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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豹，战国时期魏国人（故里在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安邑一带），生卒年不详。魏文侯时（公元前446—公元前396年在位）任邺令，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水利家，曾立下赫赫战功。关于此人曾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名曰《西门豹治邺》，大抵是讲了西门豹在邺城任职时巧施计谋，趁着河祭的时候将装神弄鬼的巫婆和她的徒弟们扔进了河中，自此断了此地活祭的陋习，又领着邺城百姓开挖运河，最终造福一方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祭河伯属于活人祭祀的一种。活人祭祀是用来祭祀神灵或其他神物的，人们通常用杀死人类的方法来乞求超自然力量和权力，正如邺城百姓为“河伯”娶媳妇来恳求河伯保佑地方风调雨顺一样。这种习俗常常出现在古代文化中，并且在多个文化领域中发扬，除去中国外，亦有如因杀人仪式而恶名昭彰的玛雅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一些人将这两种文明视为这种恐怖习俗的本源。人们认为受害人的死亡仪式是为了取悦神灵、安抚灵魂。受害人的选取范围从囚犯到婴孩到纯洁的处女，他们遭受着悲惨的命运——焚烧、斩首、活埋，等等。
如今，活人祭祀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近于绝迹。但在历史得以进步的今天，这些时而残忍、时而庄严的古时祭典仍然为今人所好奇。而今就让我们穿越故纸堆，去探寻那些发生在无限崇拜自然的时代里、荒诞不经却又显得神秘而繁复的故事。
中国古代有一门很神奇的学术门类，叫作占星。这种学术历来为封建帝王所重视，因为当时的人相信“天人合一”，他们相信天上星辰的变化其实也预示着人世间的兴亡更替。所以，从汉代开始，当时的政权机关已经专门设立了独立且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的观察天象的机构，大家所熟知的张衡就是这个机构中很有名的一位官员。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者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浓郁中国特色，但同时又与西方的天文学存在很多共通之处的星象理论，在《开元占经》和《灵台秘苑》中就记录着这些理论。其记述十分有趣，颇具东方风味。
首先要说的便是“四象三垣”。但在说之前，不能不先提一提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和北宫玄武。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所谓的“左青龙，右白虎”，但这句话的出处很多人就不知道了。其实它正来源于中国古代的星宿理论。中国古人认为，天上有二十八星宿拱卫在天庭的四周，东、西、南、北各有七宿，分别是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龙，曰左青龙。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其形如鹑鸟，曰前朱雀。西方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其形如虎，曰右白虎。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其形如龟蛇，曰后玄武。这二十八星宿共同组成了四只神兽，护卫着天庭的尊严与安全。可以说，这二十八星宿就是天上的二十八护法。他们从四个方向共同守卫着天庭的中枢：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的安危。
所谓的垣就是城墙的意思，紫微垣就是天上的紫禁城，这里居住的是人间皇帝所对应的紫微星。通俗点说，它的凡身正是老百姓常说的“真命天子”。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每逢人间乱世，紫微星便下凡解救众生，他的身边往往有二十八个人鼎力相助，而这二十八人正是天上的二十八星宿。与紫微垣一起的还有太微垣——对应人间的行政机构，天市垣——对应人间的街市。它们坐落于紫微垣的周边，形成了所谓的三垣。此三垣与前面提到的二十八星宿所组成的四只神兽，并称“四象三垣”。而紫微垣的正中，也就是整个天空的中央，就是极星。紫微垣的垣由两条城墙组成，而构成这两条城墙则是天上15颗恒星。两条城墙自然的形成两个城门，其中的一个城门正对着北斗七星的勺柄，而北斗七星象征王权，他的勺柄正是主宰人世间的权力之柄。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估计都听说过“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也知道《易经》。毕竟，这两样东西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灵魂。《易经》本来包括《连山易》、《归藏易》、《周易》三易，可惜前两易早已失传，仅剩下《周易》。仅仅一个《周易》就被古人赞誉道：“不知易，不可以为医；不知易，不可以为兵。”就是说：古人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研究过“易”就不能行医当郎中，也不可带兵打仗。这说明古人已将《易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提升到了“宇宙观”、“世界观”、“方法论”的范畴，并以此为基础逐渐产生了内容广博，但又良莠不齐的中华文化体系。而众所周知，《易经》起源于《河图》和《洛书》。其实，无论是五行还是《河图》和《洛书》，实际上都源自中国古代的星象学。所以，追本溯源，中华文化的根基就是中国的星象理论。那么，中国的星象理论是怎么延伸出五行学说及《河图》、《洛书》的呢？
上文中曾提及“四象”，即由二十八星宿分别构成的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北宫玄武。其实，中国的古人在遥望星空的时候就发现，每到冬季，在星空的北方，也就是北宫的位置，会出现一颗并不属于玄武七星宿的亮星。由于每次这颗亮星都出现在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北方，因此古人认为这是一颗主“水运”的星体，古人称之为辰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水星”。而冬季过去，春季来临，在星空的东方，也就是东宫的位置，会出现另一颗并不属于苍龙七星宿的亮星。古人发现，这颗星体一出现在东方，世上就会万物复苏，草木茁壮成长，因此认为这是一颗主“木运”的星体，古人称之为岁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木星”。当夏季来临，在南宫位置，又有一颗亮星出现，它同样并不属于朱雀七宿，每当此星出现，地上往往热气腾腾，似炎炎烈火烧炙一般，因此古人认为此星主“火运”，称之为荧惑星，现在称之为“火星”。而夏秋分界之际，在天空的中央，同样会出现一颗亮星，古人认为这是大地气候变更之兆，因此称之为镇星，现在称之为“土星”。秋季来临，万物肃杀，在西方又出现一颗亮星，这个时候往往犯罪之人被秋决处死，各部落、国家为争夺粮食也会掀起战争，因此古人认为这是主“刀金”的星体，称之为太白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金星”了。金、木、水、火、土交替出现，每颗出现72天，更替一次360天，正是几乎一年的周期。因此，古人认为这世上万物本质都是由这五颗星所主宰，因此出现了对这五颗星及其所主物质的崇拜，五行学说由此形成。五星的变化一直作为中国古代占星术的重要内容，其中有一说法即一旦出现“五星联珠”的自然现象，即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同时出现，中国将出现“大治”。1995年，中日专家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座距今约2000年的墓中出土了一份国宝级的汉代织锦，虽历经千年仍光艳夺目，锦上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它实际上就是这种说法的一种产物。
五星与四象相结合，变成了东宫苍龙属木，西宫白虎属金，南宫朱雀属火，北宫玄武属水，古人以左为上，尊东为左，因此又称左（东）青龙、右（西）白虎、前（南）朱雀、后（北）玄武。而土星位处星空中央，正对紫微垣中的“五帝座”（由五颗星主成，形成一个“十”字形），因此将土星座于中央。伏羲据此以实（地）空（天）点画成《河图》。对应曰：天一生水（在后），地二生炎（在前）、天三生木（在左）、地四生金（在右），天五生土（中央）。至于《洛书》，看似与《河图》有很大不同，实际上不过是空点不变，实点逆时针转移至一侧而已。所以，《洛书》、《河图》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星图。
其实，站在一个现代人的角度看，古人这样把星空分为若干个区域，然后根据这些区域的位置变化来预测人事变化趋势是十分可笑的。现代天文学已经发现，这些肉眼可见的星星，位于十分遥远的位置，一般最少在100光年远以上，但实际上绝大部分星体可以说有上万上亿光年远。我们只将它先确定在100光年以外，这个100是对人的一般寿命来设的。世人的寿命一般在100年以下，因而用星座变化来预测一定的人事，就显得不足为信了。因为当地球上的人用肉眼看到那么遥远的星光的时候，那是那些星星100多年前的位置，现在的它们已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人们看到的只是它们在100多年前留在天空的残留光影罢了。
在中国古代的占星术中，还有根据星光的明暗及颜色变化来预测人事的，这也同样缺乏科学根据。因为星光的明暗及颜色变化是大气层及云层的变化给人的眼睛造成的视觉障碍，在远离地面的大气层中，大气及云层对星光的作用非常巨大，人在地面上看好像一片清空并无遮拦，但极高处的大气层中总有云层，而人根本看不到。云层对星光造成明暗变化的影响，而星光本身却并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就算有也将是一个缓慢而漫长的过程，跟人事这样的短暂过程根本无法联系上。
古人还以流星预测人事，这就更加没有科学根据了。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天上的星落下，对应一个人死亡。基本常识是肉眼看到的天上星星虽然很多，但可以看见的天上的星星并不会成为流星，因为它们都是恒星甚至星系，它们并不会落下。更不用说有些流星不用望远镜根本看不到，因为它们在高空中还没有到达人的视野时就燃尽了。
古时最引人关注的“迷信”，除了观天象的占星术，便是在各种动土事宜中频繁出现的“风水”了。古人很迷信，认为祖坟的风水能惠及子孙，让子孙大富大贵。因此，古人为了给祖坟找一块风水宝地颇费了好多的脑筋。清末文人袁枚《子不语》上就介绍过一个叫严介溪的人，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块风水宝地，打开以后发现了一个墓碑，原来这块地本来就是严介溪的祖坟，墓碑上就是他祖宗的名号，他等于把自家的墓给挖了，闹了一场风水笑话。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朱元璋葬父的。朱元璋父亲去世以后，他根本就没有钱去安葬父亲，他和他的二哥抬着尸体，半路走到一个庙前，突然来了一场大雨，兄弟俩就把尸体放下到庙里躲雨了。结果雨后出来再看，父亲的尸体没有了，在原地起了一个坟头，这就是所谓的“天葬”。比朱元璋葬父更神奇的是他曾祖父的葬地。朱元璋的曾祖父逃荒到了盱眙这个地方，有一天，朱元璋的曾祖父在外边晒太阳，刚好有一个风水先生经过，他一看就指着说，你这个地方是一块风水宝地，将来子孙会大富大贵的。跟着风水先生的徒弟有点不相信，风水先生就讲这个地方能使枯树发芽，边说边折了一根枯枝插到这个地方。七天以后，枯枝还真的长出了绿芽。朱元璋曾祖父死后就葬在了这里，朱元璋后来也真的当了皇帝。所以他的后辈子孙对于祖坟的风水特别看重，像盱眙的祖陵、凤阳的皇陵都是派重兵看守的，任何人不得在附近挖山开山，甚至连割草都是不允许的。
而在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以后，崇祯皇帝朱由检派人去挖李自成的祖坟，想通过破坏李自成家的风水的方式来打击李自成的军事行动。李家祖坟就葬在离县城200里的李氏庄的乱山之中，那是一个人迹罕至、荒草丛生的地方，16座坟环列安葬，正中间那座就是闯王李自成的祖坟。李自成祖坟被这伙人挖开后，果然出现了奇异的现象——祖坟被打开以后，出土了几担的蝼蚁，里面还发现一个尸骨，就是李自成祖父的尸体，骷髅骨头呈青黑色，上面长了好多的黄毛，据说这是有帝王气的尸相。更奇怪的是，他脑骨的后面有凹槽，这就是俗话讲的脑有反骨。不仅如此，凹槽里面还有一条小蛇，小蛇有三四寸长，盘踞在反骨里面。这条蛇有脚会飞，当时棺木一被打开后就飞了起来，张开嘴吞吸六七次日光，随即就落了下来。葬书上一般都把这种小蛇称作地龙。民间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墓穴里面出现了地龙，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证明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宋朝有一个道静和尚写了一本玄秘的葬书，叫《入地眼》，里面就说“开冢见龟蛇生气物，则不可改”。意思就是说如果打开墓穴以后，发现里面有蛇、龟这些生物的话，就不宜改。如果强行改葬，那可能导致风水坏了，人丁不旺，家里财富也会受损。
但是，来盗李自成祖坟的人，目的就是为了把他的帝王气给削掉，所以这伙盗墓者在打开李自成的祖坟后，把他祖父的骷髅头斩下来，包裹起来献给皇帝。并把那条小蛇风干后一起带到北京，给朝廷看。这事儿传到了李自成的耳朵里面，他自然火冒三丈，挖祖坟是很歹毒的事情，也是很令墓主伤心的事情。所以李自成当时除了同明军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干，还打起了一场风水战。李自成当年打到安徽凤阳的时候，把朱元璋父母、兄弟的陵冢，一把火都烧毁了。后来李自成打到北京以后，还准备挖掘明十三陵，但因为战事吃紧，才放弃。也有传说，当士兵动手开始挖明十三陵的时候，就像当年黄巢盗武则天的乾陵一样，出现了异常的天象，士兵才不得不停止掘陵。
事实上，民间对于这些有着浓厚命定色彩的故事总是十分热衷的。例如在后汉时期，曾有一位孝子姓孙名钟，住在杭州府富阳县南面三十公里处的一个名叫“杨平山”的地方，他家里很穷，从小就失去了父亲，但他对母亲非常孝敬，在当地有“孝子”之称，他母子俩相依为命，靠种西瓜谋生。
有一天，突然有三个相貌异常的少年，来到他的西瓜摊前向他讨瓜吃，他从这三个少年风尘仆仆的脸上，看到了一丝倦意，并感到有些突然。不过，心地善良的孙钟虽有些奇怪，但还是给了他们每人一块西瓜，三个人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吃完以后渴意未解，并再向孙钟讨要，孙钟并没有犹豫，就再给每人一块，他们吃完后说：“小兄弟心地真好，我等没有钱付你，但受到你的如此好意的馈赠，真是无以为报。我们是司命之神，因为你孝顺母亲的德行，感动了上天，所以派我们三位到此考验你的孝行，没想到你不仅孝顺母亲，而且心存善念，所以我们要指点你。”孙钟听后正感惊异，其中一位少年指着山下的一个树丛说：“这座山的风水很好，山环水抱，真龙结地，案山秀挺，你把父骨迁于此处，不久当出天子。”另一位接着说：“你马上向山下走百步，再回头看我们，然后你所站的脚下就是可以下葬的吉穴了。”孙钟将信将疑，在三人的催促下，朝山下走去，孙钟约走了七十步左右，就回头看那三人，三个少年齐叹：“你回头太早了，葬下只能封王。”然后三个少年就化为三只白鹤飞入云中，这时孙钟大吃一惊，朝天就拜，口中念道“谢谢上苍与神仙的指点”，于是记下了这块地，择良日迁父骨于此地，不久，他就带母离家经商去了。几年后，孙钟经商发了大财，并娶妻生子。一日回到家乡祀坟，看见坟头时有五色光彩的云气，直冲天空，他知道这是阴宅的福荫与龙力的吉气在为孙家祷福，于是更行善事。后来孙钟的儿子孙坚果真做了吴王，并封孙钟为“武皇帝”，孙坚的儿子孙权、孙子孙亮也都做了吴王。
无独有偶，唐代亦有一个很著名的风水师，名叫舒绰，他精通五行术数，在当时誉倾海内外，名震朝野。当时的吏部侍郎杨恭仁想把父母之坟改葬到长安京师附近，便于祀拜与管理，便请了当时闻名海内的五六个相地高师，舒绰自然也被邀请。这些人都是当时有名的风水大师，杨侍郎无以辨别谁为真正的高手，于是就付银两给每一位地师，让其各自为其父母寻地，一月后回府聚会并汇报。于是各位大师便分头行动，一月期满回到府中，大家都献上佳穴，各抒己见，争执不下，于是大家一同登山观穴，五六处各有利弊，大师们理法并施，谈天说地，无人服众，杨侍郎也无法定夺孰是孰非，回到家中正在苦闷，忽听师爷说道：“大人何不如此这般。”听言后，杨侍郎心中暗喜，便叫来几位亲戚，连夜赶往地师们所指之佳穴，开穴一尺许深并取土一包，并把地理地貌统统记录在小本之上，连同小本一起密封起来，运回家中。杨侍郎做好记号后，把记录小本藏起来，并在后花园的地下也取出一包土混在其中，然后叫来几位风水大师，让他们根据斗中之土，把所取土之处的地理形势和地形地貌解说出来，并说明此地是否佳穴，以便与原记录作比较。
在几小时的分析中，其他几位大师均不得要领，只有舒绰一人认为几包取回之土中，有三处可以为佳穴，最精妙的是他所描述的地形与小本上所记录的实际情况全部吻合。舒绰还对后花园所取之土作了一首较滑稽的诗：“黑中见青有雾云，气贯二孔草丛生，此土葬下先人骨，一嗅到底伤后人，此土润湿养花根。”其他几位风水师见舒绰有如此神术，无不惊叹，自愧不如，带上杨侍郎的酬金，不声不响地走了。待别的风水师走后，舒绰对杨侍郎说道：“我选定的那块墓穴，在开井五尺深以下会有谷物，若你能得到一斗谷物，便是富地了，能保你一家世代富贵官至公侯。”杨侍郎对舒绰的风水技术已是十分折服，听完此话后，当即与舒绰一道前往京师，来到舒绰所寻的穴地，令人往下继续开穴，当挖至七尺深时，发现一个小孔，再轻轻挖开，发现里面有近二尺方正大的穴洞，穴洞里面有七八斗外形很似谷类之物。杨侍郎目睹此景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迁葬了父母之骨于此穴之中，后来果然世代富贵，并出了杨家将忠烈之后。此事传开后，朝野上下都把舒绰视为神圣，相请之人络绎不绝，一时间洛阳纸贵，寻龙布穴之风风靡一时。
那么，古人如此重视的风水究竟是什么呢？风水是中国独特的一种传统文化景观，主要指古人在规划、设计、营造建筑空间时，通过对各种环境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从而选择出对人类生产生活有利的局部小环境。由于受到生产条件等方面的限制，风水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迷信色彩，但究其根本，风水的最终目标是追求理想的生存环境，对现实生活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风水，又称堪舆、阴阳、地理、相地、形法、青囊、青乌等，其主要理论以阴阳平衡为根本前提，以“藏风得水”为条件，以“生气论”为核心思想，来寻找一个或小或大的环境，以营宅建居，抑或治理建都。一般认为，“风水”一词来源于晋代郭璞所作的《葬书》：“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而“风水”一词中的风和水，原本是《周易》八卦之中的巽卦和坎卦的象征物。《周易·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雷以动之，风以散之，日以恒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巽为风，坎为水。”《周易》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分阴分阳的，也是阴阳互补的，阴阳彼此组合可以形成乾、坤、艮、兑、巽、震、坎、离八卦，分别对应天、地、山、泽、风、雷、水、火。它所说的风与水就是指自然界的风和水而言。古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依靠主观想象去看待客观世界的“风”和“水”，以求适应自然，由此推演出了一套风水理论。
风水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很长一段历史。风水最初是一种很朴实的相地术，主要考察哪些地方适合人类生产、生活。后来发展成为了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相地术，主要研究房子应该在什么地方建造，门窗的位置等等。
早期人类对居住环境的选择是出于一种本能，是为了生存而选择能够提供水、食物的地方生活。到了距今六千至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知道房屋的门要朝南开，房屋要建造在河流两旁的阶地或高出周围平地的山冈、沙地和台地上。同时，也开始了对墓地的选择，私人的埋葬方向也有讲究。这个时期还出现了聚落规划思想和城市萌芽，出现了田园地方观念和东方苍龙、西方白虎的观念。比如6000年前的陕西西安半坡人，他们把村落设置在河边的台地上，还挖掘了一条围绕居住区的长300余米、宽6—8米、深5—6米的壕沟来防止野兽和外族入侵。
商代的甲骨文中已有卜辞的记载，人们的选择从属于卜问的结果，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到了周代，“卜宅”发展成了“相宅”。“卜宅”是盲目的，而“相宅”是主动的。周代的多次迁都和营建新邑，如古公迁岐山、成王营洛邑等，每次都要先相地，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占卜。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种体系的思想空前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于天下未定，诸侯各国为了富国强兵而向自然索利，加速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时，他们又渴望推测国家的兴衰和时运，促进了占卜术的发展。其中阴阳观念、五行学说、气论思想等影响较大。墓葬制度此时也出现了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结合，出现了“负阴抱阳”的思想。如太原市的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墓，后枕西山，面向汾水，就是“负阴抱阳”的具体体现。各种学术思潮为日后风水学说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汉初两代，“道”的思想流传四方，顺应天时、解说天道的阴阳、五行思想迅速发展。阴阳是我国早期自然哲学中一对最基本的范畴。阴阳观念的起源是人们对自然界长期观察的结果。到了秦汉时期，阴阳学说几乎成为了解释世界万物的普遍原理。例如《淮南子·天文训》中说道：“天地之袭精者为阴阳，阴阳之专精者为四时，四时之散精者为万物；积阳之热气久者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久者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阴阳学说对风水理论的形成起了方法论的作用。
我们常把阴阳五行混为一谈，其实五行说与阴阳说是两种不同的学说。阴阳说早于五行说。有人认为原始的阴阳说产生于夏代以前，而原始的五行说产生于夏代之初。这是因为五行中的“金”，古代指铜，只有等青铜技术出现后才会有五行说。另一种观点认为五行说起源于殷代的五方或五祀，因为当时已有了四方的观念，人们已认识到自己处于四方的中间，于是商代便称自己为“中商”，就是五方。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用它们来概括世间万物的本原，用它们的相生相克来解释世间万物的衍生。
五行的相生相克如下：
五行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五行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汉代的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又把儒家的思想与五行观念融合在一起。在天命观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天人感应”说。他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天与人是通过数与类联系起来的，事物之间存在相互感应，天与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感应。他把天、地、人、阴、阳、木、火、土、金、水并称为十大天数，用它们构建出天人合一的宇宙框架，成为认识世界、规范行为的最权威的思想准则，为风水由经验、直觉升华为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董仲舒对五行说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将五行与方位、四时的划分对应起来：“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数也。”后来人们又将方位、颜色和四象（又称四兽）相结合，便有了风水中一贯遵循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中央后土”的模式。
八卦由阴阳派生而来，人们用自然界中八种事物做八卦的物象，分别是：天（乾）、地（坤）、雷（震）、火（离）、风（巽）、泽（兑）、水（坎）、山（艮）。在风水中，八卦主要用于表示方位。相传伏羲作有先天八卦，西周文王作有后天八卦。汉代开始用八干、四维、十二支来表示二十四方位。人们把宅命与住宅是否吉利联系起来，使原本朴素的风水思想带上了玄秘的色彩。秦汉时期诞生了风水最早的两种理论形式：堪舆和形法。形法是建立在“形气相随”的理论上，着重总结事物本身外与内、局部与整体的对应规律，在营建中主要用于对地形的具体选择和方位确定。堪舆是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研究天道天象，四时秩序，为人事活动提供指导，在营建中主要用于选择日辰与方位，并为建筑、城市形象提供模拟的图式。主要著作有《堪舆金匮》和《宫宅地形》，但现在均已失传。前者属于五行类，后者属于形法类。风水成形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晋代的郭璞被认为是风水的鼻祖。他所作的《葬书》被认为是最早出现风水观念的著作。作为风水理论核心的生气说在此时形成了一套体系。
“气”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其原始意义是烟气、蒸汽、云气、雾气、风气、寒暖之气、呼吸之气等气态物质。哲学意义上的“气”最早由西周的伯阳父用来解释地震的起源。最早的气论思想是用阴阳之气来描述天地的秩序。春秋时期，出现了“六气五行”说。战国时期，气论思想得到了很大发展，诸多论著如《管子》、《老子》、《易传》、《庄子》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探讨了“气”的概念及其作为世界万物的组成。古人常常结合阴阳思想来论“气”，所以我们所说的“气”通常是指阴阳二气。“盖太极判分两仪，宇宙间事事物物无一不在阴阳之中，斯无一不在生气中也。浮而上者阳之清，天气之所轻灵也。降而下者阴之浊，地气之所重质也。向使天地二气不能相交，则阴阳无靖和之情，万物则不能生育。语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是也……阴阳相和，气机由此胎息亡谓与。”这里明确指出，“气”是构成万物的本原。汉代老庄思想的盛行大大促进了气论思想的普及。东汉的王充提出了元气自然论和无神论，对当时流行的神学迷信提出了反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气说成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包括大地生育论、地脉说、大地生气说。此时的风水已经具备了明确的思想体系，《葬书》是风水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系统地叙述了阴宅风水选择的原则和方法，对后世风水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等到明清时期，有关风水的理论著述大大增多了，各分支体系的理论也更为发达。这时候的风水书籍走向了公开化、正规化。此时，风水开始得到皇室的青睐，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编纂和积累了很多风水方面的书籍。如官方组织编纂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丛书，收录了几乎所有流传下来的风水著作。同时，民间也收集和编纂了大量的风水著作，并且冠以“全书”、“大全”、“大成”之名，如《阳宅大全》、《阳宅集成》、《阳宅十书》、《地理大成》、《山法全书》、《平阳全书》、《阳宅大成》、《地理大全》等等。这个时期的学者主要工作是对已有的著作作进一步的阐释，因此许多著述都被冠以“校补”、“笺注”、“辟谬”之名。
实际上，风水术是一门异类的地质学，凡经过长期研究与实践的人，并对古风水经典著作进行研究的人，均能从穴场的地理位置，推断出穴场里面的土色与土质，并能推断出里面的东西，如有圆石、蛇、鱼、龟、骨等，如果是得真传并经过深入实践的高手，是能够从土质的结构，推断出此地的实际山水情况，也就是像舒绰等风水大师推断一样的精准。其实，土色之所以分为黑、黄、红、白、青、紫等，是因为：受水浸湿之土，必黑而湿泥；受风吹之土，必青黑而散乱；受砂脚冲克之土，必干枯而带石子；受水止而润泽之土，必红中见黄；受堂气之归纳之土，必聚五色；受山抱而气藏之土，必紫中见青白等等。而地形也有左抱而右散之地，左右均抱之所，冲左不冲右，冲右不冲左，左右均受冲，水近与水远，水大与水小等分别。土色会受到这些地形的影响，发生细微的变化，土中之物也会有所不同。风水术中的地质学流传几千年，我们应该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待它，用现代的知识结构去分析它，那么，它就会去掉荒谬的成分，为我们谋福了。
巫蛊为一种操纵毒虫，并以诅咒害人的巫术，也叫蛊、蛊术。属于黑巫术的一种，盛行于部落形态的传统社会之中。在学术上，巫蛊也称作蛊毒巫术。施用巫蛊又叫下蛊、放蛊、蛊惑。后来蛊惑引申为迷惑人心，粤语中再引申成狡猾的意思，整蛊在粤语中也有戏弄的意思。
巫师用一种特殊毒虫左右人的一切，服务于某种特定的目的；巫师以毒虫迫使人顺从其意志，任凭操控。除了毒虫之外，亦可操纵蛇、蛙、鸟、狗、猫等动物。它与道士的召鬼法类似，只是使用的对象不同。放蛊的目的在于加害自己的仇敌，或用于报复他人，使役动物的灵魂为其服务，盗取他人财富作为己用，但蛊也可用于医学及其他领域。
文字学上的蛊有多种含义，主要的一种含义作“腹中虫”解，从虫，从皿。皿是盛饭的饭盒、饭碗或其他盛食物和饮料的用具；繁体的虫字象征好几只虫。“腹中虫”就是人的肚子里侵入了很多虫，也就是中了“虫食的毒”——一种自外入内的毒。众多的虫侵入人的肠胃发生了蠹蚀的作用就叫作蛊，又叫中蛊。干宝在《搜神记》中描绘到：“荥阳郡（今河南省）有一家姓廖，累世为蛊，以此致富。后取新妇，不以此语之。遇家人咸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及家人归，妇具白其事，举家惊惋。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
蛊是许多虫搅在一起造成的。《本草纲目》说：造蛊的人捉一百只虫，放入一个器皿中。这一百只虫大的吃小的，最后活在器皿中的一只大虫就叫作蛊。也有说法表明，谷子储藏在仓库里太久，表皮谷壳会变成一种飞虫，古人也把这种飞虫叫作蛊。《左传·昭公元年》说：“谷久积，则变为飞蛊，名曰蛊。”人造的蛊本来是一种专门治毒疮的药，后来才被人利用来害人。
有毒的蛊多在中国大陆南方各省养成，种类很多，有蜣蜋蛊、马蝗蛊、金蚕蛊、草蛊和挑生蛊等。放蛊的人趁他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蛊放入食物，吃了以后，就会染上蛊毒，染了蛊毒的人会染患一种慢性的病痛。以现代观点说，这是一种人为的，由许多原虫的毒引发出来的怪病。而并不知晓其中深意的古人，又往往将这种秘术与神秘的鬼神之道联系起来，历史上因巫蛊而造成的悲剧有许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汉朝时武帝的巫蛊之祸。
汉武帝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长安汉宫接连发生震惊当时的木偶巫蛊案件。此事的缘由还要从当朝宰相公孙贺说起，在祸乱发生前，他还颇得武帝信任，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也在朝做太仆，父子二人权倾一时。可惜公孙敬声的私生活不检点，私自挪用了军费1900多万钱，因而被关进长安诏狱。当时有一件要案的主犯朱安世在逃，武帝下令必须逮捕到案。公孙贺爱子情切，向武帝保证由他将朱安世逮捕到案，但要求释放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他的要求得到了武帝的许可，却触怒了朱安世。朱安世归案后，反向汉武帝陈诉公孙敬声和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通奸，以及公孙敬声在庙里诅咒武帝早死，并在武帝经常经过的驰道上埋木偶为巫蛊，以促武帝早死的事。这些事情都是莫须有的，但当时武帝正值晚年，每天都在忧惧死亡，他信以为真，将丞相公孙贺父子和阳石公主都杀了。
当时京城巫蛊术十分盛行，人们制作木头人，在上面刻上冤家的姓名，然后再放到地下或者放在房子里，日夜诅咒。据他们说，这样诅咒下去，就可以让对方遭殃，自己得福。这种巫蛊术，也传进了皇宫。那些怨恨皇帝、皇后和其他人的美人、宫女，也纷纷埋藏木头人，偷偷地诅咒起来。在纠治公孙贺案时，武帝已染病。“时上疾，避暑甘泉宫”，长安“独皇后、太子在”。但是，武帝却不信任他们，而把纠治公孙贺案的责任，全权委托给了新任丞相刘屈氂和御史章赣。具体察办此案的则是一个政治背景复杂可疑的宠臣江充。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本是市井无赖。年轻时他将貌美的妹妹嫁给赵太子刘丹而成为赵王的座上客。后又与赵太子发生龌龊，即入长安诣阙举报太子丹有种种不法事。武帝劾治刘姓诸王及家属极严，根据江充的举报，赵太子获罪死狱中。武帝赞许江充，任命他以谒者的官职出使匈奴。出使前武帝曾问他出使时做何计划，他说一切随机应变。江充在匈奴中活动了近一年，归后得到重用，武帝委任他为无定所的检察官——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京师治安，“督三辅盗贼，禁察逾制”。
江充
在任上，江充严厉劾察亲王贵戚及其子弟，敢于碰硬，因此深得武帝赏识。“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例如，江充曾将在驰道中奔驰的武帝之姑馆陶长公主的车骑“尽劾没入官”。又曾惩办在御用驰道中疾驰的太子家使，太子亲自出面说情，江充也不给面子。江充在朝担任治安和警卫安全工作，很得武帝信任。有一天中午，武帝正躺在床上睡觉，忽然梦见几千个手持棍棒的木头人朝他打来，把他给吓醒了。他以为有人在诅咒他，立即派江充去追查。
而在公孙贺案结束后，江充目睹染病的武帝已然呈垂暮之色，知上皇已年老，怕他死后太子继皇位报复自己，在丞相刘屈氂的支持下，他决定借公孙贺一案陷害太子和卫皇后。江充为人心狠手辣，找了不少心腹，到处发掘木头人，并且还用烧红了的铁器钳人、烙人，强迫人们招供。不管是谁，只要被江充扣上“诅咒皇帝”的罪名，就不能活命。仅仅几日之内，被诛杀的人便已有数万之多。
在丞相公孙贺一家，还有卫皇后的女儿阳石公主、诸邑公主都被汉武帝斩杀之后，江充就更加放心大胆地干起来。他让巫师对汉武帝说：“皇宫里有人诅咒皇上，蛊气很重，若不把那些木头人挖出来，皇上的病就好不了。”于是，汉武帝就委派江充带着一大批人到皇宫里发掘木头人。他们先从跟汉武帝疏远的后宫开始，一直搜查到卫皇后和太子刘据的住室，但屋里屋外都掘遍了也没找到一块木头。为了陷害太子刘据，江充趁别人不注意，把事先准备好的木头人拿出来，大肆宣扬说：“在太子宫里挖掘出来的木头人最多，还发现了太子书写的帛书，上面写着诅咒皇上的话。我们应该马上奏明皇上，办他的死罪。”
眼看冤案就要罗织到自己和母亲卫皇后身上，太子情急，乃征求左右幕僚的意见。太子少傅石德劝刘据诛杀江充。他说：“先前的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及卫伉家人都已受陷害被杀。现在胡巫又来陷害太子，已挖到了木偶。皇上不会知道这是胡巫所设置，会认为我们真在诅咒他，我们无法自白洗清。我们与其坐而等死，不如动手杀掉江充和胡巫。难道太子忘掉前朝秦始皇的太子扶苏受冤屈而死的事情了吗？”
此时江充逼太子甚急，太子在情急下同意石德所言。七月壬午，太子派人假冒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江充助手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身份，不肯受诏，被来人杀死。太子派人禀告皇后，又分发武器给侍卫，搜查全城涉嫌巫蛊之人，并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太子随即杀死江充，处死上林苑中的巫蛊术士。但是百密一疏，让苏文侥幸脱逃，苏文向武帝控诉太子起兵谋反，武帝开始并不相信：“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派使者召太子，但使者不敢到太子那里，回报武帝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
父子终于失去了最后的沟通机会。被苏文等人连续欺骗两次后终于上当的武帝大怒，下令丞相刘屈氂率兵平乱。事到临头，刘据只好打开武库，把京城里的囚犯武装起来，抵抗前来镇压“造反”的军队。并想调集胡人军团与北军，结果胡人军团被汉武帝调集镇压太子叛乱，北军监护使者任安受了太子的印后闭门不出。太子还向城里的文武百官宣布：“皇上在甘泉宫养病，有奸臣起来作乱。”这样一来，弄得城里的官民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在造反，就更加混乱起来。双方在城里混战了四五天，死伤无数，大街上到处都是尸体和血污。最终，太子因势孤力弱而兵败，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逃离长安，跑到湖县（今河南灵宝西）的一个老百姓家里躲藏起来。皇后自杀，太子的宾客多数亦被捕杀。
此时武帝暴怒，然而臣下却惧而不言，壶关三老茂上书说：“太子进则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的陷害困扰，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忍不住愤恨的心情，起而杀死江充，却又害怕皇上降罪，被迫逃亡。太子作为陛下的儿子，盗用父亲的军队，不过是为了救难，使自己免遭别人的陷害罢了，并非有什么险恶的用心，而在武帝震怒之时，智慧之人不敢进言，善辩之士难以张口，而此时上书，便是希望皇帝能够接太子回来，不要让他在外继续逃亡。”
这道上书言辞恳切，也合情理，武帝阅后醒悟，有悔意，但并未赦免太子。不久，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县令李寿知道了太子的下落，就带领人马来捉拿他。刘据无处逃跑，只好在门上拴了一条绳子，上吊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和那一家的主人，也被李寿手下的张富昌等人杀死。
后来，汉武帝派人调查，才知道卫皇后和太子刘据从来没有埋过木头人，这一切都是江充搞的鬼。在这场祸乱中，他死了一个太子和两个孙子，又悲伤又后悔。于是，他就下令灭了江充的宗族，宦官苏文被活活烧死，其他参与此事的大臣也都被处死。最后，汉武帝越想越难过，就派人在湖县修建了一座宫殿，叫作“思子宫”；又造了一座高台，叫作“归来望思之台”，借以寄托他对太子刘据和那两个孙子的思念。
上述之事是假借巫蛊之名发起祸乱，而在民间，还真的发生过放蛊害人的事件。
明英宗正统间（1436—1449年），江苏省吴江县的商人周礼从小在外经商，有一年在广西遇见了一位中年陈姓寡妇，经媒人说合后，周礼答应入赘陈家为赘夫，自此他就在当地落了籍，不久生下一个儿子。光阴荏苒，一晃就是二十多年，他的儿子也有16岁了。人到中年以后，想起年轻时候的事，也会有落叶归根的念头，他的妻子劝止不住，只好由他去，并叫儿子跟他父亲一同回吴江老家瞧瞧。陈氏放了一个蛊给周礼，暗中告知儿子说：“你爸爸肯回来，就为他解蛊。”周礼父子回到吴江故乡，不到一年，周礼的蛊发作，每天要饮水一桶，肚子涨得像水桶那么大，儿子对周礼说：“父亲，我们还是回广西吧！”“我也想念你的母亲，但是生了这个怪病，走不动啊！”“爸，你这个病我会治。”“你又不是医生，你怎么会治病？”儿子照着母亲教他的方法，将他父亲的蛊病治好了，周礼的肚子里吐出了一条活的鲫鱼，这条鲫鱼就是他妻子放给他的蛊。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在江西省兴国县也发生过一件诉蛊的刑案。一户新迁入境的客家人赵如瞻，被村民曾起周等5人控诉放蛊害人，这件案子的经过是这样的：
赵如瞻从福建长汀迁到江西兴国县，独资开了一家油店，雇工人曾起周等5人榨油，除发给工资外，并供给他们午餐。曾起周等5人到油店后吃完第一次午餐后，就觉得肚子很痛，立刻回家请了一个医生治疗。医生以为他们生的是普通的腹痛，开方服药，但他们的肚子依然痛得死去活来，身体也一天一天的消瘦下来。另有3位过路人经过赵家油店，向他家店伙买桃子吃，他们3人吃下后肚子也痛起来了。曾起周和赵家店里的佣工吴老六有金钱往来，吴老六一天到曾家向他讨回借的钱，曾起周向吴老六说：“你把我的病治好，我就把借你的钱还给你；如果我的病治不好，甚至死了，你的钱就没人还了。”“你的病只有杨老六会医。杨老六是老板（指赵如瞻）从长汀带来的，他有一种解药可治好你的病。”吴老六为了讨回借款，向曾起周说出了秘密，曾就拜托吴老六转请杨老六给药治病，并给他一笔钱，杨老六只得偷偷地将解药交给吴老六。曾起周5人服了解药，没过多久就将赵家下的蛊毒从大便里解了出来，解下的蛊长有半寸，白色，蛊的口像针一样，颜色是青的。
曾起周的病稍有转机就迫不及待地向兴国县正堂控告赵如瞻放蛊害人，这件事情才公开出来。真相大白以后，吴老六、杨老六二人说出赵如瞻养的蛊，共有瓜蛊、蛇蛊和虫蛊等3种。瓜蛊就是瓜虫，形状像瓜，大小如一枚枣子。蛇蛊的形状像蛇。虫蛊比蛇小，数量很多。曾起周等8人中的蛊毒是赵家养的虫蛊，是从水里采来的一种草“鸡脊柴”造成的。
由于巫蛊施放容易，造成的危害巨大，对社会安定造成了威胁，历代律法对此都有严苛的限制。汉代的法律对于巫蛊的查禁规定就非常严格，如：放蛊人及教令者，弃市；坐妻为巫蛊，族；后坐巫蛊，族。后魏也有巫蛊律，《古弼传》中载：“有怨谤之言，其家人告巫蛊，俱伏法。”《隋书》规定“厌蛊”为“不通”，《隋书·郑议传》曰：“其婢奏郑议厌蛊左道，与母别居，为司所劾，由是除名。”隋炀帝时，有人密告卫昭王杨集咒诅，宪司希旨成其狱，奏杨集恶道，坐当死，天子下公卿议其事，杨素等曰：“杨集密怀左道，厌蛊君亲，公然咒诅，请论为律。”（《卫昭王杨爽传》）炀帝念他是至亲，把他免为庶人，没有取他的性命。
测字也称“相字”，是一种迷信占卜法。在古代，由于认识能力及知识水平的限制，人们不能正确认识汉字及其起源、发展及功能，从而给文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出现了文字崇拜。当时的人们认为文字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或者蕴含着命运的枢机，或者预示着神鬼的意志，所以，人们通过拆解字形以预测吉凶和决定宜忌趋避。在现今社会，人们已经普遍不再相信这些玄而又玄的方术，只是认定它们并非出自所谓的天道、命运，而是那些笃信五行的术士们对人情世事的一种把握，是他们的另类智慧的体现。因为毕竟命运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不存在预知与超自然的改运。因而，这些阴阳术士们留下并广为人知的便只是他们的传奇故事。
相传在明末，崇祯皇帝刚刚登基不久，眼看大明天下已是日薄西山，朝不保夕，于是忧心如焚，寝食难安。一天他微服出行，在街市上察访。只见一个去处，围着一大堆人，原来是一位号称“活神仙”的先生正在拆字算命，崇祯帝圣心一动，也想来拆个字，预卜一下国运。那先生一看，大庭广众之间，耳目众多，有些违碍的话如何说得，于是带他到落脚的小客栈里，随后低声谈话。崇祯帝写了一个朋友的“友”字叫他来拆。先生看了一看，皱皱眉头说：“客官你可不要见怪。这个‘友’字很不好啊，它乃是‘反’字的出头。您看，现在李闯王已攻进洛阳，杀了当今皇上的叔叔，这不是意味着造反者已经出头了吗？”
崇祯帝听后十分不悦，但还是强作镇静，当下说道：“这不怪你，原来是我自己搞错了。实际上我想拆的字不是这个‘友’字，而是这个‘有’字，因为音同字不同，所以搞错了，你不妨再替我拆拆看，吉凶到底如何？”那先生想了一想，眉头皱得更加紧了，对他说：“哎呀！更为不妙啊！把这个‘有’字拆开来看时，它是由‘ナ’和‘月’拼起来的，这不明明是‘大明’的天下已经去掉一半了吗？”崇祯帝是个很迷信的人，这下子可真把他吓坏了。原来他想讨个吉利的口彩，不料天不从人愿，反使他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他还不肯认输，说道：“先生莫见怪，我今天有点心不在焉，连续讲错了两次，实际上，我想要你测的是这个‘酉’字，你再替我讲一讲吧。”拆字先生听了，神色紧张地向他附耳低语：“哎呀！不得了啊！‘酉’字是把‘尊’字去掉首尾而成的。‘至尊’（对皇帝的称呼）都说不定会去头去脚呢！你可不能随便乱说啊，否则是有灭门之祸的。”崇祯帝一听，面孔顿时发白。回到宫里，立刻下令捉拿这位拆字先生，不料此人早已逃之夭夭了。
这虽是一则笑谈，却也不得不让人感叹中华文字的独特魅力。古时候的测字术大都是用这样的拆字法，通过对字的拆分来向咨询者点明未来的种种选择。
同样是明朝，天下初定之时，朱元璋从民间选拔10名僧人，准备分给诸位藩王讲经荐福，对于这些本心并不清静的僧人而言，选择跟随哪位王爷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藩王们到来前，僧人们纷纷议论，哪个更有钱，哪个更有权，哪个地方水好土佳。只有一个叫道衍的和尚岿然不动，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比谁都激动，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在等待着这个时机。不一会儿，藩王们进来了，僧人们立刻安静下来，他们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朱棣不言不语走进，他并没有注意到人群之中的道衍，就在他行将经过的时候，这个沉默的和尚突然开口了：“燕王殿下，贫僧愿意跟随您。”朱棣一愣，问道：“为什么要跟随我？”道衍平静地说：“贫僧有大礼相送。”朱棣听罢只是一笑，“贫僧愿意送一白帽子给大王！”朱棣闻听此言，勃然变色，他虽然读书有限，但王上加白是什么字他还是清楚的，他快步走到道衍面前，低声怒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不要命了么？”此时的道衍却是笑而不言，似乎没有听到这句话，闭目打起坐来。果然，过了一会，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跟我来吧。”
道衍和尚是明初一个传奇人物，出生在苏州的医生家庭，名曰姚广孝。14岁出家为僧，道衍乃是他的法号。在他身上，儒、道、佛三家融为一体，善于吟诗作文，与明初文坛盟主宋濂、高启交往密切；同时又向灵应宫道士席应真求教，学习道家阴阳术数之学。游历嵩山古刹时，相士袁珙看到他，大为惊讶：什么地方来的怪异和尚，一对三角眼，身形好像病虎，性情必定嗜好杀人！道衍听了不但不恼怒，反而大喜。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当过和尚，对佛教有着特殊的感情，要礼部考试精通儒学的和尚，为儿子选择随侍僧人。道衍应试后的归途中，赋诗怀古，抒发抱负。同行的和尚批评道：这那里像出家人应该讲的话！道衍笑而不答。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挑选道衍作为燕王朱棣的随从，一同前往北平。道衍和尚兼任大庆寿寺的主持，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在燕王府，成为朱棣的智囊，策划与鼓动朱棣发动军事政变，就是他干的主要勾当。
野史记载，某一个冬天，朱棣在燕王府设宴款待道衍，酒酣耳热之际，两人玩起了“对对子”游戏。朱棣出上联：“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道衍应声对出下联：“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作主”。表面上看都是文字游戏——“水”字加上一点，就是“冰”字（古时作“氷”），“王”字出头就是“主”字，但却是话里有话。上联明明是在谈天气，下联却在谈政治，“王不出头谁作主”，一语双关：燕王你不出头谁来做人主呢？既是鼓动夺权，又是拍马奉承。
燕王朱棣当然明白，把“王”变成“皇”，绝不是儿戏，有点儿犹豫。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他把相士袁珙迎到北平，为他看相，预卜未来的吉凶。朱棣为了测试袁珙的本领，特地装扮成卫士模样，混杂在九个相貌和自己相似的卫士中，在酒馆和袁珙见面。袁珙一下就认出了朱棣，跪在他面前说：殿下何必如此作践自己！一行人回到王府，袁珙面对朱棣，仔细端详面容，俯仰左右，再拜稽首而说：“龙形而凤姿，天广地阔，日丽中天，重瞳龙髯，二肘若肉印之状，龙行虎步，声如钟，实乃苍生真主，太平天子也。年交四十，髯须长过于脐，即登宝位时。”用明白无误的语言告诉他，四十岁可以登上皇帝宝座，当上太平天子。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朱棣果然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想起了当年袁珙的预言竟然如此灵验，把他从宁波家乡请到南京，授予太常寺丞的官职，赏赐冠服鞍马、文绮钞锭。陆容《菽园杂记》根据道衍和尚姚广孝为袁珙写的墓志铭，记录了这一情节，评论道：“观此，则知太宗（朱棣）之有大志久矣，（袁）珙之相，特决之耳。”看起来袁珙似乎神乎其神，其实是和道衍和尚一唱一和，一个说“王不出头谁作主”，一个说“太平天子”，都在鼓动朱棣夺权，而朱棣早已有此“大志”了，袁珙不过敦促他早做决断而已。
无独有偶，除了这些在权力的旋涡中起伏不定的谋士，民间也多有此类高人。宋人何薳《春渚纪闻》卷2说道，宣和年间，四川人谢石“以相字言人祸福，求相者但随意书一字，即就其字离析而言，无不奇中者”，当时名震京师，宋徽宗写了一个“朝”字令身边的人去找谢石测字。谢石一看，就对此人说：“这个字不是你写的吧？这个字，我不敢说，说得不好要倒霉的。”那人很惊讶，但还是对谢说：“只要有真凭实据，尽管说来，不必害怕。”谢石把手按在额头上说：“‘朝’字拆开，就是十月十日。不是这一天出生的天人，还有谁会写这个字！”而宋徽宗正是十月十日的生日。
而洪迈的《夷坚志补》卷19说的是另外一种版本：宋徽宗写了一个“问”字让宫中的人去找谢石测字，谢石在“问”字旁批了几句话，密封好，吩咐那人到家后才能拆封。宋徽宗拆开一看，上面写着：“左为君，右为君，圣人万岁。”于是就封了谢一个官。有个道士听说后，也写了一个“问”字找谢石去测。谢石说：“门虽大，只有一口。”道士愕然。原来他所住的道观，只有他一个道士。但道士仍不服气，另写一“器”字，请别人再去测。谢石说：“人口空多，皆在户外。”道士这才大为叹服。
细细追溯人们对占卜未来的热情，则可以上溯到上古时期。在殷商以前的原始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特别低下落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极端简陋和贫乏，每个氏族成员只有在原始的氏族集团中方能生存。任何人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下，根本不存在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贱贫富现象。限于当时文明进化的程度，自然界在人们眼里具有无限的威力和神秘不可征服的力量。人类如同动物一样无可奈何地服从自然界的威力。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地震洪水、疾病猛兽随时可以吞噬人类的生命。
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对命运比较自觉的思考，还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出现了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族，即历史迈进奴隶社会以后的事。在这以前，“命”在人们的心中并非指个人的贫富贵贱，而是专指自然界对人类的制约。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死生及人间的万物完全由那个神秘莫测的“天帝”来主宰，因此“天帝”是至高无上的。
商人的祖先是顺从天命，吞了鸟蛋而生的。周人的祖先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孕育的。虽然这是荒诞的传说，但这个传说却蕴藏着我国先民们一个共同的精神信仰，即他们的始祖都是“天帝”的子民。不仅氏族的起源是“天帝”的意志，就连人类社会的典章制度也是由“天帝”所决定的，上至天子的人事安排、下到百官的职位设置，都要靠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帝”来安排，它主宰人的死生寿夭和吉凶祸福。其实，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帝”，指的是人间的天子。这种“天帝命定论”的观念，实为统治阶级神权政治的思想反映。夏商周时代政治上实行的是以严格的嫡长子世袭、庶子分封的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经济上实行的是国家公有的井田制。为巩固这种制度，他们又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人的贫富贵贱等等都是“天帝”的意志决定的，是终身不变、千古永恒的。只要敬天尊命、不逾法度便吉祥和顺；而逆天命无法度便是咎由自取。
人类对命运的大胆探索及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是在春秋时期。中国历史上，春秋开始直至汉朝的建立，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井田制的破坏，直接动摇了政治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分封制。特别是农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为地主，连商人也凭手中的权力参与国家的政事；分封的诸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争霸，大力搜罗宗法血缘关系以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隶出身的人，如贫穷到为人赶牛的宁戚凭才能被齐桓公拜为上卿，穷困潦倒的百里奚凭智谋被秦国拜相等，开了老百姓也能当大官的风气。进入战国，“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徙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等，白身而为将。”（赵翼《二十二史札》卷2）。至于在社会变动中，有的贵族从社会上层降落到社会下层更是常事。这些政治、人事制度的激烈变化，尤其是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以及时人对天象运动规律的初步把握，使人们发现“天象”和人事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不由得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人的穷富贵贱是“天命”都规定好的，亘古不变的，那么和天子关系最亲近的国君的人头何以落地？而平民百姓又何以能出将入相？这无疑是给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天命论”当头一棒，必然引起时人对“天命论”的信仰危机，于是，有些人不再相信冥冥中的上帝，他们撇开血缘决定命运的观念，开始从人的自身寻求个人命运的普遍规律，这就是测字类占卜术从此在民间受欢迎的最基本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