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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地标：浮山／青岛炮台／青岛山
传教士昆泽的青岛故事，是一个混合了奉献和不幸的经历。一方面，他成就了主的事业，而另一方面，他也悲怆地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失去亲人的苦痛。在试图将昆泽还原到当时的环境进行描述的时候，笔者忍不住会去体验某个时刻，体味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昆泽1898年4月15日来到青岛，这时距德国海军进驻到这里不足5个月。这样，柏林信义会就成了随着占领军最早到来的欧洲差会之一。昆泽和他的两个同事，是从遥远的广东赶来的，从1856年开始，昆泽加入的这个差会就在广东客家人中间传教。昆泽受到委派进行的这次旅行，目的是要把信义会的影响扩大到一个新的德国保护区。
实际上，风尘仆仆的昆泽还没有完全洗掉身上的灰土，就进入了角色，他和他的同事进入临时的军队兵营中，开始传递主的声音。而这个时候的青岛，如同另外一个传教士所描绘的那样，晚上能够找到一个舒服的地方睡上一觉，就是主的恩赐了。
和昆泽一起到达青岛的，还有一个叫寇雷克的传教士。好像没过多久，他就回到了广东。后来和昆泽一同工作的，是在1898年的圣诞节到来的和士谦。1899年9月2日，昆泽在今胶州路西端附近租用了一个“简朴但却结实的教堂”。这个专门为中国人服务的教堂，成为德国保护区内的第一个基督教堂。到1900年柏林传教会在今济阳路上的住宅楼完成的时候，昆泽和他的同事们才逐渐具备了开展日常工作的必要条件。1901年1月2日，柏林传教会胶州路礼拜堂举行了在青岛的第一次圣洗典礼。与此同时，昆泽还在台东镇的中心，主持兴建了柏林传教会的第二座礼拜堂。
20世纪晚些时候，依据德国学者华纳《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里面的中文翻译，人们相信柏林传教会的住宅楼是由传教士路切维茨设计的。在此后本地的几乎所有出版物里面，这个说法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实，在华纳的德文报告中间，这一建筑的设计者记录的却是昆泽。后来，指导华纳进行研究的马维立教授，证实了住宅楼的设计者是昆泽的说法，这使得这个至今还存在着的朴素房屋，成为我们可以和昆泽进行一些对话的地方。
柏林传教会和魏玛传教会的距离很近。后来非常著名的传教士福柏和卫礼贤，都属于后者。据汉斯·魏克尔1908年在柏林出版的《胶州，德国在东亚的保护地》的介绍，昆泽加入的柏林传教会和卫礼贤加入的魏玛传教会，实质上有很大区别。柏林传教会“沿用自古以来的传教方式开展教务活动。传教士通过个人交往和慈善事业如学校、医院来努力深入人心。欲皈依基督教的异教徒先申请受洗，接受为期一年的洗礼教育”。而魏玛传教会则不同。青岛柏林传教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德国保护区和临近的几个县建立一个基督教区。设在大鲍岛、台东镇和李村的几个小教堂，均隶属这一教区。此外，传教会还兴办了一所德华学校，开设了德语、算术、地理、古汉语、圣经史和教义学等课程。
在经过了早期的异常艰苦的开拓性努力之后，昆泽坚持了下来，并看到了他始终期待着的正规福音堂以不同凡响的方式开始建设。这时候，昆泽在青岛已生活了9年。
1907年6月1日，处于内城和俾斯麦兵营中间的总督教堂建设项目，开始向东亚建筑师征集方案，这个在小教堂和总督学校北侧的教堂，获得了广泛的关注。1910年10月23日，总督教堂落成。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日期，当时在教堂塔楼一侧的入口处，留设了一块石碑。这个在今天依然获得了很好保存的江苏路基督教堂，在建成后由昆泽主持了很长时间的教务。
对柏林传教会的发展有很大贡献的昆泽，1922年8月在青岛去世。这一年，他刚好60岁。昆泽的一家，在青岛遭遇了一系列的不幸。在他去世前12年，他的妻子在一次探访华人信徒家庭时，不慎被感染了伤寒，并传染给了他们4个孩子中2个较小的，不久，昆泽的妻子和孩子便在痛苦中相继死去了。
1907年2月7日下午，当和士谦的婚礼在青岛如期举行的时候，现场包括卫礼贤太太在内的许多人，都为这个带着两个半大孩子的鳏夫的第二次结婚，感到欣慰。这个就要到来的春天，已经是作为传教士的和士谦在青岛度过的第8个春季了，他有理由为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生活高兴，也有理由为柏林传教会所取得的成就高兴。这中间，包含了昆泽、寇雷克和他自己的许多努力。在这个让人记忆深刻的下午，聚会现场提供的风味纯正的德国咖啡，给参加婚礼庆典的人们一种回家的感觉。
和士谦是沃斯卡姆普的中文名字，他生于1859年。早在1884年的时候，他就和昆泽、劳艾施纳一起共事了。1898年的圣诞节，和士谦在继昆泽和寇雷克之后，也来到这块新的德国租借地。
整体上看，和士谦介入殖民地生活很深。到达青岛后，他先后和昆泽在大鲍岛、台东镇和李村滨河路建立了教堂，同时也在平民教育和医疗方面展开了工作。这个时期的和士谦，是在一种非常困难的状况下进行传教工作的，他和他的同事昆泽一起，在缺少必要的物资生活准备的情况下，为柏林传教会在殖民地事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贡献。
1910年10月23日，在人们的长时间期待中，青岛福音堂最终在江苏路落成，这个正规基督堂的日常教务工作，最后确定由经验丰富的和士谦主持。实质上，和士谦和这个基督堂，很快就融合成了一个整体。1912年，普特纳姆·维勒曾描述说：一座高贵的德国教堂在一种古老的风格里，使整个画面毫不费力地融入朝阳之中，让人难以忘怀。这是完美的西方色彩，恰当地汇入了纯粹的东方文化中。
和另外一些传教士不同，和士谦并不拒绝评论殖民地的公共问题。后来，和士谦的一些观点，被广泛地使用到对殖民地事务的评价上，比如，他在《德国人在山东》（载法思远编《山东》，1912年版）中间关于“德国殖民化的工作，也是从学校教育开始的”的说法，就非常有影响。同时，和士谦也对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事务发表过意见，比如他认为，青岛的海关实质上已成为德国殖民地预算的资金来源，等等。
和士谦和传教有关的工作，还包括一些灵修书籍的翻译。他曾经和陈建勋合作，把马丁·路德的著作《基督徒的自由》翻译成了中文。这本被认为是“宗教上潜思默想的结晶”和“一种轻微恬静之声”的路德早期最重要的作品，和士谦和陈建勋可能是最早的中文翻译者。因为和士谦和陈建勋的努力，路德的“因着信，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因着爱，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受一切管辖”的声音，被传输到了中国信徒的心中。
1914年的秋天，和士谦开始经历一场新的考验：战争来临了。尽管他开始并不知道，在以后不久的日子，他需要为这场残酷并没有希望获得胜利的战争付出儿子的生命。
11月4日，和士谦的儿子盖哈德阵亡。11月5日晚9点，和士谦在极度的悲痛中埋葬了儿子。他和送葬的人们一起，站在海边唱“你期待着，我的灵魂”。他知道，这是儿子最喜爱的歌曲。在送葬的现场，一口棺材也没有，他和送葬的人们用白色的床单将死者裹上，并装饰上花环。和士谦后来这样写道：“我亲爱的孩子，在黄海之滨，你这样安息在上帝的怀抱。你热爱青岛，你的全心系于中国，你生在中国，它的语言和习俗，就是你的家乡。”和士谦知道，盖哈德已经永远失去了一个梦想。因为，盖哈德原来计划在欧洲接受教育以后，到中国就业居住。现在，他已没有机会了。
尽管经受了儿子阵亡这样的巨大悲痛，和士谦依然试图对战争做出结论：“这些天充满火和死亡。德国民族迸发活力的精神，给了我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它证明我们人民心中存在那种对上帝的深深畏惧。”和士谦相信：在强烈的死亡威胁下，父亲们的信仰已经变得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在失去儿子的同时，和士谦也认识了“强烈地否认生活”的日本人。他认为，“日本的士兵也是善战的战士，他们具有的灵活性、耐力和军事素质给我们的人留下印象。人们嘲笑这些小男人，但是也佩服他们。日本人的纪律性，建立在盲目服从上帝般的皇帝，以及无条件的奴仆般的忠诚之上”。
因为上帝，也因为儿子盖哈德，和士谦这一生注定和青岛分离不开了。或许，在最终，他会看到飘荡在城市上空中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