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之前讨论的，精神分析不仅具有作为神经症治疗手段的医学价值，同时也具备帮助人们向更好方向进一步发挥自身潜能的人性价值。这两个目标都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追求，但精神分析特别的是，它尝试通过人类认知达到以上目标——不仅通过同情、宽容和对内在关系的直觉性把握，因为这些品质在任何类型的人类认知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在更根本上，通过努力而获得一幅关于全面人格更准确的图画。这是通过揭露无意识因素的许多特殊技巧来实现的，因为弗洛伊德清楚地指出，我们不能在没有认识无意识因素这个角色的前提下来获得以上图画。通过他我们了解到，这样的驱力促使我们进入一系列行为、感觉和反应中，它们可能与我们有意识的愿景不同，甚至可能破坏我们与身边世界的良好关系。

诚然，这些无意识的动力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而且也不总是制造混乱。只有当混乱存在，揭露和认识无意识因素才会十分重要。不论什么样的无意识因素促使我们绘画或写作，如果我们可以在绘画或写作中合理、充分地表达自己，就不太会去费心思考。不论什么样的无意识动机促使我们去爱或奉献，只要爱或奉献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建设性内涵，我们就不再对它们感兴趣了。但是，我们如果在某个创造性活动或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上取得了表面成功——这种成功曾是我们非常渴望的，实际上却让我们感觉空虚和不满；或者尽管为成功做了所有努力，但尝试还是一个接一个失败，而且我们悲观地感到无法将失败全部归咎于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就确实需要考虑无意识因素了。简短地说，如果看起来有些来自内部的事情妨碍了我们的追求，那么我们就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无意识动机了。

自弗洛伊德以来，无意识动机作为人类心理学的基本要素而被接受，在此，这个主题不需要详细介绍，特别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扩展自己在无意识动机方面的知识。首先，我们有弗洛伊德自己的著作，如《精神分析导论》《日常精神病理学》和《梦的解析》，还有那些总结了他理论的书籍，像艾夫斯·亨德里克（Ives Hendrick）的《精神分析的事实与理论》（ Facts and Theories of Psychoanalysis ）。此外，那些尝试发展弗洛伊德基础发现的作家的作品也值得借鉴，如H.S.沙利文（Sullivan）的《现代精神病学的构想》（ Conceptions of Modern Psychiatry ），爱德华·A.斯特列克（Edward A. Strecker）的《临床前线之上》（ Beyond the Clinical Frontiers ），埃里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或者我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和《精神分析新方向》（ 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 ）。A.H.马斯洛和贝拉·米特尔曼（Bela Mittelmann）的《变态心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Abnormal Psychology ）以及弗里茨·昆克尔（Fritz Kunkel）的书，如《性格成长与教育》（ Character Growth and Education ）等，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哲学书籍，特别是爱默森、尼采和叔本华的著作，向那些带着开放眼光的人揭开了心理学宝藏，比如几本有关生活艺术的书一样，如查尔斯·艾伦·斯马特（Charles Allen Smart）的《野雁及其追踪》（ Wild Geese and How to Chase Them ）。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及其他作者也是心理学知识收之不竭的源泉。而且，我们至少可以从观察周边的世界中学到很多。

在任何的分析尝试中，有关这种无意识动机存在和效应的知识都是有用的指导，尤其是它不仅作为口头花样，还被严肃对待的时候。这种知识甚至可能是偶尔发现这样或那样因果联系的有力工具。然而，对更加系统的分析来说，我们需要对那些妨碍发展的无意识动机有一个更具体的了解。

在任何理解人格的努力中，至关重要的是发现潜藏在人格深处的驱力。在尝试理解有障碍的人格时，必要的是发现造成障碍的驱力。

在此，我们的理论更加有争议。弗洛伊德相信，人格障碍来自环境因素与受压抑的直觉冲动之间的冲突。比弗洛伊德更加理性主义，也更表面化的阿德勒认为，它们的出现是人们用来表明自己优于他人的方法和手段。比弗洛伊德更加神秘的荣格相信集体无意识幻想，认为这些幻想尽管充满创造的可能性，但也可能因为通过它们培养的无意识努力是有意识思想的绝对对立面，从而形成毁坏性结果。我的答案是，无意识努力处在精神障碍的中心，是为面对生活的恐惧、无助和孤独而发展出来的应对方式。我曾称它们为“神经症倾向”。我的答案远不是终点，就像弗洛伊德或荣格的答案也不是那样。但是，每个深入未知的探索者都对期待发现什么有自己的观点，但他也不能保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甚至即使观点不正确，发现也是有的。这对我们现在心理学知识的不确定性来说，可能也算个安慰。

那么，神经症倾向是什么呢？它们的特点、功能、起源、对生活的影响是什么？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它们的基本元素是无意识的。一个人可能会意识到它们的各种效应，尽管这时他可能认为那不过是自己一些值得称赞的性格特征：例如，如果他有神经症上的感情需要，他就会认为自己有良好的、有爱心的性情；或者，如果他被神经症上的完美主义紧紧控制了，他就会认为自己本性上比别人更有条理、更准确。他可能看到产生以上效应的某些事情，或在事情引起他注意的时候把它们辨认出来。例如，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有被喜爱的需要或者完美的需要，但是，他永远不知道这些努力在何种程度上控制了他，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生活。他也不清楚为什么它们在他身上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神经症倾向的显著特征是它们的强迫性，这一特征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第一，不加区别地追求自我目标。如果一个人拥有强迫性的感情需要，他就必须从朋友或敌人、上级或下级那里得到情感。一个人痴迷于完美主义的需要，那么他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判断事情轻重缓急的能力。对他来说，将桌上的物品收拾得整整齐齐与以完美方式准备一份重要报告都是必要的。而且，他们在追求目标时不会考虑现实情况和实际的自我利益。当一个女人依赖一个男人时，她会把一生的全部责任都寄托于他，完全不关心这个男人是否是合适人选，与他相处是否快乐，她是否喜欢并尊重他。如果一个人有独立的强迫性需要，他将拒绝将自己捆绑于任何人或任何事，不论这会让他的人生放纵成什么样子。不管有多需要，他绝不要求或接受帮助。这种不加区别的情况，对普通人而言常常是很容易看到的，但有神经症倾向的人不会意识到。然而，这种情形通常只有在这些特定倾向给他造成不便时，或它们与他的认知模式不一致时，他才会明显感觉到。例如，他会意识到一个强迫的违拗，而不会意识到一个强迫的遵守。

神经症倾向强迫性的第二个特征是，对挫折产生焦虑。这一项特征非常显著，因为它显示了神经症倾向的安全价值。如果一个人因为任何内部或外部原因而感到极度受威胁，这种强迫性追求就失效了。无论犯了什么错，一个完美主义者都会感到恼火。一个对无限自由有强迫性需要的人，会害怕任何束缚，不论是许诺婚姻，还是签订房屋租约。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对这种恐惧反应有一个很好的刻画：小说中的英雄相信当他许下一个愿望时，他的生命就会缩短一截，因此，他焦虑地克制自己不去许愿。但是，有一次他在毫无防备时许愿了，虽然这个愿望并不重要，他还是变得紧张不安。这个例子描绘的就是，如果安全受到威胁，神经症倾向者就被恐惧控制了，而这种安全的威胁更具体一点说就是，若不能保持完美、完全的自主，或者任何代表他的需要的标准，神经症倾向者就会觉得将失去所有的东西。这种安全价值是导致神经症倾向的强迫性人格的主要因素。

如果看看这些倾向的起源，我们将能更好地理解它们的作用过程。在性情和环境影响的综合效应下，神经症倾向于在生命早期发展起来。一个小孩在父母威严的压力下变得顺从还是叛逆，这不仅取决于这种威严本身，还包括小孩的先天条件，比如他的生命力如何，他的本性相对柔软还是坚硬。因为相对环境因素来说，我们对体质条件了解得少，而后者是唯一容许改变的，所以我将仅谈谈后者。

儿童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重要的是，这种影响是阻碍性的还是促进性的。影响向哪个方向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与家长或者身边其他人的关系，包括家庭中的其他孩子。如果一个家庭的氛围是温暖的、互相尊重、互相关爱，那么孩子将顺利成长。

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文明中，有许多环境因素不利于儿童的发展。拥有最好意愿的父母可能会带给孩子过多的压力，从而破坏孩子的积极性。一个家庭的氛围还可能是令人窒息的爱和威胁恫吓、专制和赞美的结合。父母可能会给孩子留下这样的印象：家门之外有种种危险在等待着他。家长可能会强迫孩子站在自己一方，反对另一方。父母可能反复无常，一下子从开心和蔼的玩伴变成严峻冷酷的独裁者。特别重要的是，孩子可能会由此感觉，他存在的权利仅仅由能否满足父母的期望来决定——达到父母为他定下的标准或野心，为父母争光，对他们愚忠愚孝；换句话说，他对自己是一个拥有自我权利和义务的个体的认识可能被阻碍了。这些影响的效力并不因为它们通常的微妙性和隐蔽性而减弱。此外，不利因素通常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环境带来的结果是，孩子没有发展出恰当的自尊。他变得没有安全感、忧虑、孤僻、充满愤怒。最初，他对周围的这些力量感到无助，但是渐渐地，通过直觉和经验，他发展出适应环境、拯救自己的方法。在操纵他人方面，他出现了一种敏感而谨慎的特征。

他发展出什么样的特殊应对法取决于整个纷繁复杂的环境。有的孩子意识到，通过固执和偶尔发脾气，他能够免受侵扰。他将他人排除在自我世界之外，生活在由自己掌控的孤岛上，并痛恨别人给他的每个命令、建议或期待，他将之视为侵犯他隐私的危险。对于另外的孩子来说，唯一向他敞开的道路是抹掉自我和情感，无条件地顺从，只能竭力维持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空间。这些未被侵占的空间可能是原始或崇高的。它可能是在隐蔽浴室里的自慰，或自然、书籍、幻想的王国。与此相反的是，第三种孩子没有冻结自己的情感，而是黏着拥有最强力量的父亲或母亲，献出自己完全的忠诚。他盲目地接受这位父亲或母亲的喜好憎恶，他/她的生活方式、生活哲学。然而，他可能因为这种倾向而受到折磨，同时发展出对自给自足的热烈渴求。

就这样，神经症倾向的基础打下了，它们代表了被不利条件强化了的生活方式。孩子必须发展出神经症倾向，以抗衡自己的不安全感、恐惧和孤独。但是，他也无意识地感觉到，必须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以免陷入威胁自己的危险中去。

我相信，如果拥有对童年的相关因素充分而详尽的知识，一个人可以明白为什么孩子会发展出某些特有的倾向。在此，我们不可能证实这个断言，因为这样做必然需要很多儿童的成长细节。但是，我们不必证实这一点，因为每一个有足够的与儿童生活经历的人，或改造他们早期发展经历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经验来检验。

当这种初期发展出现后，它会必然地持续下去吗？如果特定环境让儿童变得顺从、挑衅、缺乏自信，他会必然保持下去吗？答案是，虽然他不一定会保持他的防御技巧，但还是有很大的危险性。它们可能被早期环境的剧变根除，或者即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通过任何数量的偶然事件——如发现一位善解人意的老师、朋友、情人、伴侣，一项适合他性格和能力的引人入胜的工作——而得以减轻。但是，在缺乏强有力的抵制因素的情况下，危险还是很大的，这些倾向不仅会持续，而且会更强烈地支配他的人格。

要理解这种持续性，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倾向不仅是进化出来的、针对难以相处的父母的有效防御策略，而且从内部发展出来的所有因素来看，它们还是儿童应对一般生活唯一可能的方式。躲避袭击是野兔应对危险的策略，而且是它唯一的策略。它不可能决定去战斗，因为它根本没有办法那样做。同样的，孩子在困难条件下长大，发展出一套本质上具有神经症倾向的生活态度。他不能通过自由意志来改变这些态度，必要地，他还不得不把它们坚持下去。然而，野兔的类比并不完全恰当，因为它在身体上并没有其他应对危险的方法，但人类如果不是天生有心理或肢体缺陷的话，就会有其他的潜能。他必须坚持这些特殊态度，这不在于他的身体局限，而在于他所有的恐惧、抑制、脆弱、虚假目标和关于世界的错觉，将他局限在某些方式上，排斥其他。换句话说，这些使得他僵化，容不得基本的变化。

要描述这一点，一个方法是比较儿童和成年人怎样应对同样难以相处的人。必须牢记的是，接下来的比较只有描述的价值，不是应对这两种情况中涉及的所有因素。儿童克莱尔——这里我想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病人，稍后会回到他的分析——有一位自以为是的母亲，期待孩子的赞赏和独有的忠诚。有位成年人是员工，心理健康，有一位与克莱尔母亲性格相似的老板。母亲和老板都自以为是、独断、偏听偏信，如果他们认为没有受到应有的尊敬，或者察觉到别人的批评态度，他们都容易变得满怀敌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员工有迫切的原因要保住自己的工作，他就会多多少少有意识地发展出能够应对老板的技巧。他可能克制自己不发表批评意见；刻意赞美老板的好品质；不表扬老板的竞争者；不管自己意见如何，都同意老板的方案；让自己的建议看起来像受到老板的启发。那么，这样的策略对他的人格有什么影响呢？他将厌恶这种区别对待，不喜欢这种区别对待背后必然存在的虚伪。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所以他会觉得这种情况反映的是老板，而不是自己，并且他采取的行为也不会使他变成顺服、溜须拍马的人。他的策略只为对付特定的老板。面对下一个老板，如果情况变了，他将采取不同的行动。

为了理解神经症倾向，还需要辨认它们与以上特定策略的不同。否则，我们不可能体会它们的力量与普遍性，就会犯阿德勒那些过于简单和理性的错误，导致对治疗中需要做的工作估计不足。

克莱尔的情况与之前员工的案例相似，因为她的母亲和老板在性格上相近，但对克莱尔的例子来说，还有更多值得深谈的细节。她曾经是一个不被期待出生的孩子。父母的婚姻不幸福。生了一个男孩后，母亲就不想再要孩子了。克莱尔是在几次堕胎失败后出生的。她没有受过任何粗暴意义上的虐待或忽视。她被送到像哥哥上的学校一样好的学校，她收到像哥哥一样多的礼物，他们上同一个音乐老师的课。在物质方面，她得到了良好的对待。但是在无形的事情上，她获得的比哥哥少，得到更少的温情。她在学习成绩和日常经历上更少被关注，在生病时更少被关爱，更少被当作知心朋友，她的长相和成就更少被赞美。母亲和哥哥形成一个牢固的小团体，而她被排斥在外，尽管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无形的。父亲也没有帮助她。作为一个乡村医生，他大多数时候不在家。克莱尔做过一些可怜的尝试，想要跟父亲更加亲近，但是他对哪个孩子都不感兴趣。他的感情完全集中在母亲身上，这是一种无奈的崇拜。最终，他无能为力，因为母亲公开地瞧不起他。母亲精明、迷人，而且毫无疑问是家庭的主宰。她对父亲这种毫不掩饰的憎恨和轻蔑，包括公开诅咒，都使克莱尔更加感觉到依赖强者要安全得多。

这种情况下，克莱尔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好的机会发展自信。家里并没有由明显的不公煽动起来的持续叛逆，但她变得不满、生气和抱怨。结果是，她总为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牺牲者而受到戏弄。无论母亲还是哥哥，都从来没有察觉到她可能受到了不公平对待。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的态度就是令人讨厌的性格的表现。而克莱尔，由于从未感觉到安全，在自我认识上很容易屈服于大众观点，开始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她的错误。与因美貌和魅力受到所有人喜爱的母亲相比，与快乐、聪明的哥哥相比，她是一只丑小鸭。她开始深信自己是不受人喜爱的。

从来自他人基本上真实的、有根据的指责，到基本上毫不真实、没有根据的自责，这个转变具有深远的影响，正如我们不久将看到的那样。此外，这一转变不仅必然需要承认多数人对她的评价，还意味着她压抑了对母亲的所有不满。如果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她忍受对母亲恨意的根据就从心里抽走了。从如此压抑敌意到加入崇拜母亲的团体，仅仅是一小步。在这进一步屈服于大众观点的过程中，从母亲对缺乏完全崇拜的人充满敌意这件事上，她强烈地感觉到，在自己身上找缺点会比在母亲身上找缺点安全得多。如果她也崇拜母亲，那么她不再需要觉得被孤立和排挤，而有希望收获一些情感，或至少被接受。她对感情的愿望并没有真正实现，但她获得了一份价值可疑的礼物。母亲，像其他那些靠他人崇拜成长起来的人一样，反过来对崇拜她的人是慷慨的。克莱尔不再是被嫌弃的丑小鸭了，她变成一位优秀母亲的好女儿。就这样，在自信被严重毁坏的地方，她建立了以外界崇拜为基础的虚假自尊心。

通过从真实反抗到不真实崇拜的转变，克莱尔连她曾有的一点点自信也丢失了。含混一点的说法就是，她迷失了自我。通过崇拜现实中讨厌的东西，她与自己的感情疏远了。她不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渴求什么、害怕或讨厌什么。她失掉了所有爱的能力，甚至是所有欲望。尽管表面上骄傲，但是她认为自己不可爱的感觉加重了。之后，当这样或那样的人喜欢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能按表面价值接受那份感情，并通过各种方式逃避它。有时她会想，这个人喜欢的不是真实的我；有时她会将这种感情归结为别人对她帮助的感谢，或期望未来得到她的帮助。这种不信任感深深妨碍了她进入的每一段关系。她也失去了批判性的判断力，她的行为都以无意识的“崇拜比批评更安全”为基础。这种态度限制了她的才智，是造成她觉得自己很笨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她要聪明得多。

在所有的因素作用下，三种神经症倾向形成了。第一是她对自己愿望和要求的强迫性谦虚。这形成了一种强迫性倾向，让她将自己放在第二的位置，比起他人，她更少地考虑自己，认为他人正确，而自己错误。但是，即使在这种受到限制的范围内，她也感觉不到安全，除非有人可以让她依靠，有人保卫、守护她，给她建议，启发她，赞美她，对她负责，给她需要的一切。她需要这些是因为她已经失去了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因此，她发展出对“伙伴”——朋友、情人、丈夫，可以依靠的所有角色——的需要。她将完全顺从他，就像曾经服从她的母亲那样。但同时，他也要通过全心全意的忠诚来修复她破碎的自尊。第三种神经症倾向——超越他人和赢过他人的强迫性需要，同样以重获自尊为目标，但还要吸收所有通过伤害和羞辱积累起来的报复情绪。

让我们继续刚才的比较并总结本要说明的东西。员工和儿童都发展出应对环境的策略，这两种技巧都是将自我放到背景中，采取对权威人物崇拜的态度。因此，他们的反应可能大致看来是相同的，但是现实中，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员工没有丢失他的自尊，没有减弱自己的批判性，没有压抑自己的不满。然而，儿童却失掉自尊，压抑敌意，放弃自己的批判能力，变得异常谦虚。简单地说，成年人仅仅调整了自己的行为，而儿童则改变了自己的人格。

这种神经症倾向顽固的、无孔不入的本质对治疗有意味深长的含义。病人常常期待，一旦察觉到自己的强迫性需求，他们就能够消除它们。然而，如果支配他们的这些倾向很顽固，在强度上没有减弱，他们就会失望。当然，这些希望不完全是幻想。在轻微的神经症中，神经症倾向确实可能在被意识到时消失，就像我们将在“偶尔的自我分析”一章引用的几个案例中讨论的那样。但是，在更复杂的神经症中，这样的期望是无用的，就像幻想失业这样的社会难题一旦作为问题被意识到就不再存在一样。在每个例子中，无论社会还是个人，都有必要研究并尽可能影响那些形成妨碍倾向并使这种倾向持续下去的力量。

我曾经强调过神经症倾向提供的安全感。正如之前提到的，这是它们具有强迫性的原因。但是，它们在使病人产生满足感或对满足抱有希望上所起的作用不应被低估。尽管强度不同，但这种感觉或希望永远不会消失。在某些神经症倾向中，如有对强迫性完美或强迫性谦虚的需要，防御的一面是主导的。在其他倾向中，通过奋斗成功而获得的满足，或者希望获得非常强烈的满足，以致后者具有一种毁灭性激情的特点。例如，有神经症性依赖需要的人，通常会强烈地期待和那个将掌控他生活的人相处的幸福。如果一种神经症倾向得到满足，或有希望得到满足，那么这种倾向将更难以治疗。

神经症倾向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那些必须追求建立与别人更密切关系的倾向，与那些寻求冷漠或距离的倾向形成对比。那些迫切追求这种或那种依赖的倾向可以归为一类，与那些强调独立性的倾向形成对比。具有扩张性的倾向和致力于压缩人生的倾向相对立。力图突出个人特点的倾向可能与那些致力于改变或消除自我的倾向相反。那些自我膨胀的倾向可能与自我贬低的倾向形成对比。然而，完成这样的分类并不能使图画更清晰，因为分类上有重叠。因此，我将只列举那些目前作为描述实体更显著的倾向。我十分确定这份名单既不完整也不清晰，可能还需要添加其他倾向。而且，一个被认为自成一体的倾向可能仅仅属于另一类。如果对各类倾向详细描述，论述将超出本章的范围，尽管有些知识是需要的。它们之中，有些在之前出版的书中已经有过详细描述。在此，我把它们列举出来，并大致讲讲主要特点就应该足够了。

1. 对情感或认可的神经症需要 （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第六章“关于情感需要”）：

不加区分地取悦他人或获得他人喜欢和认同的需要；

自动迎合他人的期望；

将重心置于他人，而不是自己，只在乎他人的愿望、观点；

对自信的恐惧；

对他人或自我内部敌意的恐惧。

2. 对掌控自己生活的“伙伴”的神经症需要 （见《精神分析的新方向》第十五章，“关于色情受虐狂”，以及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第五章“关于专制性”；以及之后第八章的例子）：

将重心完全放在“伙伴”身上，这个人要满足自己生活所有的期望，为生活中的好事坏事负责，对他的成功操纵变成了主要的任务；

对“爱”过分看重，因为认为“爱”理应解决所有问题；

恐惧被抛弃；

恐惧孤独。

3. 将人生限制在狭小范围内的神经症需要：

要求极少、满足极少以及限制对物质的野心和愿望的需要；

保持不显眼和居于次要位置的需要；

看轻存在的能力和潜能，认为谦虚是最高价值；

比起消费更急着存储；

恐惧提出任何要求；

恐惧产生或声明扩张性愿望。

以上三种倾向就像预想的那样，通常被一起发现，因为它们都意味着对软弱的承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规划人生的尝试。它们与依赖自身力量或者为自己负责的倾向正好相反。然而，这三种倾向并没有形成一个症状。第三种可能在前两种没有显著表现的情况下存在。

4. 对权力的神经症需要 （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第十章“关于权力、声望和占有的需要”）：

为自身利益而渴望支配他人；

献身于一个借口、职责、义务，尽管只占一部分，而不是驱力；

对他人基本不尊重，不尊重他们的个体、自尊、感觉，唯一关心的是他们的服从；

根据涉及的破坏性元素的不同，而产生非常不同的态度；

不加区别地崇拜力量，蔑视软弱；

恐惧不可控制的情况；

恐惧无助。

4a.通过理性和预见控制自我和他人的神经症需要 （第四类的一个分类，出现在那些过于封闭自我而不能直接而公开地行使权力的人身上）

相信才智与理性的无限能量；

拒绝情感动力的力量并轻视它们；

赋予远见和预见极端价值；

在与预见有关的方面具有凌驾他人之上的感觉；

蔑视自身所有落后于优秀才智形象的东西；

因理性力量的局限而恐惧认识事物；

恐惧“愚蠢”和错误判断。

4b.相信愿望具有全能力量的神经症需要 （用模糊一点的方式说就是第四类的一个内向型分类，出现在高度离群的人身上，对他们而言，对权力的直接运用意味着与他人过多的联系）：

因相信愿望的魔力而感觉到坚韧（如拥有一个许愿戒指）；

对任何愿望的挫折产生孤寂的反应；

因为恐惧“失败”而放弃或限制愿望并撤回兴趣的倾向；

恐惧认识纯粹意志的任何局限。

5. 剥削他人和不择手段利用他人的神经症需要：

评价他人以他们是否能被剥削或利用为主要标准；

关注各种各样的可利用之处——钱（对讨价还价上瘾）、想法、性、感觉；

对剥削手段感到骄傲；

恐惧被剥削和因此变得“愚蠢”。

6. 对社会认可和声望的神经症需要 （可能与对权力的渴求结合在一起）：

所有事物——无生命物体、钱、人、自身的品质、活动、感觉——仅仅根据声望价值来评价；

自我评价完全依靠公众接受度；

使用不同的传统或叛逆的方式来激起别人的嫉妒或崇拜；

恐惧失去社会地位（“丢脸”），无论由外部环境还是内部因素所致。

7. 对个人崇拜的神经症需要：

自我形象的膨胀（自恋）；

个人崇拜的需要不是因为本人拥有或呈现在公众眼中的东西，而是因为想象的自我；

根据这个想象的自我和别人对这个想象的自我的崇拜进行自我评价；

恐惧失去别人的崇拜（“丢脸”）。

8. 对个人成就神经症性的野心：

不是通过个人呈现的或本来的自我，而是通过小动作来超越他人的需要；

特别是在自我眼中，通过成为最好的——情人、运动员、作家、工人——来进行自我评价，然而获得别人的认可也同样重要，得不到就会怨恨；

各种毁灭倾向（挫败别人）的大集合，但是在强度上有所不同；

尽管有无处不在的焦虑，还是残酷地驱动自我以获得更大成就；

恐惧失败（“丢脸”）。

倾向6、7和8拥有一个相同点，就是对绝对高人一等有或多或少公开的竞争性驱力。但是，尽管这些倾向有重叠和结合，但它们可能分别存在。例如，对个人崇拜的需要，可能与对社会声望的漠视一起出现。

9. 对自给自足和独立的神经症需要：

从不需要他人或屈服于任何影响，不被任何事物约束、不进入任何包含被奴役危险的亲密关系；

距离和分离是安全感的唯一来源；

恐惧求人、约束、亲密关系和爱。

10. 对完美和无懈可击的神经症需要 （见《精神分析的新方向》第十三章“关于超我”，以及《逃避自由》第五章“关于与自动机合拍”）：

残酷地追求完美；

对可能出现的失误进行反思和自责；

因为完美而觉得高人一等；

恐惧在自我中发现缺点或犯错误；

恐惧批评或责备。

重新审视这些倾向时，一个需要考虑的显著点是，它们暗含的努力和态度本身没有一个是“异常”或缺乏人性价值的。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和喜爱温情脉脉、自我控制、谦虚和善解人意。至少对一个女人来说，期望他人来充实人生被视为“正常”，甚至是美德。在这些努力中，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对某些方面做出高度评价。自立自足、独立和由理性引导，通常被认为是有价值的目标。

鉴于以上事实，下面的问题必然会再三出现：为什么叫它们神经症倾向？它们究竟有什么问题？假设某些倾向支配了某些人，甚至有些刻板，当不同的倾向决定他们的行为时，难道这些不同的追求不就只是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应对生活的不同表达方式吗？例如，性格温柔的人会看重感情，而性格坚硬的人会看重独立和领导力，这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吗？

提出这些问题是有价值的，因为在分辨基本的人性追求、评价与它们的神经症对应物上，这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有显著的实践价值。这两种追求目标相近，但它们的基础和意义完全不同。这些不同几乎与“+7”和“-7”的差别一样大：我们有相同的“7”，就像我们拥有同样的词汇、感情、理性、完美，但是前缀改变了个性和价值。在员工与儿童克莱尔对比的案例中，已经涉及这种明显相似背后的对比，但是再多几例广义上的对比则可以进一步显示出正常倾向和神经症倾向之间的不同。

得到他人感情的愿望只有在对别人有感情，感觉到与他人有共同点时才有意义。那么，重点就不仅是收获友情，而是有能力感觉到他人的感情并且表达出来。但是神经症的情感需要缺乏双向的价值。对神经症患者来说，他对自己感情的感觉少得就像自己被陌生而危险的动物包围时大脑一片空白一样。更准确一点说，他甚至没有真正希望得到他人的感情，而仅仅强烈地、费尽心思地关注他人没有对自己做出攻击性举动。隐含在相互理解、宽容、关怀、同情中的非凡价值，在这样的关系中没有位置。

相似的是，追求天赋和人类能力的完美肯定值得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如果这一努力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强烈而保有活力，世界肯定会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尽管可能用相同的词汇表达，但是神经症的完美需要失掉了这一特殊价值，因为它代表了不求变化地追求完美，或试图显得完美的尝试。它没有进步的可能性，因为在自我内部发现需要改善的地方是令人恐惧的，并因此要避免这种事情。唯一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用戏法将缺点变走，以免暴露而被攻击，并保持高人一等的神秘感觉。正如在神经症的情感需要中，病人自身参与的主动性是缺失的或遭到了损害。这种倾向不是一种主动追求，而是对一种虚幻现状的静态坚持。

最后一个比较：所有人都十分重视心愿的力量，如果让其服务于本身很重要的追求的话，我们会把它视为一种有意义的驱力。但是，对心愿力量万能的神经质式的信念是虚幻的，因为它完全无视种种局限，这些局限可能使下定最大决心所做的努力都落空。即使再大的心愿，也不能将我们从星期天下午的交通阻塞中解脱出来。另外，如果证明心愿力量有效这件事本身变成了目的，那么心愿力量的优点也消失了。在瞬时冲动之路上存在的任何障碍，都会驱使具有这种神经症倾向的人做出盲目而疯狂的举动，无论他是否真想得到那一特定目标。因此，实际情况正好反过来：不是他拥有心愿的力量，而是心愿的力量控制了他。

这些例子可能足以证明，神经症性的追求几乎是对与它们相似的人类价值的讽刺。它们缺少自由、自发性和意义。它们都经常包含虚幻成分。它们的价值仅仅是主观的，存在于它们具有的，或多或少对安全性和解决一切问题的不顾一切的许诺中。

还有另一点应该强调：神经症倾向不仅缺乏它们模仿的人类价值，而且，它们甚至不代表病人的需要。例如，如果病人将所有精力投入对社会声望或权力的追求中，他可能相信他真的想要这些目标，但实际上，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仅仅因为受到了驱使而想要它们。这就像坐在飞机上飞行，他相信飞机是由他驾驶的，但实际上飞机由遥控远程引导。

还有一点要大致了解一下，即神经症倾向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能决定病人的人格并影响他们的生活。首先，这些追求使他觉得发展某些附属态度、感觉和不同类行为是必要的。如果他的倾向是针对无限独立的，他将渴望秘密和隐退，警惕任何看似要入侵他隐私的东西，并发展出与人保持一定距离的技巧。如果他的倾向是压缩人生，他将变得谦卑，无欲无求，并准备好屈服于任何比他更有攻击性的人。

另外，神经症倾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形象或应有的形象。所有神经症病人在自我评价方面，都明显地不稳定，在膨胀和压缩自身形象之间摇摆不定。当一种神经症倾向被意识到时，我们就有可能具体了解在没有可辨别的客观原因下，为什么一个特定病人知道自身的某些评价而压抑其他的，为什么他有意无意地对自己某些态度或品质觉得非常骄傲而鄙视其他的。

例如，如果A对理性和预见建立了一种防御性信念，那么他不仅会过高估计一般可以通过理智完成的东西，而且还对自己的推理能力、判断和预测感觉特别骄傲。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观念将主要来自一种确信，即确信自己的智慧是更高级的智慧。如果B觉得自己可能无法独立，而必须有个“伙伴”为他的人生提供内容和方向，那么他必定不仅会高估爱的能力，而且也会高估他自己爱的能力。他将会错误地把自己依赖别人的需要，当作一种特别强大的爱的能力，会对这种虚幻的能力感到特别得意。最后，如果C的神经症倾向是靠自己的努力掌控所有局势，要不惜任何代价变得独立，他就会对自己具有能力、自立、对自己从不需要他人而感到极度自豪。

对这些信念的维护——A对自己的优秀推理能力的信念、B对自己爱的本性的信念、C对自己有能力独立处理事情的信念——就变得如同发展出它们的神经症倾向那样具有强迫性。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由这些品质确立的骄傲是敏感而脆弱的。这种骄傲的基础并不坚固。它建立在狭小的基础上，并含有太多的虚幻元素。这些品质中的骄傲实际上来自服务神经症倾向的需要，而不是来自实际上存在的品质。事实上，B没有多少爱的能力，但他对这种品质的信念必不可少，以免他认识到自己追求的虚伪。如果他对自己爱的本性抱有任何怀疑，他就不得不承认，在现实中，他不是在寻找一个爱的人，而是在寻找一个只为他奉献生命的人，而且他不具备能力为这个人付出来作为回报。这会对他的安全产生致命威胁，以至于他必定将恐慌和敌意混合，且在此基础上对批评做出反应。同样的，A会以极端愤怒对任何针对他的优秀判断力的怀疑做出反应。另一方面，对因不需要他人而感到骄傲的C而言，如果有任何迹象可以使他联想到没有帮助或建议就会失败，他一定会感觉到愤怒。由这样触犯一个人珍视的自我形象而生成的焦虑和敌意，进一步损害了他与他人的关系，进而促使他更加强烈地依附于自己的防御机制。

神经症倾向不但对病人的自我评价具有深刻影响，同时也影响到他对别人的评价。渴求声望的人会仅仅根据别人享有的声望来评价他们：他会把一个享有较高声望的人置于自己之上，而看不起一个声望较低的人，不管其中的真正价值。有强迫性顺从的人，极有可能不加区别地崇拜对他来说有实力的事物，即使这种“实力”只由古怪或无耻的行为构成。具有强迫性剥削他人倾向的人，可能会喜欢一个甘受压榨的人，但同时也鄙视他。他会认为一个强迫性谦卑的人要么愚蠢，要么虚伪。具有强迫性依赖的人，可能嫉妒地看着强迫性自给自足的人，觉得他自由而无所禁忌，尽管后者实际上只是有了不同的神经症倾向而已。

最后我们需要讨论一个后果，它就是由神经症倾向带来的抑制。这些抑制可能是被限制的，关系到某种具体的行为、感觉或情绪，例如阳痿或对打电话的抑制。或者，这些抑制可能是弥散的，涉及全部人生领域，比如自我确认、自发性动作、提出要求、接近别人等。一般来说，具体的抑制常常处于知觉的层次。弥散的抑制尽管更加重要，但也更无迹可寻。 如果它们变得十分强烈，病人可能大致会感觉到自己受抑制，但是辨认不出具体哪个方向。另一方面，它们可能非常微妙和隐蔽，以至于病人并不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和效力。抑制感觉的方式可能具各种各样的遮蔽，其中最常见的方式之一是合理化：一个在社交聚会中抑制对他人说话的人可能因此感觉到自己受抑制，但他可能只简单地相信自己不喜欢聚会，认为聚会无聊，从而找出很多正当理由拒绝邀请。

由神经症倾向产生的抑制主要是弥散这一类型的。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比较一个患有神经症倾向的人和一个走钢索的人。为了到达钢索的另一端而不掉下来，后者必须避免左顾右盼，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钢索上。在此，我们不会谈及对左顾右盼的抑制，因为走钢索的人清楚地意识到其中涉及的危险，并有意识地避开这种危险。神经症倾向的病人一定同样不安地避免任何偏离预定路线的行为，但在他的案例中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对他而言，这个过程是无意识的，强烈的抑制阻止他在为他铺设的路线上左右摇晃。

因此，一个让自己依赖于伙伴的人将在做独立的行动上受抑制；一个倾向于压缩人生的人，将在拥有愿望并期待更多扩张性的愿望上受抑制；一个具有通过理智控制自我和他人的神经症需要的人，将在感受强烈的感情上受抑制；一个对声望有强迫性渴求的人，将在公众场合跳舞或说话，或进行任何可能损害他的声望的活动上受到抑制，实际上，他的整个学习功能可能已经麻痹，因为对他来说，在开始阶段显得尴尬，这是不可容忍的。尽管所有这些抑制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代表一种对任何自发性感觉、想法和行动的核查。走钢索时，我们所能有的只不过是刻意的自发性。但是，如果有什么东西使神经症病人越过了他的确定边界，那么他感受到的恐惧绝不亚于走钢索的人失足时体验到的。

因此，每一种神经症倾向生成的不仅是一种特定的焦虑，还有特定类型的行为、特定的自我形象和他人形象、特定的骄傲、特定种类的脆弱和特定的抑制。

至此，我们来简化一下问题，假定一个人只有一种神经症倾向，或几种同类型倾向的结合。我们曾经指出，把自己的生活托付给一个伙伴的倾向，常常与对感情的一般需要、与将人生压缩在狭小范围内的倾向结合在一起；对权力的渴求往往与对声望的渴求同时出现，而这两者就像同一种倾向的两个方面；坚持绝对的独立与自给自足，常常与人生可以通过理性和预见来把握的信念交织在一起。在这些例子中，各种倾向的共存并不会使情况复杂化，因为尽管不同倾向可能有时互相冲突（例如，对崇拜的需要可能与对支配的需要相冲突），然而，它们的目标相差不远。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冲突。每一种神经症倾向本身都带有冲突的萌芽。但是，当那些倾向属于同一类型，尽管个体的付出可能很大，但是冲突可以通过压抑、回避以及相似的手段来管理。

当一个人发展出几种性质互不相容的神经症倾向时，情况就发生根本变化。这时，他的处境可以与同时依附于两个主人的仆人相比：两位主人提出互相矛盾的要求，都期待仆人盲目地顺从。如果顺从和绝对独立对他具有同样的强迫性，那么，他会感觉被困在一个不允许有任何永久性解决方案的冲突中。他会探索折中的解决方法，但冲突不可避免：一种追求必然要不断干扰它的对立面。当以独裁方式控制他人的强迫性需要与依赖他人的努力相结合时，或当剥削别人的需要——这种需要妨碍了他的创造力——与成为受人崇拜的优秀者、守护神的需要强度相同时，同样的僵局也会出现。事实上，当互相矛盾的倾向共存时，这种情况都会发生。

神经症的“症状”，如恐惧症、抑郁、酗酒，最终根源就是这些冲突。我们越是彻底地认清这些事实，我们就越少被引诱去直接解释这些症状。如果它们因互相冲突的倾向而起，那么，在没有事先了解它们的潜在结构之前就试图了解它们是白费力气的。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了，“神经症”的实质是神经症人格的结构，而结构的重点是神经症倾向。每一个重点都是人格内部一个结构的核心，每一个这样的底部构造与其他底部构造以多种方式相互联系。认识这一人格结构的性质和复杂性，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突出的实践价值。甚至精神病学家都容易低估现代人性格的复杂性，更不用说外行了。

神经症人格的结构多少有些刻板，但也脆弱而不稳定，因为它有很多弱点——它的虚假、自欺欺人和幻觉性。在无数性质因人而异的点上，它的作用并不引人注目。神经症病人本人会深切地感觉到有些东西从根本上来说是错的，尽管他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他可能大声宣称，一切东西都是对的，尽管他的头在痛，或者他在胡吃海喝，但是他觉得骨子里有些东西不对劲。

他不仅对故障的根源一无所知，而且还有兴趣保持这种无知，因为正如前面强调过的，他的神经症倾向对他具有明确的主观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尽管他的神经症倾向具有主观价值，但他可能检查它们生成的缺点的性质和起因；或者他可能否认有任何东西不对劲或有改变的可能。

在分析中这两条路都被他采用，不同时期各占优势。神经症倾向对病人越是不可缺少，它们的实际价值就越可疑，他就必定越用力、越顽强地捍卫它们，为它们辩护。这种情形可以比作一个政府捍卫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需要。政府的做法越有争议，它就越难容忍批评，它就必定越用力地维护它的权利。这些自我辩护构成了我称为二次防御的东西。它们的目的不仅在于捍卫这些可疑因素，而且在于对整个神经症结构的维护。它们就像为保护神经症而部署在其周围的雷区。尽管在细节上看似不同，但共同基础相同，即一种一切都是正确、美好或无可取代的说服。

为了不留下任何漏洞，这些二次防卫所必需的态度倾向于泛化，这是与二次防御的综合功用相符的。因此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用自以为是的盔甲把自己包围起来，他就不仅会为自己的权利追求辩护，说它正确、合理、正当，而且也不能承认他所做的任何事情虽然琐碎，却是错误或可疑的。二次防御可能非常隐蔽，只有在分析工作中才能被探测到。或者它们也可能构成观察人格图画的一个突出特征。例如，它们在有“永远正确”的需要的人中就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它们不一定必须作为一种性格特征表现出来，而是有可能采取道德或科学信念的形式。因此，过分强调本质因素往往代表一个人确信他的“本性”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一切都不可改变。此外，这些防御的强度和硬度也千差万别。例如，在克莱尔这个病例中（我们对她的分析将贯穿全书），它们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在其他病例中，它们可能表现得十分强烈，致使任何分析的尝试都无法进行。一个人越下定决心维持现状，他的防御就越不可能被击破。虽然透明度、强度和临床表现有所相同，但与神经症人格结构本身的诸多细微差别和变化构成对照，二次防御表现出来的是在这些结合下，对“美好”“正确”“不可改变”这些主题的单一重复。

现在，我想回到我最初的断言：神经症倾向居于神经障碍的中心。当然，这一表述并不意味着作为干扰，神经症倾向是被个体最深切地感觉到的：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他通常并没有感觉到它们是他生活中的驱力。这一断言也不意味着神经症倾向是一切精神病的最终根源：倾向本身是以前失调的人际关系中出现的冲突的产物。我的论点不如说是，整个神经症结构的重点是我所称的神经症倾向。它们提供一条走出人生初期灾难的路，给病人承诺，使他们觉得尽管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失调，但生活还是可以应付。但是，它们也生成了种类繁多的新障碍：有关世界和自我的幻觉、脆弱、抑制、冲突。它们既是对人生初期之困难的解决方案，又是产生进一步障碍的根源。 tt9r7NIsSKzigMueJCbxjF2VzwRzifM5gn3zMB/uuA5HkZKADJ4DSTuVpENJJhh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