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各种神经症倾向及其含义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我们对分析中必须处理的问题就有了一个粗略的概念。然而，以何种顺序处理问题也是需要了解的。是以杂乱的方式解决问题吗？是像拼图游戏那样，从各处获得一点零碎的观察，最后把碎片凑成一幅可以理解的图画吗？或者，在这个自行提供材料的迷宫里，有什么原则可以充当向导吗？

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非常简单。他宣称，病人会首先在分析中呈现他在世界中的普通面目，然后他被压抑的东西将逐步出现，从被压抑得较浅的到较深的。如果我们俯瞰一下整个分析过程，这个答案依然成立。而且，如果将发现放置在一条可以使我们曲折进入深处的垂线周围，那么这一总原则甚至作为行动指南也是足够好的。但是，如果假定情况就是这样，假定只是继续分析全部显现出来的材料，我们在一步步深入到那个受压抑的区域后，可能很容易发现自己陷入一团混乱之中——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

前一章阐述的神经症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具体的线索。它认为，考虑到神经症倾向以及围绕每一种倾向建立的结构，在神经症人格中存在几个重点。简单来说，由此推导出来的治疗步骤是，我们必须发现每一种倾向，每发现一种就深入一步。更具体地说，每一种神经症倾向的含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那些受压抑较浅的含义，首先变得可以触及；那些受压抑较深的含义将随后浮现。第八章中出现的大量自我分析病例将说明这一点。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解决神经症倾向本身的步骤。一位病人开始呈现他的绝对独立和高人一等的需要，只有到晚得多的时候，我们才能发现并处理他的顺从性需要或他的感情需要。另一位病人以公开显示他对爱和认可的需要为开端，而他控制别人的倾向——如果有的话——不太可能在一开始时就被触及。但第三位病人从一开始就显示出高度发达的权力欲望。一种倾向在开始时就出现的事实并不表明这种倾向就相对重要或相对不重要：从对人格具有最大影响的意义上来说，首先出现的神经症倾向不一定是最强烈的。我们倒不如说，这种倾向首先将最符合病人的意识或半意识的自我形象明朗化。如果各种二次防御——自我辩解的方法——高度发达，它们可能在一开始时就完全支配整幅图画。在这种情况下，神经症倾向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变得清晰可见，能够被触及。

上一章我们简略概述了病人克莱尔的童年经历，我希望以她为例来说明解读的各个阶段。为达到以上目的，分析必须被大刀阔斧地简化。我不仅必须省略很多细节和旁枝末节，而且也必须省略在分析工作中遇到的所有困难。此外，总的来说，各个阶段看起来比它们的实际情形更轮廓鲜明。例如，在报告中看起来属于第一阶段的因素，实际上当时只是朦胧浮现，然后随着分析的进展才变得更清晰起来。然而，我相信这些不确切之处基本上不会影响报告中描述的原则的有效性。

克莱尔由于多方面原因，在三十岁时前来寻求分析治疗。她很容易被一种麻痹性的疲劳击溃，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社会生活。同时，她还抱怨说自己的自信心非常少。她是一家杂志的编辑。虽然职业生涯和现在的职位令她满意，但她写剧本和故事的雄心壮志被不能克服的抑制阻碍。她能完成日常事务，但不能从事创造性工作，尽管她倾向于把后一种无能归咎于自己可能缺乏才干。她二十三岁结婚，但她的丈夫三年后去世。在婚姻结束后，她与另一名男子建立了恋爱关系，这一关系在分析期间一直持续。据她最初的描述，这两次恋爱在性生活及其他方面都很美满。

这次分析前后持续了四年半的时间。她先是接受了一年半的分析，随后有两年的中断。期间，她做了大量自我分析，之后又重新接受了一年的不定期分析。

克莱尔的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发现她的强迫性谦卑，发现她对伙伴的强迫性依赖，以及最后发现她迫使他人认可自己高人一等的强迫性需要。这些倾向对她本人和其他人来说都不是显而易见的。

在第一个阶段，可以使人联想到强迫性因素的材料如下所述：她倾向于轻视自身的价值和能力，不仅对自己的资质觉得没有把握，而且还固执地否认它们的存在，坚持认为自己不够聪明，不够吸引人或没有天赋，并倾向于摒弃相反的证据。同时，她也倾向于认为别人比自己优秀。如果有意见分歧，她就不加思索地相信其他人是正确的。她回想起当丈夫开始与另一个女人有婚外情时，她对此没有做过任何抗议，尽管这段经历对她来说非常痛苦。她设法使自己认为他喜欢那个女人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后者更吸引人、更可爱。此外，她几乎不可能为自己花钱：当与其他人一起旅行时，她喜欢在昂贵的地方住宿，即使要出自己的那份钱。然而，一旦独自一人的时候，她就舍不得把钱花在旅行、打扮、娱乐、购买书籍这样的事情上。最后，尽管拥有行政领导职务，但她不可能发布命令，如果实在不可避免，她才会以充满歉意的方式下达命令。

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克莱尔已经发展出了强迫性谦卑。她感觉不得不在狭小的范围内压缩自己的人生，并且总是要居于二等或三等地位。一旦这种倾向被意识到，而且讨论了其在童年中的根源之后，我们开始系统地探索它的临床表现和后果。这一倾向在她的生活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她不能以任何方式维护自己，很容易在讨论中因为其他人的意见而动摇。尽管她对其他人具有良好的判断力，但不能对任何人或任何事采取批判性立场，除非在编辑工作中——在这份工作中她被期待具有批判性立场。例如，她曾因为没有意识到一位同事试图打压她而遇到过严重困难。当其他人都明显意识到这种情况时，她仍然把那个人看作朋友。在比赛中，她甘居第二的强迫性症状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打网球时，她通常太抑制而打得很差，但有时也能打得好。然而，一旦感觉到可能要赢了，她就会开始打得很糟糕。别人的愿望比她本人的更加重要：她愿意在其他人最不需要她的时候度假，如果他人对需要完成的工作量不满，她就会来做额外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她通常会压抑自己的感觉和愿望。她把自己对扩张性计划的抑制视为特别讲求“现实”——这是她从不奢求超出能力之外的东西的证据。实际上，她与那些对生活有过度期望的人一样不“现实”，只不过将愿望保持在可得到东西的水平以下。在生活中，她在社交、经济、职业、精神等所有方面都没有达到她所能达到的实际水平。正如之后的生活表明的，她本应能够得到别人的爱戴，能够更加有吸引力，能够写出有价值、原创的东西。

这种倾向的最普遍的结果就是她的自信心逐步下降，并对生活产生弥漫性的不满。对于后者，她一点都没有觉察到，并且只要生活对她来说“够好”，这种不满就不可能被意识到。她也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有愿望或者这些愿望没有满足。对于这种普遍的不满，它在生活中唯一的体现方式是在琐碎的问题上她一而再地突然爆发痛哭，而她本身完全不理解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克莱尔只是零星地认识到这些发现的真相。在重要问题上，她默默地认为要么我对她估计过高，要么这是一个激励她的很不错的治疗方法。然而，她最终非常戏剧性地认识到，在这种表面的谦卑之后潜伏着真实而强烈的焦虑。这出现在她准备向杂志提出改进意见的时候。她早就知道自己的计划很好，不会遇到太多的反对意见，大家最终都会欣赏它。然而，在计划提出之前，她有了一种强烈的恐慌感，这种感觉无法以任何方式给出合理的解释。在讨论开始时，她仍然觉得心慌，而且不得不因为突然的腹泻而离开会议室。但是，随着讨论逐渐变得对她有利，心慌停止了。计划最终被接受，她也很受赏识。她兴高采烈地回家，而且一直到前来进行下一个分析疗程时，她的情绪仍然很好。

我随意冒出了一句话，大意说这是她的一大成功，她却稍显恼怒地拒绝了我的祝贺。她自然喜欢这份赞赏，但更主要的感觉是像从极大的危险中逃脱出来一样。直到两年多过去了，她才能着手处理这一经历中牵涉到的雄心、害怕失败、成功等一系列其他因素。那时，她在关联分析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感觉都集中在谦卑这个问题上。她觉得提出一个新计划真是太放肆了。她算谁！她懂什么！但是，她逐渐认识到这一态度建立在如下事实基础上：对她来说，提出一个不同的行动方案，意味着一次冲出狭窄的人为地带的冒险，而她一直焦虑不安地维护着这一区域。只有认识到这一真相以后，她才完全相信自己的谦卑是为了安全而维持的表象。第一个阶段工作的结果是，她对自己开始有信心，开始有勇气去感觉和断定自己的愿望和想法。

第二阶段主要用来解决她对“伙伴”的依赖问题。其中涉及的大部分问题都由她独自面对，正如稍后将更详细地谈到的那样。尽管这种依赖性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但与前一种倾向相比，它被压抑得更深。她从未觉得在与男人的关系上有任何不对劲的事，相反，她认为这些关系都特别好。分析逐渐地改变了这幅图画。

有三个主要因素暗示了强迫性依赖。第一个因素是，当一段关系结束或当她与一个对她重要的人暂时分开时，她觉得自己像一个走在陌生树林里的小孩，完全迷失了。在二十岁那年离开家以后，她第一次经历了这样的感觉。那时，她觉得自己就像一片在天地间被风吹来吹去的羽毛，她不顾一切地给妈妈写信，说离开她就活不下去。这种想家的情绪在她爱上一个年长的男人以后消失了。那个男人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对她的工作很有兴趣，曾经像恩人那样提携她。当然，这种第一次经历独处时的迷失感，可以从她的年少、从她过去受呵护的生活方面来理解。但是，后来的种种反应本质上也与此相同，并与她相当成功的职业生涯形成了奇怪的对比，尽管有之前提到的种种困难。

第二个引人注目的因素是，在所有的关系中，周围的整个世界都沉没了，只有她爱的人是重要的。她的思想和感觉都以他的一个电话、一封来信或一次来访为中心。没有与他一起度过的时间是毫无意义的，这期间，只剩下对他的等待，对他态度的猜测，她对那些令她觉察到完全受忽视或羞辱性拒绝的事件尤其感到痛苦。此时，其他关系、工作、兴趣对她都失去了价值。

第三个因素是一种幻想，即她心甘情愿成为一个伟大且充满主人派头的男人的奴隶，而他反过来给予她想要的一切，从丰富的物质到丰富的精神刺激，并且使她成为一个著名作家。

随着这些因素隐含的意义被逐渐认识到，依赖“伙伴”的强迫性需要显现了，并且它的特点和后果也得到深入的分析。它的主要特征是一种完全受压抑的寄生性态度，一种无意识的愿望：靠伙伴而活、期待他为自己提供生活的内容、为自己负责、为自己解决一切难题，而自身不必努力就能成为大人物。这一倾向不仅使她与其他人疏远，而且也使她与她的伙伴疏远，因为当她对伙伴抱有的秘密期望达不到时，不可避免的失望感导致她内心形成深深的愤怒。大部分愤怒因为害怕失去伙伴而被压抑下来，但是，有一些愤怒偶尔爆发出来。另一个后果是除非与伙伴分享，不然她对任何东西都会失去兴趣。强迫性依赖倾向导致的最普遍后果是，恋爱只会使她更加不安，更加被动，进而产生自卑。

强迫性依赖倾向与前一倾向的相互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强迫性谦卑是她需要伙伴的原因之一。因为她无法照管自己的愿望，需要另一个人来照管它们；她不能保护自己，需要另一个人来保护；她看不到自己的价值，需要有人来肯定。另一方面，强迫性谦卑与对伙伴的过高期望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为这种无意识冲突的存在，她不得不在每次因无法实现期望而感到失望时歪曲这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她觉得自己是不可忍受的残酷与虐待的受害者，并因此感到痛苦、产生敌意。大部分敌意不得不因为她害怕被抛弃而被压制下来，但是，它们的存在损害了关系，把她的期望变成了报复性要求。由此产生的烦躁，被证明与她的疲劳以及创造性工作受抑制有很大的关系。

这一阶段分析工作的结果是，她克服了自己的寄生性的无助感，变得能够独立进行较大的活动。她的疲劳不再是持续性的，而只是偶尔出现。尽管仍不得不面对强烈的抵触，但她变得能够写作了。尽管远不是自发的，但她与其他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友好；她给人的印象是高傲的，尽管她本人依然觉得非常胆小。她内部发生的全面变化由她的一个梦呈现出来：她与朋友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开车，而这使她想到或许自己可以申请一个驾驶执照。现实中，她有驾驶执照，而且与朋友开得一样棒。这个梦标志着她洞察的曙光，即她意识到有自己的权利，而不必觉得像一个毫无用处的附属品。

分析工作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是处理被压抑的雄心勃勃的追求。生活中有一段时期，她曾经为狂乱的雄心所扰。这一阶段从她初级中学的后期起，一直持续到她读大学二年级，之后似乎消失了。我们只能通过推断得出结论：它仍然在暗中运行。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她对受到任何赏识都感到兴奋和狂喜，她害怕失败，对独立工作中牵扯到的任何尝试都感到焦虑。

这一种倾向在结构上比另外两种倾向更加复杂。对比前两种倾向，它构成了一种尝试，即积极掌控人生，面对不利力量奋起抗争。这一事实是它持续存在的一个要素：她感觉自己的雄心壮志中有一股正面的力量，她不断地希望能够重拾这股力量。支持这一雄心的第二个要素是重新建立她失去的自尊心。第三个要素是她心中的恶意：成功意味着对一切曾经羞辱她的人的胜利，而失败则意味着可耻的差错。为了理解这一雄心的特点，我们必须回到她的历史中去，去发现其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这一倾向中涉及的斗争精神在她的生活中很早就出现了。确实，它发展于其他两种倾向之前。在这个分析阶段，她被唤起的早期记忆包括对立、反叛、好斗的需求以及各种各样的恶作剧。正如我们知道的，她在为获得良好待遇的斗争中失败了，因为对她来说，不利因素太大了。之后，经过一系列不愉快的经历，当她快要十一岁的时候这股精神以强烈雄心的形式重新出现了。然而，现在她的雄心充满了被压抑的敌意：它吸收了因她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及自尊被践踏而积累起来的报复情绪。现在，它获得了前面提及的两种要素：通过成为顶尖学生而重建她沉沦的自信心，通过打败别人而为自己受到的伤害复仇。与后期的发展相比，这种带有强迫性和破坏性元素的雄心壮志，却也是现实的，因为它意味着通过更好的真实成绩去超越他人。在高中阶段，她仍然获得了成功，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名。但是在大学，她遇到了更大的竞争，她突然完全放弃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没有适应环境要求付出更大努力——如果她还想取得第一的话。有三点主要原因造成她没能鼓起所有勇气更加努力：第一是她的强迫性谦卑，她不得不与对自己智力的持续怀疑做斗争；另一个是批判能力受到压抑，导致她自由运用才智的能力受到了损害；最后一个原因是她不能承担失败的风险，因为超过别人这一需要太具有强迫性了。

然而，放弃明显的雄心壮志并未减弱她要胜过别人的冲动。她不得不寻找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而与在学校那种直率的雄心相比，这使她的性格偏离了正道。实质上，她想胜过别人却不为此做任何努力。她试图运用三种方法完成这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所有方法都完全是无意识的。一是她把自己在生活中获得的所有好运气都当作自己对别人的胜利。从短程旅行时有意识选中一个好天气，到无意间听说某个“敌人”得了病或去世。相反地，她觉得坏运气不仅是坏运气，而且是丢脸的失败。这种态度增强了她对生活的恐惧，因为这意味着对不可控因素的依赖。第二种方法是把对胜利的渴求转换成恋爱关系。有个丈夫或情人是一种胜利，单身是可耻的失败。第三种无须努力就获得胜利的方法是一种需求，丈夫或情人像幻想中有主人派头的男人一样，应该使她不必费力气就成为大人物，或者只是给予她间接享受他的成功的机会。这些态度在她的个人关系中制造了不可化解的冲突，并极大地强化了她对“伙伴”的需要，因为伙伴要承担起这些十分重要的功用。

通过认识到这一倾向给她的日常生活、工作、人际关系、自我态度带来的影响，倾向所产生的后果也得以详细地梳理。这种审视的显著结果是，降低了她对工作的抑制。

之后，我们处理了这一倾向与其他两种倾向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相互强化。这两方面就是她陷入神经症结构而不可脱身的证据。在强迫处于谦卑位置和强迫超越他人之间，在超越的雄心和寄生性依赖之间都存在着冲突，这两类驱力必然碰撞，要么引起焦虑，要么互相使对方麻痹。这种麻痹的效果被证明是疲劳和工作受抑制的最深根源之一。然而，倾向以何种方式彼此强化也同样重要。变得谦虚和将自己置于谦卑位置变得更加必要了，因为它也是超越他人需要的隐形外衣。就像之前提到的，伙伴变成了至关重要的必需品，因为他以不怎么光明正大的方式满足了她对胜利的需要。此外，不能活出本应具有的情绪与心智能力，由这种需要以及对伙伴的依赖而生成的羞辱感持续不断地激发出新的报复情绪，因而延续并强化了对胜利的需要。

分析工作一步步打乱了正在运作的恶性循环。克莱尔的强迫性谦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让位于自我肯定。这一事实对分析工作很有帮助，因为这个过程自动减轻了对胜利的需要。同样的，依赖问题的部分解决也使她更加强大，去掉了很多耻辱的感觉，使她对胜利的需要不再那样紧迫。因此，当最终接触到曾使她深受震惊的报复问题时，她能够通过进一步增强内在力量来处理这个已经减弱的问题。在一开始就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行的。在第一阶段，我们并没有理解它，而在第二阶段克莱尔还不能承受它。

最后一个阶段的成果是一次能量的全面释放。克莱尔在个更加健全的基础上重拾她丢失的雄心壮志。现在，它具有更少的强迫性和更少的破坏性了，它的着重点从对成功的兴趣转移到了对主题的兴趣上。她与其他人的关系在第二阶段之后就已经有了提升，并且之前由虚假的羞辱和自我保护性的傲慢混合产生的紧张感现在也没有了。

经验使我相信，除之前因过度简化而有所保留的部分之外，这份报告描述了一例分析的典型过程，或者更确切一点说，一例分析的理想化过程。对克莱尔的分析分为三个主要部分，这种情况只是偶然出现的；其他的分析可能有两个或者五个部分。然而，分析中的每一部分都经历了很典型的三步：认识到神经症倾向；发现它的成因、临床表现和后果；发现它与人格其他部分，特别是其他神经症倾向的相互关系。涉及的每一种神经症倾向都应经历这样的分析过程。每走一步，一部分神经症结构就变得更加清晰起来，直到最终整个神经症结构变成透明的。这些步骤并不总是按照之前提到的顺序进行，更确切地说，一种倾向在被认识之前，对它的临床表现有所了解是必需的。克莱尔的自我分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八章中加以描述。在意识到自己的依赖性事实和驱使她进入依赖性关系的强大力量之前，克莱尔就已认识到她病态依赖性中包含的许多重要暗示。

上述每一个步骤都具有特别的治疗价值。第一个步骤认识到神经症倾向，意味着辨认出人格障碍中的驱力，而其中包含的知识有一定的治疗价值。以前，病人在无形的力量下感觉无力。即使只辨认出其中一种力量，就不仅意味着洞察上普遍的收获，也意味着消除了一些令人困惑的无助感。知晓一种障碍的具体原因，会使人意识到有机会做点什么。这个改变或许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位农民希望种植果树，尽管他付出了很多心血去照顾它们，也尝试了他知道的一切补救方法，但是树还是没有茁壮长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他气馁了。但是，最终他发现果树得了一种病或者需要往泥土里添加一种特殊成分。尽管果树本身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但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以及在此事上的心态立即有了转变。唯一不同的是，现在在外部环境中有了一种针对目标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有时，仅仅发现一种神经症倾向就足够治愈一例精神紊乱。例如，一位非常能干的总经理一直因为下属的态度问题而备受困扰。下属的奉献精神会因为他无法控制的原因而改变。对于分歧，他们没有采取友好的解决办法，而是开始提出好斗的、无理的要求。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经验丰富的人，但在处理这个新情况时，他觉得完全无能为力，进而感觉到愤恨和绝望，以致考虑提出辞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发现他对下属的奉献、依赖具有强烈的需要，就足以扭转这一局面。

然而，通常单纯辨认出神经症倾向并不能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由发现这样的倾向而引出的改变意愿是模棱两可、缺乏有力信念的。其次，即使有了清晰的改变意愿，这也并不意味着有能力去改变。这种能力只有之后才能发展起来。

尽管常常满怀热情，但为何克服神经症倾向的最初意愿通常并不构成一种可靠的力量？这是因为这种倾向中也有病人不想放弃的主观价值。当克服某一特定强迫性需要的前景出现时，那些想维持它的力量就被动员起来了。换句话说，第一个释放效应出现不久，病人就会面临冲突：他希望改变，他也不希望改变。这一冲突通常保持无意识状态，因为他并不想承认他希望坚持某种违背理智和自身利益的东西。

如果因为任何原因他决定不改变的心意占了上风，这一发现的释放效应带来的仅仅是转瞬即逝的宽慰，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气馁。让我们回到那个农民的例子上去，如果他知道或相信自己不能得到必需的补救方法，那么他精神上的改变就不会持续很久。

幸运的是，这些负面的反应并不常常出现。更常见的情况是，愿意改变与不愿改变的想法倾向于妥协。那时，病人坚持他的决心去改变，但是希望改变可以尽可能地小。他可能希望发现这一倾向在童年时代的起源，或者他仅仅下决心去改变就足够了。或者他可能借助于幻想，认为仅仅辨认出这一倾向就可以一夜之间改变一切。

然而，在第二步中，当逐渐梳理出神经症倾向中隐含的意义时，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它的不幸后果，以及它究竟在何种程度上阻碍了他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假设他拥有对绝对独立的神经症需要，在意识到这一倾向并对它的起源有所了解之后，他必须花很长时间来弄明白为什么只有这一条路才令人有安全感，它是如何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的。他必须在细节上弄清楚，这种需要如何在他对物质环境的态度中呈现自身，它可能采取何种表现形式，比如反感视野受阻，或者坐在一排座位的中间位置时就出现焦虑等。他必须知道，它如何影响他对衣着的态度，比如他会对腰带、鞋、领带或任何可能联想到约束的东西敏感，这些东西都是证据。他必须认识到这种倾向对工作的影响，也许表现在对日常事务、义务、期望、建议的抵触中，对时间、对上级的抵触中。他必须了解它对感情生活的影响，观察这样的因素，比如不能接受任何有束缚感的亲密关系，或觉得对别人感兴趣就意味着有受奴役的倾向。因此，我们的推算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即不同的因素或多或少触发受强迫的感觉，并促使他将自己武装起来。仅仅意识到对独立抱有强烈的愿望是不够的。只有认识到它所包含的强迫力量和抗拒性质时，他才能集合足够严肃认真的动因去改变。

因此第二个步骤的治疗价值首先在于增强病人克服障碍性驱力的意愿。他开始认同改变的绝对必要性，他模棱两可的克服障碍的愿望转变成了与它严肃斗争的坚定决心。这一决心肯定构成了一股强大而有价值的动力，对促成任何改变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没有能力把它坚持到底，那么即使最有力的决心也会毫无结果。这种能力是随着症状一个接一个被清楚地看到而逐步增加的。在病人处理神经症倾向隐含意义的过程中，他的幻觉、恐惧、弱点和抑制就一点点地从它们的防御中分解掉了。继而的结果就是，他变得不那么缺乏安全感、不那么孤立、不那么充满敌意了，之后他与他人、与自我的关系有了改善，反过来这又减少了神经症倾向的必要性，并增强病人对付它的能力。

这部分工作还有另外的附加价值，即它能触发更大的刺激去发现那些妨碍更深刻变化发生的因素。迄今为止被动员起来的力量已经帮助化解了某些特定倾向的驱力，因此也带来了某些提高。但是，这种倾向本身以及它很多隐含意义几乎必定与其他可能产生矛盾的驱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病人不能仅仅通过分析在特定倾向周围发展起来的基础结构来完全克服自己的障碍。例如，克莱尔通过分析她的强迫性谦卑倾向而去掉了部分倾向，但是它的某些隐含意义在那时还无法触及，因为它们与病态的依赖性纠缠在一起，只能与这个更深一层的问题一起处理。

第三个步骤是认识和了解不同神经症倾向的相互关系，进而抓住最深层的冲突。这意味着去理解为解决问题所做的尝试，理解这些尝试是如何越来越深地纠缠在一起的。在这步工作完成之前，病人就可能对一个冲突的组成部分获得深刻的洞察，但仍然偷偷坚持相信它们可以得到调和。例如，他可能已经深深地认识到他驱力的本质是专横，而且他本质上需要别人对他更高级别的智慧加以赞美。但是，他只是试图仅仅通过偶尔承认这些专制的驱力来调和这些倾向，而没有任何的意愿去改变它。他曾经暗中期待这一承认会使他继续下去，同时赢得别人对他表现出来的那份洞察的赞赏。另一个努力追求超常的平静但同时又被报复性冲动驱使的病人，曾想象他能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得到平静，但又能像请假缺席一样抽出一定时间让自己纵情于报复。显然，只要这样的解决方法被偷偷坚持下去，病人就不可能出现根本的变化。随着第三个步骤的完成，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些解决方法的权宜性。

这个步骤的治疗价值也在于如下事实：它有可能解开不同神经症倾向之间运行的恶性循环，即消除这些倾向之间的相互强化和相互冲突。因此，这意味着对所谓的症状，即恶劣的病态性临床表现，像焦虑、恐惧、抑郁、严重强迫症的发作的最终理解。

人们常常听到的说法是，在精神疗法中，真正重要的是看到冲突。这样的说法与某种论点相同，即真正重要的是神经症的脆弱性、刻板性或对高人一等的追求。实际上，重要的是看清神经症的整个结构，不多也不少。已经存在的冲突有时可能在分析中很早就被认识到了。然而，直到冲突中的成分得到全面理解并且降低强度，这样的认识才是有用的。只有在这后一项工作完成以后，这些冲突本身才变得可以触及。

本章和前一章呈现的信息有什么样的实际价值？让我们以这个问题来结束讨论。它们是否给分析之路提供了确切而具体的方向？答案是：即使再多的知识也不能满足这样的期望。原因之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太大，不允许我们走任何预先设定的道路。即使我们可以假定，在现有文明中存在着数量有限的可辨别的神经症倾向，比如说十五种，但这些倾向之间可能存在的组合实际上是无限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分析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倾向与另一种清晰地区别开来，而是种种倾向缠结在一起的总和。因此，为了把这幅图画的各个成分分离出来，灵活的独创性是必需的。第三个复杂情况是，不同倾向的后果常常并不明显，本身受到压抑，因此使得辨认倾向的工作变得非常困难。最后，分析代表了一种人际关系，也是一次共同研究。如果认为分析是两个同事或朋友约定的一次探险之旅，两者都同样对观察和理解抱有兴趣，又同样对整合观察结果和推理得出结论抱有兴趣，那么这样的对比是片面的。在分析中，病人的癖性和障碍——更不要说分析师——是绝对重要的。病人对感情的需要、他的自尊心、他的脆弱性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存在并产生效果。此外，分析本身不可避免地引起焦虑、敌意以及对那些威胁安全系统或已有自尊心之洞察的防御。虽然说，如果我们理解它们，所有这些反应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它们也致使分析过程变得更加复杂，更不容易被概括归纳。

在很大程度上，每一例分析都必须形成其本身处理问题的一系列步骤，这一说法对那些忧虑不安的人，特别是那些需要保证总是办事正确的人来说非常可怕。然而，为了自身的安全感他们应该记住的是，这一系列步骤并不是由分析师的聪明操作而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因为它基于问题的本性，即一个问题只有在另一个问题被解决以后才能被触及。换言之，在任何人分析自己的时候，他通常都只会随着自行出现的材料而采用上述步骤。当然，他经常会触及一些当时无法回答的问题。此时，一个有经验的分析师就可能有能力看到这一特定主题超越了病人的理解能力，因此最好置之不理。例如，让我们假设，有一个病人沉浸于他绝对比别人优越的信念中，但他又提出一些材料，来说明他害怕不被人接受。此时分析师会知道，处理病人害怕被拒绝心理的时机还未成熟，因为病人会认为，对他这样一个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人来说，他可能会有那样的恐惧是不可思议的。在其他很多时候，分析师只有在回想时才认识到一个问题在某一点上不可触及，以及为什么不可触及。换言之，他也只能通过试验和错误而取得进步。

在自我分析中，过早地处理一个问题甚至可能是缺少吸引力的，因为病人可能会直觉地逃避一个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的问题。但是，他如果确实注意到，在与一个问题努力斗争一段时间之后仍然未能朝着问题解决的方向更近一步，那么就应该想到自己还未做好准备开展工作，可能最好暂时把这个问题放一放。而且他不必为这种情势的起伏而气馁，因为十分常见的是，即使一次不成熟的出击也会给下一步工作带来重要线索。然而，无须再次强调的是，一个自行出现的解决方案之所以不被接受可能有其他的原因，病人不应该太快认定它仅仅是不成熟的。

我提供的这类信息是很有帮助的，原因不仅在于它能预防不必要的气馁情绪，而且在更加积极的方面，它还帮助我们去整合和理解各种癖性，否则它们就仍是互不相连的观察结果而已。例如，一个人可能意识到，自己很难开口向别人提任何要求，从向别人询问驾车旅行的正确路线，到向医生咨询一种病症。他可能意识到自己在隐瞒求助于分析这一事实，好像这是一条不体面、卑劣的捷径，因为他觉得应该有能力靠自己解决问题。他可能意识到，如果任何人向他表示同情或提出建议，他就会被激怒，而且如果必须接受帮助，他就会觉得被羞辱了。如果对神经症倾向有一定的认识，他也许就会发觉，所有这些反应都源于一种潜在的强迫自给自足的倾向。自然，没有什么可以保证这一推测正确。假设他一般对人觉得厌烦也许可以解释他的某些反应，虽然这一假设在某些他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场合并不作数。任何猜测都必须通过试验做出，而且在他得到充分的证据证明有效之前都必须被搁置。即使那时他必须一遍遍确认这种假设到底是真正全面周到的还是仅仅部分有效。当然，他绝不能指望用一个倾向来解释一切：他必须记住逆流同样存在。他能合理期待的是，那个推测的倾向代表了他生活中的强制性力量之一，因此它必定以始终如一的反应模式表现出来。

当他辨认出一种神经症倾向以后，他的知识也会提供正面帮助。发现一种神经症倾向的各种临床表现和后果对治疗很有价值——认识到这一治疗重要性就会帮助他有意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表现和后果上，而不至于在疯狂地探索“为什么这种倾向很强大”上迷失，因为大部分原因直到后期才能被理解。这样的理解在引导他逐步认清探索这一倾向所付出的代价上是特别有价值的。

从冲突上看，心理学知识的实用价值在于它能防止个人在不相干的态度之间徘徊不定。比如，在克莱尔进行自我分析的时候，她就曾彷徨于“一切归咎于人”还是“一切归咎于己”这两种倾向之间，浪费了大量时间。她变得迷惑，因为她想解决那些互相冲突的倾向造成的问题，或至少处于主导地位的问题。实际上，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并出现于互相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中。批评自己和不敢归咎于人的倾向是她强迫性谦卑的结果之一。对优越感的需要导致了她归咎于人的倾向，而这使承认自己的任何缺点对她来说都是不可忍受的。如果这时她想到可能存在着互相冲突的倾向，它们源于互相冲突的根源，那么她就可能更早地理解这个过程。

至此，我们简略地考察了神经症的结构，并讨论了为逐步获得整个结构的清晰图画而必须处理无意识力量的一般方法。我们还未触及揭露它们的具体手段。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将讨论为了最终获得对病人人格的理解，病人与分析师必须做的工作。 0oXl0wHt8U/4nvdD3x+az1suulWhI+yDbUKU5y4BOO2MuwSW0e9rvLa2Ddzv/V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