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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我们常听到这句话：中国古时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而现在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其实，这句话是错误的。
中国古今实行的均是一夫一妻制，只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在的女性地位日益提高，而使得古今妻妾制存在了差异。夫、妻、妾三者，古往今来不存在夫与妻、夫与妾之间的矛盾，而由于女人的天性，致使妻与妾之间矛盾不断。中国古代等级制度非常清晰和严重，所以妻妾多能相安无事，共侍一夫。古代的妾乃下人，妾与妻的地位不等，所以不能说多妻，妾永远得不到礼教意义上的妻之地位，因而“三妻四妾”的说法纯属妄谈。早在战国时，各国法律就规定了：妾不能成妻，妾永远为小人；妾的孩子，也都是尊称妻为母亲；妾被称之为“姨娘”、“新娘”，而妻被称之为“太太”、“夫人”等。妻之娘家人可称为“亲家”，而妾之娘家人却不能，等等。
所以，中国古代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而不是一夫多妻制，不过为了称呼的方便和便于理解，我们常常将这种妻妾制度称为一夫多妻制。一夫多妻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制度之一，它从原始社会时期的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在此期间社会体制虽几经变换，但这样的婚姻制度却没有变。这种长期存在的一夫多妻的社会现象，最直接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体质的增强等，同时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也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关于中国古代婚制的问题，当代学者一直多有探讨。而争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即为我国古代的婚制是以“一夫一妻”为主还是以“一夫多妻”为主。学者们大都认为，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虽然从社会地位上讲是男尊女卑，但是古代仍以“一夫一妻制”作为婚姻的基本原则，而且自秦汉至明清一直如此。根据考古发现，我国在殷商时代就产生了这种制度。而至周代，一夫一妻就成为了被礼法唯一认可的婚姻制度。“并后”乃“乱之本”，随着儒家思想及礼制观念更广泛作用于社会，一夫一妻制也进入了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的律令条文中。《唐律疏议》便规定“重妻者徒”，其后直到清代，各朝的律法也多沿用了这一规定。
但也有人指出，虽然礼法中规定一妻，但是决不意味着古代男子只能拥有一名配偶，因为无论礼制还是律令都赋予了男性拥有众多配偶的权利。“天子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便是《仪礼》中为天子规定的配偶数量（当然其上还有一后）。根据儒家的礼法观，其下各有等差，直到庶人才只能专有一配偶。律令同样规定了可以拥有多个配偶。《明会典》记载其时刑部律例，许“亲王媵妾十人”，如果“庶人年过四十，无子者许娶一妾”。
然而，就上述礼制和律法来看，其中提到的其他配偶是不同于具有专有指称的“妻”的，其区别主要在于礼制上和法律上地位的差别。在礼制上，“妻”与“夫”具有平等地位，《白虎通》解释“妻”的意思即“妻者，齐也。与夫同体，自天子下至庶人，其义一也”。在家中夫与妻的地位是等同的，所有的仅是男女的差别。而多以“妾”为名的其他配偶则不同：“妾者，接也，以贱见接幸也。”说明其他配偶的地位是低于夫的，因此自然也低于妻。此外在建立关系的礼仪上也有差别，“聘则为妻，买则为妾”，娶妻一定要有正式的礼聘过程，而其他配偶则不能享有同等礼仪。在法律上，妻与其他配偶的地位也不等同。《大清律》便规定“妻者齐也，与夫同体；妾者接也，仅得与夫接见。贵贱有分，不可紊也”，可见二者地位之高下。妻的家族，也就是娘家，乃是丈夫的亲族，如果丈夫遇到株连的情况，妻子的娘家势必也要受到牵连，但是妾的娘家就不在此列了。而在财产、爵位的继承上，嫡出与庶出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此外擅自变更这种地位差别的人将受到法律惩处，唐代法律规定“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在解除配偶关系上，丈夫解除与妻子之外其他配偶的关系不受“七出”、“三不去”等规定保护。
由此可见，尽管古代社会男子拥有多个配偶的情况很常见，但是礼制及法律都对“妻”的地位及权益是有所保护的，尤其是明文规定了妻与其他配偶在地位上的不同（其他配偶不过是奴仆一级，以满足男主人及家族的需求，而妻是与男主人同等地位的），实际上也就支持了“一夫一妻制”。如唐朝的律法就规定，“有妻再娶者徒一年，若欺妄再娶者徒一年半”；明清时期的律法则规定，“有妻再娶者仗九十，离异”。
但是在实际上，我国古代社会确实存在过“多妻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名男子同时拥有多个配偶，并且她们与男子的妻室拥有相同的地位等级。这种情况在礼制上存在，不过在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在西周及春秋盛行的“媵妾制”可能是“多妻制”较早的表现形式。这种制度指的是在诸侯国与天子或者诸侯国之间联姻时，除正妻外要陪嫁其他一些女性，而她们则有可能也成为男方的配偶。《左传》记载诸侯联姻“同姓媵之，异性则否”。而可成为“媵”的人则是女方的侄女或妹妹。“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虽然媵的身份不是正式的妻室，也并未作为婚礼的主角，但是由于媵和妻在母家是具有同样地位等级的，因此在夫家也不会出现等级上的差别，只是身份的不同。有论者认为这是古时对偶婚制的残余，而这也证明“媵”是妻的一种。此外，这时“妾”作为男子配偶的称呼也已出现，但是是区别于“妻”的。例如郑文公有四夫人，同时也有称谓为“贱妾”的配偶。“媵妾制”虽然在春秋之后不再流传，但是“媵”作为既区别于“妾”又不同于“妻”的配偶称呼则流传于后世，直到唐代“媵”还用来称呼妻之外而高于妾的配偶。
自汉代至六朝，儒家的礼法已经成形并成为国家统治的基本思想，但是社会上多妻的现象仍很普遍，“并立二嫡”也可为人所称道。西晋安丰太守崔谅“先已有妻，后又娶，并立二嫡”。尽管这种行为有违礼法，但是在这时礼法的作用也很有限了，尤其对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官僚贵族而言。《三国志·吴书》就记载了东吴孙权“妻妾易位”的事件。此外，存在于这一时代的对于配偶的多种称谓也表明与“妻”、“妾”皆不同的其他配偶的存在。早期进行研究的学者认为“下妻”、“小妻”、“旁妻”等配偶与近代所称的姬妾稍有不同，而更近似于正妻，主要体现在结姻时的礼仪上。除此之外，法律上“小妻”与“正妻”也有同等的地位。西汉时定陵侯淳于长犯大逆罪，主审法官认为“小妻”与正妻一样负有连坐的责任。但总体上“小妻”的地位已经不如春秋时的“媵”那样有保证，与正妻也开始有所分别。西晋时武帝便规定“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嫡正”。尤其是后世通过法律强化了礼制的原则之后，名义上的多妻丧失了存在的可能，这些原有的“妻”与“妾”之间的过渡都开始向着后世“姬妾”的方向发展。
唐朝的律法中明文规定“重妻者徒”，名义上的其他形式的“妻”也不复存在。“媵”作为有品级的“贵妾”仅存在于贵族及官员家庭内，而且地位等级明确低于正妻，在法律上“妻”和“媵妾”拥有的权利也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如唐律中规定“妾犯妻者，与夫同；媵犯妻者，减妾一等。妾犯媵者，加凡人一等”。即便如此，在新归附于唐王朝以及汉化程度比较低的地区还存在多妻的现象。根据对敦煌莫高窟第94窟中供养人题记的考古发现，其时敦煌地区的节度使应该有超过一个的夫人；而同属这一地区的归义军首任节度使曹议金也同时有两位正夫人。这种现象都是见于定制之外的，也体现出不同文化的冲击对于婚制的影响。
在汉文化受最大冲击的蒙元时代更是如此。元代没有在法律上规定必须一夫一妻，“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例”。但是由于儒家礼法早已深入汉人文化，因此元朝法律不承认汉人的重婚行为，尤其在礼制上规定不能同时拥有一名以上的正妻。而其他民族多妻则十分普遍，如蒙古人认为他们的次妻是有别于汉人的“妾”的，这种情况可称得上是一种多妻制。直到受到了汉人文化的更深影响，这种现象才逐渐减少了。
明清两代也严格执行一夫一妻的法律制度。《大明律》和《大清律》都规定“若有妻更娶妻者，杖责九十，离异”。仅清代乾隆后有一例可除外。根据当时律法，兼祧者可同时娶两房妻室，但也前后有别，身份地位并不是完全相等。而此时妾已经完全落入了仆隶层级，地位十分低下。但是明清一些笔记小说中仍存在“平妻”的说法。“平妻”大多因为夫妻居于两地，夫在其居住地另置妾室。这种所谓的“平妻”并不具有“妻”的地位和权利，不过是“妾”的一种罢了，可以说到了这一阶段多妻的现象几乎不存在了。
在以上考察的历代存在的“一夫多妻”现象，除了极个别外几乎没有公开在礼制上或律法上赞成“一夫多妻”的，但实际状况却迥异于礼制和法制的要求。那么，为什么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规定与实际是矛盾的但又并行不悖呢？这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是古代婚姻的实际要求。古代婚姻的本质是两个家族的联合，“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这种联合可能出于多方面的需求；而同样的，为了满足家族或家庭的其他需求则很可能与没有联合的家族进行新的联合。而联合的家族往往是对等的，那么就需要结合的二者拥有相等的地位，从这一点上来讲多妻是绝对可能且必要的，尤其在战乱时期更为如此。三国时孙权“妻妾易位”的理由之一就是后妻家族的地位更高。而唐代敦煌地区以及蒙古族的多妻制则也有很多是出于战略考虑而进行的与异族或者其他部落的联盟的结果，而用这种方式获得的每个配偶在地位上是不能有差异的。而古代婚姻的另一个实际要求是必须产生后代来使家族延续，这也需要更多的配偶来作为一种保障。第二是个人欲求的原因。在男权社会以及私有制条件下，拥有较多的配偶是个人财产以及身份的象征之一，因此男性倾向于拥有更多配偶。而在古代社会早期这种多配偶则体现为多妻的情况。后世随着礼制的发展和律法的严格，其他配偶的地位下降了，而获得众多配偶的条件则更加宽松了，这也是男权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水平上升的结果。
一夫多妻制除去对身处这样一种制度中的人们本身的影响外，对后世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一夫多妻，特别是皇室多妻，在不少时期其开支费用过大，甚至影响了国家的稳定。东汉时陈蕃上书说：“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鄙谚曰：‘盗不可五女门’，以女贫家也。今后宫之女岂不贫国乎？且聚而不御，必生忧悲之感。”（《后汉书·陈蕃传》）清楚地说明了一夫多妻足以贫国的道理。
在很大程度上，一夫多妻制的盛衰可以视为中国古代经济的晴雨表。一般来说，每个朝代建立之初，经济都比较脆弱，老百姓在经过长期战乱之后，尚未稳定下来，土地大量荒芜，人烟稀少。统治阶层目睹前朝灭亡，从思想上或多或少认识到前朝的腐败特别是后宫无限制的膨胀是其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对一夫多妻在数量上有所控制。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经济恢复，社会稳定，前朝灭亡的教训也已淡忘，一夫多妻制就进入繁荣时期。皇帝首先开始疯狂地无限制地占有女性，如汉武帝时“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
可以推测，一夫多妻制对中国古代人口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明代以前，中国古代的人口数量一直在6000万以下徘徊，这除了各种自然因素外，一夫多妻制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按照自然生殖的法则，同一个时代男女性别比例差别是很小的，以保持男女比例平衡。但是盛行于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打破了这种平衡，特别是皇室后宫对女性占有数量的庞大，再加上同时代各个阶层的多妻，使得社会底层很多男子无妻可娶，终生独身一人。
然而，一夫多妻并未能实现人们多妻多子的愿望，仅是满足了“一夫”的生理欲望以及占有欲。西汉时，后宫平均有宫女约5000人，但西汉15个皇帝共生育子女58个，平均每人不足4个子女，与民间一夫一妻生育率大致相等。
一夫多妻制还严重影响了中国古代人口素质的提高。影响人口素质提高的因素有很多种，现代科学证明遗传是其重要因素。在中国古代，皇帝选拔健康、聪明、漂亮、美丽的女子入宫，显然也是为了优生优育，希望保持皇室高贵的血统。但是，他们占有很多智慧、聪明、漂亮的女性，而又“聚而不御”，就会对中国古代人口素质产生巨大的影响。
皇帝和贵族实行一夫多妻制使得留在民间的女性无论长相或智力都极为一般，按照遗传科学，这种情况显然对中华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不利，特别是几千年来一代一代地如此这样的选拔，其影响非常深远。正如梁启超所说：“它有害于养生，有害于传种，有害于蒙养，有害于修学，有害于国计。”
总之，“一夫多妻”尽管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但是并未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制度。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在早期表现比较明显，带有制度遗存的状况也逐渐消亡了，那些原来拥有“妻”这种称号的其他配偶也逐渐降到了和“仆隶”同等的地位，除最高等级（正妻）外以下的等级整合后逐渐划一，差别缩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由严明的等级制发展至完全的专制）。尽管这种变形的“一夫一妻”制与儒家礼法为维护等级制度和家族延续而提倡“一夫一妻”的初衷有很大不同。但是一妻制相对于多妻制是一种文化进步（从我国古代来看，汉民族早期以及之后的汉化程度不高的地区多妻比较普遍），而且也直接影响了今天中华民族的婚姻制度。
在古代，由于战事频繁、医疗水平低下，众多的青壮年男子都成了权贵者无谓的牺牲品，这就形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而唯一能够给这失衡问题起到纠错作用的就是古代的婚姻制度——一夫多妻制。同时，为了给众多的寡妇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古人对寡妇的再嫁问题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这一宽容至少从商周延续到了两宋时期。只是到了明代，程朱理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后，人们的思想日渐趋于保守，才视寡妇再嫁为不齿，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一夫一妻”乃是天理，而“一夫一妻多妾”乃是人欲。而又恰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各方面的实力才开始落伍于欧洲。
而说起古人一夫多妻，最使现代人好奇的，莫过于在此种制度下家族中房事的安排。
“一夫多妻”的大家庭
我们中国人崇尚“礼”，凡事都要有个规章制度，夫妻生活也不例外。《周礼·九嫔》注云：“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周天子一共有121个女人，地位最高的是“后”，其次是“夫人”，再后分别是“嫔”、“世妇”、“女御”。虽然拥有这么多的女人，但周天子也是不能乱来的，而是把81个女御分为9组，把27个世妇分为3组，9个嫔为一组，每组9人共陪天子一夜。3个夫人为一拨，共陪一夜，只有“后”地位最高，可享天子的独夜权。
那么，一遍轮完后怎么办呢？唐代出书的《女则》说：从“女御”至“后”轮完一遍之后，再由“后”至“女御”倒轮，简单地说就是正轮一遍、倒轮一遍。如此看来，作为“后”是可以连享两次专夜权的。白居易所说的“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就是对杨贵妃破坏这一游戏规则所发出的无奈喟叹。同时，《女则》对诸侯、士、大夫等也作了记载：“诸侯九女，侄、娣两两所御，则三日也；次两媵则四日也，次夫人专夜，则五日也。”“大夫一妻二妾，则三日遍御；士一妻一妾，则二日御遍。”需要说明的是：诸侯的正妻叫夫人，偏房叫媵，夫人与媵每人各有两个贴身丫鬟，即侄、娣。到了士大夫这一层就不能够叫夫人了，只能叫妻妾。《战国策》中“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在今天众人已经耳熟能详，邹忌能够入朝面见齐王，说明他不是平头百姓，虽然书中并没有明确提及说他是什么阶层人物，然而他有一妻一妾，就足以说明他是“士”。
《秘戏图考》卷2中，记叙了一本仅剩残章的明代家训，从中也可了解到古人对性生活安排的相关内容，如：“妻妾日劳，督米监细务，首饰粉妆，弦素牙牌。以外所乐，止有房事欢心。是以世有贤主，务达其理，每御妻妾，必候彼快”，可见古代女人生活之单调，仅有性事最能使其得以欢心。中国古代对男女两性生活十分重视，将性生活看得与饮食一样重要，甚至把性生活看作调和家庭纠纷的办法，性生活的和谐也使得家庭中矛盾缓和，夫妻和睦，正如书中所记载：“街东有人，少壮魁岸，而妻妾晨夕横争不顺也。街西黄发伛偻一叟，妻妾自竭以奉之，何也？谓此谙房中微旨，而彼不知也。”然而，因房事安排不妥而使得夫妻失和的事情也很多。同样在《秘戏图考》中记载，“近闻某官纳妾，坚扃重门，三日不出，妻妾反目，非也。不如节欲，姑离新近旧，每御妻妾，令新人侍立象床。五六日如此，始御新人。令婢妾侍侧，此乃闺阁和乐之端也。”
因此，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性关系的平衡极为重要，所以才使得性生活的有关规定成为家训的一部分。而在妻妾地位悬殊的古代，妾只有一项权利是和妻同等享受的，那就是性生活。古时人多贪恋妾的美貌，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她们的地位。妾的地位在古代有多低，从下面这段关于对妾的惩处描写就能看出来：“人不能无过，况婢妾乎！有过必教，不改必策，而策有度有数也。俯榻解挥，笞尻五下六下，下不过胯后，上不过尾闾是也。间有责妾，每必褪裸束缚挂柱，上鞭下捶，甚至肉烂血流，是乃害彼害我，以闺门为刑房，不可不慎也。”
除去满足男人的欲望，妾在古代还有更重要的一项职责，那就是生育。如果说妻与夫是一种姻亲关系的话，那么妾只是家庭的生育工具。《礼记》：“妾合买者，以其贱同公物也。”同样是与丈夫共枕、为丈夫生育儿女，妾的身份却只不过是买来的物品，尽管她们在性生活上能够享受到的权利甚至比妻子更优越，但也同样不能改变她们卑贱的命运，各种规矩将她们层层束缚，比如古代还有规定说：如果妻子不在，妾不得与丈夫通宵相守，必须在性交完毕后即离去。所以，古人虽然拥有这么多的女人，但作为丈夫的，仍然会有独守空房的时候。《女则》中说：“妻及月辰居侧室”，“妾恒避女君御日，女君御日固不敢专夕，纵今自当御日，女君不在，犹不敢专夕也”。当女人遇到每月的生理期时，妻子侍奉不了丈夫，当妾的也不敢僭越，哪怕是让丈夫一人独守空房。
然而，就算如此，恐怕还是有很多生活在现代的男人会对古人的生活羡慕不已。毕竟那时候的男子可以喜欢谁就把谁娶进家门，而又构不成重婚罪。不过，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这当中存在着诸多误解。
所谓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只能是少数人才能享用的游戏。有钱人皆以多妻为荣，相互攀比，无论是文人官僚，还是地主商人，有权有钱之后的第一个考虑，可能就是纳妾。韩非子说：“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买妾。’”汉魏年间的《典论》：“上洛都尉王玉以功封侯，其妻泣于内，恐富贵更娶妻妾。”由此可见，“一夫一妻多妾制”对平民老百姓而言，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百姓的收入水平不高，纳妾根本就不是这个阶层可以承受得起的，能娶一个能传宗接代的妻子就已经很满足了。
在过去男子妻妾成群，女性地位低下的时代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绝对算得上是一段佳话了。但是爱情总有跌落到柴米油盐的平凡里的时候，男人们喜新厌旧的天性在时间的揭露下渐渐暴露，终究司马相如还是动了纳妾的念头。毕竟，那是个男人妻妾成群的时代。不过，每一段酸涩故事的最初，总是充满了甜蜜，甚至可以说，是荡气回肠的。
卓文君（约公元前179年以后—公元前117年以后），西汉蜀郡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大富商卓王孙的女儿。她容貌秀丽，喜欢音乐。17岁时丧夫守寡。辞赋家司马相如落魄归蜀时，文君毅然冲决封建罗网，与之自由结合。《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载有她的事迹。
卓文君
司马相如原是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刘武的门客。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回到老家成都，可是家境贫困，无以为生。他一向跟临邛县令王吉很有交情，便到临邛县去做客，受到王吉的礼遇。
这天，王吉到卓王孙家赴宴，宾客来了上百人。到了午时，司马相如也应邀而至。在座的人均为他那潇洒的神采所倾倒。而当酒酣耳热之际，王吉捧琴至司马相如跟前：“闻君擅长琴技，请弹一曲，如何？”司马相如推辞了一番，便弹了两支曲子。这就是著名的琴曲《凤求凰》：
凤兮凤兮归故乡，
遨游四海求其凰。
时未遇兮无所将，
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
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
胡颉颃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从我栖，
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
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
无感我思使余悲。
众宾客只晓得弹得铮铮动听，而知者谁？知者是卓王孙之女文君！文君新寡，又素爱音乐。因而司马相如就借琴曲来倾诉自己的爱慕之意。席间，文君听到了司马相如的琴声，偷偷地从门缝中看他，不由得为他的气派、风度和才情所吸引，产生了敬慕之情。宴毕，相如又通过文君的侍婢向她转达心意。当夜，卓文君私自跑到司马相如的旅舍，决心跟他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司马相如带着卓文君，快马加鞭，赶回成都。然而他的家境穷困不堪，除了四面墙壁之外，简直一无所有。卓王孙得知文君跟司马相如私奔后，大为恼怒，说道：“文君太不成器，我不忍心杀死她，可是也别想得到我的一文钱！”
卓文君在成都住了一些时候，对司马相如说：“其实你只要跟我到临邛去，向我的同族兄弟们借些钱，我们就可以设法维持生活了。”司马相如听了她的话，便跟她一起到了临邛。他们把车马卖掉做本钱，开了一家酒店。卓文君负责卖酒，掌管店务；司马相如系着围裙，夹杂在伙计们中间洗涤杯盘瓦器。
卓王孙闻讯后，深以为耻，觉得没脸见人，就整天杜门不出。他的弟兄和长辈都劝他说：“你只有一子二女，又并不缺少钱财。如今文君已经委身于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一时不愿到外面去求官，虽然家境清寒，但毕竟是个人才，文君的终身总算有了依托。而且，他还是我们县令的贵客，你怎么可以叫他如此难堪呢？”卓王孙无可奈何，只得分给文君奴仆百人，铜钱百万，又把她出嫁时候的衣被财物一并送去。于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双双回到成都，过着富足的生活。
这就是有名的“文君夜奔”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曾被后世小说、戏曲当作题材。比如，《古今杂剧》中有明太祖第十七子朱权《卓文君私奔相如》一卷；清人舒位《瓶笙馆修箫谱》中有《卓女当垆》一剧。卓文君的“越礼”行为，无疑是对封建礼教的勇敢挑战。她的胆识，诚然是值得讴歌赞颂的。同时，卓王孙为了顾全自己富家的体面，最终不得不对女儿作出让步和妥协，也显示出封建礼教的脆弱性和虚伪性。
童话故事说到这里，也渐渐应该落回现实了。那一年秋天，司马相如写的《子虚赋》、《上林赋》为汉武帝赏识，被召到长安做官，从此摆脱了衣食之忧，然而他与卓文君却从此千里相隔。几年之后，司马相如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与文君浓情似火、相濡以沫的感情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
话说那一年，司马相如准备另娶，给卓文君写了这样一封家书，上面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13个字。聪慧的文君读懂了其中夫妻已“无忆”的含义，得知自己的相公欲行纳妾，心如刀绞，泪眼婆娑，不知所措，两三个晚上都没睡好。终于在第七天凌晨三点，写完一首诗并一封家书，委托一位去长安的老乡转交给相如。那首诗和那封家书是这样的：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
躞蹀（音“谢蝶”，来回徘徊之意）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音“筛”，形容鱼尾像濡湿的羽毛）。
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这首诗后附有一段家书，就是后世流传的《与司马相如诀别书》：
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木，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音“帽”，眼睛昏花、愚昧错乱）于淫而不悟！
朱弦断（或曰“啮”），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音“伤伤”，水势浩大、水流很急的样子），与君长诀！
司马相如见到家书，知道是卓文君的决绝信，大急，赶忙丢下手头一切事务，集中精力写回信。信中，司马相如一边讪讪地解释自己纳妾的初衷，一边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立刻悔改，绝不抛弃糟糠之妻。原文是这样的：
五味虽甘，宁先稻黍？五色有灿，而不掩韦布（韦，加工后的兽皮；韦布，韦带布衣，借指普通百姓）。惟此绿衣，将执子之釜。“锦水有鸳，汉宫有木”。诵子嘉吟，而回予故步。当不令负丹青，感白头也。
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我没有因为尝到各种美味而忘记了稻黍，也不会让五彩斑斓的华服掩盖了皮绳土布。那个绿衣女子，不过是想让她来为你操厨。读到你“锦水有鸳，汉宫有木”的佳句，赶紧回转脚步。放心吧（我已觉悟），不会让你有“白头吟”的感叹，也不会把你辜负！
就这样，卓文君用她的才智终止了司马相如的“蠢蠢”之心，挽救了自己的爱情。司马相如回心转意，最终与文君同归故里，安居林泉。
曾国藩
清咸丰十一年，也就是1861年的秋天，所谓“金秋十月，江南草黄，红叶生树，天高水长”，在这种江南金秋的季节里，身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却忧心忡忡。当时的曾国藩正率领湘军主力驻扎在安徽一带。此前整整一年，他被太平军十几万大军围困在安徽祁门，差点当了俘虏。最危险的时候，他又跟在靖港一样，想自杀了事，甚至连遗书都写好了。幸亏鲍超、左宗棠率军拼死相救，才解了曾国藩的祁门之围。
就在解开祁门之围没多久，曾国藩的九弟，也是他几个弟弟中打仗最狠的那个曾国荃，率湘军主力硬攻下了安徽的省城安庆，太平军不得已向长江下游退守。这一下形势大变，湘军由被动变成了主动，开始兵进江浙，直指太平天国的大本营天京，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因为这种改变，清政府任命湘军首领曾国藩为兵部尚书兼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至此，曾国藩算是彻底掌握了江南地区的行政与军事大权。
按理说，曾国藩时来运转，由困局转成了顺势，战场上湘军对太平军作战从此转入总攻的态势，而自己又加官晋爵，政治地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这应该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况且还是收获的季节，正是暖风吹得游人醉的江南。这种天气，这种地方，这种时局，这种身份，换一般人，怎么着也不会不开心吧！
可曾国藩还是心事重重。他倒也不是不开心，只不过有一件本来应该是开心的事，却让他开心不起来。究竟什么事呢？说来也简单，就两个字：纳妾。要说在古代，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事。他最小的一个弟弟曾国葆给他买了一个妾，已经送到江边军营的船上了，希望他能去看看。
在封建社会，不论是文人还是官员，甚至是一般的地主，纳妾都是常有的事儿。但曾国藩不一样，他信奉孔孟礼教，以儒家当世传人自诩，所以虽然官至一品了，也从来没纳过妾。不仅他自己不纳妾，他还特别反感别人纳妾。比如左宗棠，和曾国藩并称清代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也是曾国藩之外湘军最重要的一个灵魂人物。两个人本来都是当世的豪杰，可以说是绝代双骄，而且还是湖南老乡，按理说关系应该很好。但人就是这么奇怪，所谓“既生瑜，何生亮”，这个左宗棠脾气比较古怪，向来看不起曾国藩。也就是说，两人虽一起作战，一起带兵，但私人关系并不是很好。
民间传说有一次曾国藩到左宗棠那儿，因为他是左宗棠的上级，所以也没让人通报，直接就闯进左宗棠家里去了。结果进去一看，眼前的场景让曾国藩很不高兴——曾国藩进去就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在洗脚，而左宗棠正兴致勃勃地坐在旁边观赏。这个女人并不是左宗棠的正妻，而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小妾。左宗棠之所以特别喜欢这个小妾，并不是因为这个小妾特别漂亮，而是因为这个小妾的脚特别漂亮，所谓三寸金莲是也。左宗棠有个特别的爱好，就是爱看这个小妾洗脚。大概他觉得只有洗脚的时候，脚的美丽才能够充分展现出来。
左宗棠
曾国藩一看，不由得有些愠怒。他本来就不主张手下将领纳妾，但纳妾是当时风俗，他也不好说什么。可左宗棠这么一位当世英雄，纳妾也就罢了，还天天喜欢看小妾洗脚，这像什么话！所以曾国藩提高了嗓门，“嗯哼”地咳嗽了一声。
左宗棠正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小妾洗脚的行为艺术里去，根本没注意到曾国藩进来。听曾国藩咳嗽了一声，才发现曾大人已经进来了。左宗棠在湘军中的地位也很高，虽然他是曾国藩的下级，但他平常也不怵曾国藩。所以左宗棠从小妾的脚上移开视线，掉头看了两眼曾国藩，什么话也不说，又掉回头，接着看小妾洗脚。
这时候，曾国藩见左宗棠不搭理他，也不生气，张口就出了一个上联。这个上联其实也很白话，但意思却暗含讽刺：“看如夫人洗脚。”如夫人就是小妾的意思。“如”就是“像”，像夫人一样，但不是夫人，可将来说不定能够扶正，当得上夫人，由此古代男人往往将小妾叫作如夫人。曾国藩这个上联的意思很明白，是说左宗棠你这么大一位人物，居然趴在那儿看小老婆洗脚，你也不嫌寒碜。
左宗棠也是饱学之士，反应也很快。他掉回头来看着曾国藩，一点没犹豫，就对了个下联。这个下联对得特别工整，是：“赐同进士出身。”曾国藩的上联暗含嘲讽，而左宗棠的下联更是毫不客气。原来，曾国藩当年考科举，对自己期望很高，考到殿试这一级的时候，以为就算不能高中状元、榜眼、探花什么的，拿个标准的二甲进士肯定没问题。但考下来的结果让他很失望，他只考了个三甲第42名，按科举考试的规定，这个层次叫“赐同进士出身”。
这个“同进士”的名字也跟那如夫人一样，是说你不算进士，但又如同进士。既然不算，又怎么如同呢？所以这纯粹是说你没考好，勉强安慰你一下罢了。
当然，对于这个对联故事，后人一般看到的都是两个人的幽默和机智，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左宗棠纳妾的不满来。你看，他一向不喜欢别人纳妾，可现在他弟弟却替他买了个妾。按理说，曾国藩是湘军主帅，他要自己不想纳，别人也不可能逼他纳妾。所以按常理来说，他拒绝就是了，但也许是不想冷落弟弟的好意，曾国藩尽管忧心忡忡，还是跟着弟弟到江边一艘隐秘的小船上去看那个新买的小妾去了。这一看不要紧，曾国藩更不高兴了。曾国藩在日记里说，他跟着弟弟到江边的船上去看了一下，结果上船一看，这个准小妾“体貌颇重厚，特近痴肥”。也就是他弟弟替他买的这妾长得很胖，而且一副很笨重的样子。曾国藩本来就很擅长于相面，说这个女的“特近痴肥”，就是说不仅长得胖，不好看，而且还一副傻乎乎的样子，一点灵气也没有。估计跟左宗棠喜爱的那个小妾没得比。所以曾国藩当时就转头回营，让弟弟把这个小妾给退了。当然了，曾国藩作为湘军统帅，又是一名重臣，他弟弟要为他纳妾，怎么也不可能替他找个一痴二肥三厚重的类型，除非他弟弟存心的。所以曾国藩说这个女的不好看，大概也就是个托辞。他心里对纳妾这个事儿很反感，所以才会以相貌推托。
曾国藩在江南当时可以称得上是第一号人物，而且天高皇帝远，连皇帝都管不着他。他要反对纳妾，手下人也不敢给他张罗。可奇怪的是，他弟弟给他张罗纳妾的事过了没几天，他手下亲兵营的一个叫韩正国的将领，又悄悄地为他纳了个妾，又带到江边码头的一艘小船上请他去看。这一次，曾国藩居然也去小船上相看了。
其实这两次纳妾从外表看上去并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无非一个是弟弟替他纳的，另一个是手下将领替他纳的。关键是在当时的情境下，不论是谁替他张罗的，曾国藩都不能要这个小妾。那么，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境呢？
这时候是咸丰十一年的十月，就在这一年的七月，清朝第七位皇帝咸丰皇帝驾鹤西去了。皇帝驾崩，举国大丧，按封建时代的礼仪规定，为皇帝治丧期间，全国老百姓的婚丧嫁娶全都得停止。不要说娶小妾、娶如夫人了，就算是娶正夫人也不行。
然而曾国藩不同于一般人，他是兵部尚书兼两江总督，又素来被称为是天下道学的楷模、文坛的领袖。像这样一位朝中重臣、道德领袖，怎么能做出在皇帝治丧期里纳妾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来呢？按理说，曾国藩此时对纳妾这事儿提都不该去提，也不应该去看。何况曾国藩一生小心谨慎，又一向反对纳妾。按理说，这一次韩正国即便给他送来了美人，曾国藩照旧也会借口那小妾生的难看，然后毅然决然地把她给退了。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曾国藩这次到江边的小船上看过之后，居然皱着眉头把这门亲事答应了下来！于是就在这年的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悄悄地把这个小妾接回了府中。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两江总督曾国藩在皇帝治丧期间纳妾的事情很快就传出去了。这造成的轰动可想而知。曾国藩向来以一代大儒自居，向来以孔孟传人自居，他居然也纳小妾，并且还是在皇帝治丧期间纳的妾！皇帝是普天之下臣民百姓的君父，难道会有孩子在父亲亡故的时候纳妾吗？这就是藐视伦理纲常，因而举国上下皆骂他失德，说他是名教（儒教）罪人。据说，那位喜欢看如夫人洗脚的左宗棠知道之后，也笑着说了三个字：“伪道学！”
这一下千夫所指，搞得曾国藩也很狼狈。但狼狈归狼狈，奇怪的是，向来小心谨慎的曾国藩还真没把大家的指责当回事，还是照样带他的兵，打他的仗，写他的道德文章，还是以天下文坛领袖、天下道德领袖自居。更奇怪的是，这事过了没多久，众怒竟也渐渐地平息了下来。这件足以让曾国藩在封建时代戴上“大不敬”之罪的纳妾风波，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平息了，细细追究起来也不是没有原因。不过，无论外因如何，这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在曾国藩自己。
虽然，在纳妾之前他顾虑重重，忧心忡忡，但在纳妾之后，他的行为举止反倒愈加坦然起来。这也许是因为，在他自己看来，纳妾这行为并非由于自己的失德，贪恋女色，更不能说自己是什么伪道学，是名教罪人。寻常男子纳妾，要么是因为好色，要么是因为想生儿子传宗接代。但曾国藩的情况跟这两条完全不搭边。明白人闭着眼睛也能看清楚，曾国藩如果是因为喜好女色而纳妾，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完全没必要等到这个时候才纳妾。这个时候的曾国藩都51岁了，老婆欧阳氏也已经为他生养了3个儿子、6个女儿，就算是为了传宗接代，那也足够了。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曾国藩既不是为了女色，也不是为了传宗接代才要纳妾的。而曾国藩犹豫良久，到底还是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纳这个妾，可见其背后必然有更为强大的动机不为人知。但令世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强大的动机竟是因为曾国藩患有现在被称作银屑病的一种顽疾——牛皮癣。
据说曾国藩天生就患有牛皮癣这个病，年轻时还好一些，自从组建湘军跟太平军作战之后，这个牛皮癣的症状就越发严重起来了。牛皮癣这种病确实不好治，它属于顽症，曾国藩一生求了无数的偏方也没治好。而且当工作压力越大的时候，它发作起来就越凶。当曾国藩祁门被围，甚至被逼得写遗嘱自杀的时候，也正是他一生中这种顽固的牛皮癣发作得最凶的时候。这时候什么药都不管用，曾国藩浑身痒得不行，自己就拼命地挠，挠得浑身都是血。
但就算这样，还有一块地方挠不着——后背的那块地儿。就算他长着刘备那种手长过膝的手，也同样臂长莫及。而当时曾国藩实在没法子，几个弟弟还有身边亲信的将领也都知道他这个情况，就劝他纳个妾，晚上实在痒得不行的时候，就让小妾帮着挠。令人奇怪的是，曾国藩既然有妻室，为什么不能让原配帮着挠？实在不行，凭借他的地位，专门指派个奴婢在夜间服侍着也未尝不可，为何非要在皇帝大丧期间为此事纳妾？对曾国藩而言，这也确实是个无奈之举。当时的曾国藩带兵在外，他老婆还在湖南老家带孩子呢，没跟在身边。至于不能随便找个人帮自己挠背，这就更是曾国藩这种理学家忌讳的了。因为没有名分，男女授受不亲，那对曾国藩这种儒生来说，才真是不可能做的事儿。纳了妾了，有了名分了，再做这事儿，在曾国藩那儿才说得通。
曾国藩也觉得这事儿说不出口，提不上台面，但又真的病痒难熬，所以，虽然不断犹豫着，先把弟弟替自己纳的妾给拒绝了，但最终还是在第二次相亲中动摇了。然而这就是最真实、最普通的人性。曾国藩自知此番纳妾实在是有难言的苦衷，他自知这选择并非出自淫欲与奢靡的居家风气，因而在这样的认知条件下，曾国藩自身强大的信念便能够一直支撑着他去面对外在的压力。尽管这事确实难以跟人解释，但只要不违反自己的人生准则、信仰准则，任外人如何评论，他亦坦坦然然。曾国藩一生信奉孔孟儒教，一生以儒学传人自诩，事实上他确实也被后世称为是儒家精神在晚清延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儒家理论讲君子坦荡荡，讲男女授受不亲，但并没讲不许纳妾，所以在古代那种社会环境下，曾国藩认为自己这样做并没错，所以纳妾前他是犹豫的；但纳妾后，当天下人都骂他的时候，他反倒能坦然面对了。
曾国藩在众人指责的声浪里平静度日，当大家渐渐知道他纳妾的原因之后，也就没什么人再跳出来诋毁他的声誉。即便还有很多人觉得这事做得就是不对，也不再说他是个伪君子、假道学了。就比如左宗棠，在听说曾国藩纳妾之后笑骂一句“伪道学”。想想那曾国藩当初笑自己看如夫人洗脚时候那德行，现在可好，娶个小妾闹出这么大动静来，这如何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而今自己反击一句伪道学，也着实是出了一口气，在外人看来，大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意味，因为左宗棠跟曾国藩向来不和的事实众人都是看在眼里的。当初，曾国藩得势的时候，左宗棠还一直屈居其下，而曾国藩认为左宗棠这人性格太极端，所以不肯把左宗棠纳入自己的幕府之中。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攻下南京之后，曾国藩上奏朝廷，说洪秀全的儿子，当时太平天国的幼主洪天贵福被烧死了。而左宗棠则上表揭露曾国藩撒谎，说洪天贵福事实上是逃走了。曾左二人正是在这件事上彻底决裂，后来两个人关系闹得很僵，左宗棠在很多场合里逢人便骂曾国藩。
当1872年曾国藩病逝的时候，左宗棠已然是封疆大吏。当时，天下人都认为两个人关系如此糟糕，左宗棠对曾国藩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评价。但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左宗棠不仅给曾国藩送来了挽联，而且挽联的内容是：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这一联也被称为晚清名联。上联意思是，说到知人善任、为国尽忠，我左宗棠还是不如你曾国藩。当然，这话虽然非常自谦，但听着还像是客套话。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主要是下联，下联的意思是说，我左宗棠和你曾国藩其实一生都是同心同德的，世人看到你我之间的纷争，其实不过是我们之间相互促进、相互纠正、相互批评、相互进步的一种方法。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叫“攻错若石”。这一点只有我们俩自己知道，而世人全不知晓，所以你我此生，算是“相期无负平生”了。
多数人为此惊诧，毕竟二人之间的罅隙由来已久，从二人之前的“唇枪舌战”也足见二人水火不容的关系，为何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留下的挽联里却透出一股惺惺相惜的知己意味来呢？以左宗棠那种狂狷孤傲的个性，这万万不会是他刻意在与已经去世的曾国藩客套。事实上，不止是这副挽联，左宗棠还特意写信给在湖南老家的儿子，说，世人都以为我与曾国藩势不两立、关系交恶，其实我只是与曾国藩性格不合，但就人生信仰与信念而言，当世除了曾国藩，我左宗棠还真没有别的人可以佩服。现在我带兵在外，不能亲自去拜祭，你一定要代我在曾国藩的灵柩前诚心祭拜，最好专门写篇祭文，以示我对他的敬重。左宗棠一生讨厌曾国藩，但等到曾国藩去世了，他对曾国藩的评价却是最高的。左宗棠对待此事的态度与曾国藩面对纳妾风波时的观念是一样的。毕竟在左宗棠心里是了解曾国藩其人的，他本质上是一个有崇高信仰并能一生坚守信仰的人。既是如此，许多花间小事，便无需挂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