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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官 ◇立朝謇愕 ◇转移风化之本 ◇剀议切论 ◇俨然社稷之重臣 ◇盛德亮节
宣宗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年），曾国藩授国史馆编修。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年）授四川正考官，赴任四川，不久补翰林院侍讲。十一月返京，授文渊阁校理，第二年甲辰（1844年）授翰林院侍读。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年）擢翰林院侍讲学士。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授礼部右侍郎，不久署理兵部右侍郎。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年）宣宗驾崩，文宗登基后，曾国藩署理工部左侍郎，不久署理兵部左侍郎。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署理刑部左侍郎。咸丰二年壬子（1852年）署理吏部左侍郎，未几，任江西主考官。
《湘军记》中写道：
国藩官京秩，以理学文章著，立朝謇愕，有大臣之言，中外想望。
据此可以想见当时曾国藩是怎样的人物。
文宗即位之初，下诏求言，曾国藩陈述行政用人的意见。他在《应诏陈言疏》中写道：
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且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唯）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
接着，他论及人才萎靡的弊端：
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割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其次，曾国藩论及皇帝以身作则是转移风化的根本：
臣考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后，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不许间断；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见廷臣，辄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与圣祖讲学之年相似。臣之愚见，欲请俟二十七月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四海传播，人人响风。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萎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日更张偾事，而泽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肯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
再次，他又论及人才培养之道：
所谓培养者，约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堂官之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之不可缓也。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此甄别之不可缓也。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之成案也。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而赏人参，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斋。此超擢之成案也。盖尝论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
论及培养之道后，又论考察的方法：
臣之愚见，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斁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钞而已。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过失，非皇上再三诱之使言，谁肯轻冒不韪？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群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其术可一售，而不可以再试，朗鉴高悬，岂能终遁！方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臣所谓考察之法，其略如此。
曾国藩如此剀议切论，言辞凿凿，切中时弊。其后，文宗临筵，召集儒臣，至于开逐日进讲之例，都是因为嘉纳了曾国藩的献言。曾国藩同时又上疏论及君道，即《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其中写道：
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
这一段论及谨慎小事、疏忽大事的弊端。又写道：
夫所谓国家之大计，果安在哉？即如广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
这一段论及决不应忽视广西乱兆的原因，以及不拘泥于其细节，要从宏观上解决困难的根本原因。其下又写道：
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
这一段论及为什么不可忽视赏罚黜陟，以及不可不体察舆论的焦点。又写道：
曾国藩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论及君道，上疏中言：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
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
以上的谠议争论，足以耸动朝野的耳目。论者以为：“明良一德，非公之孤忠不能陈此谠言，非圣主之优容不能纳此荩言也。”由此可知，曾国藩当时规模悠远，俨然有社稷重臣的风格。
以下为李瀚章（李少荃之兄）所言：
公早践清华，屡司文柄，学问赅博，议论忠荩，负海内重望。
郭松林则说：
公自侍从陟乡贰，时方承平，大都进退雍容，歌咏和乐，公独抑然深思，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密勿所告，忧公如私，宇内想望其风采。
李宗义写道：
我中堂夫子，早入翰林，以文章学问名天下。及游历乡贰，条陈时政，皆切中事宜。识者始知公非独词臣而已。
李鸿章对曾国藩推重备至，他的评价未必是溢美之词：
始公官京师，首以圣德、亮节、高文、硕学伏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