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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河流里，男宠作为一种独特的现象，一直是社会风情长卷中不可忽视的一笔。在那些和平与战乱并存，文明与凶残齐辉的时代，男宠在一定程度上还成为一种心理，渗透在有所图的人心中，演化成根深蒂固的奴性，这种心理又外化成文学、绘画等，一时也颇为璀璨。
从历史记载来看，男宠确是先古的一种时尚。“比顽童”成为“乱风”的一种，以致古代的长辈在训诫下辈时要特别强调其危害。可见在商周两代，同性恋的现象不但存在，而且相当流行，在有的地方和有的时期里可能还成为一种社会的趋势。在《诗经·郑风》里就有很多含义暧昧的著名诗篇，很多学者对它们有过解读，只不过他们的声音被主流湮没了。比如很有名的《子矜》：“青青子矜，悠悠我心……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据《诗序》说，这是一首讥讽学校废坏的诗。但是清朝有一个姓程的学者却在著作中认为是指两个男子相悦。它的用词优雅，充满纯洁的审美情趣，从词气推论，具有强烈的同性恋色彩。
从现有的史籍资料来看，在春秋战国时代，社会上确有崇尚美男之风。墨子在《尚贤》中说：“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血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荀子在《非相》中说：“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妖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战国策·秦策》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献公想进攻虞国，但怕虞国名臣宫之奇的存在，于是荀息就建议献公送美男给虞侯，而且在虞侯面前说宫之奇的坏话。这个计策实现了，宫之奇劝谏虞侯，虞侯不听，只好逃走。虞侯失去了股肱之臣，最后亡于晋。由此看来，古代“佳丽计”的“佳丽”，既指搜罗女子，也指搜罗男人。
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和著名的作家朱自清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提出屈原是男宠的论点，当时引起一片哗然。楚辞专家闻一多表态支持，说当时盛行男风，人们并不以此为惭。而屈原的《离骚》、《九歌》、《九思》、《远游》、《卜居》、《渔父》等诗，都可看作是他与楚怀王的爱情由亲密到疏远过程的艺术记录。这样看来，屈原投汨罗江，不仅是殉他的理想，而且还是殉情的行为。这样，屈原诗作中大量的以美人失宠自比的精彩细腻描述，就可以从同性恋角度加以重新解释了。
我们常把出卖肉体的女性称作妓女，其实，男人作娼，出卖自己的肉体也是自古有之，并和妓女的历史一样漫长。但是对于男妓，历史似乎三缄其口，史料中鲜有记载，这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在夫权意识的统治之下，社会对男人出卖色相和肉体极为鄙视和厌恶，认为男妓现象是对封建社会男性地位及尊严的莫大侮辱。
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妓的出现首先是为了满足拥有地位和财富的贵族女性的。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便是武则天广罗天下美男子供自己娱乐，号称“面首三千”的史实。但实际上，中国古代皇族内部的女人，除非当了皇帝或成了实际上的皇帝的（如武则天、吕雉、慈禧等），多数不但没有多大权力，甚至连女人的权利也没有。她们中，有终身难见君王的，有被迫下嫁异邦的，有被皇帝打入冷宫或赐死的……在这样的悲剧背景下，一位勇于争取女权兼皇权的女人的出现，却为中国男妓的历史添上了重重的一笔。
山阴公主刘楚玉是南北朝时期宋明帝刘彧的姐姐。她的丈夫是驸马都尉何戢。有一天，山阴公主向皇帝弟弟提出了一个使人意想不到的意见：“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惟驸马一人，事太不均。”这个意见是说，我和你虽然性别不同，但都是先帝的骨肉，你在六宫有上万的女人，而我只有驸马一个，太不公平了啊！刘彧大概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于是给予了她郡王的待遇，又亲自为她配置了30位面首，供其淫乐。所谓面，是面貌漂亮；首，是头发漂亮。面首在古代是男宠、男妾的代称。但是，山阴公主还不够满意，她又看上了吏部郎褚渊，向刘彧提出要他，刘彧也答应了。“见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但褚渊才当了10天面首，就被山阴公主强迫得受不住了，直到以自杀相威胁才得以脱身。
在中国，同性恋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华夏始祖黄帝。清代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中说：“杂说称娈童始黄帝。”中国古代对同性恋有许多称谓，例如“分桃”（也称为“余桃”，出自卫灵公和他的男宠弥子瑕）、“断袖”（出自汉哀帝和他的男宠董贤）、“安陵”（出自楚共王和他的男宠安陵君）、“龙阳”（出自魏王和他的男宠龙阳君）等。汉代以前“狎昵娈童”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此风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至唐朝与五代期间，男色之风渐衰。然而到了宋朝又兴盛起来。
龙阳君是中国正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同性恋者，尽管历史上并没有记录这位美男子的真实姓名，《战国策·魏策》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一天，他陪魏王钓鱼，钓得十条大鱼，不觉泪下。魏王问他何故伤心，他说：“我刚钓到鱼时很高兴，后又钓了一些大的，便想把前面钓的小鱼丢掉。如今我有幸能与大王共枕同寝，但四海之内，美人甚多，闻知臣得幸于大王，必定打扮得花枝招展来向陛下献媚，臣就像前面钓到的小鱼一样，也会被抛弃，臣怎能不哭呢？”魏王听了很感动，便下令：四海之内，有敢向我介绍美女的，我就灭其族！并封他为“龙阳君”。从此，“龙阳之癖”便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
与龙阳君相似，《战国策·楚策》中的安陵君也有类似情况。他是楚共王的男宠，有人提醒他，色衰会爱弛，应该向共王表态，连死也跟随他，就能得到长期的信任与眷顾。他找了一个机会和共王讲了，共王大为感动，封他为“安陵君”。所以，后来同性恋也被称为“安陵之好”。
从历史资料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同性恋风甚盛。《吴下阿蒙·断袖篇》记载，向魋是宋恒公的男宠，位至司马，很受宠幸。有一次，向魋知道恒公之子公子佗有四匹白色的骏马，想要，恒公就瞒着公子佗，将马的尾鬣染成红色送给了向魋。后来公子佗知道了，大怒，派人将马取回。向魋很害怕，想逃走。恒公知道后，闭门而哭，眼睛都哭肿了。至于卫灵公和宋公子朝的关系，则充分说明了当时宫闱之淫乱。《国语·左传》载，大夫公子朝有宠于卫灵公，而他和灵公之母夫人宣姜以及灵公的夫人南子都发生了性关系。公子朝怕事情泄露，就勾结了一帮人作乱，将灵公逐出卫国。后来灵公复国登位，公子朝只好和南子出奔晋国。可是卫灵公却以母亲想念儿媳妇为由，把公子朝召回卫国。当然，并不是所有男宠都有好下场。例如卫灵公的男宠弥子瑕私驾灵公的马车去探母病，论律要砍去双腿，灵公却赞其孝；弥子瑕吃了一口桃子，把剩下的给灵公吃，灵公又说弥子瑕多么关心他（后人因此将同性恋称为“分桃之爱”，此事《韩非子·说难篇》、刘向《说苑》等均有载）。以后弥子瑕年老色衰，灵公对他开始生厌，以上这些事就都成为了他的罪状。
春秋战国时期，在同性恋的问题上不仅是上淫下，而且有下欲淫上的事。《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生得漂亮，有一次一个小官员一直轻佻地盯着他看，当景公发现此人是因为他生得姣美才这么看时，十分恼怒，要杀这个小官员。于是晏子劝景公：拒绝别人的欲望，是“不道”的，憎恶别人的爱慕是“不祥”的，虽然他意欲于你，但还不至于杀头。景公听后，只说：有这样的事吗？那么在我洗澡的时候，让他来抱我的背好了。《吴下阿蒙·断袖篇》也提到了身为贵族的襄城君受不住自己部属的挑逗，而与之相好的事。这些事，都说明了在当时同性恋已成为一股风气。
在汉朝，皇帝们拥有男宠是相当普遍的。在两汉25个刘姓帝王中，有10个皇帝有男宠，占到40%，至于其他60%的汉朝皇帝，也不是完全没有男宠，只是其事迹不那么突出罢了。当然，皇帝并不是只有一个男宠，例如那个史称拥有宏图大略的汉武帝，男宠就有5个之多。这些汉朝皇帝的同性恋，准确地说，应该是“双性恋”，因为他们一方面妻妾如云，迷于女色；另一方面又沉湎于男宠。他们和男宠的关系，和后世的达官贵人玩弄“相公”、“小唱”不同，他们和男宠往往有较为真挚的感情。在汉代，色臣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一旦受到皇帝恩宠，便被授以重位，不仅内承床笫之私，而且外与天下之事。如汉文帝宠邓通、汉武帝宠韩嫣，邓通、韩嫣便被官拜上大夫，得赏赐巨万。
汉文帝是开创“文景之治”的英明皇帝，是汉朝最勤俭的皇帝，他连一件穿破了的衣服也舍不得丢掉，但对男宠邓通的宠爱却无以复加，在邓通身上所花的钱难以计数。邓通是蜀郡南安人，他的得宠是因为汉文帝做了一个梦而引起的。据《汉书·佞幸传》记载，有一次汉文帝梦见一个在宫掖池中撑船戴黄帽的小吏，从后面推他上天，到达长生不老的仙境。文帝回头一看，这个人的衣襟系在后面，梦醒后文帝就派人去找这个“小吏”，结果找到一个也把衣襟系在后面的人，这个人就是邓通。因他的姓名和“登通”的音相同，文帝十分高兴，逐渐对他加以宠幸；邓通也天天陪伴文帝，不事外出，甚至连要沐浴的日子也留在文帝身边，文帝由此更加宠爱他，赏赐他的财物以千万计，官拜上大夫。
有一次，汉文帝命一位有名的相士给邓通相命，相士说他会贫饿至死，文帝很不高兴地说：“能富通者在我，何说贫？”于是赏赐蜀郡的严道铜山给邓通，使他享有铸造钱币之权，这种把国家的造币权赏赐给人的行为实在是历史上少有的，于是邓通富可敌国，当时就有“邓氏钱布天下”的说法。可是，历史上往往有这么一个规律，一个人如果过于受皇帝宠幸，权势过大，过于富有，往往会在宫廷之中受妒。这对那些没有什么才干，只会媚上的男宠来说更是如此。有一次文帝生疮流脓，邓通用口吮之，文帝大为感动，并且问邓通，谁最爱朕？邓通说，当然是太子。于是文帝就要考验太子一下，当太子前来请安时，文帝叫太子替他吮脓，太子面有难色。文帝说，邓通已经这样做了。太子很惭愧，因而嫉恨邓通。文帝一死，太子即位为景帝，立即罢免邓通，后来又抄了他的家，并且不许任何人接济他。最后，邓通正如那位相士所言，被活活饿死了。
其实，邓通还不算是很跋扈的男宠。汉武帝的男宠韩嫣和武帝一起同卧同起，形如夫妻，官至上大夫，受赏赐之多可与文帝之与邓通相比。但韩嫣十分跋扈，他喜欢弹丸，丸都为金制，每天都会弹失十多颗，所以当时在长安有俗话说：“若饥寒，逐金丸。”意即跟着韩嫣拾金丸就能发财。有一次江都王（武帝的弟弟）入朝，与武帝一起到上林御苑打猎，武帝叫韩嫣率领百余骑兵乘车先去，江都王以为是武帝来了，立刻在路旁跪下迎接，可是韩嫣却纵车而过，置之不理。江都王感觉受到莫大的侮辱，向母亲（皇太后）哭诉，于是皇太后就十分厌恨韩嫣。韩嫣仍不收敛，仍恃宠而骄，随意出入皇帝的寝宫。最后，被皇太后抓住把柄，赐他死刑，虽然武帝极力说情，仍不能免。
在皇帝和男宠有着很真挚的感情方面，汉成帝和张放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张放官居富平侯，他的曾祖父也是官拜大司马，他的母亲还是公主之女，可谓满门显贵。张放年少英俊，而且十分聪明，所以为成帝所宠幸，并且将皇后的侄女嫁给他，婚礼极其奢侈华丽，赏赐以千万计。成帝经常和他一起出游，微服私行，几年内一起去了不少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张放就受到一些贵族、特别是几个国舅的妒忌。这些人在太后面前说张放的坏话，太后认为皇帝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却行为不检，都是张放所致，所以就找了一个罪名，把张放放逐到外地去。成帝十分想念张放，多次召张放回京，又多次迫于太后、贵族和大臣的压力而流着泪再叫张放走。在他们分离时，通信不断。过了不久，成帝驾崩，张放也日夜思念，哭泣而死。
如果以上这件事发生在男女之间，那么这也是可以和“孔雀东南飞”、“梁山伯和祝英台”媲美的一段佳话了。可是，这种事发生在两个男子之间，又该怎么看呢？历史上有许多事情实在太复杂，如果仅从汉成帝和张放的关系来看，确有情真意挚的一面。可是成帝却是汉朝一个较为荒淫的皇帝，他的最大嗜好就是观赏身穿薄露纱衣的宫女。他还经常微服去民间寻访美女。有一次，他微服到阳阿公主家，见到歌舞女赵飞燕，就召进宫，后来废许皇后，立飞燕为后；又把飞燕妹合德召进宫，陷于淫乱，旦旦伐性，并因此而送了命。由此看来，汉成帝实际上是个双性恋者。这种情况在宫廷、达官贵族之间相当普遍，例如汉武帝，一方面拥有不少男宠；另一方面又大召美女，大建宫第。据《三辅黄图·未央宫》载：“武帝时，后宫八区，有昭阳、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香、凤凰、鸳鸯等殿，后又增修安处、常宁、茞若、椒风、发越、惠草等殿，为十四位。”“掖庭总籍，凡诸宫美女万有八千。”
成帝之后，汉哀帝与董贤的故事更为人所熟知。汉哀帝偶然见到了董贤，“悦其仪貌”，一见钟情，即拜董贤为黄门侍郎，并将其父迁为光禄大夫。不久又升董贤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钜万，贵震朝廷”。甚至董贤在与哀帝同床共寝时，压住了哀帝的一只衣袖，哀帝宁可用宝剑斩断衣袖，自己悄悄地爬起来，也不愿因自己的不慎而惊醒爱宠的美梦。后来哀帝对董贤的宠幸加码，又迁董贤的父亲为少府，赐爵关内侯，董贤的妻父也封为将作大匠；连董家的僮仆也破例受到赏赐。董贤本人，经过柔媚婉曲的不懈追寻，终于诏封为高安侯，食邑千户。不久又加封二千户，与丞相孔光并为三公，权力之大，几乎“与人主侔矣”。而一次在麒麟殿的筵席上，哀帝趁着酒意，竟扬言要效法尧舜禅让之制，把帝位禅让给董贤。吓得群臣慌忙奏报：“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无穷。统业至重，天子无戏言。”哀帝听了老大不高兴。如不是几个月之后哀帝驾崩，这件事情如何发展，还真的难以预料。
这也就难怪《史记》、《汉书》两书均重视色臣专宠的问题。班书针对董贤的教训，认为西汉的衰亡，“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违背了孔子关于不“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的遗教。他谆谆告诫后世，一定要懂得“王者不私人以官”的道理。司马迁身遭李陵之祸，在武帝之世言“今上”，运笔较为含蓄，不正面论及蓄宠者的是非得失，而是通过记述史实，证明邓通、韩嫣、李延年一干宠臣，到后来非逐即诛，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他的结论是：“甚哉，爱憎之时！”意思是说，既然以色事人，就会有因色衰而爱弛的一天，色臣们固宠虽然有方，却无法抗拒“爱憎之时”的客观规律。
但史家的警策之论只不过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本身并不因此有任何改变。汉以后男宠色臣现象更为严重，直到南北朝时期，一些王朝的濒于危亡也与这一现象有一定关联。沈约撰《宋书》，追溯刘宋一朝的兴衰，毫不宽贷“易亲之色”和“权幸之徒”的危害，根据《汉书》的《恩泽侯表》及《佞幸列传》的名目，别列《恩幸篇》，痛陈民何以“忘宋德”的原因。其中写道：“人君南面，九重奥绝，陪奉朝夕，义隔卿士，阶闼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幸生，信由恩固，无可惮之姿，有易亲之色。”又说：“挟朋树党，政以贿成，
钺创痏，构于筵第之曲，服冕乖轩，出乎言笑之下。”缕陈条析得头头是道。司马迁在《佞幸列传》结尾处曾说：“自是以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不愧为远识卓断。最高统治者“以色取人”和权佞色臣以色固宠，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乱源，不论这中间表现形式生出多少变化，王者“亲便嬖”、“私人以官”则可以把任何健全的选官制度都变成有其名而无其实。
古代男妓之风之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特别是五代至宋，男妓兴盛之况不仅存在于宫廷，也存在于民间，不由得让我们现代人感叹古代先人的“开放”。宋时，男妓的工作场所被称之为“蜂巢”，大概有招蜂引蝶之意。《癸辛杂识》记载说：“吴俗此风（指男娼）尤甚。”说这些男妓“皆敷脂粉”，穿着打扮极为华丽，“呼谓亦如妇人”。这些模样俊俏的男子，不仅能言善道，琴棋书画也样样得心应手。女人在“蜂巢”不仅仅是寻求肉体上的欢愉，更是为了得到精神上的放松。的确，和一些年轻貌美，谈吐不俗的优雅男子在一起，怎不让这些来自上流社会的女人流连忘返呢！但是，男妓之风气虽然昌盛，可是，毕竟此举不能登大雅之堂，特别是一些社会上的闲散无赖男子，凭自身些许姿色，骚扰滋事，扰乱民间，败坏社会风气，因此政和（宋徽宗年号）年间，始立法告捕，规定凡是男子为娼者，一旦发现，要“杖一百”，对揭发者“赏钱五十贯”。
尽管男妓被古代主流社会所不齿，甚至遭到严厉打击。可是，有需求，就有市场。宋朝的男色依旧鼎盛。元代此风似稍衰。到了明朝，男色又开始兴盛。那时候，无论是皇帝还是老百姓，皆以狎男妓为时尚。史书上，有关明代福建男妓的记载比较丰富。《灯俞前琨散》说，闽有一女子，丈夫出海遇险，女子苦苦思念，夜夜都要到海边遥望丈夫出海的远方。此时，有一貌美男子在海边吟唱，凄婉的歌声唱出了女子对丈夫的思念。随后，女子就与这貌美男子同居了。女子动了真情，想与貌美男子结为夫妻，可是，貌美男子说他是专门排遣孤独女人寂寞的，为钱不为情。女子伤心落寞，抑郁而死。明代福建男妓行业非常发达，这些出卖肉体的男子，服务对象不分男女。当时福建有这样的风俗，男子出海，不得有女子相随。一方面，由于明代海上海盗出入频繁，有女子在船上，受到的威胁更大；另外又有迷信的说法，认为女子在船上不吉利。而出一次海一般都是十天半个月，有时甚至大半年，年轻气盛的男子为了解决性饥渴，就会找一些貌美男子，也就是男妓同船。男妓出海虽然可以赚些钱，但毕竟很苦，一些好吃懒做但模样有几分英俊的男子就干脆干起满足他人性饥渴的营生，在陆上为独守空房的女子服务。但是，有血性的男子是不甘成为“男色”的。《柳南随笔》说，一个叫李二哇的俘虏，可谓英俊而神勇。打仗的时候，每每都是身先士卒，锐不可当。后来被敌方生擒，敌方将领对这位英俊而神勇的俘虏非常喜爱，“欲与昵”，但李二哇坚决不从，自杀身亡。有诗歌记载了这段历史：“花底秦宫马上飞，每番先阵入重围。可怜拚得刀头血，不向勤王队里归。”
到了清代，同性恋风气仍然盛行，因此，有关部门甚至颁布这样的法令规定：“优伶的子孙，以至于受逼为奸的男子，不许应科举考试。”但是，由于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蓄养相公成风。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称“男风”，小孩被称为“相公”或“象姑”。这种“私寓”制度，直到清末民初，才因有伶人出面倡议而被废止。清初诗词大家陈维崧与优伶徐紫云的同性恋不仅不是秘密，而且路人皆知。陈维崧的《贺新郎·云郎合卺为赋此词》是同性恋文学史上最具文采的一首词：“六年孤馆相偎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飏。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只我罗衾寒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努力做，稾砧模样。休为我，再惆怅。”
此外，故宫博物院里有一本《板桥自叙》，在其中，郑板桥就提到了自己有“断袖之癖”，说自己“酷嗜山水，又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指的就是同性恋。《墨林今话》的作者蒋宝龄也说郑板桥“不废声色，所得润笔钱随手辄尽”。郑板桥一生养过多个男宠，其做官的俸禄与卖画所得的钱，有许多是花在此事上了。郑板桥也曾不无伤感地坦陈“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而来耳”。郑板桥71岁时，曾与时年48岁的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有过一次会晤。二人乘兴唱酬，甚为欢畅。酒至半酣，板桥说：“今日之衙门，动辄板子伺候，那板子偏又打在桃臀之上。若是姣好少年，岂不将美色全糟蹋了？我要能参与朝廷立法，一定将律例中的笞臀改为笞背，这才不辜负了上天生就的龙阳好色。”而有龙阳之好的袁枚一听，立即产生“与我心有戚戚焉”的认同感。其实，袁枚在同性恋上并不输于郑板桥，他年近七旬时还收了年轻貌美的男秀才刘霞裳做学生，师徒偕游，双宿双飞，一派名士风流。《随园轶事》对袁枚的龙阳之好有载：“先生好男色，如桂官、华官、曹玉田辈，不一而足。而有名金凤者，其最爱也，先生出门必与凤俱。”
清代著名小说《聊斋志异》第三卷《黄九郎》一节，有一段聊斋先生“笑判”同性恋的文字，甚为有趣：
男女居室，为夫妇之大伦；燥湿互通，乃阴阳之正窍。迎风待月，尚有荡检之讥；断袖分桃，难免掩鼻之丑。人必力士，鸟道乃敢生开；洞非桃源，渔篙宁许误入？今某从下流而忘返，舍正路而不由。云雨未兴，辄尔上下其手；阴阳反背，居然表里为奸。华池置无用之地，谬说老僧入定；蛮洞乃不毛之地，遂使眇帅称戈。系赤兔于辕门，如将射戟；探大弓于国库，直欲斩关。或是监内黄，访知交于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钻报于来生。彼黑松林戎马顿来，固相安矣；设黄龙府潮水忽至，何以御之？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迎送之路。
蒲松龄如此大评同性恋，可见同性恋现象在清代社会之盛行了。
西晋惠帝司马衷之妻贾南风，又称惠贾皇后，其父是西晋的开国元勋贾充。贾南风其貌不扬，生性残酷，曾亲手杀过人。善于钻营，精于权术，性多妒忌，并生性淫荡，秽乱春宫。惠帝懦弱无能，国家政事皆由贾南风干预。贾南风暴戾而专制，废黜太子，挑起了“八王之乱”，使西晋陷入了长期的内战，后在战乱中被废并被杀。大一统的中国，从此陷入了三百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惠帝因为对贾南风怕得要死，不敢和别的妃子有染；但贾南风就不同了，她不仅和太医公开偷情，还派人去宫外物色猎物，看到英俊少年就连哄带骗，蒙上眼睛打个包裹寄到自己房间里。后生看到雕梁画栋，丝缎绫罗，只当自己来到天堂。这些不知情的小伙子在仙宫里欲仙欲死，几天之后，又蒙上眼睛，装进包裹，邮递到刑场，上面写着寄件人对“邮件”的处理方案是：“即刻问斩。”所以，那些年轻人刚刚从包裹里钻出来，那边就刀起头落，他们眼睛睁开来看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自己已经没有头颅的身躯，迷迷糊糊就上了真正的天堂。当然也有例外，有个小吏一夜暴富，华服美食，奢靡无比，被当盗贼抓起来了。经过审讯，这个小吏才知道他夜夜承欢的原来就是皇后，官员也就把他放了。
贾南风尽管有千般丑恶、万般无耻，但使她能在宫里立住脚的就是权术。史书说她“妒忌多权诈”。贾南风从妹妹那儿抱来一个男孩，冒充自己的儿子，杀死了太子。她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先杀死杨骏，诛其亲族数千人；又杀死司马亮及其党羽；最后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反手除掉年仅21岁的楚王。看来，权力不仅是男人的春药，也是女人的。
冯氏（442—490年）的祖父冯弘、伯父冯跋是北燕国王；其父冯朗在北燕灭亡后降魏，官至秦、雍二州刺史；姑母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左昭仪。后来其父因罪被杀，她随姑母入宫。452年，文成帝即位后，封11岁的冯氏为贵人，并在她14岁时立为皇后。同年，立2岁的儿子拓跋弘为皇太子。按照“立子杀母”的规矩，拓跋弘生母李贵人被赐死。冯皇后抚养拓跋弘，待太子如同亲生。文成帝死后，献文帝拓跋弘即位时，年仅12岁，尊冯皇后为皇太后，由丞相乙浑总揽朝政。乙浑图谋篡位，冯太后用计把他逮捕杀死。从此，朝政由冯太后一人裁决。
随着献文帝慢慢长大，母子间的矛盾越来越深。471年，18岁的献文帝被迫禅位于5岁儿子拓跋宏（即孝文帝），自己做了太上皇。但他仍统兵南征北伐，这本身就使冯太后感到威胁，加上献文帝还杀了冯太后的男宠李奕，于是，冯太后在476年将年仅23岁的献文帝毒死。献文帝死后，冯太后以太皇太后身份再次临朝听政。杀了一批政敌，重用一批有改革思想的人，进行一系列改革：颁行班禄制，整顿吏治，统一度量衡，推行“三长制”，实行均田制。改变了鲜卑族的落后局面，为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的繁荣打下基础。
冯太后的生活比较俭朴，不好华饰，但她却好男宠，并把这当成是笼络权臣的手段。就连南朝齐国派来的使者刘缵也被冯太后留宿宫中，在床帏间解决边境问题。不论如何，冯太后都不愧是北魏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490年9月，冯太后病逝，终年49岁。谥为文明太皇太后，葬于永固陵。
胡承华，是司徒胡国珍的女儿，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大美人。据说胡承华降生的时候，她的母亲看见卧房内红光照射，不知是何征兆？胡国珍将这件事拿去问当时很有名气的术士赵胡，赵胡立即说：“这是个吉兆，有大贵之表，方为天地母，生天地主。”等到胡承华长大，通过出家做尼姑的姑妈的大事宣扬，大家都知道胡家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又才高貌美的女子。宣武帝拓跋恪听到了风声，把她召到后宫，册封为承华世妇。当时宣武帝的高贵嫔因得宠而被封为皇后，高皇后貌美性妒，她不准所有后宫嫔妃接近皇帝，唯独胡承华纤丽动人，善伺人意，楚楚可怜，行止乖巧，颇得高皇后的欢心，于是网开一面，特准胡承华在晚上服侍皇上，因而蓝田种玉，珠胎暗结，十个月后竟为皇家产一承继大统的麟儿。
北魏时期仿照汉武帝“留犊去母”的故事，严格规定：“子为储君，母当赐死。”因而六宫嫔妃多祈祷上苍，但愿生公主，却不愿生子为太子。然而胡承华却慨然道：“国家旧制，未免苛刻，但妾却不惜一死，宁可为皇家育一嗣续，却不愿为贪生计，贻误宗桃。”妊娠期间，后宫中妃嫔多劝她服药堕胎，都认为：“生儿居长，必为太子，而生母则必死无疑！”胡承华始终不为所动，不久果然生下一个男儿，宣武帝大喜过望，取名叫诩；又担心高皇后妒忌，招致不测，特地另派乳母，放在别宫中养育，不但高皇后不得过问，就连生身之母胡承华也不准看视。拓跋诩3岁时，宣武帝册立他为皇储，不但没有遵照旧制将他的生母胡承华赐死，反而晋封胡承华为贵嫔，高皇后大为愤怒，多亏朝中大臣刘腾、于忠、崔光等从中相助，才保障了胡承华的生命安全。
宣武帝驾崩，拓跋诩嗣位而为孝明帝，尊高皇后为皇太后，胡承华为皇太妃。不久胡承华就逼皇太后到瑶光寺出家为尼，自己成为灵太后。灵太后亲理朝政，裁决政事，随手批答，把朝政处理得有条不紊。她饬令制造一辆“申讼车”，设座车内，外垂帘幕，定期出巡云龙门及千秋门等繁华地区，接受吏民诉讼并申冤案件，当即裁判或交有司妥为处理，获得朝野的好评。凡州郡荐举的孝廉秀才，都由灵太后亲御朝堂，临轩发策，自阅试卷，评定等级，然后量才使用。
北魏累世强盛，东夷西域，贡献不绝，且与南朝设立“互市”以通有无，因此府库盈溢。灵太后有一次来到绢库，一时兴起，命令随行的王公大臣及妃嫔公主一百余人，尽一己之力，负绢布出库，能背多少出库就把所背出来的赐给背绢者。基于贪婪一念，大伙儿一拥而上，扛负最多的超过二百匹，少的也有百多匹。尚书陈留公李崇、章武王拓跋融因扛负过重，体力不支，颠仆在地，李崇伤腰，拓跋融损足，灵太后笑夺其绢，使他们空手而出，引得时人作歌谣讽刺：“留章武，伤腰折足，贪婪败类，自取其辱。”另外长乐公主手持二十匹而出，表示不异于众人，得到灵太后的嘉许。大将军崔光仅取两匹，灵太后怪其太少，崔光回答道：“臣只两手，唯堪两匹而已！”使众人听后，皆有愧色。
灵太后在生活中也有出轨的时候。北魏名将杨大眼虎背熊腰，孔武有力，眼睛大如铜铃，炯炯有神，摄人魂魄，南征北战，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他的儿子杨白花，容貌身材长得和他父亲一模一样，丰仪俊朗，力能举鼎，英武过人。灵太后正在徐娘半老的年纪，养尊处优的生活使她的心灵时常感到空虚落寞，于是把杨白花当作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经常把他召至宫中备至优渥之意。杨白花别无选择，只好俯首称臣在石榴裙下，做了深宫内院的娇客。但他终究不是一般的佞臣，而是一个有本领的人，加上畏惧大祸随时都会加身，于是，心思一横，连夜率部下逃出洛阳，投奔南朝梁国。灵太后思念不已，又不便明目张胆地声张，百转愁肠，谱成《杨白花歌》一曲，以暮春时节的杨花飘荡难觅踪迹，来抒发内心的怀想和期盼。
北齐武成帝高湛继承帝位后，他的长广王妃胡氏被册立为皇后。高湛强奸嫂嫂李祖娥，常常宿在昭信宫，胡皇后不耐宫闱寂寞，同高湛的亲信随从、给事和士开私通。和士开唇红齿白，翩翩有风度，又弹得一手好琵琶。高湛知道后，非但不责怪他，还有意成全他们。和士开善使一把铁槊，胡皇后说她也想学槊，高湛便命和士开教她。胡皇后与和士开眉来眼去，乘机调情。高湛只顾饮酒作乐，视而不见。
和士开为巩固地位，讨好太子高纬，劝高湛做太上皇，说这样可以进一步纵情享乐。高湛便让位于太子，从此深居宫中，一味淫乐，三年以后因酒色过度而死。高湛死后，胡太后和和士开的关系正式公开化，许多大臣不满，上奏要求处罚和士开。但高纬年少昏庸，怕得罪太后，没有处罚和士开。而和士开则趁机排除异己，日益权重，被封淮阳王。一班趋炎附势的大臣纷纷向他献媚，一时间，胡太后的姘头成了北齐王朝的大红人。
然而高纬的弟弟、琅琊王高俨却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知道胡太后的妹夫冯子琮与和士开不合，便与其谋划。在一个深夜埋伏士兵于神兽门外，次日和士开上朝时，士兵将其抓获并杀死了他。胡太后知道后又悲又气，然而高俨拥兵三千，屯于千秋门外，她和高纬不敢把他怎么样。但这件事以后，高纬认识到高俨的能力，十分不安，便秘密地将其杀害了。
大唐永昌二年（690年）的秋天，中国第一也是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登基，国号大周，改元天授。这个时候，李治已经死了八年了。作为一个手段毒辣、作风强硬的女皇帝，武则天的治国才能是可圈可点的。而作为一个女强人，武则天则因拥有许多男宠而为后世侧目。
应该说，武则天招纳男宠，主要是用来浇灭欲火的，这与武氏家族女性普遍性欲较强的基因有关。武则天的母亲荣国夫人（后改封太原王妃） 88岁时，仍性欲十足，竟然与自己的外孙贺兰敏之乱伦通奸，对此，《旧唐书》称“敏之既年少色美，烝于荣国夫人”；《新唐书》称“敏之韶秀自喜，烝于荣国”；就连治学严谨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称“敏之貌美，蒸于太原王妃”，可见这事不是虚构。另外，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姐姐韩国夫人、外甥女魏国夫人在私生活方面也都不甚检点。
武则天14岁入宫，从“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宫”（《旧唐书》）的记载来看，垂涎已久的唐太宗决不会放过她。但是，由于武则天性格刚强，缺乏女子的柔弱，不久便被唐太宗晾在一边，坐了12年的冷板凳。所以，武则天没有生育，封号也一直是才人。唐太宗死后，武则天出家，后改嫁唐高宗。唐高宗有八子四女，其中后四子、后二女均为武则天所生，这一点，足以说明武则天在性生活方面的贪婪和霸道。唐高宗后期多病，身体变得很差，武则天的性欲受到了压制。不过，追逐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武则天的生理欲望。
权力，是男人的春药，也是女人的催情剂，而且地位越高、权力越大，这种来自身心的蠢蠢欲动就越强烈。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病逝，武则天掌权，身心放松，久蛰的生理欲望在权力的刺激下再次激活，于是，男宠成为武则天这个寡妇的必需品。
在武则天的众多男宠之中，最有名的有四个。然而这四个男宠，却个个结局悲戚。武则天的第一个男宠是薛怀义。第二个男宠是御医沈南璆，沈南璆为人温和，很知道武则天的心思。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年届七旬，身为御医的沈南璆尽职尽责，对女皇关心有加。一来二往之中，武则天喜欢上了他，让他侍寝。可是，沈南璆却身心虚弱，成全不了武则天的美意。于是，在某个良宵，沈南璆暴死于宫中。
万岁通天元年（697年），太平公主把美貌年轻、通晓韵律、能歌善舞的张昌宗引荐给武则天。在博得武则天的欢心之后，张昌宗又把自己的哥哥张易之引荐给她。起初，武则天并没有把他们公开带到宫中，而是以在宫里写书（修《三教珠英》）为名，在内殿和后宫与他们厮混的。在和武则天相处的八年时间里，张易之和张昌宗深得武则天的恩宠，历任司卫少卿、控鹤监内供奉、奉宸令、麟台监，封恒国公，得赐田宅玉帛无数。
除了自己的女儿推荐、官僚推荐、男宠自荐，武则天还经常密派心腹到民间明察暗访秘密搜罗。经过了披沙拣金般的淘换，武则天的“后宫”也渐渐形成了规模，据说是“面首三千”。由于人员众多，数量庞大，为了便于管理，在698年，武则天成立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皇帝配偶的组织部——控鹤监，设立了正副主管和主祭官。后来又选拔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担任行政主管。武则天的“后宫”丝毫不逊色于男性帝王们的三宫六院。在这些“阳道壮伟”的情人们的陪伴下，武则天度过了她辉煌快乐的晚年，直至被迫退位。
然而，天下男人多如牛毛，期待伺候武则天的男人虽然很多，但不可能人人都有机会。那么，武则天在选择男宠方面有什么讲究呢？
首先，武则天的男宠都是年轻的美男。薛怀义“伟形神，有膂力”（《旧唐书》），“伟岸”（《新唐书》），是一个相貌不凡、高大威猛的帅哥。史料没记载沈南璆的相貌，但他能够入得宫廷，专职给皇帝、皇后等高端人物看病，最起码是一个温和、儒雅的清秀男子。张易之“年二十余，白皙美姿容”，张昌宗“面似莲花”（《旧唐书》），二人都长得十分貌美标致。另外，从“天后令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和“近闻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专欲自进堪奉宸内供奉”（《旧唐书》）来看，年轻貌美是武则天挑选男宠的首要条件。
年轻、貌美、健壮，是武则天挑选男宠的三个必备条件。上有需求，下必投其所好。那么，是不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男子就可以充当武则天的男宠呢？非也。唐代文人宋之问就吃了武则天的闭门羹。宋之问很有才华，且“伟仪貌，雄于辩”（《新唐书》），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武则天下令“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宋之问蠢蠢欲动，也想为武则天出力，并专门给武则天写了一首表明心迹的诗。“则天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问有才调，但以其有口过。’盖以之问患齿疾，口常臭故也。之问终身惭愤。”（《太平广记》）武则天拒绝宋之问，除了他有“口臭”，还在于他太露骨。武则天虽然是皇帝，虽然贪恋美男，但她毕竟是女人，仍须保持必要的矜持。宋之问如此明目张胆，况且有生理缺陷，别说武则天不喜欢他，不敢与他亲近，就是喜欢也不好答应。事实上，除了宋之问，凡是公开自荐的，不论是父亲举荐儿子“洁白美须眉”，还是自我标榜“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旧唐书》），均遭到了武则天的拒绝。武则天一时糊涂，发出的“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诏令，在朱敬则的劝谏下也废止了。可见，武则天选择男宠还是很注意影响的。
受家族基因的影响，也受权力因素的刺激，武则天晚年虽然欲望亢奋，但终其一生也不过四个男宠而已。四人中，薛怀义是千金公主悄悄献媚，张昌宗是太平公主秘密推荐，张易之是张昌宗顺带引荐，沈南璆则是武则天的地下情人，入宫时均未造成恶劣影响。武则天晚年，朝政基本上由易之兄弟专擅。太子李显（即被废黜的唐中宗）之子李重润及永泰郡主私下议论二张专政。张易之知道后跑到武则天那里诉苦。风烛残年的武则天不问青红皂白，责问太子。太子无奈，缢杀了自己的儿女。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病重，大臣崔玄、张柬之等起羽林兵迎中宗李显复位，把病榻上的武则天请下了皇帝宝座。随后，诛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太平广记》记载，二人在迎仙院被杀后，其尸体又于天津桥南被公开枭首。武则天的最后两个男宠落了个尸骨不全。
其实，作为一个女皇，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武则天蓄养男宠应该说主要是为了显示女皇的威权。二张入侍后，武则天已年满73岁，就算生活优裕，养生得法，服用春药，也难使一个老妪返老还童。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在向众人炫耀：既然男子为帝可以有成群的嫔妃，女子登基也应该有侍奉的男宠。在中国历史中，除武则天外，女人为帝绝无仅有。一位女性政治家在男性皇帝专制的时代，想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经历孤军作战的艰难。为使臣民信服，就要人为地、主动地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尊严。她在所有的领域内都要行使同男性皇帝一样的权力，都要享受同男性帝王一样的利益。因此，在“性”的问题上，她也要效仿男性帝王了。即使不是为了“性欲”，她想拥有几个可以安慰寂寞、稍解老来忧愁的年轻异性，对贵为天子的她来说也是易如反掌的。
在所有这些和男宠有关的故事中，几乎与一般的恋情一样，存在爱情、友谊等诸多情感，也存在性的关系。在这种情感枝干上，同样也衍生出阴谋、凶杀、奸淫、虐待等各种非常事件。一部男宠的故事集，就是一部人类情感的世情画卷。
为男宠披上文化的外衣，是因为这个社会职业很古老，很有市场，还与不少文化名人有牵扯。南朝著名诗人褚渊就做过山阴公主的男宠；武则天改元建周的时候，许多拥唐的文化名家，都曾冒着生命危险，站出来拿武则天蓄养男宠说事，试图阻止朝代更替。一直到清朝时，曹雪芹的经典巨著《红楼梦》出现，男宠文化依然在其中多有体现：薛蟠与贾宝玉为了男宠秦钟几乎大打出手，王熙凤对贾蓉的专宠等，均说明男宠文化在清代很盛行，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男宠文化，在历朝历代均有不俗的传承，朝廷宫闱之内，民间富裕之家，但凡床笫寂寞者，多有蓄养男宠之念之行，此人性使然，社会使然，文化使然，不足为怪。正如人们反对妓女盛行，说倡优文化是一种畸形文化一样，男宠文化，也是一种跛了脚的文化形式，尽管常说存在即合理，但是，其无论怎么存在、怎么传承，也必然是一瘸一拐，难以走进社会主流。
男宠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存在，先天与审美意识有关，在审美的领地，它是香花还是毒草？如同一部《红楼梦》，有人看见的是恶心，有人看见的是病态，有人看见的是原始的诱惑，有人看见的是细腻、敏感的心灵情怀，有人看见的是魔鬼面目模糊的微笑，有人看见的是上帝独特的抚摸。
中国自古以来，与社会的存在同步，文学艺术同样拥抱男宠现象，只有极少数是明显的歧视态度，还有一部分是病态的欣赏，更多的是完全从人性出发，对之进行安之若素的审美表达，产生了绚丽多彩的文艺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举世罕见，只是长期以来，由于主流声音过于洪亮，这一部分作品被忽视。实际上，其中体现的另类世界的生活，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沉淀，具有很高的研究和鉴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