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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正不辨，敌我不分，最是人心之大患，牛僧孺、李宗闵结党蠹国，贿赂公行，一般无行文人，鼓其如簧之舌，播弄是非，颠倒黑白，遂令千百年后之正人君子，犹被其蒙蔽而不自觉，是不可不大声疾呼，亟加以廓清、辨正也。
元和以后，标举“牛李”一词，牛指僧孺，自无待论，“李”则相沿以为指目德裕，或且推及其父吉甫，此应辨明者一。《旧书》一七四《德裕传》：“宗闵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 （大和） 四年十月，以德裕检校兵部尚书、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至是恨 （裴） 度援德裕，罢度相位，出为兴元节度使，牛李权赫于天下。”“牛李”显指前文之“二憾”无疑。又《新书》一七四赞云：“僧孺、宗闵以方正敢言进，既当国，反奋私昵党，排击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盗谓何？”是“牛李”一词之初意，当时人原用以指斥僧孺、宗闵之结党营私，五代时史官及宋祁尚能知其真义。无如牛党之文人，好为谰言，施移花接木之计，把“李”字属之德裕，形成“牛”“李”对立，藉以减少僧孺之过恶。后世不察小人之用心，遂至今而仍被其蒙蔽。
德裕与僧孺不协，益令人误信德裕确树党与僧孺为敌，此应辨明者二。后世政党各标举其政策，故可形成对立。僧孺、宗闵之党则不然；其目的、手段，只是把持政权，以个人及极少数之利益为第一位而不顾国家、人民，性质属于黑暗社会，非必有对立之敌党存在，吾人读史，不应胶持“两党”之成见。而且，德裕两度执政，初次自大和七年二月至八年十月，二次自开成五年九月至会昌六年四月，末次尤得武宗专信，如果树党，正是其时。然而宣宗贬德裕，被波及之官位较著者，仅有工部尚书薛元赏、京兆少尹元龟兄弟及给事中郑亚、刘濛三数人，元赏在开成初已位跻方镇，挫抑阉寺，大为《新书》 （一九七） 、《通鉴》 （二四五） 所称道，且与刘濛不久仍被起用。其余德裕引进者，如白敏中、周墀、崔铉，更大受宣宗倚任，敏中及墀固世所称牛党分子。又柳仲郢为僧孺辟客，德裕不以为嫌。 （《旧书》一六五） 征诸史实，德裕无党，事甚了然。或又引《旧书》一七一《张仲方传》，“自驳谥之后，为德裕之党摈斥，坎坷而殁”，以明德裕有党；但同传曾载文宗谓“仲方作牧守无政，安可以丞郎处之”，是仲方自无能，何与李事，且彼尝历官中外，尤不得谓之坎坷也。
再征诸德裕本人之言论，则文宗尝与之论朋党事，德裕对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
（《通鉴》二四四）
言外见得德裕不结私党。然此犹可诿曰德裕自誉也，今又进而求诸唐末中立派之言论，则懿宗时
（咸通十年后）
，范摅《云溪友议》八云：“或问赞皇之秉钧衡也，毁誉无如之何，削祸乱之阶，辟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学而不倦，勋业素高，瑕疵不顾，是以结怨侯门，取尤群彦
（光福、王起侍郎自长庆三年知举，后廿一载复为仆射，武皇时犹主柄，凡有亲戚在朝者不得应举，远人得路，皆相庆贺）
。后之文场困辱者，若周人之思乡焉，皆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僖宗时，无名氏《玉泉子》云：“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是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又昭宗时，裴庭裕《东观奏记》上云：“武宗朝任宰相德裕，虽丞相子，文学过人，性孤峭，疾朋党如仇雠。”庭裕自承李珏
（牛党）
是其亲外叔祖，尤见批判无偏，宋孙甫《唐史论断》成于《通鉴》
（元丰七）
之前，司马光曾为作跋
（元丰二）
，其卷下谓“德裕所与者多才德之人，几于不党”；在“牛李”案中最是平情之论。反之，如牛派为死党，则《玉泉子》有云：“杨希古，靖恭诸杨也，朋党连结，率相期以死，权势熏灼，力不可拔。”
（杨汝士是牛党之一，居靖恭坊）
德裕无党，僧孺一派有死党，记载甚分明，奈史家弗察，妄称“牛”“李”各分朋党，互相倾轧，垂四十年
，以嫉视小人为私党，排斥奸佞为倾轧，如此颠倒是非，举世宁复有公论。
不畏强御，拒绝请托，最易招惹毁谤；若不挟私怨如丁柔立
（见《通鉴》大中二年正月下）
，封建时代宁得几人，牛党对德裕父子多怨辞，在现存晚唐史料中，渗杂不少，此宜辨明者三。大抵牛党对于异己，多任意诬善
，而德裕尤为怨府，其深文巧诋，稍一不察，便堕术中。开成五年正月，武宗即位，杨贤妃、安王溶、陈王成美赐死，《旧书》一七五采牛党之说，以为德裕主谋；殊不知其时德裕尚在淮南，司马光虽持偏牛态度，亦不能不为之辨正。
（《通鉴考异》二一）
周墀迁江西观察，明明是德裕荐拔，而杜牧则以为德裕无法吹求墀之过失，故不得已而提升
，可谓极尽翻云覆雨之能事。或更觉其未足，则又嫁名闻人以惑后世，如所传白居易《贬崖州三首》
，白已前死两年，固人人知其作伪者也。
更有以为僧孺、德裕分树两党，各自有其阶级分野者，如沈曾植谓“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
，此或一时不经意之言。近年陈寅恪从而推阐之，然其论实经不起分析，此宜辨明者四。原夫沈之立说，或因《玉泉子》称：“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进士举者。”
然此条陈氏已揭出其不可信
。今试观德裕入相武宗而后，除杜悰以门荫、驸马进身外，自余陈夷行、李绅、李让夷、崔铉、李回、郑肃六相，均是进士，按进士地位取得优势，然非谓进士科可以把持整个仕途也。陈氏误会《旧书》不明确之叙述，因谓崔
甫代常衮当国，用人不拘于进士，“前日常、崔之异同，即后来牛、李之争执”
[1]
；殊不知进士名额，平均每年绝不能超过三十
（参见岑仲勉《隋唐史》中唐史第十八节）
，根于不乐仕宦、继续死亡及进士多中年人
（同上）
各种原因，任何时期可能在仕途之进士数目，试假定为六百，并不低估。此六百人当中又可划分为三级，每级只约二百人；第一级登第未久，所官不过县尉、主簿之类。第二级年资中等，内则遗、补、御史，外则藩镇幕僚。第三级年资最老，位至郎中、刺史，甚而尚、侍、宰相。如果把内外文职作一统计，便晓然进士数目，大大供不应求，
甫未上一年就除吏八百
（《论事集》五，“每年春同年吏部得官一千五百人”，数更倍之）
，即使全用进士，仍是不敷，何况六百人中最少有三分二已厕身仕途耶。每岁吏部常选，皆悬缺待补之员，抑亦非宰相所能积压。是知任何人执政，均无全用辞科或完全排斥非辞科之可能，常衮之偏差大约只是对于非辞科出身者不喜援引，论者未从客观了解实际，漫据书本上模糊之词，以行推断，过矣。
陈氏亦觉沈说站不稳，于是提出两项区别：
（甲）
山东士族以经术、礼法为门风。
（乙）
新兴阶级系文词浮薄之士，既转成世家名族，遂不得不崇尚地胄
（按“地胄”即“门第”之变文）
，同时，士族之旧习门风沦替殆尽者，亦属此类
。乍观似剖析入微，细读乃牴牾错出；今先就德裕本人论之，郑覃女孙所适为九品卫佐之崔皋，陈以为保持旧门
，然德裕以淮南使相之公子，竟娶一个“不知其氏族所兴”及“不生朱门”之刘氏为妻
，则又何说？岂非德裕已门风废替与新兴阶级同流耶
？夫所谓旧族或非旧族，指其人所属之整个氏族而言，有远系可考者曰“旧”，无远系可考者为“新”，区别甚易，不问本人之富贵、贫贱及行业如何也。故崔皋虽九品卫佐，不害其为旧族，李稹只自署“陇西”，
（《国史补》上）
意亦相同。如陈之说，则应为旧族或新兴，直以个人之行业为标准，此岂中古时代“门第”之真义
。抑既曰“李党重门第”，何以德裕反奖拔孤寒
？“孤寒”者孤立寒门，与“旧族”极端对立之阶级也。抑既曰“牛党重科举”，而又曰“崇尚地胄”，是牛党熔“科举”“门第”于一炉也。高元裕奏请，“科举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
（见第一章“进士科抬头之原因及其流弊”）
，是旧族未尝不极力争取进士也。如斯糅合，两派之间，何能画出一道鸿沟？李珏、杨嗣复明明是旧族，陈曰：“即使俱非依托，但旧习、门风，沦替殆尽”，试问沦替殆尽，有何征据？李珏初举明经，依陈氏论证之法，还继承着北朝经术，未得为“家学衰落”。嗣复之父於陵，“居朝三十余年，……始终不失其正”，更万不能遽断其“门风废替”。文宗有言：“轻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
（《旧书》一七三）
彼于当时风习，自必知之较悉；观开天间，贵门子弟争诣名姬楚莲香
（《开天遗事记》）
及白行简所撰《李娃传》，便可互相反映。杜牧本出“城南韦杜、去天尺五”
（《辛氏三秦记》）
之旧门，而其人特以浪漫著，浮薄之士，何曾必在新兴？陈无法转圜，乃执杜佑之一节，列牧于新兴阶级
，由是旧族可以拨入新兴，新兴又忽变成旧族，构成“团团转”之论证方法
。夫近世论阶级烙印，并不容易脱换，今所谓“两阶级”既绝无厘然界限，究属新兴抑属旧族，可以任意安排，执“既自可牛……亦自可李”之游移态度，或更谓“牛李两党既产生于同一时间，而地域又相错杂，则其互受影响，自不能免，但此为少数之特例，非原则之大概也，故互受影响一事，可以不论”
，不了了之。若夫明经之为学，则文宗所云，“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已是定评，猥以“经术”相推，滑稽已极。吾人细从事实推求之，则知牛党对德裕，只是同一士族阶级内结党营私者与较为持正者之相互间斗争，并非“门第”与“科举”之斗争
；因为争取“科举”出身，旧族与寒族并无二致，陈氏支离其辞，正所谓遁辞知其所穷
，已无赘辨之必要。今试分列两表，其说能否成立，读者当可了然矣。
（甲） 牛党
牛僧孺 旧族及进士。
李宗闵 同上。
李 珏 旧族，明经及进士。
杨嗣复 旧族及进士。
魏 謩 同上。
杨虞卿 同上。
杨汝士 同上。
杨汉公 同上。
萧 澣 同上。
李 汉 同上。
张元夫 同上。
杜 悰 同上。
杜 牧 同上。
白敏中 同上。
苏景胤 同上。 （《因话录》三）
李 续 出身未详
。
张 鹭 同上。
张又新 进士，非旧族。
周 墀 同上。
熊 望 同上。
刘栖楚 出身寒鄙，为镇州小吏。
此外尚有两人，被陈氏列入牛党而实际确不然者：
白居易 旧族及进士。长庆元年，白为进士重试官，将宗闵婿苏巢落下，与主张用兵之裴度亲善，显不能列于牛党。陈又谓白不孝
，其事早经陈振孙《白文公年谱》辨正。陈复拾罗振玉遗稿之说，认白父季庚舅、甥为婚，罪犯刑事
，更属厚诬。如果德裕鄙薄白家
，何故拔用敏中
？
萧 俛 出自后梁，瑀至俛一家五相
（瑀、嵩、华、复、俛）
，俛嫉奸邪，性介独，家行尤孝，
（《旧书》一七二）
曾疏救吉甫，无依附牛党痕迹。如曰俛不主用兵
，则须知当时不主用兵者，非止俛一人。
（乙） 陈氏所拟之“李党”
郑 覃 旧族，非进士，会昌初，德裕荐为相，不就。
陈夷行 进士，非旧族，开成二年初次入相，非德裕所引。
李 绅 旧族及进士。
李 回 旧族及进士，初因德裕贬官，后复起用。
李让夷 进士，非旧族，宣宗治德裕党，并未波及
，且以司空节度淮南。
李商隐 进士，非旧族。
王茂元 武将，非旧族，以上二人，万不能列入“李党”
。
刘 柯 进士，非旧族，以白居易荐入京应举，曾撰《牛羊日历》，但无“李党”痕迹
。
牛党多佥壬，稍持正者即嫉之，故反对牛党者可能是中立派，不必定是“李党”，此一点，《述论稿》似乎分别不清。上举八人，唯李绅、李回与德裕较密耳。其他，德裕柄政时曾见用者，若郑亚、
（四代进士，见《旧书》一七八）
，崔嘏、
（《元龟》六四四）
姚勖、
（《新书》一二四）
崔铉、白敏中、令狐
，皆旧族及进士，李拭为旧族及制科；
（《会要》七六）
又赵蕃、
（《摭言》）
刘濛
（《新书》一四九）
为进士，吕述为制科，
（《会要》七六）
薛元赏、元龟兄弟出身未详，则皆非旧族也。旧族进士何以变为新兴阶级，《述论稿》已不惜笔墨为其解释，然旧族仍有如许进士归入德裕领导，何竟默不一言耶。
质言之，从古史中寻求出一种系统，固现在读史者之渴望，然其结果须由客观归纳得来。中唐以后，除非就选举法根本改革，任何人执政都不能离开进士 [2] ，无论旧族、寒门，同争取进士出身，寒门而新兴，亦复崇尚门第，因之，沈氏“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之原则，微特不适于二三流分子，甚至最重要之党魁，亦须列诸例外。是所谓“原则”，已等于有名无实。如斯之“系统论”，直蒙马虎皮而已。
柳诒徵又言“唐之牛僧孺、李德裕虽似两党之魁，然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故虽号为党而皆非政党也”
；是说也，施诸牛党合，施于德裕则否。德裕非党而有政策可言，其最要者曰复维州失地。
维州地区
（今汶川西北）
，辟自刘蜀。隋开皇四年讨叛羌，以其地属会州，后又没贼。武德七年，白狗羌首领内附，因地有姜维城，命名曰维州。乾元二年，被吐蕃攻陷
。德宗时，韦皐屡出兵攻之，不能克。大和五年九月，吐蕃所置吏悉怛谋尽率其众来降成都，德裕方节度西川，受其人及地；事下百官议，时僧孺执政，藉口弃信恐激吐蕃侵京师
，于是诏将维州及诸降众付吐蕃，吐蕃悉诛之，“掷其婴孩，承以枪槊”，
（《文饶集》一二）
惨不忍闻。司马光为自护其非
，乃拾僧孺余唾，龂龂作义利之辨，其辞曰：
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昔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使鼓人杀叛者而缮守备。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通鉴》二四七）
僧孺之说，王夫之已详予驳正
。然司马之说，迄未得史家注意。其言有害于世道人心，不可不深辨也。维州本我失地，我纳其自拔来投，于“义”何害，不通者一。自陇右迄安西、北庭，天宝后都被吐蕃侵据，维州自拔来归，譬之邻家从前盗我牛羊数十，现在一羊逃回；司马乃以比邻牛逸入，直是数典忘祖，不通者二。维州降人三百余，其父、祖应属唐籍，今竟执送吐蕃，任彼惨戮，令人发指；司马乃谓死无足矜，蔑视同胞，靡分敌我，不通者三。吐蕃四盟，而有平凉之劫
（贞元三）
，尤为唐耻；况维州自拔前一年，彼已先失信围攻鲁州，
（《文饶集》一二）
以此言“信”，何异宋襄不禽二毛，不通者四。司马谓关中急而维州缓，乍似有理，但吐蕃陷维州后，“得并力于西边，更无虞于南路”；
（《文饶集》一二及《旧书》一四七）
我收维州，作用与谋通南诏相同，正是釜底抽薪，围魏救赵。不收维州，则剑南节度所押西山八国蕃落，都被隔断，藩篱尽失，不通者五。大中三年，正牛党执政时期，去大和五仅十八年，去德裕追论维州事仅六年，吐蕃国势，当无大更变，而是年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来归，即诏令剑南、山南对没蕃州县，量力收复，随有西川杜悰报收维州，山南西郑涯报收扶州，
（《通鉴》二四八）
相去无几时，何以彼则“信大”，此则可“徇利而忘义”？彼则“维州缓而关中急”，此遽不然？其为挟持私见，百辞莫辨，不通者六
。大中复收维州，“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归”，
（《旧书》一四七）
扶州想亦相同；僧孺所言蕃兵三日至咸阳，无非长他人意气，灭自己威风，假其可能，则边防已十分脆弱，尤非放弃维州，便可了事，何未闻僧孺建言修缮守备，如德裕所为？
（德裕立五尺五寸之度，汰去蜀兵羸弱四千四百余人，又以蜀作兵器不堪用，取工别道以治之，此两事《通鉴》二四四即叙在悉怛谋来归之前）
不通者七。唯僧孺“与德裕不协，遽勒还其城”，
（《旧书》一四七）
以私害公，故德裕恶之，非私怨也，而《通鉴》偏书曰“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对于公私之判别，模糊已极。
此外回鹘之役，僧孺在两次会议，所言皆空洞不切实际
，而回鹘、泽潞之平，则德裕为首功，其余备南诏，废佛寺，除淫祠，拒织绫，均办理正确，德裕与牛党之比较，孙甫所评
，最为公允。柳以“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之批评，混加于德裕，总是人云亦云。德裕果挟党派私怨，何为救杨嗣复、李珏？
（见《通鉴考异》二一引《献替记》）
何为请给宗闵一郡
？陈氏以为牛党反对用兵
，仍属皮毛之论；杜牧献策平泽潞，
（《通鉴》二四七）
杜悰再收维州，白敏中出征党项，都是最好之反证。
《通鉴》于德裕持极端反对态度，除摭拾细故之外
，更表现其对付权奸之口诛笔伐
[3]
，一若武宗纯任德裕播弄者。唯恶德裕，故对于险谲贪污，旧、新《书》均直叙不讳之牛党李逢吉，更不惜颠倒黑白，力为辩护
。唯袒牛党，故进一步爱屋及乌，誉濒于崩溃之宣宗为“小太宗”
（本自《金华子》）
，称其“明察沈断”；
（《通鉴》二四九）
即号称《通鉴》忠臣之胡三省，亦觉忍无可忍，于其下注云：“卫嗣君之聪察，不足以延卫，唐宣宗之聪察，不足以延唐。”又于二四八大中元年恢复佛寺下注云：“观《通鉴》所书，则会昌、大中之是非可见矣。”反唇相稽，语婉而讽。昔太宗评隋文，讥其“性至察而心不明”，宣宗何得比太宗？宋祁谓宣以察为明而唐衰，
（《新书》八）
识见远出司马之上。
德裕攘外安内，政绩彰彰，史家衡量人物，应采其大长，宽其小短。《通鉴》在宪、穆、敬、文、武、宣各纪，夹杂着许多私见，对德裕不特毫无表彰
，而且偏采反对派之意见，吹毛求疵，为非分之苛责；牛党诸人毫无建树，朋比济贪，却多方替之掩饰，是直丧失史家之公正立场，无当于“鉴戒”之本义。余尝抉其隐，以为德裕敢作敢为，深得武宗信用，略类安石，司马光痛恶安石，因而恶及德裕，不惜倒行逆施，同情于险谲之逢吉。简言之，怀挟着满胸私见，其为信史也几希矣。
至于德裕被贬，显因宣宗深恨武宗，唯其察而不明，故惑于党人无君之谮，孙甫、张采田之解释，最得其实
。此后兴吴湘之狱，更是小人无聊之构陷，湘自有应得之罪
，检阅《旧·纪》一八下，便自明白。大中五年末准由崖州归葬，咸通二年再敕复太子少保、卫国公，赠左仆射
，宣、懿两朝亦稍觉自坯长城之失计矣
。《旧书·德裕传》末云：“史臣曰：臣总角时，亟闻耆德言卫公故事，是时天子神武，明于听断，公亦以身犯难，酬特达之遇，言行计从，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载一时，观其禁掖弥纶，岩廊启奏，料敌制胜，襟灵独断，如由基命中，罔有虚发，实奇才也。……所可议者不能释憾解仇，以德报怨……”所赞许并无溢美，然除恶唯恐不尽，如必责德裕“以德报怨”，则是熏莸杂处，非深于治道者所当出此论也。
元和前半叶僧孺、宗闵无与吉甫对抗立党之可能，已于四十一页注[1]辨明。唯是，元和三年贤良对策案之真相，迄今犹未被揭露，因之，史家对于牛党之批判，往往不得其平，是不可不于此处亟作补充，免时人再生误会。考吉甫相宪宗凡两次：第一次，二年正月以中书舍人入相，三年九月出为淮南节度。第二次，六年正月自淮南入，至九年十月卒于位。当三年初策试贤良时，僧孺、皇甫湜及宗闵皆条对甚直，有人泣诉上前；泣诉者何人？旧有两说：一曰吉甫，如《旧书》一七六《宗闵传》及一六九《王涯传》，是也。一曰权幸或贵幸，如《旧书》一四《本纪》、一四八《裴垍传》及《会要》七六，是也。于是主试及覆阅官杨於陵、韦贯之、裴垍、王涯辈均贬降。此疑案之最要关键，在牛、李二人之策文，如果确是攻击吉甫失政，则此等文章正牛党后来宣传之极好资料，党人尤应大事表扬，何以都不见于晚唐书说？此点最是疑问。若就当年宰相而论，郑
先入中书，资历老于吉甫，如果是概括的攻击时宰，则负责者尚有
及武元衡二人，何以偏吉甫独自泣诉？而且，吉甫流落江淮，逾十五年，永贞之末，始自散州饶刺入为中书舍人，作相至此，仅一年有二月，初非根深蒂固之权贵，何至要胁贬三四大臣？更何敢一再要胁？
（贯之及涯均在道再贬）
余尝检视湜策，则其文有云：“今宰相之进见亦有数，侍从之臣，皆失其职。……夫亵狎亏残之微，褊险之徒，皂隶之职，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
（《皇甫持正集》三）
纯是集矢宦官，于宰相无深责。余乃悟牛、李
（宗闵）
新进气盛，牛又由韦执谊而登第
（见李珏《僧孺碑》及杜牧《僧孺志》）
，承王叔文派之风气，策文所指斥，应与皇甫同途。湜官不过郎中，比较无所畏忌，故其对策得与刘
同传。牛、李
（宗闵）
则后来身居宰辅，投鼠忌器，唯恐内官旧事重提，不安于位；又以早年对策，喧腾一时，遂计为接木移花，以转人视听，吉甫泣诉之谰说，夫于是应时产生，《宪宗实录》之被牛党重视
，此其一因也。《旧书》一四八《吉甫传》云：“先是，制策试直言极谏科，其中有讥刺时政，忤犯权幸者，因此
（裴）
均党扬言，皆执政教指，冀以摇动吉甫；赖谏官李约、独孤郁、李正辞、萧俛密疏奏陈，帝意乃解。”则不特非吉甫泣诉，吉甫且犯教唆之嫌，与《旧·宗闵传》恰恰极端矛盾，余信其近于事实。《通鉴考异》一九乃云：“裴均等虽欲为谗，若云执政自教指举人诋时政之失，岂近人情耶？吉甫自以诬搆郑
、贬斥裴垍等，盖宪宗察见其情而疏薄之，故出镇淮南。及子德裕秉政，掩先人之恶，改定《实录》，故有此说耳。”按湜之策文，斑斑可考，曾弗之察，指斥时政者犹云指斥宦官，与“倖”字常指小臣相合，宰相教举子诋讥阉寺，安见不近人情？元和元年，宰相郑馀庆以主书滑涣勾结枢密使刘光琦，偶然怒叱之，不久便罢，光琦即湜所谓“掌王命”者；又吉甫官中书舍人时，揭发涣之罪恶，籍没家财，至数千万
（《旧·吉甫传》，又《旧书》一五八《馀庆传》及《通鉴》二三七）
，此皆时政大可指斥之处。司马不详审当日政局，求书传所由异同之故而遽行臆断，一失也。宪宗如察吉甫搆陷而疏薄之，而使出外镇，则从前被贬者似应同奉召回，顾稽之史乘，并不如是，二失也。淮南为当日唐家第一个节镇，正旧官僚欲求不得之美缺，杜佑深受德宗倚畀，故连任十余年，以云“疏薄”，则渴营“疏薄”者大不乏人，何爱于吉甫而以相授，而亲临通化门饯行，三失也。《宪宗实录》争执之焦点，在于掩盖当年之攻击宦官，司马乃听信谎言，以为德裕掩先人之恶，四失也。如谓《旧书·吉甫传》采自《宪宗实录》，则大中二年十一月所颁，说是路隋旧本，
（《旧书》一八下）
于时德裕已远窜南服，岂尚能由彼改定
？况李约等四人皆知名之士，未易妄捏，牛党无法完全毁灭证据，遂有德裕改定《实录》之谰言以混耳目，司马信之，五失也。总而言之，排击宦官之案，吉甫尚同处于嫌疑地位，不能挽救则有之，断非落井下石者。窃谓当日宪宗蓄意用兵，饷需是急，王锷入朝，又被弹劾，吉甫之出，君臣间许有默契，故两年后即复召为相
，司马光之批评，完全不就时间、地点及条件着想，所谓唯心之论也
。
吉甫初相，《通鉴》许为“得人”
（元和二）
，则无偏党可知。及其再相，《通鉴》纯取敌视态度，元和五年十一月裴垍以风病罢相为兵部尚书，时吉甫尚在淮南，六年，垍因不任朝请，再改太子宾客，不久便卒，
（《旧书》一四八）
而《通鉴》以为吉甫恶之，司马竟未读《垍传》也
！此外更多采牛党之言
[4]
，不加抉择，甚至语杂揶揄
，完全失去史家体裁，然始终未有指出其树植党羽，故可断言吉甫之无党
。
大致言之，唐末文人经过八司马之贬，甘露门之变，已逐渐丧失对抗宦官之勇气，责宦官不得者遂移而责宰相，乃宗闵以儿女私情，深恨德裕，更进而波及其先人。另一方面宦官欲夺取立宪宗之功，消灭弑宪宗之迹，会昌元年之敕令重修《实录》，似志在彰正其罪 （此可由武宗之裁抑宦寺见之） ，为彼辈所不便，故诬德裕归美私门，暗施反抗，牛党恨李，又从而附和之。由是双方夹攻，吉甫父子乃受谤益重，所谓“李党”，不外如是如是，僧孺等少数人狼狈为奸，说不上阶级斗争也。
[1]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八九页引《旧书》一一九《常衮传》：“尤排摈非辞科登第者。”又同卷《崔
甫传》：“常衮当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及
甫代衮，……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几八百员”。
[2]
《述论稿》云：“宣宗朝政事事与武宗朝相反，进士科之好恶崇抑乃其一端”；（八五页）按事多相反，则诚有之，必谓武宗朝抑进士，却未尽然。武宗用相九人（连崔珙），进士居其六，宣宗用相十八人，进士居十六（白敏中、卢商、崔元式、韦琮、马植、周墀、崔铉、魏扶、崔龟从、令狐
、魏謩、裴休、崔慎由、萧邺、刘瑑、蒋伸。非进士者为郑朗、夏侯孜），不过九分之六与九分之八之比耳。且武宗在位年数，不及宣宗之半，是亦比较时所应注意者。
[3]
如“先是汉水溢，坏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为僧孺罪而废之”（会昌元）；“李德裕复下诏，称逆贼王涯、贾
等已就昭义诛其子孙，宣告中外”（会昌四）；又“李德裕以柳仲郢为京兆尹”（会昌五），都属此例。
[4]
如元义方为京兆尹事，采自《李相国论事集》，（《述论稿》九九页）《述论稿》云：“其书专诋李吉甫，固出于牛党之手。”（八一页）又考《论事集》二称，宪宗对李绛言，彼曾与郑
议敕从史归上党，续征入朝，讵
泄之于从史，从史便称上党乏粮，就食山东；郑
泄漏之事，系据吉甫密奏云云，此即所谓“诬构郑
”之本据，其事《新·郑
传》曾采之。《通鉴考异》一九云：“按三年九月戊戌，李吉甫罢相出镇扬州，四年二月丁卯，郑
罢相，三月乙酉，王士真卒，承宗始袭位，四月壬辰，从史起复，若以从史山东就粮有诏归潞，则于是吉甫、
皆已罢相，何得有谮
之事？……若其讨承宗时，朝廷不违其请，何尝使之旋师？盖郑、李未罢之前，从史尝毁邻道，乞加征讨，因擅引兵出山东，……但不知事在何年月日，……今因李绛论李锜家财事并言之。《新书》（《
传》）云，从史与承宗连和，有诏归潞，误也。”《通鉴》因以意将吉甫谮
事附于二年十一月，换言之，即深信《论事集》所言之不虚。《新唐书纠谬》二则力证新郑
、李绛两传之误，所提时间性理由虽略同《考异》，但云：“此盖李绛之门生故吏撰集绛事者，务多书其事以为绛之美，然皆参错不实”，换言之，即指出《论事集》之不信。按《论事集》由牛党造以诋吉甫，所言自有“参错不实”，必欲求其与时间真状相合，未免强作解人。《考异》又引《贬从史制》辞云：“况顷年上请，就食山东，及遣旋师，不时恭命。”司马氏即执“旋师”两字，以为即许其进讨承宗，无命其旋师之理，此制出自朝廷之口，与《论事集》之诬诋不同。吾人如无法说明其中曲折，便难辟惑。考《白氏长庆集》三九，《与昭义军将士诏》，中有一段指陈从史罪状，其辞云：“近又苟求起复，请讨恒州，与贼通谋，为国生患，自领士马，久屯行营”（元和五年夏作）；据我所了解，久屯行营即是就食山东，确在请讨恒州之后。彼之东出，略类中和二年孟方立徙昭义军于邢，朝命其“旋师”，实促彼还治上党，非谓不必进讨承宗，措辞稍含胡，故启人误会。此解苟合，则所谓吉甫谮
，益为无根之说，而《新·
传》之记事，实本《白集》，司马氏偎诋《新·传》为误，适见其疏于考察而自逞臆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