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从严格的医学意义上说，精神分析最初是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发展起来的。弗洛伊德发现，某些受限制的失调并没有任何器质性基础。例如，癔症性痉挛、恐惧症、抑郁症、毒瘾、机能性肠胃不适等，都能够通过揭露隐藏于其下的无意识因素得到治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类障碍被统称为神经症。

不久之后——也就是在最近的三十年中——精神病科医生意识到，神经症患者不仅饱受神经症临床病症的困扰，而且在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时也受到了很大干扰。他们还认识到，许多人格失调的人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明显的、之前被视为神经症特征的症状。换句话说，有一点越来越明显，即在神经症中，症状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但人格障碍一直存在。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必然的结论，即这些并不十分具体的障碍构成了神经症的基本内核。

在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中，这一认识极具建设性，因为它不仅提高了学科的功效，而且也扩大了学科范围。明显的性格失调，如强迫性犹豫、在交友及挑选恋爱对象上的重复失误、对工作的普遍性抑制等，既是分析对象，也变成了严重的临床症状。然而，这门学科的兴趣焦点，不是人格及其可能的最佳发展，其终极目标是理解并最终移除明显的失调。那么，针对性格的分析，就只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如果分析工作的最后结果是使一个人获得了更好的发展，那么它几乎只是一个偶然的意外收获。

精神分析仍然是、将来也还会是一种治疗具体的神经失调的方法。但是，它有助于一般的性格发展，这一事实增添了其自身的分量。人们更多地求助于精神分析，不是因为他们承受着抑郁症、恐惧症或这类失调的痛苦，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无力应对生活，或感觉这些因素阻碍了自我发展，破坏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就如任何新的前景呈现出来时所发生的情形一样，这一新方向的重要性一开始被过高估计了。人们常常公开宣布，精神分析是人格获得进一步成长的唯一方法——这一观点现在仍旧被广泛传播。毋庸置疑，这是不正确的。生活本身能为我们的发展提供最有效的帮助。生活强加于我们身上的苦难，诸如离乡背井、生理疾病、孤独时期，以及生活给予我们的礼物，诸如友情、团队中的协作，甚至只是与一位善良、值得珍视的朋友之间的联系，所有这些因素都能帮助我们实现自身的全面潜能。但不幸的是，这些助力也存在缺点：有利因素并不总是在我们需要时到来；苦难也许不仅挑战我们的行动和勇气，而且也可能超出我们的能力极限，把我们击垮；最终，我们可能过多地纠缠于心理障碍中，以致不能利用生活所提供的帮助。由于精神分析不存在这些缺点——尽管它有其他的缺点，所以，它能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合理地在个人的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

由于我们生活的文明中存在许多复杂且艰巨的条件，所以此类帮助就显得加倍必要。但是，即使很多人能够获得专业分析提供的帮助，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接触到专业分析，并从中受益。这也是为什么自我分析如此重要的原因。在“自我了解”方面，自我分析不仅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而且也是切实可行的。而且，精神分析的发现也可以为自我分析的努力提供极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对于自我分析中涉及的内在困难，精神分析的发现已经揭示了比过去已知的更多的东西。因此，在讨论精神层面的自我检查的可能性时，谦逊和希望都是必需的。

本书的目标就是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全面、恰当地考虑涉及的所有困难。我尝试在工作进程方面给出一些基本的考量。但是，因为在这个领域内并没有多少可以充当向导的实际经验，所以我的目的主要还是在于提出问题，鼓励进行建设性自我检查的努力，而不是提供任何清晰的答案。

首先，对个体而言，进行建设性自我分析的尝试可能是重要的。因为，这样的努力给他提供了自我实现的机会。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这不仅可能使他那个受到抑制而不能利用的特殊天赋得到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作为一个强壮且完整的人来发展自己的潜能，从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强迫性中解放出来。但是，自我分析还涉及一个含义更广泛的问题，它也是我们今天仍在为之抗争的民主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种信念，即个体——尽可能多的个体——应该全面发展自己的潜能。精神分析虽然不能解决整个世界的问题，但至少可以通过帮助个体实现这一目标，来弄清楚这类问题导致的一些摩擦、误解、仇恨、恐惧、伤害以及脆弱。

在之前的两本书中，我提出了神经症理论的框架，并在这本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我本想在书中避免提及那些新的观点和构想，但保留任何可能对自我检查有用的东西看起来是不明智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试着以尽量简洁而不扭曲主题的方式呈现问题。精神问题的本质是极度错综复杂的，这是一个不可能伪装，也必定伪装不了的事实。在对这一点保持充分警觉的情况下，我尝试通过避免堆砌术语来减少问题的复杂度。

我要借此机会向伊丽莎白·托德小姐表示感谢，她以敏锐的理解为本书的材料整理工作提供了帮助。我还要感谢我的秘书玛丽·莱维夫人孜孜不倦的努力，并向那些允许我将他们的自我分析经历公开的病人们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