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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功 ◇后起之秀的太平军首领李秀成 ◇曾国荃围攻雨花台 ◇收复苏州 ◇收复杭州 ◇洪秀全饮毒而亡 ◇收复金陵 ◇曾国藩谦让首功 ◇论功行赏
同治元年壬戌（1862年）以来，曾国藩的作战计划招招皆奏实效，各路部队都听从他的命令，进取的势头更加扩张，太平军势力日蹙。同治三年甲子（1864年）六月，湘军终于收复金陵城。论其战功，首推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杨岳斌、彭玉麟及胡林翼诸位将领，但控制大局者为曾国藩，首功应该归于他。李鸿章写道：
议者以为戡定粤逆之功，惟曾国藩实倡于始，总其成，其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即求之往古名臣，亦所罕觏也。
此话可谓一语道破曾国藩的功绩。
太平军兴起之初，洪秀全身边有谋主五人，即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而冯云山与萧朝贵于咸丰二年壬子（1852年）三月战死于湖南长沙（冯云山是战死于广西境内的蓑衣渡。——译注），杨秀清精悍，智略杰出，谋议几乎全自己出，大逞权势。咸丰六年丙辰（1856年），太平天国发生内讧，韦昌辉与洪秀全定谋杀死杨秀清，洪秀全又杀了韦昌辉。石达开宽宏大量，深得人心，但与韦昌辉发生矛盾，横行于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诸省之后，进入四川省，于同治二年癸亥（1863年）二月为官军俘虏处斩。太平军五王如此互相猜忌纷争，前后皆灭，太平军渐渐衰落，但新晋首领接踵而起，李秀成即其中一人。他智略绝伦，沉着勇敢，胸有雅量，善于赢得人心，是一位名将。因此，从咸丰末年开始，直至同治三年（1864年）初为止，江苏地方及金陵方面的战斗极为激烈，以曾国荃湘军及李鸿章淮军为首，各路官军皆为之头痛。
曾国荃所部自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以来，与水军协同策应，击破长江南北两岸的敌军，于五月份进驻金陵城外的雨花台，以捣敌巢。然而，这一年夏季，江南地方流行霍乱，官军大批死亡，敌将李秀成趁机于闰八月从苏州、常州驻扎的大军中选兵十余万，令其奔赴金陵，包围曾国荃的大营。太平军备下数十门大炮，用榴霰弹猛轰，连续四十六昼夜。九月份，李秀成又令驻扎浙江省的将领李世贤率部下十余万人来围金陵，攻击甚急。曾国荃闻信，急忙征集援兵，但当时江浙及江北各方面的官军各有任务正在执行，无法赴援，官军苦战非同寻常。此役为军兴以来最激烈的大战，敌兵二十余万，曾国荃所部陷入包围圈中，人数不过三万，而且官军将士病死、战死及负伤者相继不断，但全军一致，决死以当，毫不屈服。然而，太平军此时不肯乘机直进。为什么？因为敌将李秀成见此时江苏地方的官军猛力进取，担心江苏回到官军手中，金陵则无疑终将为之覆灭。因此，到了十月，李秀成解雨花台围而去。这确实是官军未曾料到的幸运。何璟写道：
曾国荃统得胜之军，直抵雨花台，以瞰金陵，左宗棠统楚军以达浙境，李鸿章统淮军以达沪上，皆深入虎穴，捷报频闻。夏秋之间，兵机遂大顺矣。乃攻剿甫利，而疾疫流行，上自芜湖，下至上海，无营不病，不但守垒无勇，几于炊爨无夫。杨岳斌、曾国荃、鲍超诸统将各抱重病，昔之劲兵胥变孱卒。苏、浙贼酋方以此时大举以援金陵，围攻雨花台四十六昼夜，更番不歇。南岸则宁国、旌德同时吃紧，北岸则颍、宿、蒙、亳捻匪出巢，正阳、寿州苗逆复叛。发贼又由江浦上窜，滁、和、巢、含亦复岌岌可危。数年以来辛苦战争之土地，由尺寸而扩至数百里者，深恐一旦溃裂，尽隳前功。援浙、救苏、保江三者又须兼顾，时危事亟，军情反复，异议环生，有谓金陵进兵太早，必致师老饷糜竭者；有谓宜撤金陵之围，以退各路援贼者。曾国藩于群言淆乱之时，有三军不夺之志，枕戈卧薪，坚忍卓绝，卒能以寡御众，出生入死。迨事机大定之后，语僚友曰：昔人尝言忧能伤人，吾此数月心胆俱碎矣。幸赖国家鸿福，得以不死。
由此可知曾国藩兄弟当年如何煞费苦心。
这时候，曾国藩抓到太平军从金陵潜往李秀成大营的特务，搜出一封密信，其中写道：“湖南北及江北如今空虚，几无防备，令忠王李秀成发二十万大兵，攻陷常熟，一面攻打扬州，另一方面窥伺皖楚。”曾国藩便遣使驰往李鸿章处，指示说：此时官军应制敌先机，令淮军进取太仓州，以援常熟，须牵制李秀成前往江北。李鸿章所见也与之暗合，于是命令常熟守将待援，同时令淮军与常胜军攻打福山及太仓州，昆山县与常熟之围始解。时在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此后，李鸿章奋战各地数十回，于同治二年癸亥（1863年）十月收复苏州城，于同治三年（1864年）甲子二月收复嘉兴府，于同年四月收复常州府城，淮军得以与曾国荃包围金陵的部队互通联络。
又，左宗棠任浙江巡抚之初，于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抵达浙境，其部下仅八千余人。太平军人数二十余万，出没于全浙及浙江与福建交界之处，相互策应联络，所以清廷频频催促左宗棠进剿。但是，浙军尚未能掌握发动攻击的条件。不久，新任浙江布政使蒋益澧及高连升、熊建益等人到来，官军援兵集结。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所部收复金华府及绍兴府等要地，进围富阳。此年五月，左宗棠任闽浙总督，益图进取，但敌军也很强悍，不肯屈服，加上疾疫流行，官军病者众多，左宗棠也患了疟疾，导致浙军士气不振。因此，曾国藩知会左宗棠增募外国军队，以助浙军。此时李鸿章的淮军连战连胜，此年十月收复苏州城。其结果，太平军势焰挫折，浙军也得其势，屡屡挫敌，于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收复杭州城，得以与淮军互通联络。
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二十七日，太平军领袖洪秀全觉得大事不妙，饮毒自杀。诸首领定议，拥立洪秀全之子洪福瑱（时年十六）为天王。
在此之前，曾国荃所部围攻金陵已近两年，此年（同治甲子）正月进击，攻拔钟山石垒天保城，才对该城合围，将其内外联系全部隔绝。于是，洪秀全之势日蹙，终于饮毒而死。当时清廷尚未察觉，给李鸿章下诏，催促江苏官军乘大胜之机进军金陵，与曾国荃所部联手剿灭敌巢。曾国荃认为：“金陵城中之贼既疲，粮食弹药必已竭乏。此时借李鸿章之力，是吾之耻也。”李鸿章也认为：“朝廷催促鸿章进军金陵，若果如此，岂非中途夺走曾国荃之功？此鸿章所不忍为也。”因而借口盛暑不利于火器，拖延进军时日。而清廷催促更加急迫。曾国荃听到消息，从五月十八日起，日夜督率将士作战，攻占了敌军的第一险要地保城。进而深挖地道，从五月三十日起，至六月十五日止，挖成十余条隧道，令城外各营做好进击准备，另悬重赏，募敢死将士若干，乘城墙崩塌时猛进先登。曾国荃的部将有李臣典、朱洪章、彭毓橘、萧孚泗、张诗日、吴宗国、刘连捷、武明良、李祥和等人誓死不退，其中总兵李臣典是土工指挥者，率部挖穿隧道，穿入地保城下及金陵城下，终于挖成。
英国画家仿绘太平天国事件中清军战报的《剿灭粤匪图》，1860 年，铜版画，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画报刊载。
李秀成为太平军最后的谋主，直到最后仍不失其勇武。洪秀全死后，各位首领都奉幼主洪福瑱为主，但其实一切命令都是出自李秀成。他知人善任，恩威布于上下，全军对他信赖极深。此年五月十五日，李秀成亲自率敢死队数百人从太平门缺口突出，另派化装成官军的敢死队从朝阳门突出，混入官军，乘乱入营纵火焚烧，扰乱官军。当时官军多已疲惫，缺乏共同作战的勇气，差一点被李秀成瓦解崩溃。幸而彭毓橘诸将率新兵救急，得免大败之祸。从此官军步步进取。六月十六日，引爆置于隧道内的火药，万雷轰发，天地为之震动，金陵城墙塌陷二十余丈，朱洪章部的千余将士高声叱咤，从缺口突入，城上的敌兵也顽强抵抗，弹丸如雨而下，死伤相继。朱洪章不退，越尸而进，彭毓橘、萧孚泗、刘连捷、张诗日、黄淳昌、朱南桂等人继之，与太平军抗战三昼夜。到十八日，方始平定。洪福瑱按照李秀成的安排，于十六日夜间骑李秀成所爱的骏马出城逃走，但李秀成以下首领洪仁达（洪秀全之兄）等人全部就擒，其大小将领或战死，或烧死，共三千余人。城郭宫室烧了三天三夜，火光焰焰不绝，而太平军男女十余万人无一人投降。自咸丰三年癸丑（1853年）洪秀全盘踞金陵起，至此凡十二年，官军才得以收复此城。
曾国荃克复金陵，除李鸿章以外，其他将帅都对其功绩不无嫉妒。如左宗棠、沈葆桢诸将，也每每上奏诽谤江南军。至此，曾国荃身患疥癣，上奏辞职归乡，同时解散其部下湘军二万五千人，各归乡里。
曾国藩自同治元年壬戌（1862年）以来驻节于安庆府，担任全军统帅，至此，因金陵已经收复，于六月二十五日赶来，镇抚动乱之余的社会，从事善后的经营，赈恤穷民，令其各就生业。又大肆裁撤湘军及楚军，省减军费，留下湘勇一万人驻扎金陵，又留下两江布政使刘连捷所率的精兵三千人驻扎安徽省的舒州和桐城，以防捻军。曾国藩不以首功自居，让功于湖广总督官文，与他联衔上疏朝廷。疏中写道：
此次金陵城破，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然卒能次第荡平，刬（铲）除元恶，臣等深维其故，盖由我文宗显皇帝盛德宏谟，早裕戡乱之本。宫禁虽极俭啬，而不惜巨饷以募战士；名器虽极慎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庙算虽极精密，而不惜屈己以从将帅之谋。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旧章而加之，去邪弥果，求贤弥广，用以诛除僭伪，蔚成中兴之业。
此疏可谓极得事体。
清廷也将曾国藩视为元勋，加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世袭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上谕写道：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在湖南首倡团练，创立舟师，与塔齐布、罗泽南等屡建殊功，保全湖南郡县，克复武汉等城，肃清江西全境。东征以来，由宿松克潜山、太湖，进驻祁门，迭复徽州郡县，遂拔安庆省城，以为根本；分檄水陆将士，规复下游州郡。兹幸大功告成，逆首诛锄，实由该大臣筹策无遗，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得宜。曾国藩着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
这道上谕证实了曾国藩的首功。浙江巡抚曾国荃，则赏加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江苏巡抚李鸿章赐封一等伯爵；闽浙总督左宗棠赐封一等伯爵；陕甘总督杨岳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浙江提督鲍超，一并赏给一等轻车都尉；江西巡抚沈葆桢赏给一等轻车都尉，赐封一等子爵；其他诸将帅各有论功行赏不等。
胡林翼在湖北，左宗棠在浙江，李鸿章在江苏，曾国荃在金陵，杨岳斌、彭玉麟在长江水师，其丰功伟绩赫赫传于青史；但曾国藩更胜一筹，他善于统帅此等俊杰诸将，担当大事，决策大计，发布指示，无不如意，千里制胜，大收全功。喻吉三有言：
公自咸丰三年结束乡兵，慨然以灭贼为己任。方是时，事起仓促，远近疑骇，当轴颇有阚龁之者，而公夷然不以屑意。苦心缔造，一意进取。自其练兵之始，迄乎平江南之贼，其中军事之或顺或逆，或胜或否，危疑震撼，瞬息千变，而公始终独行其志，不择利害为趋舍，有容乃大，有断乃成，其坚忍有如此者。
他又写道：
公好读古书，而于用兵则专主阅历，不流古法，握奇尉缭之书束置不观，在军中朝夕省览者经史而已。生平不言占验之事，而发纵指示胜千里。有叩以制胜之策者，则莞尔曰：“适然耳。”盖小心抑畏，欿然常不自足。虽功盖天下，而独诿之，适然之数，所以遏骄矜之萌，而践诚笃之实也。其澹定有如此者。
此言可谓评尽了曾国藩的本领，由此也可看出曾国藩之所以为曾国藩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