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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我在新制的玉龙高中上三年级。我的好朋友川上满洲夫领衔的玉龙队，参加了国民体育大会的软式棒球的县预选赛，并进入了决赛，对手是鹿儿岛商业高中。我们都去了市郊的鸭池球场为他们加油助威。
很可惜我们输了，事情发生在回来的时候。虽然可以坐市营电车回来，可是我觉得太浪费了，提议走路回去。这个建议遭到了其他人的反对：“我们手里有月票。在学校附近下车时，反正没人知道我们从哪里上的车，快点出站的话应该能蒙混过去。”
到了站后，同伴们都装作若无其事陆续地下车，我想这么一大帮人一个接一个逃似地走很容易引人怀疑。结果，因心虚而最后一个出来的我被抓了现行。刚买的月票也被没收，并被处以罚款，还被大家嘲笑说我是笨蛋。
第二天，我就被班主任辛岛政雄老师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不要以为成绩稍微好点，就可以翘尾巴！这是我们学校的耻辱！”辛岛老师原本是鹿儿岛中学的校长，学校转制时，作为普通教师陪我们一起来到玉龙高中。老师的话使我深受震动。
没办法我只能走路上学了。这时，有个同学对我说：“不能牺牲你一个人。”于是就陪着我徒步上学。
这个人就是川边惠久。多么可贵的友情啊！这才是值得交的朋友！他的行为让我感动万分。没想到，多年后川边君向我坦白说：“其实那时我是最后一个出来的。”他趁乘务员在教训我的时候，从后面溜了出来。友情乎？赎罪乎？
我的成绩最初处于中等上下，后来不久就排在年级的前十，毕业的时候就已经上升到第三四名了。这让我有了自信——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只要做就会成功。随着自信心的增强，我也越来越不能容忍不完美。
三年级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件事。试卷发下来后，朋友问我：“考得怎么样？”我回答说：“考得不好。”朋友又问：“多少分啊？”“98分。”朋友不禁愕然。在我看来是非得满分不可。不知从何时开始，完美主义的萌芽已经在我的心里扎了根，鞭笞着我不断成长。“我脑子不聪明，只能付出两倍于他人的努力。如果别人付出两倍的努力，我就得付出五倍的努力。”这成了我的口头禅。
到了三年级的秋季学期，大家就要开始考虑考大学的问题了。因为我有过患肺结核的痛苦经历，所以就有一个模糊的想法——想在大学里研究药理学。虽然哥哥利则高中毕业后就工作了，可是他却恳求父母一定要让我去上大学。平常和气的父亲发火了：“说好的高中毕业了就工作，这次还要上大学？！”
我下面有五个弟弟妹妹，再这样任性下去的话，自己也不好意思。于是就决定放弃上大学，打算到本地的银行工作。我把这个想法给辛岛老师说了后，老师说：“我去劝劝你父母吧！”第二天他就来到我家和父亲见面，“稻盛君有着别的孩子没有的某种潜质。”辛岛先生原来是鹿儿岛中学的校长，德高望重受人敬仰。这样的老师屈尊来求父亲，我的父亲也为难了。最终父亲让步了，条件是我要靠奖学金和打工养活自己，不给家里增加一点负担。
1951年，我选定报考大阪大学的医学部，于是便乘坐夜间的列车去了大阪。川上君说：“你要是选阪大，我也选。”他也跟随我来了。这一次我自信满满，可是事与愿违，我再次饱尝了落榜的打击。
当然也不可能去复读了。最后我和川上君一起勉强进入了入学考试稍晚一些的县立鹿儿岛大学（后成为国立鹿儿岛大学）。我在工学部应用化学科学习与药学有关的有机化学。
从生活的便利角度来说，可以走读的鹿儿岛大学也许是不错的选择。家里在经济上已经没有一点宽裕之处，一件夹克和一双木屐伴随着我整个大学生涯。因为买不起昂贵的参考书，我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专心学业。为了锻炼身体，我加入了空手道部。空手道这项运动最适合我这样的穷学生了。因为可以免费领取一件空手道服，并且赤手空拳决出胜负，不需要任何器械。
同时，我还得拼命地打工。打工的地方是一家叫作山形屋的百货店，我在那里值夜班守店时，曾经暗恋上一个女店员。川上君和这家店有亲戚关系，多亏了他的斡旋，我终于成功地约到那个女孩一起去看电影。我和川上邀她去了天文馆路的电影院看电影，可是我心思全在她身上，完全没有记住电影的内容。吃完饭我们把她送回了家，都怪那个不识趣的中间人照顾得太过周到，始终没给我两人单独相处的机会。后来，终于有个晚上我们两个可以独处了，她告诉我：“我马上就要嫁到东京了。”
1952年，也就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病倒了，高烧不退，诊断时说肺部有阴影。稻盛家果然就是结核病之家吗？在照看母亲时，我深深地责备自己从未尽过一次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