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位心理分析师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分析过程进行得越快速、有效，病人就越“配合”。说到配合，出现在我脑海的并不是病人礼貌、顺从地接受咨询师的任何建议。我主要也不是指病人有意识地谈起自己的信息——对于大部分主动约见心理分析师的病人来说，他们早晚都会意识到并接受自我表达在治疗过程中的必要性。我想到的自我表达，不如说像作曲家在音乐中不由自主地表达感情那样，并不受病人意识的自我支配。如果有内在因素阻止自我表达，作曲家是断然无法工作的，也不会生产出任何产品。同样的，病人尽管有最大的合作意愿，一旦遭遇“阻抗”，很快他的努力也不会有成果。但是，他能够自由表达的频率出现得越多，解决自身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病人和心理分析师之间的互动效果也越显著。

我经常告诉我的病人，如果将解决心理问题比喻成翻大山，那么理想的情况是心理分析师只充当向导，指出最佳路线。当然更准确的表达需要添加一点：这个向导其实也并不清楚一定要走哪条路，因为尽管有许多经验，但对于这座特别的大山来说，他也一无所知。这样的事实就决定了治疗过程中病人心理活动和创造力的重要性。除去心理分析师的贡献，病人的建设性活动决定了治疗过程的长度和成果，这样的说法并非言过其实。

病人心理活动在分析治疗中的重要性通常在这个时候会被揭示出来：当病人情况没有任何起色时，分析不得不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打断或终止。这时，病人和分析师对治疗过程都不满意。但是，等待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惊喜地发现病人有了可观和稳定的进步。如果仔细检查，认定病人生活中并没有其他可能造成这种进步的因素出现，那么我们有理由把它看作一个延迟的治疗效果。然而，这样的后效在可行性和可取性上并不容易估算，很多因素可能对此产生影响。先前的工作可能已经使病人有能力做出如此准确的自我观察，从而使他更加坚信某些干扰趋势的存在，或更有能力发现自身新的因素。或者，他可能将心理分析师的所有建议认定成一种外来的侵扰，当它们重新出现时，他可以更轻易地把建议认定为自我的发现。再或者，如果他的问题是一种必须优于他人的心理需要，那么他可能无法让分析师获得工作成功的满足。因此，只有在分析师退出时他才能恢复。最终我们必须记住的是，滞后反应也会在以下情况出现：我们可能很久之后才能领会一个笑话或者一段对话的真正含义。

尽管对上述情形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某些心理活动一定是在病人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或者至少病人未曾有意识地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一个有意义的梦、一个一觉醒来找到解决方法的任务——这些都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这样的心理活动以及一些受到无形的东西引导的有意义的活动，确实在我们并不知情时发生了。这样的例子还包括，研究著名的数学难题，答案忽然在早上冒出来；夜晚脑袋昏昏沉沉，一觉醒来思路清晰；甚至是白天没有意识到的怒气，在夜晚自我发酵，也会迫使人们在凌晨五点醒来，清楚地感觉到心中愤恨和不满的存在。

事实上，每位分析师都依赖这些底层心理活动进行操作。这样的关系隐含在一个教条中，即如果“阻力”消除了，分析会如愿进行。我似乎也应该陈述它积极的一面：病人对解脱的动机越强烈，受到的阻碍越少，他展现的创造性活动就越多。但是，无论强调负面的（阻力）还是正面的（激励），其中的原则都是一样的：通过移除障碍或者诱发足够的激励，病人的心理能量会被激活，并生成最终导向进一步洞察的材料。

本书关心的问题是，一个人能否走得更远。如果分析师依靠病人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如果病人有单独解决某个问题的能力，那么这项能力可以被主观地运用吗？病人能否运用自身的批判性才智来详细检查自我观察的结果或者他的联想？病人和分析师之间通常有劳力上的分工。一般来说，病人让自我的思想、感觉和冲动表现出来，分析师运用自己的批判性才智判断病人行为背后的动机。他质疑病人的各类有效陈述，将表面上无关的材料集中起来，对其中可能包含的意义提供建议。我用“一般来说”，是因为分析师也使用了自己的直觉，病人也可能将事情联系在一起。但是，总的来看，这样的分工存在，并且对分析过程绝对有利。它能使病人放松，单纯地表达或流露出心中出现的事物。

但是，分析间隔中的那段时间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由于各种原因中断时间很长呢？为什么要对问题不置可否，让其在不知不觉中自我澄清呢？难道不能鼓励病人不仅做出深思熟虑、准确的自我观察，而且也通过自我论证得出某些洞察？就算这可能是一项充满危险和局限的艰苦工作——我们将在稍后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这些困难也不应该阻止我们继续发问：自我分析不可行吗？

在更宽泛的参考框架内看，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类能够认识自己吗？我们欣慰地发现，人们虽然认为这个任务困难重重，但这仍是切实可行的。然而，这样的鼓舞并不能带领我们走得更远，因为古人和当代人在看待这个问题上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我们知道，特别是自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以来，这项任务变得比古人想象的更加复杂和困难——事实上困难到仅仅严肃地提出问题就已经像一场通往未知的冒险。

最近，市面出现了很多意在帮助人们更好地与自我以及他人相处的书籍。其中像戴尔·卡内基（Dale Carnegie）的《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他人》（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 uence People ）只是在处理个人和社交问题上给出些常识性的建议，并没有涉及多少自我认知的问题。但是也有些书确实针对自我分析，比如戴维·西伯里（David Seabury）的《自我发现的冒险之旅》（ Adventures in Self-Discovery ）。如果我觉得有必要就这个话题另写一本书，那是因为我相信即使这些书中最好的作者，例如戴维·西伯里，也没有充分运用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技巧，从而未给出充分的指导。 ^[1] 此外，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其中涉及的纷繁难懂之处，如同从“让自我分析简单起来”这样的书名中展现出来的那样。这类书表现出来的这种倾向也隐含在某些研究人格的精神病学尝试中。

这些尝试都在暗示：认识自我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是一种错觉，一种建立在一厢情愿之上的念头，是一种无疑有害的幻觉。尝试这条被空洞许诺的简易之路的人们，要么会装模作样，错误地相信他们了解自己的一切，要么在遇到第一个严重障碍遭受挫折时失去信心，进而放弃继续探索真相。当人们意识到自我分析是一个艰苦、缓慢的过程，势必时常遭受痛苦和挫折，需要竭尽全力时，那么这两种结果就不会如此轻易出现。

一个有经验的分析师永远不会受这种乐观情绪迷惑，因为他太熟悉病人在具备如实面对问题能力之前，可能会经历的那种艰难的、时不时令人绝望的战斗。分析师可能会更倾向于完全相反的一面，那就是拒绝自我分析的可能性。他有这样的倾向，不仅因为经验，也因为具备理论基础。例如，他会提出论据，病人只能在重新经历婴儿时期的欲望、恐惧以及对分析师产生依恋后，才能从困难中释放自我；如果病人只依靠自己的力量，顶多能取得一些无效、“纯理智的”的洞察。如果仔细检查这类论据的细节（我们不在此进行这样的检查），会发现它们最终将引向这样的结论：病人的激励无法强烈到使他能克服自我认知路上的障碍的程度。

我强调这一点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在每一例精神分析中，使病人达到某一目标的激励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有把握的说法是，除非病人自己愿意，否则分析师无法带领他去往更远的目标。然而，在分析中，得到分析师的帮助、鼓励和引领是病人具有的优势。我们将在另外一章讨论这种优势。如果病人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自我分析，那么激励将变得至关重要——它的强度决定了自我分析的可行性。

当然，弗洛伊德认识到，因神经症感受到的所有痛苦可以提供这样的激励。但是，如果这种严重的痛楚从未存在或者在治疗过程中消失，那么他明显无从解释激励的起因。他建议，病人对分析师的“爱”可以提供另一种激励，这种“爱”的目的并不在于具体的性满足，而在于接受并利用分析师的帮助。这听起来似乎可信。然而，我们不能忘记，所有神经症中，病人爱的能力都受到极大损害，而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大多因为病人对于喜爱和赞成的极度需求。诚然，有些病人——我想弗洛伊德也考虑过这类病人——费力讨好分析师，包括愿意不加批判地接受解释，也包括试图展示分析取得了进展。然而，这类努力不是由病人对分析师的“爱”所驱动的，而是病人的一种妥协，目的是缓解他潜藏的对他人的恐惧，以及在更广泛意义上，他觉得无法以更加独立自主的方式解决问题时所感觉到的无助。于是，这种把事情办好的动机完全依赖于病人与分析师的关系。一旦病人感到被拒绝或被批判，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他将失去对自我利益的关注，而精神分析活动就变成了病人怨恨与复仇的战场。比这种不靠谱的激励更重要的是，分析师必须阻止它。不顾个人意愿，仅仅按别人喜好办事的趋势对病人来说是产生障碍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需要分析它，而不是利用。所以，弗洛伊德意识到唯一有效的激励还是病人试图摆脱痛苦的愿望。就像弗洛伊德断言的，这个动机并不长久，因为随着症状减轻它的比例必然会减小。

也许有人认为，如果精神分析的目的仅仅是消除症状，那么这个激励可能是足够的。但事情真是这样吗？弗洛伊德从未明确表达过对这类目标的看法。只说病人应该能够工作和享受，而没有对两种能力加以限定，这样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有能力进行日常工作，还是创造性工作？有能力享受性生活，还是日常生活？说分析应该成为一次再教育，这也是含混不清的，因为它回答不了“为何而教育？”这个问题。也许弗洛伊德并没有过多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从最初到最后的写作来看，他主要对消除神经症症状感兴趣；他关心性格的变化，只因为这将保证症状被永久性治愈。

弗洛伊德的目标本质上以消极方式定义：获得“免于……之自由”。然而，其他作者，包括我自己，都用明确的积极方式表达过这一分析目标：通过使一个人免于内在束缚来使他的最大潜力自由发展。这可能听起来只是侧重点不同，但是，即使真的是不同的侧重点，也足以改变整个激励问题。

尽管可能不时要经历各种严酷考验，但只要病人有内在的激励，那么以积极方式建立目标就有现实的价值。用尽可能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这种激励能够成长到足够强大，以便发展他具有的所有官能，使他认识到天赋的潜力，把握自己。

当这个问题表述得如此明白时，事情就变得很清楚：其中牵扯的不仅是侧重点不同，因为弗洛伊德特别否定了这样的愿望存在。他甚至嘲笑它，就像这只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他指出，自我发展的冲动源于“自恋”的欲望，这代表了自我膨胀和超过他人的倾向。弗洛伊德很少只因为倾向理论考虑而做出假设。这种假设中，他几乎总是对事物本质有某些敏锐的观察。在此例中，他的观察就是：在自我发展的愿望中，自我扩张的趋势有时是强大的因素。弗洛伊德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这类“自恋”因素只是一个建设性因素。如果自我扩张的需求已被分析和抛弃，发展的愿望仍然保留，而且将比之前呈现的更为清晰和有力。当“自恋”因素点燃了成长的愿望时，也妨碍了愿望的实现。用一位病人的话说：“‘自恋’冲动指向虚假自我的发展。”培养虚假的自我总是以牺牲真实的自我为代价，后者受到冷遇，最多像一个可怜的附属。我的经验是，虚假自我蒸发得越多，真实自我就越会得到投资，激励就越多地通过摆脱内在束缚而舒张扩展，真实的自我从而在允许的范围内活出生命的意义。我似乎觉得，发展自我能量的愿望，是一种抵制进一步分析的努力。

理论上，弗洛伊德不相信自我发展的愿望，这与他以下的假说密切相关：“自我”是被玩弄于内在本能驱力、外部世界以及禁闭的无意识之中的一股“脆弱”力量。然而，我相信，分析目标的这两种构想，归根结底是对人性本质的两种不同的哲学理念阐释。就像马克思·奥托（Max Otto）的名言：“塑造并培育一个人的哲学的最深远根源在于，他对人类拥有的信念或这种信念的缺失。如果他对人类抱有信心，并且相信通过他们可以获得一些美好的东西，那么他将收获与他的确信和谐一致的人生理念和世界理念。缺乏信念也会产生相应的理念。”弗洛伊德在论述解梦的书中也提到，至少含蓄地承认，某些程度的自我分析是可行的，因为他确实在那里分析了自己的梦。鉴于他全盘否定了自我分析的可能性，这一点尤其耐人寻味。

但是，我们即使同意自我分析的激励足够充分，还将面临一个问题：自我分析能否由缺乏足够知识、训练和经验的“外行人”承担？读者可能会直白地追问，我是否在暗示这本书第三、第四章的内容就足够代替专家的特有技巧。自然，我不认为有任何替代的可能性。我甚至不希望提供任何相近的替代。于是，我们好像在此处陷入了僵局。但真是这样吗？尽管貌似可信，但对一个非黑即白原则的运用通常意味着谬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全心尊重在文化发展中那些专业化的角色，但是我们最好记住，过于敬畏专家确实可能会阻碍创新。我们往往倾向于相信只有政治家了解政治，只有修理师能够维修我们的汽车，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园丁才能修剪树木。当然，比起未经训练的人员，专业人员可以完成得更加快速和高效，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业余人员甚至不知从何处下手。但是，专业和非专业人员之间的鸿沟未必有想象中那么宽。过于依赖专业人士可能导致盲目敬畏，进而扼杀任何创新活动。

这类广泛的思考令人振奋。但是，为了恰当估算自我分析的技术可能性，我们必须详细审视一下专业人士拥有的素质。首先，分析他人需要广泛的心理学知识，这包括了解无意识力量的本性、它们的表现形式、力量产生的原因、造成的影响以及揭示它们的方法。其次，分析需要通过训练和积累经验来掌握具体技巧：分析师必须懂得如何与病人相处；在迷宫般的材料中，他必须知道在某种程度上应该锁定哪些内容，暂时搁置哪些内容；他必须拥有高度发展的能力去“深入”病患，一种相当于第六感的能力去感知心灵的暗流。最后，分析他人需要分析师对自我的全盘认知。在与病人接触的工作中，分析师不得不把自己置于一个拥有独特癖性和规则的陌生世界中。他极有可能会误解、误导，甚至造成实质的伤害——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因为不小心、忽视或自负。因此，分析师不仅要十分熟练地掌握并灵活运用技巧，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必须理顺他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因为以上三点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不能达到规定要求的人都不可以承担分析他人的工作。

这些要求不能自动应用到自我分析上，因为分析自我在某些基本点上不同于分析他人。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对自己反映的世界不觉得陌生。实际上，这是我们唯一了解的世界。诚然，神经症患者与世界的很多部分都疏远了，而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有强烈的愿望不去看见这些部分。而且，还有一种危险总是存在，那就是在熟悉自我的情况下，他会把某些显著的因素看得过于理所当然。但事实是，这仅仅是他的世界，所有相关的知识，都以某种方式存在其中，而他只需要观察并运用自己的观察就可以进入这个世界。如果他对认识自我困境感兴趣，如果他有能力克服认识它们的自我阻力，那么他能够在某些方面比外来者更好地观察自己。毕竟，他与自己日夜待在一起。他进行自我观察的机会，可以与一位时刻不离病人的聪明护士相比。然而，分析师与病人每天最多相处一个小时。分析师有更好的观察方法，对于观察和推断有更清晰的观点，但护士有更广泛的观察机会。

这个事实构成了自我分析中的重要财富。事实上，这降低了对专业分析师的第一点要求，也消除了第二点：与分析他人相比，在自我分析中需要更少的心理学知识，而且，我们完全不需要那些在与他人相处中的策略性技巧。自我分析最困难的部分并不在于这些方面，而在于使我们迷失于无意识力量的情感因素。主要困难是情感性的，而不在理智层面，这一点更被如下事实进一步证实：分析师分析自我时，相比外行人，他们并没有我们倾向于相信的巨大优势。

在理论上，我没有看到自我分析不可行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即使许多人被自我问题深深羁绊而不能自我分析，即使自我分析永远不能接近专业人士分析的速度和精确度，即使某些阻力只能由外部力量帮助化解——所有这些仍然不能证明自我分析在原则上不可行。

然而，单纯以理论思考为依据，我不敢冒昧提出自我分析的问题。提出问题并认真对待的勇气来自表明自我分析是可行的经验。这其中有我自己的经验，有同事经历过并告诉我的经验，还有我的病人的——我鼓励他们在我的分析工作中断期间进行自我分析。这些成功的尝试不仅涉及表面的困难。实际上，它们甚至处理了一些在专业人士帮助下都不可能触及的问题。然而，它们在一个有利条件下获得成功：所有人在进行自我分析的冒险之前都曾被分析过，这意味着他们熟悉治疗办法，并从经历中得知，没有对自我无情的诚实，分析将会有害无利。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自我分析是否有可能进行，或者可以到达何种程度，这个问题必须留给他人来解答了。然而，令人鼓舞的是，许多人在治疗前已经对自己的问题有了准确的洞察。诚然，这些洞察并不充分，但事实是，这些洞察是在没有分析经验的情况下获得的。

因此，除了一个人有能力做所有的自我分析（这一点我们将之后再提），自我分析的可能性概括如下：病人可以在多数专业分析的长时间间隔中进行自我分析，如假日、因职业或个人原因去到外地，以及其他各种中断时间等。那些住在少数几个有专业分析师城市以外的人，可以尝试自己承担主要的分析工作，只偶尔请分析师检查一下成果。这也适用于那些虽然住在大城市，但因财务问题不能接受常规治疗的人。另外，分析过程被提前终止的病人也可以自己继续分析。最后，自我分析可以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进行——这一点还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在某些范围内有可能进行自我分析，那这样做可取吗？没有专业人员指导下的自我分析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具吗？弗洛伊德不是把分析比作手术吗？尽管不像手术失误那样，没有人因为错误运用分析而死亡。

因为在莫名担忧的边缘徘徊绝对成不了事，那么让我们试着详细检查一下，看看自我分析可能存在什么样的危险。首先，有些人认为它可能增加不健康的内省。这个观点曾被多次提及用来反对任何形式的分析，现在也依然有人在提。但是，我愿意重新提出，因为我非常确定，如果分析不在或者很少在指导下进行，这个观点会被叫嚣得更响亮。

分析可能会使人增加内省，这种不赞成的声音好像来自一种生活哲学。这一生活哲学在《已故的乔治·阿普利》（ The Late George Apley ）一书中有很好的阐释，其中的内容并没有涉及个人或个人的情感、追求。对于个体而言，重要的是融入环境、服务社区，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无论他的任何个人恐惧或者欲望都应受到控制。自我约束是最高的美德。过多地关注自己被认为是自我放纵和“自私自利”。然而，从另一方面说，精神分析的最优秀代表，不仅强调针对他人的义务，也强调对自我的义务。因此，他们不会忽视追求幸福这个个人不可或缺的权利，包括个人认真对待内在自由和自主发展的权利。

每个个体必须对以上两种哲学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一个人决定支持前者，那么与他争论分析问题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对他来说，任何人过多关注自己以及自身的问题都是不合适的。我们能向他保证的一点仅仅是，分析的结果通常可以使个体变得较少以自我为中心，在人际关系中更加值得信赖而已，从而他至多认为内在自省可能是一种导致较好结果，但仍存在争论的方法。

支持另一哲学观点的人不太可能认为内省本身应受谴责。对他来说，认识自我与认识环境中的其他因素同样重要，探索自我的真相与探索生活中其他领域的真相同样有价值。唯一让他有所顾虑的问题是，内省是建设性的还是无效的。我想说，如果它被用来服务于成为一个更好、更丰富、更强壮的人这个愿望——若是一种负责任的努力，其终极目标是自我认识和改变，那么内省是有建设性的。如果它就是目的，也就是说对它的追求仅仅在于不加区别地对种种心理学流派的兴趣——为艺术而艺术，那么它的追求者很容易就沦落成豪斯顿·彼得森（Houston Peterson）所说的“心理学狂”。同时，如果它的追求者仅仅沉湎于自负或自怜，对个人无尽头的沉思，进行空洞的自我谴责，那么它同样是无效的。

此处，我们抓住问题的重点：自我分析会不会很容易就变成没有目标的沉思？从我与病人接触的经验来看，我认为这种危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我们似乎可以肯定，只有那些在与分析师合作时倾向于不断钻入死胡同的人，才会有这种危险。离开分析师的指导，他们就会在彷徨中迷失方向。但是，即使如此，他们在自我分析上的尝试失败时，也极少产生危害，因为不是分析导致了他们的苦思冥想。他们苦思的是自己的肚子痛或者外表、自己犯下的错误或对他人犯下的错误，或者在真正接触自我分析前，就存在的精细和漫无目的的“心理学解释”。他们将自我分析用于——或者滥用于——在旧圈子中不断打转的合理性证明：分析提供给他们一种错觉，那种转圈运动是诚实的自我检查。因此，我们应该把这些尝试看作自我分析的局限，而不是危险。

考虑自我分析可能存在的危险时，最重要的是看它是否夹杂了对个人造成绝对伤害的危险。在一个人进行这一冒险时，个人会不会遭遇他无法应对的某些隐藏力量？如果他认识到一个重要的潜意识冲突，而没有看到出路，这是否会激起他强烈的焦虑感和无助感，从而使他陷入抑郁，或者考虑自杀？

鉴于此，我们必须区分短期伤害和长期伤害。暂时的伤害在每例分析中都会发生，因为任何试图获取压抑材料的尝试都必须激起以前被防御措施减轻的焦虑。同样，这也会把本来被知觉屏蔽的愤怒和暴躁带到前景中来。这样的副作用非常强烈，原因并不在于分析使个体认识到某些难以忍受的恶劣或恶毒倾向，而是因为它破坏了平衡。尽管这种平衡中充满危险，但它保护个人免于在混乱中感到失落。我们将在后面讨论短期干扰的性质，所以这里仅仅提供它们可能发生的事实就足够了。

当病人在分析过程中遭遇这样的干扰时，他可能只是感到深深的不安，或者有旧症复发的现象。自然地，他之后会感到气馁。这些挫折感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后被克服。只要新的洞察真正被融会贯通，它们就会消失，被前进一步的充实感代替。它们反映了在重新定位生活中不可避免要经历的震惊和痛苦，这些都隐含在所有建设性过程中。

当内在出现这些剧变时，病人会特别怀念分析师的帮助。但是，我们理所当然认为有了专业的帮助，整个过程会更加轻松。这里，我们更关心的是，如果病人不能单独克服困难，是否有继续发展为长期伤害的可能性。或者，当他感觉自我基础动摇时，他是否可能做孤注一掷的事情，例如鲁莽地驾车或赌博，危害自己的地位，或者尝试自杀。

在我观察的自我分析案例中，这样不幸的结果从来没有出现过。但这结果局限很大，以至于不能形成任何具有说服力的数据证据。比如，我不能说，这种不幸结果发生的比例是1%。然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危险很小，可以忽略不计。每例分析中的观察显示，病人在没有足够能力承受洞察的损害时，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如果他们得到一个对自己安全形成巨大威胁的解释，他们将有意识地拒绝，或者他们可以遗忘，或者忽略它与自身的关系，或者用论据将它驳倒，或者简单地把它当作一种不公平的苛求而对它表示不满。

一种可信的说法是，这些自我保护力量在自我分析中也可以运作。当出现无法忍受的内省时，尝试自我分析的人可以直接停止自我观察。或者他可以用另外的方式解读，以规避主要观点。或者，他仅仅快速而表面化地当作自己形成的错误观点而纠正它，从而将进一步内省的大门关上。所以，在自我分析中，真正的危险会比专业分析中出现得少，因为病人直觉性地知道要避免什么，而分析师，即使是非常敏锐的分析师也可能犯错，提供给病人不够成熟的解决方案。再者，因为在分析中过多逃避问题，所以这样的危险也不是实质的损害。

此外，如果一个人在分析中真正遇到某种深深干扰他的洞察，我相信，有几个注意事项我们可以依赖。其一，触及某些真相的不只是干扰，同时也是释放。任何真相具有的这种释放力从一开始就可以取代这种干扰效果。如果是这样的话，解脱的感觉马上随之而来。但是，即使干扰效果占据上风，发现自身的真相仍然意味着出路的曙光；即使它并不清晰，但它将被直观地感觉到，从而使分析者产生继续下去的力量。

第二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即使真相非常可怕，它也可能是一种有益的恐惧。例如，一个人认识到他曾经被自我毁灭的意识秘密地驱动，比起默默让它运行，清醒地认识到这种驱力是更安全的。这样的认知是可怕的，但是生存的意愿必然会触发内心种种抵制的自我保护力。当然，如果没有足够活下去的意愿，无论有没有分析，他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崩溃。用更积极的方式表达相似的观点就是：如果一个人有充足的勇气去发现令人不快的自我真相，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强壮到足以走出困境。他曾经有过如此过分的举动——仅仅这一事实就表明，他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足以保护自己不被摧毁。但是，在自我分析中，努力克服问题与解决、整合问题之间需要的时间可能被拉长。

最后，我们绝不应忘记，真正危险的干扰不太会在分析中出现，这是因为某个解释在当时并没有被正确掌握。更常见的是，障碍发生的真正根源在于理解或在整个分析中激起的针对分析师的憎恨。这种憎恨如果未被识别进而表达出来，已经存在的自我毁灭倾向就会被加强。让自己崩溃的想法就可能成为对分析师复仇的一种手段。

如果一个人单独面对某种令人不安的洞察，他几乎只能自己与之战斗。或者，慎重起见，通过将责任推卸给他人来逃避洞察。这种慎重是有根据的，因为如果让他人为自己的缺点负责的倾向总是很强烈，如果他还没接受必须对自己负责，那么一旦他意识到一个缺点，这种倾向就有可能在自我分析中爆发出来。

因此我想说，自我分析在可能范围内，不太可能有产生实质损害的危险。当然，它也有各种各样的弊端，在本质上多少有些严重。简单来说弊端包括，分析的失败和分析过程的延长，需要很长时间抓住问题、解决问题。但是相比这些弊端，毫无疑问许多因素使自我分析变得可取。在开头我们就提到了这些明显的外部因素。自我分析对于那些因为钱、时间或者地点因素而无法参与常规治疗的人来说是可取的。即使对那些正在接受治疗的人，如果在治疗间隔，甚至在治疗中被鼓励而进行主动、独立的自我分析的话，也可以大大地缩短疗程。

然而，即使撇开以上显而易见的原因，对有能力进行自我分析的人来说，自我分析也会有收获。这些好处更多是精神层面的，不那么明显，但也很实在。它们可以概括为内在力量的增长以及因此带来的自信。每例成功的分析都会增加自信，但是，自己的创造、勇气和对心理障碍的坚韧克服，还会使人得到某种额外的收获。分析中的这种效应与生活中其他方面的情况是一样的。独立发现一条上山的路会比重复之前的路带来更大的成就感，尽管投入的努力和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这样的成就不仅使人产生有理有据的自豪感，也给人带来有坚实基础的自信，使人能够面对困境，也不会在没有引领时感到迷失。

[1]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他的《经由公意的民主》（ Democracy Through Dublic Opinion ）一书第四章“认识你自己”中，指出了自由联想在自我认知中的价值。但是，由于书中探讨的是另一个主题，所以他未讨论涉及自我分析的具体方面。 TSc0QuD8NwS5AhEsaKJ5Jr7A8LI0sK7CLqnzVZ1f9qd/HVjA0pYlo32kWk0qFP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