙武要求当权者不可轻易地进行战争，要进行战争就必须要有胜利的把握；只有一般的胜利把握还不行，必须要有“全胜”的把握才能进行战争。因此，他要求战争指导者尽最大的努力，创造最好的条件，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取得最完全的胜利。
孙武要求战争指导者，要在战前对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道、天、地、将、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做全面的分析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了解敌我双方力量的优劣，因而也才能依据所了解的情况，制订夺取战争胜利的指导方略。所以他说：“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这就是孙武“知彼知己”，综合分析对比敌我力量的“庙算”知胜的思想。
孙武认为，为了做到“知彼知己”，除了善于通过各种征候“相敌”（即分析观察有关敌军的各种现象和动向）外，还要获得可靠的情报，派遣各种间谍潜入敌军内部，进行各种侦察，而且不被敌人发现。孙武十分重视依靠间谍了解敌情，把“用间”提到了“三军所恃而动”的重要地位。
孙武在其“先胜”而后求战的思想指导下，要求战争指导者在战前要千方百计地消灭自己的弱点，使敌人无隙可乘，无懈可击，立于不败之地，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所谓“先为不可胜”，就是要树立随时准备作战的思想，对敌人不能存在侥幸的心理，要做好一切准备，使敌人的进攻无法得逞，并且以自己的充分备战措施，挫败敌人的进攻。在思想上提高警惕、常备不懈之后，还要在军事部署上，拟订周密的作战计划，考虑多种击败敌人的作战方案，这样就不怕敌人的突然袭击了。
孙武提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要求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够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这是两千多年前孙武所说的争取主动避免被动的军事名言，这一名言历来受到兵家的重视，唐朝著名的军事家李靖，在《李卫公问对》中就曾经说过，古代兵法千章万句，不外乎“致人而不致于人”。
在战争中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对于实力优势较大的军队来说并不难做到，只要指挥无误，官兵善战，自然就能把握住战争中的主动权。对于实力并不处于优势的军队来说，要想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如果战争指导者能够正确进行指挥，恰当地部署和使用兵力，就可以造成一种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主动态势，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任势”。孙武认为，要使军队的战斗力能充分发挥出来，真正做到出奇制胜，就要使部队处于“势险”“节短”的状态。所谓“势险”，是指军队具有高速机动的速度，这种速度如“激水之疾”，它所产生的威力“至于漂石”，能把巨石般的敌人冲垮；这种军队蓄积和孕育着极强的战斗力，如同拉满的弩机，紧张的弓箭，一触即发。要使具有这种极强战斗力的军队，产生强大的作战效果，就要使这种战斗力在极短的时间和距离内，以突发的冲击形式爆发出来，使敌迅雷不及掩耳，措手不及，这就是孙武所说的“节短”。他用“鸷鸟之疾，至于毁折”的形象比喻，要求枕戈待战的军队，在发起冲锋时，要像雄鹰在短距离内搏击小鸟那样，使敌束手就缚。
造成我之主动、敌之被动的态势，不但要使自己的军队蓄积极强的战斗力，具有突发的冲击力，而且要使敌军陷于被动挨打的不利态势。孙武认为，要使敌军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就要采取“动敌”——即调动敌人的手段，使本来不易歼灭的敌人，成为可歼灭的敌人。为此他提出：对于深沟高垒的敌人，要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法，把敌人调出来在野战中消灭它；对于急功冒进的骄横之敌，要先“避其锐气”，消磨其锋芒，使之疲惫，尔后“击其惰归”，将其歼灭；对于盲目来攻的敌人，则诱使其改变进攻的方向，使之“不得与我战”，尔后我可寻机将其歼灭。
除了“动敌”之外，孙武还采取了“示形”的办法，争取主动摆脱被动。孙武所说的形，是指客观物质的力量。孙武说的“示形”，包括“形人而我无形”两个方面的内容。“形人”，就是要造成各种假象去迷惑敌人，诸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使敌人发生错觉，采取错误的行动，把军队拖垮，使官兵疲惫，让敌之真相暴露无遗，为我提供歼敌之机。所谓“我无形”，就是要隐形匿迹，深深地隐蔽自己的意图，达到“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的地步，这样就能增大己方进攻的主动性和突然性，扩大敌人的被动性和盲目性，就可以“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了孙子的“示形”之说：“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避实击虚”“以众击寡”，是孙武关于集中兵力，造成相对优势，取得作战主动权，战胜敌人的精彩论述。孙武用“水之形，避高而趋下”的生动比喻，要求战争指导者，指挥自己的军队，“避实而击虚”，攻击敌人防御薄弱之点，造成“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的凌厉攻势，迅速歼灭敌人。
有了充分的准备和取得一定的主动权后，并不等于已经取得了胜利，如果战法呆板，照样不能打胜仗。所以孙武说：“兵无常势”，如同“水无常形”一样，只有“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才可以说用兵是入了“神”。孙武所说的灵活多变的作战指导，主要表现在正确使用兵力和灵活多变的战法两个方面。
在正确使用兵力方面，他要求战争指导者要“识众寡之用”，要根据敌我兵力对比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打法。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对于不同情况的敌人，要采取不同的作战手段：“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远途奔袭时，要“并敌一向”，撇开次要敌人，攻击主要目标，这样就可以“千里杀将”；在兵力部署上，要如同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做到灵活机动，互相策应。
↑春秋时代的战车
在战法变换方面，孙武主张“奇正”多变。他认为，虽然打仗的一般规律，总是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但是奇正之变，就像宇宙的万事万物那样变化无穷。他要求战争指导者，战法要灵活变化，计谋要不断更新，使人无法识破我在军事部署上奥妙机密之所在；驻军要常换地方，进军要多绕迂路，使人不能猜测我的意图。这样就能稳操胜券了。
此外，《孙子兵法》还提出了“因粮于敌”的主张，并对不同的天候、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形，也提出了变换战法的一系列措施，对水战、火战、山地战的战法，也有一定的论述。
孙武在《孙子兵法》开卷的《计篇》中，把“智信仁勇严”的良将，以及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的精兵，看作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是达到“全胜”的根本条件。
孙武关于争取战争“全胜”的种种论述，无一不同贤良将帅的指挥才能和精神素质有关。因此，他对将帅提出了极为严格的要求，归纳起来就是“智信仁勇严”五条：“智”，多谋善断；“信”，赏罚有信；“仁”，爱护士卒；“勇”，勇敢坚定；“严”，明法审令。孙武把“智”放在首要地位，表明他对将帅指挥才能的重视。孙武认为，两军相争，较量智谋为先，角逐实力次之，作为一个贤良的将帅，必须对关系战争全局的大事，要有深刻的了解，能明察事理，多谋善断；对于整个作战过程要善于分析判断，考虑利害得失，定下正确的决心；对于敌我双方的情况，必须有透彻的了解，既不可明于知己而暗于知彼，也不可明于知彼而暗于知己，只有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要想尽一切办法，消除自己的弱点，不为敌所乘；必须尽一切可能，暴露敌人的弱点，寻机歼灭敌人；对于复杂多变的战场，要能“通九变之利”，做出灵活的处置；对于不同情况的敌人，要能“因敌变化”而“料敌料制胜”。
孙武认为，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的军队，是夺取战争“全胜”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他极为重视治军和练兵。他认为治军的基础是要爱护士卒，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使士卒亲附，为使用他们创造条件。但是，如果士卒亲附而不能用，厚待而不能使，那就如同溺爱的娇子一样，不能用以作战，因此孙武要求对士卒要“教之以文，齐之以武”，进行严格的训练，对他们明法审令，治乱去骄，使之畏服，听从指挥。
《孙子兵法》问世以后，得到了社会普遍的重视和流传，被人们推尊为兵学鼻祖。韩非在《五蠹篇》中说，战国时“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生动地反映了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时期，人们研究军事、探讨兵法的盛况。司马迁称道：“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这说明《孙子兵法》在汉代已成为兵学之冠。第一个注释和阐发《孙子兵法》的大军事家曹操，称赞《孙子兵法》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他要求军事家们能领会书中“审计重举、明画深图”的真谛。明代中期抗倭名将戚继光则认为，《孙子兵法》是“纲领精微”的“上乘之教”。明代后期的茅元仪用“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两句话，概括了《孙子兵法》在我国古代军事理论上的承先启后作用。近代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认为，“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两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
《孙子兵法》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军事史，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不仅是我国现存的最古兵书，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论著。它与希腊希罗多德（前484—前425年）的《希腊波斯战争史》、色诺芬（前403—前355年或354年）的《希腊远征波斯记》、罗马军事理论家弗龙廷（约35—约103年）的《谋略例说》相比，不仅成书的年代要早，学术性更强，而且在内容上更加详备、系统和深刻。所以《孙子兵法》不胫而走，流传到世界许多国家，早在唐朝就流入日本、朝鲜，1660年就有了日译《孙子兵法》；18世纪60年代，《孙子兵法》西传至欧洲，1772年，法国神甫约瑟夫·阿米欧首次将它译成法文，在巴黎刊印出版；1910年，英国汉学家贾尔斯，以《孙子兵法，世界最古的兵书》为名，在伦敦翻译出版。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孙子兵法》译成本国的文字。这些国家的军事理论家们，对《孙子兵法》都赞不绝口，认为它的内容“闳廓深远”“诡谲奥深”，是“最早最优秀的著作”；称道孙武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奠定了古代中国军事科学的基础”，亚洲的许多国家，甚至把《孙子兵法》规定为军官训练的必修课程。
我们在充分肯定孙武在军事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吸取其中的精华时，也要看到他的不足，对他在著作中所反映的唯心史观和机械论，也要精心地加以扬弃。例如，他把战争的发动和消弭，仅仅看成国君的一念之差，从而模糊了产生战争的社会根源，他所研究的战争几乎都是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对奴隶阶级的起义和战争，几乎没有涉及；他对将帅作用的过分夸大，以及驱使士兵盲目赴战的论述，是应当注意剔除的糟粕。
作者王兆春，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中国古代兵书》、《中国古代兵器》、《速读中国古代兵书》、《聂士成》、《中国近代战争史》（合著）、《中国军事通史·明代战争史（上）》（合著）等。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已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