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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用人，虽不定各当其才，要可说绝无界限，此一点就其命相观之，即显而易见。今试依《新唐书》六一《宰相表》，从即位日起至临终日止，计曾居相位者共二十五人；就中如许敬宗、褚遂良同籍杭州，江左派也。王珪
（太原人）
、温彦博
（并州人）
、张亮
（郑州人）
、李世
（滑州人）
，河东与河南之编氓也。高士廉
（北齐之后）
、房玄龄
（临淄人）
、封德彝
（渤海人）
、魏徵
（魏州人）
、戴胄
（相州人）
、侯君集
（幽州人）
、马周
（博州人）
、高季辅
（德州人）
、张行成及崔仁师
（均定州人）
，又皆来自山东区域者也。他如刘洎
（江陵人）
、岑文本
（南阳人）
，与西魏旧朝亦未见有密切关系。尤其是马周以布衣上书，三命召见，
（《隋唐嘉话》）
卒登相位。计上举十八人，已占宰相总数十分之七强，宁能谓太宗保持着“关中本位政策”乎
？抑太宗不特任相如此，命将亦然，列传具在，可以覆检，此处不必繁叙。
“关中本位政策”或称为“关陇集团”，以谓则天本家不在此集团之内，故蓄意破坏而代以新兴进士。殊未知初唐已优待太原元从， （参《会要》四五） 太原不属西魏范围，如当时果持此一政策，是从龙之辈已受排斥，其立说脱离现实甚明。抑武后父士彠武德元年官库部郎中，实握财政出纳权，且是“恕死”者十六人之一， （同上引） 岂武后亦打击其本家耶？为此论者无非太重视长孙无忌贬死之一事，然无忌之死由于不党武后，许敬宗非关陇人，却获宠任，可比观也。
一姓崛起，多破格录用其辅佐立功之人
（唐时称为“元从功臣”）
，是任何兴朝所必然，非李唐之特有。然而阅时稍久，元佐凋零殆尽，不能不别谋选举之方，亦事势应尔。自唐兴以至高宗之末
（六一八—六八三）
，历六十余年，已脱离开国时期，正应用人复上轨道——即循资之日。奈武后任事率情，好恶无定，终其临朝之日，计曾任宰相七十三人，内包三十八姓；除去两《唐书》未立专传者约占四分之一
、出身非进士、明经或不明者约占七分之三外
，确知为进士或明经出身者只各得十一人
[1]
。最突出之例厥为韦什方，由嵩岳山人一跃而作相，破格则诚破格矣，然尚未见有偏向进士科之痕迹
。抑武后过事残戮，每欲见好士林，藉图挽救，故举人无论贤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试官以处之
（试官者非实官之谓）
，致当时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之谚。中宗复辟，权落韦后，常用墨敕、斜封除授，有员外、检校、试摄、判知种种名称，最多者比原额数逾十倍，时人称为三无座处
（《通典》十九，指宰相、御史及员外官）
，仕途之滥已极。
政治不走上轨道则已，如其走上轨道，则泛滥之破格，实不可以经久。盖偶然破格，固任何时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资，则为任何时代所不能打破。更析言之，政务上之破格，有时或收效甚宏，常务而破格，势必引生不良之后果。在封建时代，人人得躐阶而进，更无异于奖励钻营，姚崇上玄宗十事，其一即请停罢斜封、待阙、员外等官，开元初叶所以致治，未始不由于此。
用人之正当方法，较古者为选举；然不能如今时普选之先行发动民众，结果常权操著姓，对封建统治阶级许多不利，故渐归淘汰。
次是学校；贞观五年以后，国学生八千余人， （《唐会要》三五） 可谓盛极一时。然而国学、太学所教，都属贵族子孙，四门虽有收容庶人子之条文， （均《旧唐书》四四） 为数有限。且封建时代财政紊乱，取于民者虽多，大半由官吏中饱，俸禄犹或不给，更安有余力供养莘莘之士子。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语见《唐摭言》） 本封建统治阶级集权之目的，行科举则国库不须负担巨额开支，同时又可收中央集权之实利，选举、学校被科举所排，正专制政体发展最适合之转进。
唐代科举法，最隆重者曰制科，名目繁多，随时不同。肇于贞观
，称制科及第者著于显庆
，犹清代“博学鸿词”“经济特科”之类；已中进士，亦应制科，且有一应、再应者
。入选之人，每次不过三数名，又非岁岁举行，对仕途无如何影响。
此外尚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六项；秀才科最高，贞观后因事废绝
。明法、书、算三项比较专门，正如《通典》一五称：“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今更进一步推阐开元后进士科得势之必然性。
据《通典》一四，隋炀帝始设进士科
，只试策问，与明经科相同。高宗调露二年，刘思立奏二科并加帖经，进士又加试杂文
（即诗赋）
，中间或暂有更张，但不久即恢复旧制，
（参《通典》一五及《会要》七六）
此为唐代考试进士之常式。由是，可见进士于诗、赋之外，亦兼“经术”
。至于两科考试，依《六典》所举，都经过三关，现作比较表如下：
两项比观，明经多帖两经，似乎较难；然《孝经》《论语》文字无多，不难兼习。明经初试之及格标准，比进士增一条。进士三试策问，比明经增两道，所差亦有限。最殊异者在二试；明经只口问经之大义，进士乃写诗、赋各一篇，吾人对此，首应讨论者两科所习，是否可以“旧学”“新学”为分野
？考诗体溯源于三百篇，赋体两汉极盛，初唐诗格仍上继齐梁
（元好问《论诗》，“风流初不废齐梁”）
。乌得谓之“新学”？永隆二年敕：“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开元廿五年敕：“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
（均《会要》七五）
应明经试者之空疏敷衍，活画现形。又开元十六年杨玚奏：“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天宝十一载敕：“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出者也之乎颇相类似之处下帖，”
（同上《会要》）
考试主司之无聊作风，有同儿戏，究其极则如唐文宗所云“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
（《南部新书》乙）
流弊如此，安得称曰经术？更安得谓由门族之异而所习各殊？
原夫材质、生活，彼此不齐，事务执行，难易有别，国家取士，理应兼顾各方，不能专悬一最高目标，亦不能偏用一特低格式，职是之故，考试方法本来相同之明经、进士两科，遂逐渐发生歧异。然而某种方法施用于某科，只属定制时偶然之性，及其施行稍久，进士优胜、明经落后之趋势，乃得形成。换言之，中唐以后进士科之重用，始属于必然性，其理由如下：
1．明经“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覆视无凭”， （《会要》七五） 不负责任之主司，便不难徇情作弊。进士诗、赋限韵，要自出心裁，比口试专凭默记者，难易有差。而且进士及第人之文策，须送中书门下详覆，防弊之术亦较密。
2．明经试策只须“粗有文理”，便可取中，可见悬格已低。
3．“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
（《通典》一五）
又大和四年格，进士不过廿五人，大和八年格，明经不过一百一十人，
（《会要》七六）
大抵取录进士之数，平均每年总不过三十
，故当时人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唐摭言》）
何况，隋开皇三年以后，海内一命以上之官，都经吏部除授
（见《隋史》二节）
，自须安插若干士人；故权德舆云“取明经初不限员”，而一般急于求禄资生者咸出其途，趋之既多，取之就不能不放宽矣。
4．朝廷典制对于两科升沉，影响亦非常之大。唐承六朝骈俪，高宗后风始渐革，具见前节，唯是除授制敕，依然保存旧习。诏敕起草者初为中书舍人，玄宗时始渐移其重要部分于翰林学士，机密之件，有时直须宰相执笔。骈文与诗、赋性质相近，若粗有文理之明经，安能胜此？“权德舆为礼部侍郎，擢进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镇、岳牧、文昌、掖垣之选，不可悉数。” （《汉唐事笺》后集五） 固由德舆衡鉴较精，亦进士能适应上级工作有以致之也。
通前文观之，进士比明经钻研较广，悬格稍高，名额又较少，《通典》所称开元廿四年以后“进士渐难”，自是实情。再从客观方面说，人情都贵难而贱易，社会上当然轻视明经；同时，进士所习能适应于上层工作，仕途上应易于进展。从主观方面说，人而志气低下，不肯奋斗，就会相率走向明经一途；反之，志趣高尚者则虽在寒门，亦必力争上游，不甘落后。由是寒族遂向进士科与贵族作殊死斗争，斗争愈烈，斯发展愈盛，两科孰优孰劣，已造成必然之趋势。
斗争之胜负何如耶？其态势自不难推知，偶遇主政者特殊助力，寒族非无暂时战胜之望，如高元裕奏请“科举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 （见杜牧《上宣州高大夫书》） 武宗追榜，放顾非熊及第，天下寒酸皆知劝， （《唐摭言》） 昭宗颇为孤寒开路，崔凝覆试，但是子弟，无文章高下，率多退落， （同上） 是也。然而当封建时代，政治率为反动势力所把持、笼罩，主司恒被其支配，故大中进士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 （《北里志》） 六年崔瑶知贡举，牓出率皆权豪子弟， （《语林》三） 又咸通中以前，牛、孔数家凭势力，每岁主司为其所制， （同上） 职是之故，当时进士名额被旧族公卿子弟占去不少，其著者，凤阁王 （易从） 家自武后至大中朝有进士十八人， （《旧书》一七八） 范阳卢氏自兴元元年甲子起，至乾符二年乙未止，除停举二年外，九十年中登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 （《语林》四） 大和初冯氏进士十人，宿家兄弟叔侄占八人， （同上） 崔雍兄弟八人、赵橹兄弟五人、李景让兄弟三人皆进士， （《金华子》及《语林》四） 徐彦若四世进士， （《旧书》一七九） 此外张元夫家有进士七个以上，杨虞卿、令狐楚家各七个，杨於陵、杨收、李宗闵家各三个，结果终是寒族失败。
简而言之，进士科之初立，与明经本无轩轾，经过数次无意中之改制，始造成进士比明经优胜之趋势，非政府原来分科早有如是之企图，从举子来说，应进士或应明经，一方面为社会上意见所范围，别一方面又因个人志趣、能力或家计之不同以决定其选择，寒族虽可藉进士科而新兴，旧族却未尝受进士科之影响而堕落
（六朝至唐所谓“门第”，并不以官宦为重要标准）
，进士既多落在世家，如何能说两科各以一定之社会阶级为代表
？如何能划分进士科为新兴阶级？
科举之浮华无用，自武后以迄唐末，屡屡有人建言。最早则天授三年
（六九二）
薛谦光疏称：“炀帝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故后生复相仿效，皆以浮虚为贵。”
（《通典》一七）
次则宝应二年
（七六三）
礼部侍郎杨绾奏：“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
（原误“祖”）
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颂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羽，用致虚声。……并近有道举，亦非理国之体，望请与进士、明经并停”；疏上后，交廷臣会议，李廙、李栖筠、贾至、严武等均赞成其说，
（《旧书》一一九及《新书》四四）
李德裕对武宗称，其祖栖筠恶进士“祖尚浮华，不根艺实”，
（《旧书》一八上）
即指此事。同时，赵匡亦著论称：“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唯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
（同前《通典》）
更后则会昌间高元裕亦抱“科第之徒，浮华轻薄，不可任以为治”之见解。
（同前引杜牧书）
上举诸人，绾及栖筠、元裕均进士，是知进士确为朴实者所诟病。然科举苟废，统治者究无良法善其后，此所以延至近世而始绝也。《新书》称李德裕“尤恶进士”
，求其实，只恶浮华之进士，非全屏不用，可于下文论德裕无党一节见之。
科举术语，唐人文字屡见之，今并略揭其重要者：进士及第有状报于朝，名居首者谓之“状头”
（如授官称“敕头”，授勋称“甲头”）
，亦曰“状元”。各州申送举子赴京应进士试曰“解”，因之名居首者谓之“解头”或“解元”。进士通称曰“秀才”
（说见前）
。得解者曰“乡贡进士”，解而得第者曰“前进士”。同榜及第者曰“同年”
（即今所称“五同”之类）
，主试者曰“座主”。未试前造请权要者曰“关节”。
（参《唐国史补》及《唐摭言》）
又进士、明经考试，初由吏部之考功员外郎主之，开元廿四年因其位轻，易以礼部侍郎，终唐末不改
（《会要》五九）
。
[1]
进士为魏玄同、韦思谦、娄师德、苏味道、周允元、宗楚客、李峤、吉顼、韦嗣立、张柬之、韦承庆等。明经为裴炎、格辅元、狄仁杰、李昭德、姚
、陆元方、杨再思、杜景俭（或作景佺，参《通鉴考异》一一）、韦安石、唐休璟、崔玄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