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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杂感诗 ◇拿破仑霸业没落后欧洲的局面 ◇英国与海上权力 ◇大清国的隆盛期 ◇户部剩余金七千余万两 ◇内忧之兆 ◇《南京条约》 ◇纪纲衰弛，国力疲惫 ◇群盗会匪思乱 ◇咸丰帝 ◇简练军实的奏疏 ◇时势的健儿
碣石逶迤起阵云，楼船羽檄日纷纷。螳螂竟欲当车辙，髋髀安能抗斧斤？但解终童陈策略，已闻王歙立功勋。如今旅梦应安稳，早绝夭骄荡海氛。
以上是道光庚子那年曾国藩感慨时事寄予其友郭筠仙（郭嵩焘）的一首诗，因为曾国藩进入翰林之际，正是清朝衰乱之时，曾国藩慨然以忧国为自任，绝非偶然。
曾国藩出生于嘉庆辛未之岁（1811年），当时拿破仑的霸业已达于顶峰。第二年有莫斯科战役，法军大败，拿破仑皇帝的霸业俄顷落地。1814年，反拿破仑四国同盟（英俄普奥）成立，下一年瓜分欧洲的维也纳会议召开，奥地利大臣梅特涅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控制的神圣同盟成立。
作为反动和平政策的结果，欧洲均势的基础得以建立，时间正值曾国藩出生；也是在这个时候，作为欧陆和平的结果，英国扩张海上权力的版图，逐渐在东方占据雄飞的位置。
大清国的隆盛期，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达到巅峰，而衰乱的发端则是在嘉庆初年。圣祖（康熙帝）即位以后，足以平定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的叛乱，于是以云、贵、川、湖、闽、粤、陕、浙、江西等省为战场，年收入中损失三分之一，一时开了以捐款换取官位等级的先例，三年间仅得二百万两银子，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国内的疲弊。
然而，康熙帝其后绥服蒙古，亲征准噶尔，康熙六十年（1731年），户部的余款达到八百万两，雍正年间积累至六千余万两，由此可知其富强是与军功武略分不开的。世宗（雍正帝）时，因前后两征厄鲁特，开销了大半余款。高宗（乾隆帝）初年，户部余款减至二千四百余万两。而高宗在一代之间稳定四疆，征战廓尔喀，平定大小金川，六巡江南，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户部余款有七千余万两。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户部余款有七千八百万两，该年可谓清朝的极治和极盛了。
高宗在位六十年之久（1736—1795年），其版图的扩展比雍正年间翻了一倍，近邻诸国的宾服超过了康熙时代，而且文物制度灿然，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几乎未曾有过的美观。然而盛极衰之始，乾隆末年纪纲渐弛，有湖南、贵州的红苗之变，内忧前兆渐显。到了仁宗（嘉庆）之时，白莲教蔓延五省，前后九年，虽然逐渐加以平定，但军费已耗费二亿两银子。海寇蔡牵安盘踞南方，蹂躏两广闽浙之地，至嘉庆十五年方始平定。又，天理教李文成、林清之辈骚扰山东、直隶地方，陕西也有箱贼之警。民心乖离，已现大乱渐将发生之兆。
仁宗崩，宣宗（道光帝）即位，有张格尔之乱，官军大举苦战七年之久，得以渐渐平定。但举朝醉生梦死，地方总督、巡抚也不得其人，粉饰太平，贪一日苟安，不留心国家的前途。而道光十六年以后，发生了处理鸦片的问题。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林则徐任钦差大臣，奔赴广东，焚毁英商的鸦片，第二年即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年），中英两国的和平交往因此而破裂，所谓的鸦片战争爆发，清军连战连败。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约定中国给英国割让香港，并开放上海、厦门等港口，赔款六百万两白银，作为被焚鸦片赔偿金。这段时间，正值曾国藩进士及第，步入翰林。
《南京条约》签字批准的正式交换，于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年）在香港举行，虽然暂时缔结了和平局面，但是纪纲衰弛、国力疲敝、兵备废颓的真相，逐渐暴露出来。
汉族社会的士民不得志于当世，不甘永远雌伏于草莽，煽动群盗会匪，思乱之人接踵而起。到了道光末年，果然见到洪秀全的崛起。而北京政府上无英君明主，下无名宰贤相，文恬武嬉，毫无猛省之兆。
宣宗崩，文宗（咸丰帝）立。曾国藩深忧国家的前途，屡次上疏，论及大计，提出振肃纲纪，举贤才，修兵备。
《南京条约》中英文约本接缝处，两国代表［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签字、用印情形：红色火漆上印有大英帝国国徽。
例如，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的《简练军实疏》，可见其意见之一斑。这份奏疏首次指出：天下大患，在于国用不足，兵伍不精。
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锢（痼）习。
至于财用之不足，内外臣工，人人忧虑。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间，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固已不胜其浩繁矣。乙巳以后，秦、豫两年之旱，东南六省之水，计每岁歉收，恒在千万以外。又发帑数百万以赈救之。天下财产安得不绌？宣宗成皇帝每与臣下言及开捐一事，未尝不咨嗟太息，恨宦途之滥杂，悔取财之非计也。
曾国藩进而论及乾隆十七年（1752年）增兵一事是兵饷多寡的一大转机，而裁汰兵员则是当务之急。
医者之治疮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自古开国之初，恒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北宋中叶，兵常百二十五万，南渡以后养兵，百六十万，而军益不竞。明代养兵至百三十万，末年又加练兵八十万，而孱弱日甚。我朝神武开国，本不借绿营之力。康熙以后，绿营屡立战功，然如三藩、准部之大勋，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后，如川、楚之师，英夷之役，兵力反远逊于前。则兵贵精而不贵多，尤为明效大验也。……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
曾国藩由此而论及裁军之后军队的训练方法，请皇帝亲自举行大阅兵：
若夫训练之道，则全视乎皇上精神之所属。臣考本朝以来大阅之典，举行凡二十余次。或于南苑，或于西厂，或于卢沟桥、玉泉山，天弧亲御，外藩从观，军容一肃，藩部破胆。自嘉庆十七年至今，不举大阅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营之兵既不经战阵之事，又不见搜狩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伏求皇上于三年之后，行大阅之礼，明降谕旨，早示定期。练习三年，京营必大有起色。外省营伍，势难遽遍，求皇上先注意数处，物色将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泽之猛士云兴，在我皇上加意而已。
曾国藩的话说得痛快淋漓，足以搅破满朝太平的昏梦。而文宗未能采纳曾国藩的忠言，未能断然革新政治，振整兵备，所以未能防止大乱将起的局面。
曾国藩当年在述怀诗中写道：
蜒雨蛮烟日日催，侧身周望重低徊。海滨膏血深无极，帐下笙歌自莫哀。安得贾生时痛哭，可怜杨仆本庸才。投章欲问茫茫意，何处通天尚有台？
经国济民之志，慨世伤时之泪，写在这五十六个字之中，可见曾国藩也是时势的健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