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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君
近年来，“萧红与鲁迅”变成了一个暧昧而意味深长的话题。在2006年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前后谈论了一阵；眼下，萧红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这一话题又热闹起来。无论纸媒还是网络，不断有人撰文轻佻追问“鲁迅和萧红是啥关系”
。谈论者绝大都是基于男女关系的层面，或臆断，或想象，或直觉，而努力的结果就是要得出萧红、鲁迅这两位不同辈分的现代作家之间定然存有恋情的结论。那些基于阴私心理，制造名人婚恋话题的噱头自然不值一驳，但也有貌似真诚而认真的臆测。在我看来，“萧红与鲁迅”倒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前提自然要基于学术的理路。
鲁迅对于萧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某种意义上，没有鲁迅就没有作为作家的萧红。虽然，当年的张迺莹以“悄吟”的笔名在哈尔滨与萧军自费印行了诗歌、散文、小说合集《跋涉》，随即在东北文坛锋芒初露，但真正给她带来巨大声誉，使她崛起于上海文坛的，却是1935年12月在鲁迅大力奖掖、提携下非法印行的长篇小说《生死场》。从《跋涉》到《生死场》，前后不过两年，出版《生死场》时张迺莹第一次使用“萧红”这一笔名。而这部小说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让人们渐渐淡忘了那个笔名“悄吟”的女人，只知道文坛崛起了一个名叫“萧红”的女作家。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学事件。这个名字随着其后一系列经典作品问世而广为流传。因而，可以这样说，没有鲁迅，张迺莹就止于女作家“悄吟”，而不是“萧红”。
那么，鲁迅到底对萧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价值取向、审美取向上，萧红又是如何达成对鲁迅的内在传承？还有，他们之间到底有怎样的作为普通人的交往？这些都是本文力图探究的问题所在。
在充满喜感和娱乐精神的当下，已逝名人的婚恋亦最易被翻炒为热点。因逝者已逝，传说和噱头制造就更加便利。实际上，在鲁迅与二萧的交往中，他与萧军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动人，而并非萧红。但前者缺少噱头，不被看重；而后者因关涉男女，却得到了极尽能事的渲染。
臆测萧红、鲁迅间存有恋情，并非自余杰始，但他那流传于网络和一些杂志上的满篇臆断的短文《鲁迅与萧红：另一种情怀》（这篇文章取自余杰自传体小说《香草山》，网络或纸媒编辑略有删改）无疑最具影响。文中，他“凭自己的直觉”认为“鲁迅和萧红之间，除了师生之情，还有别的精神和感情上的撞击”，并强调“我不想对此作一番学者式的‘考据’，但我宁愿固执地保持自己的这一‘发现’”。
正因为没有作“学者式的考据”，余文立论依据无非：其一，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远比许广平的回忆文字写得好，除萧红写作才能高于后者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萧红比许广平更加理解鲁迅，更加深入鲁迅的内心──尽管许广平是鲁迅的妻子”
；其二，二萧自第一次与鲁迅先生见面后，此后去得更多的是萧红一个人；其三，引用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中鲁迅不满意于许广平对萧红的头发装饰，语带批评令其发窘的细节，认为“很能够说明鲁迅心中复杂的感受。他想说漂亮而没有说，故意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来，他想掩饰自己内心深处细微的波动，却更加明显地表露了出来”
；其四，许广平对鲁迅生命后期萧红常来鲁寓，用梅志的话说“一坐就是半天”心生埋怨。
萧红一生的真实经历，往往在各种基于男性立场的叙述中被无情遮蔽。在众多萧红传记中，我们不时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悖谬，传记作者往往借助这个女作家短促的一生，重点叙述其生命中的那些男人们，或萧军，或端木蕻良，或鲁迅。余文浓厚的臆度色彩，我想或许源自对萧红一生那翻来覆去的惯性叙述，很多地方实在不值一驳。因许广平写不出《回忆鲁迅先生》这样的文字，就认定她不及《回忆鲁迅先生》的作者理解自己的丈夫，深入其内心，这样的逻辑恐怕也太诡异了，这样的结论也实在武断得可笑。
二萧与鲁迅的书信交往始于青岛，时间是1934年10月。稍后，因局势有变，两人于11月2日流亡上海。与鲁迅的书信交往成了二萧上海流亡之初的精神支撑。鲁迅对他们急于见面的请求态度审慎，除了从频繁的书信往还中对两人加以了解之外，还托胡风等人侧面打听二萧的身份和可能存在的党派背景，确定没有问题才于11月30日安排全家与之见面，开始更深入的交往。为了将二萧介绍进入上海文坛，鲁迅于12月19日，以为胡风初生子做满月的名义请客吃饭，将之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等人。1935年初，鲁迅开始推介二萧作品发表，直至分别作序极力揄扬《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二萧因之在上海滩立地成名。二萧第一次应邀到鲁寓做客夜饭在1935年11月6日，此后偶尔前来坐聊。因他们此时住在法租界，离鲁寓路途遥远，来往不是很方便，二萧与鲁迅更多还是保持着书信往还，登门拜访的次数并不多，更不用说萧红一人前来。上海期间，二萧数次搬家。1936年3月，因鲁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为了便于来往，且免去鲁迅写信的劳累，同时，身强力壮的萧军想给鲁迅全家一些切实的帮助，他和萧红于是搬家至北四川路，与鲁寓相距较近。此后，二萧前来鲁寓较为频繁。
萧红独自频繁出入鲁寓，似乎是包括余杰在内许多人想象萧红与鲁迅关系不一般的一个极有说服力的生发点。实际情形却远非人们的想象。鲁迅日记是一部事无巨细一概录入的流水账，诸如理发、濯足之类日常琐屑都不放过，对来访者的记载，自然大致不差。1936年1月22日至4月13日间，《鲁迅日记》载有二萧同来鲁寓15次，3月以后的记载明显密集，显然是二萧搬家之故。但这期间亦载有萧军独自前来4次，萧红2次，其中1月22日来鲁寓是为了给萧军送信。4月13日以后直至7月17日萧红离开上海前往日本，《鲁迅日记》中关于二萧的记载只有两处：7月7日“萧军还泉五十”
（显然萧军一人前来）；7月15日“晚广平治馔为悄吟饯行”
（大约二萧同来）。
无论萧军还是萧红，何以4月13日以后一反常态不再造访鲁寓？
个中或许另有原因，但最主要的毫无疑问则在于陈涓的介入，打破了二萧成名后平静而和谐的生活。这个出现在二萧家庭生活中的“第三者”，亦彻底消解了萧红短暂享有的成名喜悦和幸福。1934年元旦前后，在哈尔滨期间萧军与陈涓产生了一段情感纠葛，当时就给萧红带来一定程度的伤害。1936年初春，已为人妇、人母的陈涓返回上海，却令萧军旧情复萌。据陈叙述，交往中萧军表现出那近乎疯狂的异样让她“很骇怕”，而他那“固执的性格”和“强烈的情感”
更令其烦恼，最终于5月1日北上摆脱纠缠。相对哈尔滨时期来说，萧军与陈涓这段更加狂热的情感纠葛给萧红带来了身心巨创。日本之行之于她，实际是疗治心灵创伤之旅。另有资料表明，1936年上半年，萧军还陷于对迁来上海的哈尔滨名媛李玛丽的暗恋，内心同样颇为痛苦。
显然，自4月13日至6月5日《鲁迅日记》不再有二萧造访记录，实在因为萧军此时陷于不可理喻的情惑而不能自拔，萧红则陷于巨大的心灵苦痛无暇他顾，即便是对于给了他们巨大帮助的精神导师鲁迅先生。鲁迅的身体状况此期之于二萧，已不是他们关注的重心。查《鲁迅日记》自5月18日起，逐日记载着身体发热的热度，直至6月5日以后，鲁迅病重到连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亦被迫中断。以鲁迅能够写日记的身体状况下的记录，不见二萧或他们当中的一个来看望，这份反常自然归结为发生在二人之间的情感变故之深巨。
那么，所谓萧红独自常到鲁寓“一坐就是半天”，也就只可能发生在鲁迅没有记日记的6月5日至当月月底期间。从7月起，鲁迅恢复了记日记。问题是，如果萧红果真长时间待在鲁寓的情况发生在这期间，又与萧红对鲁迅或鲁迅对萧红的暗恋有什么关联呢？这里边，我以为显然包含着人们那种一厢情愿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源自人们对萧红性格的不甚了解。
据萧红生前为数很少的亲密友人如李洁吾、许广平回忆，萧红是那种从不轻易袒露内心的人，特别是受了伤害之后往往一个人埋在心底，不愿诉说，以至关于她的身世，周围朋友知之甚少。这也是萧红虽然弃世时间不长，但她身上仍有许多难解之谜的根源所在，如我们至今不知道她的生日到底在哪一天，彻底改变其命运的未婚夫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等等。而在上海的现实情形是，二萧即便已然比肩成名，但两人的交际圈子仍以萧军为核心，萧红仍被看作是男人的附属，即便受了萧军的伤害，稍能振作便“替刘军先生整理、抄写文稿”
。也就是说，即便萧红愿意诉说，实际上也找不到合适的倾诉对象。何况，经历情感创痛在此时的萧红已经不是第一次，无论陈涓还是李玛丽在哈尔滨二萧结合之初便给她带来了伤害和不快。然而，萧红不愿诉说情感创痛、不被外人了解的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1932年7月12日，萧军决定拯救萧红于哈尔滨东兴顺旅馆的见面之夜，就坦然亮明了自己对婚恋的态度，即他那“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所谓“爱的哲学”。面对这样一个拯救了自己，而对女人的伤害也伤害得如此坦荡，自己又饱含着被拯救的感激和发自内心的热爱的男人，萧红除了哀怨和独享那份宿命般的伤感，似乎也没有别的应对之法。对此，许广平看得最为清楚，“萧红先生文章上表现相当英武，而实际多少还赋予女性的柔和，所以在处理一个问题时，也许感情胜过理智”；而作为萧红可以有限度倾诉的同性友人，许广平更看到了“有一个时期，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力”
。待在家里，来往的都是以萧军为交际核心的熟人，而一旦出门，茫茫大上海之于她又是极为陌生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唯一可去的地方只有鲁迅家。萧红和许广平之间可以交流妇科病的治疗之法，也可以谈许多不让萧军、鲁迅听见的私房话，但对于情感的苦痛，许广平仍不是她的倾诉对象。毫无疑问，这是萧红常来鲁寓最为深层的原因。而到来之后，虽然不愿诉说，但表情又在传达着其内心之苦。陪她长谈的许广平同样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她有时谈得很开心，更多的是勉强谈话而强烈的哀愁时常侵袭上来，像用纸包着水，总没法不叫它渗出来。自然萧红女士也常用力克制，却转像加热在水壶上，反而在壶外面满都是水点，一些也遮不住。”
鲁迅的身体状况固然为萧红所关心，但此时折磨她的却是令她不堪忍受的来自萧军的情感折磨。在鲁寓一坐半天只是她无奈的规避。萧红内心的苦，反倒成了后人制造噱头、滋生想象的支点。这对于萧红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残酷？鲁迅家是萧红在上海唯一的去处，后来也得到了更加有力的明证。1937年初萧红从日本归来，但她和萧军之间的情感危机更甚，此时，鲁迅已逝，许广平陷于悲痛，没有去处的萧红不堪忍受情感折磨曾选择过离家出走，被萧军的朋友找回之后，不久又到北平访友而再次离开上海。除了实在无处可逃外，萧红在鲁寓逗留时间过长，也许与她那任性的性格和较少人情世故有关。但她不久还是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对朋友生活的打扰，因而采纳了黄源的建议，独自去日本一段时间。
众所周知，30年代鲁迅在上海政治处境危难，上有老母下有幼子，一旦病重自然给许广平带来巨大的焦虑。而因怕怠慢了心灵受伤的萧红，她不得不陪其长谈。这就涉及到许广平对萧红特殊时期长时间待在鲁寓而心生埋怨。许广平日后撰文坦承，为了减轻鲁迅整天陪客的辛劳，她不得不陪着整天待在家里的萧红在客室谈话。陪萧红和照顾鲁迅不能兼顾，往往令她不知所措，她举例一天就是因为陪萧红聊谈而忘了给关窗户，结果害得午睡中的鲁迅受凉害病
。余杰文中亦征引了许广平文中原话，但故意暧昧地解读为，这是许广平出于女人的敏感和嫉妒。跨越时空，他替许广平看出了萧红的举动是基于对鲁迅“没有表露出来的情感”
。之所以有如此解读，从余杰的行文来看，似乎是把许广平原文“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中的“伤感”理解为萧红为鲁迅而伤感。如果说，许广平自己的叙述还相对委婉，那么梅志日后在回忆萧红的文章中则将许广平的埋怨指向叙述得更加清晰
。不得不说，余杰此处的臆度实在有些庸人自扰。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萧红的追忆中，许广平还清晰谈到她和鲁迅与朋友相处的原则：“在多时的习惯，养成我们不爱追求别人生活过程的小小经历，除非他们自己报道出来，否则我们绝不会探讨的，就是连住处也从不打听一下。就这样，我们和萧红先生成了时常见面的朋友了，也还是不甚了然的。”
这表明鲁迅夫妇与无论多么亲近的朋友交往，还是刻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或许这也是人与人之间杜绝情感纠葛的一种最为理性的方式。而萧红恰恰又是那种不愿“报道”自己的人。这样，萧红与鲁迅或与鲁迅夫妇之间亦并不存有后人所想象的那份亲昵、随意。
许广平的话，在鲁迅与二萧的书信交往中得到了最为清晰的印证。1934年10月9日至1936年2月23日，鲁迅一共给二萧致信53通
。其中，19通以二萧为共同收信人，至萧军33通，单独写给萧红的信只有1封。这封开头称呼为“悄吟太太”，写于1935年3月17日的信，不过寥寥数语，告知来信和两稿收到，以及海婴因脚被沸水烫伤，一时不能来寓中看望，如此而已。从行文语气可以分明看出鲁迅单独与萧红书信交往时极为明显的距离感。这种距离，除信头和语气外，更体现在“等他（海婴）能走路，我们再来看您罢”中敬语“您”的使用上。
撇开鲁迅写给二萧共同的书信不论，前文之所以说鲁迅与萧军之间的交往更为动人，就体现在这些书信往还中。我认为，从鲁迅致萧军的文字可以看出，萧军似乎是鲁迅晚年真正可作为倾心笔谈的对象之一。他与萧军的亲近反倒真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即便隔了漫长的时空，今天读来仍可让人感受到作为“人间鲁迅”的那丰富的心理和日常生活侧面。诸如海婴脚被沸水烫伤后，作为父亲那既不满幼子淘气又难掩老年得子的心疼，还有对孩子的无可奈何，并进而反省自己对待父母的态度等诸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心理婉曲（第21信）；对自身作为“破落户子弟”的认知（第39信）；母亲即将南来给自己所造成的心理压力（第21信），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作为一个男人似乎最为隐秘的内心，都呈现在那一封封或简短或翔实的文字里。写下这些时，鲁迅已然54岁，一年后便告别了这个世界，而作为一代文化巨人的倾诉对象，萧军年仅28岁。动人之处，便彰显于这巨大的落差中。当然，我们更可以看到鲁迅对萧军近于慈父般的关爱与悉心呵护，诸如：建议根据不同的文章准备不同的笔名（第23信）；代寄稿费单子（第31信）；帮忙推荐作品发表并向杂志社催讨稿费（第33信）；还有面对萧军的告借，坦承自己一时也“手头很窘”（第29信），但13天后一旦稍稍宽裕就通知他到内山书店去取“所要之款”（第30信），等等。今天，了解当年这两个男人之间的交流，常常令人获得一种来自伟人的凡俗感动。当然，鲁迅对萧军作品的推介更是用力，萧军也以自己的勤奋，在鲁迅的帮助下获得了更多发表和结集出版作品的机会。鲁迅甚至爱屋及乌，推荐萧军朋友翻译家金人的稿子一样用力甚勤。
自然，人们也会质疑，当年崇拜鲁迅，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为数甚众，即便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作家亦不在少数，为何萧红、萧军独得机会？而因萧红是女性，这也成了一些人心生暧昧联想的又一支点。实际上，鲁迅接纳并帮助的文学青年远不止二萧，像柔石、叶紫等同样受惠于鲁迅。人与人的遇合或许是不可理喻的机缘，但鲁迅对二萧的接纳实在并不突兀。鲁迅曾向他们告白：“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象人样。”
而当萧军因黄源指出自己身上的“野气”太重，难于融入上海文人圈而自卑时，鲁迅同样回信二萧，告知自己的取向：“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
或许来自关外沦陷国土上的二萧，让鲁迅看到了迥异于周围文人集团的“别样的人们”而心生亲近，而此时二萧在文学创作上的“左倾”倾向，更与鲁迅对于文学的价值取向一致。对他们的揄扬也就十分自然。在《八月的乡村》《生死场》未出版之前，1935年初，鲁迅读完二萧因生计所迫在朋友鼓励下寄来的小说后，给二人回信难掩发现的喜悦：“小说稿已看过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
可见，是多重因素促成鲁迅成了萧红、萧军成名背后的有力推手。出于对丈夫深刻的认知，关于鲁迅与二萧，许广平撰文说：“人每当患难的时候遇到具有正义感的人是很容易一见如故的。况以鲁迅先生的丰富的热情和对文人遭遇压迫的不平，更加速两者间的融洽。”
而常常遭人忽视的是，鲁迅夫妇对二萧特别是萧红的接纳，更源自许广平的内心诉求。许广平在《忆萧红》一文里对此有明确的表露：
我们在上海定居之后，最初安稳的度过了一些时，后来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度着隐晦的生活，朋友来的已经不多，女的更是少有。我虽然有不少本家之流住在近旁，也断绝了往来。可以说，除了理家，除了和鲁迅先生对谈，此外我自己是非常孤寂的。不时在鲁迅先生出外赴什么约会的时候，冷清清的独自镇守在家里，幻想之中，象是想驾一叶扁舟来压下心里汹涌的洪涛，又生怕这波涛会把鲁迅先生卷去，而我还在船上毫无警觉。这时，总时常会萌发一些希冀，企望户外声音的到来……
从此，我们多了两个朋友：萧红和萧军。
可见，内心深处需要萧红的是许广平而不是鲁迅，这也许会让一些人失望。
综前所述，二萧走进鲁迅夫妇的生活，如果说萧军之于鲁迅是找到了一个用笔倾谈的忘年之好的话，那么萧红之于许广平同样是其驱遣寂寞，诉说身世苦难不可替代的倾听者。鲁迅逝世十几天后，萧红自东京致信萧军，感叹许广平的“命苦”，当同时代的男性都基于宏大叙事，痛感鲁迅之死给民族、国家带来巨大损失时，似乎只有萧红想到大星陨落，那仍遗留于世间的孤儿寡母：“L.（鲁迅）没完成的事业，我们是接受下来了，但他的爱人，留给了谁呢？”
这自然是基于女性的细腻知解，透露出萧、许之间非同寻常的姐妹情谊。四十二年后，萧军注释此信，谈到萧红、许广平，说：“她（许广平）和萧红感情是很好的，常常在一起‘秘’谈（不准鲁迅先生和我听或问），大概许先生把她的人生经历和遭遇全和萧红谈过了，因此，她们是彼此较多有所理解的。”
亦正因如此，鲁迅逝世后第五天，萧红就致信萧军，想到许广平哀伤，并细心提醒萧军如何减轻鲁迅未亡人的痛苦：“可怕的是许女士的悲痛，想个法子，好好安慰着她，最好是使她不要静下来，多多的和她来往。”
我想，鲁迅、许广平、萧军、萧红四人间的关系，只要不是基于暧昧的心态，完全可以达成对这些已逝历史人物的理解──理解他们的伟大与凡俗。自然，清白者自清白，暧昧者自暧昧。至于余杰文中引用的那个细节，真实的情形，或许是许广平以一种近乎恶作剧心理进行的小小搞怪，不过是偶然的童心勃发，想吸引鲁迅的注意罢了。而鲁迅近乎生气的制止，只能说明他当时缺少那份欣赏小搞怪的闲适心境或家居幽默。在鲁迅眼中，当时的许广平、萧红不过是淘气的孩子。然而，从这“家长”式的制止里，余杰看出了鲁迅对萧红欲言又止的爱恋，实在让人不明所以。任何一种叙述，都应该还原到原生的语境。断章取义或刻意附会，自然不足取，结论几近荒谬。但是，余杰之后，谈到鲁迅与萧红非有恋情发生不可的人们，亦常常仿效余文，拿这一细节说事，除了生硬的过度阐释，又实在没有见到说出个所以然来。
最近，在萧红与鲁迅的关系上，再掀波澜的是老诗人牛汉。在由他本人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的《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一书里，牛汉毫不隐讳地述及他当年对萧军进行访谈时获得的信息：
我曾经问过萧红和鲁迅的关系。我问：“萧红和鲁迅很近，接触很多，但到日本以后为什么没给鲁迅写过一封信？”萧军说：“是鲁迅和萧红商定萧红去日本不写信的。鲁迅病重死了，她就立即赶回来了。但我还是觉得，萧红走后不写信，是不正常的，可以说明，她和鲁迅不是一般的关系。”从萧军的口气也证明，萧红跟鲁迅的关系不一般。
此言一出，作家李国涛2009年5月20日在香港《文汇报》上撰文《亦有可闻·萧红与鲁迅》，表示对牛汉这段话“迟迟不敢相信，但也无由排斥”，并认为“当然牛汉所言的‘不正常’和‘不一般’，或者可以理解为近似于爱情”
。李文装出一副质疑、求真的样子，但立场暧昧，实际上是对牛汉言论的放大，促其进一步传播。随即，这关于萧红与鲁迅存有暧昧关系的“亦有可闻”，迅速在网络上蔓延。
以牛汉的身份、形象以及在中国当代诗坛的影响，况且年事已高，让人觉得正如李国涛所言不应该是“随风乱说的人”
。另外，他也是1978年向萧军约请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二萧书信及注释的当事人，和萧军并非浅浅之交。他晚年爆出此料，影响自然非同寻常。问题是，如果没有一点较真的精神，人们就真的被老诗人的话所迷惑。
所谓“鲁迅和萧红商定萧红去日本不写信”，此话近于荒谬。牛汉这里是转述萧军的话，然而，关于萧红为什么不给鲁迅写信，萧军本人有更加清晰无误的书面表述。1978年3月，萧军在给《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一书撰写“前言”时明确写道：“萧红临去日本前，我们决定谁也不必给先生写信，免得他再复信，因此她在日本期间，我在青岛期间，谁也没给先生写信。”可见，萧红、鲁迅之间不通信，不是鲁迅和萧红的商定，而是二萧出于爱护病中鲁迅的决定。前文谈及二萧与鲁迅通信较为充分，从中可以看出，即便萧红在上海期间，以她和萧军的名义给鲁迅去信也都是由萧军执笔。鲁迅对二萧的信几乎是有信即复，而从鲁迅对萧红只有一封回信来看，大约萧红单独致信鲁迅也只有一次。从鲁迅的回复推测，萧红去信所问大约不过小说稿是否收到，还有邀请鲁迅全家前来寓中做客之类。萧红个人与鲁迅通信频繁，实在是留给世人的一个错误印象。正因为，鲁迅不知二萧之间的这一约定，1936年10月5日，也就是他逝世前半个月左右给茅盾信中还提到：“萧红一去以后，并未给我一信，通知地址；近闻已将回沪，然亦不知其详。”
萧红于1936年7月17日离沪赴日，1937年1月中旬自日本返沪；鲁迅病死于1936年10月19日，只要稍有常识者就会明白牛汉所转述的萧军那“鲁迅病重死了，她就立即赶回来了”的说法不成立。几十年来，众多萧红传记关于萧红为什么在日本未住满预期的一年时间提前返沪讳莫如深。而从她自日本写给萧军的信来看，在适应了日本的孤寂生活后，虽然萧军怕她孤单一再劝其返沪，但她始终不为所动，并没有回国的打算。然而，最终促成其突然提前返回的真正原因是，萧军在给鲁迅治丧以及后续操办纪念活动期间与密友的妻子许粤华发生了恋情，并产生了“珠胎暗结”
的严重后果。大家想理性解决此事，才由萧军明确告知萧红家里的变故，令她回国。这早已不是秘闻，1978年9月19日，萧军同样对此有极为坦率的陈述：“在我们相爱期间，我承认她（萧红）没有过这不忠的行为的──这是事实。那是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但是我和对方全清楚意识到为了道义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要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我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
除了转述萧军的话外，牛汉本人觉得萧红到日本后不给鲁迅写信就不正常，进而说明她和鲁迅“不是一般的关系”，实在也是非常诡异的逻辑。看来，在对名人男女关系的想象上，人的确不能免俗，与其形象和年龄没有关系。当然，说话有具体的语境，文字的转述将丧失极大一部分重要信息。牛汉更强调萧军当时的口气促成、印证了他的想象和感觉。就这一点，我倒并不怀疑牛汉的诚实。也就是，是萧军当时在撒谎，还是牛汉日后口述时在撒谎上，我更相信前者。不过，牛汉亦透露，当时“萧军说话很大声，笑声也很大，可能精神上有点问题，精神状态不正常”
。
牛汉对萧军的访谈应该在1978年前后，前文所引萧军原话亦写于1978年。问题是，萧军何以说给别人听与写给别人看如此两样？牛汉口述透露的重要信息是，说鲁迅与萧红关系“不正常”的始作俑者似乎是萧军。这自然是让人很难接受的事实。然而，在我看来，联想萧军后来的一些做派，他有此一说或者这貌似不经意的散布，似乎也并不突兀。在萧军的情感历程上，除了与陈涓的暧昧外，更甚者1936年，29岁的萧军与密友妻子、妻子的友人恋爱；1951年44岁的萧军在巨大困厄中，带着妻子王德芬以及五个子女在朋友张公度家做房客期间，爱上了其女张大学，并生下鲍旭东，其时张大学25岁
。试想，一个在两性关系上如此任性的男人，以己度人，又哪有“正常”的异性交往？即便是萧红与鲁迅。另外，同样在1978年8、9月间，萧军注释萧红书信时，顺便“权威发布”了萧红生父张廷举“霸妻害夫”“奸女乱伦”的恶行、恶德。其草率之举，随之引发关于萧红那“莫须有”的身世之谜的长期争论。面对张氏家族的质疑，萧军不作任何后续处理和澄清
。若干年后在呼兰当地学者的考证下，在丰富的证据面前，这一争论才渐渐平息，但其内在深远影响至今难消。
毫无疑问，萧红生前一方面被萧军拯救，另一方面无论肉体还是精神都受到这个拯救自己于危难的男人的伤害，尤以精神伤害最为深巨。而唯其被萧军拯救，这份伤害因难以言说而创痛更巨。唯其难以言说，后人自然就不可能清楚二萧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包括萧红胞弟张秀珂亦不明白当年姐姐何以常常与萧军发生争吵，以致常常同情萧军，他真正明白姐姐的苦痛却是十几年后。萧红死后，萧军他那“英雄救美”式的神话，却在人们的想象中得以不断完美。这自然是萧红的苦难。在我看来，萧军在萧红死后的这些信口胡说，又实在是对死者的再次“施虐”。
萧军何以要这样做？
除了独特的性格因素外，我想，萧军这份“施虐”源自他对萧红极为隐秘的嫉妒。熟悉萧军的人都知道，他是那种具有极端大男子主义的男人，坚信女性一定不如男性，只是附属。然而，自上海滩成名以来，在写作上，虽然他的勤奋远远超过萧红，但在写作天赋和前途上，他实际上远不如萧红。这一点，胡风、鲁迅当面都有十分明确的表达，萧军不服气，他自然意识不到自己到底比萧红差在哪里。而从作品流传至今的效果来看，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萧军那些大多平庸的文字早已淹没于时间之流，而《呼兰河传》《回忆鲁迅先生》《马伯乐》等经典作品却仍在与当代读者对话。能与当代读者对话的现代作家不过屈指可数。萧军的不服气旋即转为对萧红写作才能的轻蔑。骆宾基《萧红小传》载有，萧红曾听见萧军与友人饭后谈及其散文，萧军的评价是“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朋友则附和说“结构却也不坚实”
。这同样给了萧红巨大的伤害，最终令她做出出走私人画院的决定。天不假年，萧红弃世太早，但活在人世的萧军仍要常常面对人们对他和萧红写作才能的价值评判。牛汉同样写道：“我对萧军说萧红的文笔比你的文字有感染力，‘呵！’萧军大叫表示不服。”
萧军此时已年逾七旬，对此仍耿耿于怀。不是说萧军一定是要刻意诋毁萧红、鲁迅什么，大约是其内心里的这份因嫉妒而生的隐秘逆反，让他产生了一点点精神施虐的冲动，不经意间随口一说。然而，萧红的形象于是淹没于传说和暧昧的想象。我觉得这是萧红更大的悲剧。
二萧与鲁迅之间，有一个细节值得在这里公布一下我的质疑与发现。1936年7月17日萧红离沪赴日头晚，黄源宴请二萧，饭后三人照相一张。这张相片的较小副本萧军送给了鲁迅，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问题出在这张照片背后有一行题字：“悄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赴日，此像摄于十六日宴罢归家时。”最早将这行题字的作者认定为鲁迅的，似乎是萧军之女萧耘。早在1979年，她就在《哈尔滨文艺》第4期上撰文《鲁迅题字的一张照片──关于女作家萧红的一点史料》对此加以说明。其后，在1981年出版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一书里收入了这张照片，明确指出“鲁迅先生在此照片后亲笔题字……”
。2003年萧耘、建中编著的《萧军与萧红》一书中，针对这张照片的图说，萧耘仍反复强调这行题字的作者归属，诸如“背后还有鲁迅先生的亲笔题字……”
“鲁迅先生在这张照片的背后这样写着……”
。因萧耘与这张照片存有较为特殊的关系，而且，一般人不可能看到保存在鲁博的这张文物照片原件背后的笔迹。因而，几十年来，萧耘此说被许多萧红传记作者采信，2009年3月出版的《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仍沿用此说。
然而，萧耘认定这行字由鲁迅所题，不知所据为何。是自己的简单判断，还是来自父亲萧军的认定？没有考据，自然就令人生疑。为何质疑这一细节？实在因为，如果照片背后的题字出自鲁迅，那么，称萧红为“悄”，自然极易令人生发暧昧联想。问题是，鲁迅与萧红之间是否亲密到如此称呼的程度？稍作考证就可以发现，鲁迅从未如此称呼萧红。鲁迅致二萧信，或单独致萧红信的称呼大致有：悄先生、吟先生、吟兄、悄吟先生、悄吟兄、悄吟太太等。在致二萧信或单独致萧军信提及萧红，一般称为“悄吟太太”，最具玩笑的口吻也只是“吟太太”，独不见称“悄”。自然，称“悄”是萧红爱人萧军的“专利”。1937年二萧京、沪间通信，萧军对萧红的绝大多数称呼是“吟”，萧红则是称他为“军”。可见，他们之间有以单字彼此称呼，以显亲昵的习惯，而萧军1932年中秋节赠给萧红的旧体诗题目就是《寄病中的悄悄》。由此，将这行题字归之于鲁迅似乎显得草率，而出自萧军之手倒是很有可能。而且，从语气看，也不应该出自鲁迅。更重要的是，最近萧红研究学者章海宁先生在鲁博看到了这行钢笔题字，据鲁博资深鲁迅研究者说，这行字不可能出自鲁迅。除笔迹与鲁迅相去甚远，而又与萧军非常接近外，还有一个常识是，鲁迅生前几乎没有用钢笔题字的习惯。那么，这一小小“公案”也应该落定了。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探究这一貌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实则也是为了消除人们所存有的关于萧红与鲁迅的关系哪怕任何一点莫名的想象。
萧红与鲁迅，更有意义的探究，毫无疑问应该在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代作家，他们在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上的代际传承。换言之，作为在鲁迅扶植下成长起来的杰出女作家，萧红到底受到鲁迅怎样的影响？她又是如何消解这一“影响的焦虑”，最终成其为独特的自己？
首先，鲁迅如何看取萧红？
作为精神导师、文坛巨匠，鲁迅对《生死场》的极力揄扬，是他和萧红之间最为初始而深刻的关联。在为《生死场》作序时，虽然也有“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这样出于呵护作者，为照顾作品销路而作的“违心”之语，但称赞萧红“力透纸背”地写出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
却是发自内心。这自然是作为作家的鲁迅对萧红的发现与认同。如果说，鲁迅对《生死场》基于左翼文学倾向的发现和价值评判，还不是那么分明的话，那么，在其授意下胡风完成的《读后记》，则将这一导向表达得更加明晰、彻底：“这些蚊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的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底前线。蚊子似的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的为生而死了。”
《生死场》的面世，给萧红带来巨大声誉，显然与鲁迅这一带有导向性的价值评判分不开。这部小说满足了人们对沦亡国土上人们生活的想象，在“红色30年代”的背景下，经由鲁迅推介而成了当时文学时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本文开头所言，鲁迅之于萧红的巨大意义于斯彰显。
然而，也正是基于这一价值取向，萧红由此被认定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自弃世至今的六十九年来，对其最为深入人心的评价就是“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的文学史定位。至今，萧红仍大多在革命文学的视阈里被谈论。但是，显见的事实是，鲁迅当年对萧红的揄扬和“左倾”的价值评判，是后来正确认知萧红文学成就的极大拘囿。且不说萧红生命后期的创作，早已脱出左翼文学范囿而走向时代文学潮流的边缘，并超离所处的时代；即便《生死场》，其内在特质，亦并没有被鲁迅、胡风等男性批评家真正看取。当代学者如摩罗，以细致的分析看出了《生死场》所存有的文本断裂
。这份断裂存在于萧红笔下村夫、村妇们生、老、病、死的生存图景呈现与抗战叙事之间。而通过最直观的统计分析就可以发现，文本的重心恰在前者，并非后者。20世纪30年代，现代作家的乡村观照，最为流行的模式毫无疑问是沈从文《边城》式诗意洋溢的边地牧歌想象，边城茶峒近乎一个乌托邦空间。而萧红对同样作为边地的北中国乡村的观照，却剥离了观照视野里的任何诗意，从而达致生存图景的裸裎。生存景观之黑暗，最为直截的表达就是乡村不过是“生死场”──“糊糊涂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
。在我看来，萧红在30年代文学中的贡献不在于她奉献了一部抗战文学的经典，而在于她写出了中国乡村的荒野图景。这是她的天才创造。这是一种完全有别于乡土文学的观照视角和想象方式。阅读《生死场》，读者获得的是一份触目惊心的震悚。而对于乡村荒野想象的自觉接续，大约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如刘恒、李锐、杨争光等人的创作中。
90年代以来，孟悦、戴锦华、刘禾等女性学者基于女性主义立场各自对《生死场》进行了全新解读，尤以海外学者刘禾对鲁迅、胡风所奠立的生硬的民族主义解读表示不满，凸显基于女性主义立场进行重新观照萧红的可能。她说，“用‘民族寓言’去解读萧红作品的基调最初始于鲁迅和胡风”
，并进而认为，“鲁迅根本未曾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生死场》表现的也许还是女性的身体体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鲁迅本人的民族兴亡的眼镜，清晰地体现在他有意提及上海闸北的火线，以及北国的哈尔滨，或是英法的租界，这造成了鲁迅对萧红作品的阅读盲点”
。
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同一部文学作品的潜在品质有不同发现甚至产生完全相异的价值评判，也非常正常。鲁迅自然没有想到，在帮助萧红的同时，自己那带有时代印记的价值取向亦成了后人认知萧红的惯性模式。而以鲁迅的巨大影响以及后人对其评价的依恃，对萧红文学成就的真正发现和公允认知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作家林贤治认为，“在文学史上，萧红的作品中的女性与穷人的双重视角，以及自由的风格是被忽略了的，作为‘弱势文学’的实际成就被严重低估”，进而感叹“在文学史上：她死在第二次”
。
萧红的巅峰之作产生于鲁迅逝世后短短数年间。鲁迅生前自然无法准确预见萧红创作路数的变化和新质的彰显。然而不争的事实是，鲁迅对萧红的观照，又并非全然基于左翼文学的价值立场。以《生死场》《八月的乡村》而论，许广平回忆“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的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
。这表明，同属左翼文学，鲁迅还是分明看到了萧红与萧军的差异，预示着未来的变数。而除了为《生死场》作序外，鲁迅对萧红较为正式的公开谈论，以目前所发现的材料，另有一次。1936年5月3日，鲁迅在寓所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访谈，在回答海伦·福斯特开列的第三个大问题——“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时，在列举了包括自己，还有茅盾、叶紫、艾芜、沙汀等男性作家，并表示对丁玲“转向”的失望之后，进而认为：“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后人亦可将鲁迅此处对萧红的高度评价，视为文坛领袖对新晋作家的奖掖和预期。但毋庸置疑的是，鲁迅将萧红作为能够标志一个时代女性创作水准的作家看待，自然是出之于对萧红作品中独特质素的把握。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萧红与鲁迅，在鲁迅方面，除了私下交往保有一份距离外，作为同道，他对萧红委实存有发现之功，他对萧红的认同和赞赏则体现在对其写作前途的预期上。从中，我们一样可以看到鲁迅独到的眼光。今天来看，萧红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这一行列里，女性更是凤毛麟角。同样，只是天不假年和机缘缺乏，我们不能看到鲁迅对萧红更多更深入、明确的认知和把握。
再回到“萧红与鲁迅”之萧红层面。
在萧红短促而悲剧的一生中，祖父是其情感的巨大慰藉与支撑，亦是其情感世界里最为重要的男人。她认为，“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
。1936年12月12日，萧红在东京应邀撰写的一篇自述文章
中，仍念念不忘祖父给予自己的巨大影响：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这篇题为《永久的憧憬与追求》的短文，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外在机缘促成萧红在异国独自面对自我时的一份深刻的人生检视。此时，她已然成名，且能够理性面对苦难和遭际。东京数月独处，实际上是萧红人生的一个转捩，常常独自面对自我的检省，让她对人事有了属于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在她，祖父显然是“温暖”和“爱”的代指，令其对人生生成新的认知，亦是激发其人生追求的动力之源。
不容忽视的是，萧红将对于祖父的这样一份重大而特殊的情感取向亦比之于鲁迅。如果说萧红与鲁迅之间关系“不一般”，这倒真是一种极其“不一般”的准亲情关系。萧红一生遭遇了父亲、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等一系列男性，这些男性在抚养她、爱她、拯救她、接纳她的同时，更伤害她。但祖父和鲁迅却独具别样意义。某种意义上，是他们让萧红真切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美好与尊严。综观萧红一生，幼年和祖父在一起，还有成年与鲁迅的交往，是少有的两段幸福时光──后花园里的自由无虑和上海滩立地成名的荣光。如果说祖父给了她“温暖”，那么鲁迅给了她“尊严”。
萧红对鲁迅所存有的这份准亲情的情感，在周围朋友的叙述里，有非常清晰的表述。只是那些一心要对他们作绯闻想象的人们对此视而不见。1937年4、5月间，萧红独自北平访友以疗心灵伤痛，其间，与当年北平求学时的挚友李洁吾曾经谈起鲁迅之于自己的这种特殊的亲情比拟。据李洁吾回忆：
1937年，她从上海来北京看我的时候，偶然之间我们又谈到了父亲。我说：“鲁迅先生待你们，真象慈父一般哪！”廼莹马上就说：“不对！应该说象祖父一样。没有那么好的父亲！”
因与父亲存有价值立场的冲突，如她认为“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
，所以，在萧红的精神世界，那个本来应该引起“阉割焦虑”的“父”是缺失的，代之以她对生父的逆反、抗拒还有鄙夷。萧红对精神之“父”的寻找，自然止于鲁迅。因此，鲁迅之于萧红，除了这种一如祖父般的亲情支撑外，在精神上，他还是萧红所寻到的精神之“父”。最为有力的说服，就是萧红将鲁迅视为是正义的象征。自东京返沪，鲁迅已逝，萧红第一次拜谒墓地回来，深情难遏，写下《拜墓》一诗。除了抒发自己沉痛的心情，萧红更传达出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和认知，写下诸如“我哭着你／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走”
这样的诗句。正如从祖父那里，萧红感受到了“爱”和“温暖”，并对之怀着永久的憧憬与追求；而从鲁迅身上他除了获得一份有如祖父般的温情外，还看到了什么是正义，并在鲁迅导引下同样对正义进行着不懈的追求。在精神层面，鲁迅之于萧红是“父”的代偿。祖父、鲁迅就这样支撑着萧红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因着这层非同寻常的关系，萧红对鲁迅确实怀有一份独特的认知。正如林贤治所言：“在纪念鲁迅的大量的文字中，多的是‘国家’‘民族’‘大众’之类的大词，像‘正义’这样一个伦理学的用语，大概只有出现在萧红这里，对于鲁迅，她有着独特的理解，也有着独特的感受。‘正义’是一个代表弱者的词，在这里，除了社会公正性的含义之外，恐怕还带有很强烈的私人色彩。”
正义，或许是萧红对鲁迅所做出的饱含情感的价值判断，是祖父和精神之“父”的叠合。换言之，鲁迅之于萧红，具有比拟祖父的亲情和代偿“父”的缺失的双重意义。
而正是萧红对鲁迅存在这种祖父般的情感比拟，让她日后对鲁迅的观照，完全出之于亲情视角。萧红在东京致萧军信中，详细描述了获悉鲁迅之死对她的巨大打击。直到1936年11月上旬，面对国内一些刊物纪念鲁迅文章的约请，在情感上萧红仍一时难以接受鲁迅已逝的事实，11月9日致萧军信中她写道：“关于回忆L.（鲁迅）一类的文章，一时写不出，不是文章难作，倒是情绪方面难以处理。本来是活人，强要说他死了！一这么想就非常难过。”
而发表于《中流》第1卷第5期上的《海外的悲悼》，实是萧红于10月24日在获悉鲁迅之死后，写给萧军的第一封信。
1939年10月，在鲁迅逝世三周年之际，萧红终于抱病完成纪念鲁迅系列文字，并结集为一本小册子，取名《回忆鲁迅先生》，次年7月由重庆妇女生活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萧红观照鲁迅的亲情视角，首先体现在她摒弃了通常纪念鲁迅的文字的宏大叙事立场，而以日常琐碎的叙述，活脱脱地呈现出一个“人间鲁迅”，没有丝毫神化、距离化鲁迅的倾向。而这亦可看作萧红彰显自身独立人格立场的表现，面对文化巨人，只有爱与敬，但绝不匍匐于伟人脚下。正因如此，《回忆鲁迅先生》可以说是关于鲁迅生活最为原生态的叙述，保留了许多对于认知鲁迅来说极为重要的资料。其次，这种亲情视角，亦体现在文章的篇章结构上。整篇长文，没有任何篇章结构的谋划，只是由一段段看似非常随意、散漫的叙述构成。亦即，没有结构就是《回忆鲁迅先生》的结构特点。之所以如此，或许在于，萧红觉得鲁迅之于自己实在太过熟稔，感念真挚，一旦提笔重温，并不需要任何写作技巧的介入和篇章经营，就像面对潜在读者谈论一个已然离世的亲人。文字的散漫，显示出萧红对鲁迅极为细腻、独到的知解，以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完成潜藏于心底的“一个人的纪念”。很显然，亲情视角和独立人格，让萧红对鲁迅的叙述，成了一部散文经典。鲁迅逝后，对这位文化巨匠的回忆文字可谓汗牛充栋，但大多出之于仰视和崇拜，也就忽视了鲁迅作为普通人的细节。一个缺少细节的形象，自然无法生动。正如陈丹青感慨：“我常会嫉妒那些真正的和鲁迅认识的人，同时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的回忆文字很少描述关于鲁迅的细节，或者描述得一点都不好──除了极稀罕的几篇，譬如萧红女士的回忆。”
萧红为什么不去延安？
这是许多萧红关注者经常追问的问题。如此追问，似在情理之中。以东北作家群诸作家而论，先她离开哈尔滨的舒群，与她一起离开哈尔滨的萧军，后她离开哈尔滨的罗烽、白朗夫妇，等等，一番飘荡之后最终都落脚延安，而萧红与他们都有着极为特殊的亲密关系。换言之，追问萧红为何不去延安，亦可转换为萧红与周围朋友的政治或党派立场何以如此不同？他们为什么难以对她产生影响？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存有许多猜测。但本文认为，萧红的无党派的政治立场取向或许潜在地来自鲁迅的影响。
萧红与延安，还真有一段值得梳理的渊源。1938年春，萧红从临汾转移西安，短暂逗留于运城时，意外收到北平读书时期的哈尔滨籍好友高原自延安的来信。2月24日，萧红回信表达了可能来延安看看的打算，计划月底出发，估计3月5日左右抵达，希望高原在延安等她。二萧临汾分手时，萧军亦嘱托丁玲，到西安后如果萧红愿意，希望设法将其送去延安。然而，随“西战团”抵西安后，萧红与端木蕻良的恋爱关系逐渐明朗，其间，亦有意随到延安述职的丁玲一起去延安看看，但最终因听说萧军已到延安而放弃。而抱着前去看看的心理与丁玲同行的则是聂绀弩。表面上看，似乎是因萧军之故，夭折了这次极可能成行的延安之行。不久，丁玲回西安，萧军同来，二萧正式分手。在彻底终结了与萧军的生活，即将开始与端木蕻良的新生活的关头，在去向的选择上，武汉和延安再次摆在萧红面前。然而，为了摆脱萧军的纠缠，萧红和端木事实上依据萧军的去向而做决定。他们听说萧军即将去延安，就迅即决定回武汉。为此，丁玲很是遗憾，后来撰文说，“那时候很希望她能来延安”
。而一些迹象亦表明萧红确有去延安的打算，如1938年4月臧云远等创办的《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就刊有“萧红、端木前往延安”的消息，这自然不是空穴来风。萧军事实上并没有去延安，这或许是萧红与延安最为戏剧性的错过。
虽然没有亲去延安，但是经过西北之行，并不表示萧红对延安没有了解。毕竟，在临汾，她和丁玲及其领导的“西战团”有较长时间的亲密接触。延安之行没有成行，表面看来似乎事出偶然，但实际上萧红内心对延安还是拥有一份出于间接感观而来的判断。回武汉不久，她和端木蕻良即遭遇周围朋友的“友情封锁”，即便两人举行了正式婚礼，亦无法改变现状。萧红因之非常苦闷，常常一个人来到1938年2月受任弼时委派从延安到武汉主办《战地》杂志的舒群住处，“就把鞋子一丢”，躺倒在床上，“愣愣地发呆”。有资料说到，“舒群曾经执意地劝说她走到延安去，有一次为了争论这个问题，他们俩人整整争吵了一夜。萧红的态度是一向愿意做一名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她对政治斗争十分外行，在党派斗争的问题上，她总是同情失败的弱者，她一生始终不渝地崇拜的政治家只有孙中山先生。由于这样的原因以及个人情感上的其他原因，她没有听从舒群的劝告，后来辗转去了重庆，又辗转到了香港”
。这似乎分明透露出萧红不去延安，主要基于自身政治立场，而并非出之于外部偶然。因为，她和舒群的争论亦发生在她从西安回来不久。
与此同时，亦有材料说明，萧红对延安似乎并没有好感。1938年夏天，高原为了寻找组织关系联系人从延安来到武汉，在汉口“文协”办事处见到萧红。二萧分手，高原对萧红颇有怨言，“批评她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对此，高原回忆“廼莹对我的这一批评并不服气，她说我从延安回来，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
。而梅志忆及萧红从西安回武汉后，“谈了她在西安的那段情况，她见到了另一位女作家，对她的解放的思想和生活，她表示了吃惊和不习惯”
。梅志所说的“另一位女作家”自然是指丁玲。由此亦可看出，不去延安，在萧红应该是一个理性而自觉的选择，更深层原因自然在于她从周围带有延安印记的熟人、朋友那里，了解到延安与自己的价值取向之间存有巨大的差异，因此，才“不服气”“吃惊”“不习惯”。
1938年4月29日，萧红在《七月》杂志题为“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的座谈会上发言道：“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在“抗战救亡”已然成为时代最强音的背景下，萧红如此自信而理性地发表这样的文艺观点，今天看来，确乎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当时她才27岁，联想她只接受了初中教育的教育背景，这种醒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更是令人惊异。以此反观，萧红意识到延安的价值立场与自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相悖，从而产生拒斥，又是顺乎逻辑的选择。
至今，没有资料表明，萧红身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的形成是出于鲁迅的影响。而一个人价值取向的形成也自然不是单纯来自某一方面的影响，但是，综观萧红一生，到上海后与鲁迅的接触，毫无疑问是其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正如前文她将鲁迅看作“正义”的象征。萧红对于鲁迅，存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价值认同，应该完全成立。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林贤治将萧红的文学干脆概括为“弱势文学”）、至死不渝的启蒙立场、中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取向、普世性的观照视野，而对孙中山的崇仰似乎也流露出萧红那潜在的宪政国家的理想。萧红身上所体现出的这一切与鲁迅作为典型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显然一脉相承。逝世前不到一个月，重病中的鲁迅仍念念不忘“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这正如西方学者所描述的知识分子形象：“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
实际上，正因为萧红的价值取向与30年代中后期以至40年代的主导性价值取向有巨大的偏离，体现在作品里，她对当时主流作家多有讽刺。而她虽然没有直接卷入，但目睹了发生在1936年初的“两个口号之争”。二萧甫到上海，鲁迅就向他们谈及自己对“左联”内部因宗派主义而导致的分化的失望。鲁迅逝世前不久的这一场大论争，我想，则让萧红更加明晰了阶级立场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的明确分野。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口号之争”除鲁迅之外的另一主角周扬于1937年11月初到达延安，旋即受到毛泽东的重用。这或许也是萧红对延安有所保留的另一重要原因。萧红从未激烈地表达过自己的政治倾向，但以她的个性并不表示没有自己的立场，而从她身上看出鲁迅的潜在影响，大概并不牵强。
萧红与延安的关系，亦可从另一侧面得以印证，那就是萧军。可以如此设想：“如果萧红到了延安会怎样？”
直到耄耋之年仍坚称“鲁门小弟子”的萧军，于1940年6月14日第二次抵达延安。然而，一年后便因与延安的隔膜而欲挈妇将雏地离开。毛泽东极力挽留，礼遇之高非同寻常，甚至“曾经心血来潮地建议萧军弃文从政”
，但都被萧军拒绝。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萧军终因发表不同声音而遭围攻，并旋即卷入“王实味事件”，导致与延安当局决裂，索性到乡下种地，自力更生，直到1944年3月才缓和。虽然，萧红个性上不像萧军那般激烈，但萧军在延安的命运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萧红如果到延安可预见的远景。而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萧红当年的哈尔滨友人如舒群、罗烽、白朗都或深或浅卷入其中，遭到批判。那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时，“第一个发言”的萧军到底说了些什么？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晚年回忆：
文艺座谈会召开时，萧军第一个讲话，意思是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对这样的意见，我忍不住了，起来反驳他，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
由胡乔木的转述来看，萧军之所以遭到围攻，就是因为他表达了作家应该“自由”“独立”。而这一理念，与萧红几乎如出一辙。在日常生活中，二萧存在矛盾和差异，但关于作家人格独立却又见解如此一致，这是否与他们和鲁迅的交往有关？
作为作家，鲁迅对萧红的影响以及萧红对鲁迅的内在传承，最有说服力的明证自然体现在创作中。
抗战爆发之初，萧红亦曾激情难遏，在《七月》上发表了《火线外二章》等作品，参与抗战救亡的鼓呼，但似乎只限于极其短暂的情绪流露，旋即便处于时代主潮的边缘。以作品发表的实际情形而论，自1938年至萧红弃世，她在当时最为主流的抗战刊物《文艺阵地》上只发表了作品三篇（其中两篇散文分别记述与鹿地夫妇的交往和对鲁迅的回忆，另一篇是表现抗战的小说《黄河》）；而在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上则从未发表过任何作品。相反，其大部分文章却发表于《大公报》副刊、《中学生》《妇女生活》等极为边缘的刊物，甚至海外媒体如《星岛日报》。这似乎表明，当时已然有了巨大知名度的作家萧红，与整个时代的主流文学之间存有明显的距离，不管是“被边缘”，还是“自甘边缘”。
抗战时期，萧红的边缘化写作，显然与前文所论及的价值取向，同时，亦与其自身的审美取向密切关联。然而，更重要的是，在看待时代与个人的关系上，萧红委实有一份全然属于自己的认知。当大部分作家鼓噪放下手里的笔上战场杀敌时，她却着意于作为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即便在战争年代，她认为一个作家对于时代的贡献，应该是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而不是“为着应付抗战以来所听惯的普遍的口号，不得不说也要上战场”
。正如，二萧临汾分手时，她以此极力劝阻一心想上前线打游击的萧军。正因如此，当同时代作家纷纷意欲上前线报道抗战，鼓舞士气，为抗战服务时，萧红却苦恼于没有一个可以让自己安宁下来的空间，以便写出自认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她和端木蕻良最后飞赴香港，实在源自这一内在诉求。香港短短两年，萧红完成了自己的巅峰之作。今天看来，某种意义上，《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诸作标志着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水准。从这一点上看，萧红真的无愧于她的时代。
而要回答在价值和审美取向上，萧红如何达致对鲁迅的内在传承，我们自然要追问鲁迅逝后，萧红究竟写了些什么？
萧红直接表现抗战的小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且观照角度完全不同于当时的主流抗战叙事。1938年8月间，在汉口“文协”等船入川期间，萧红完成了《黄河》（1939年2月1日发表于《文艺阵地》第2卷第8期）、《汾河的圆月》（1938年8月26日刊于汉口《大公报》副刊《战线》第177期）。两篇小说均明显取材于作者辗转西北的经验，都是从一个很小的私人化角度切入抗战主题。
也许，萧红认为自己没有深入到抗战第一线，不熟悉前线生活，便只是描写自己在后方的切实观感。这与她在《七月》座谈会上所发表的艺术主张一致，认为在抗战背景下，只要如实写出现有的生活就是对抗战的表现。由此，可以看出其写作的诚意，所以在其抗战小说里，丝毫不见当时主流抗战叙事那种演绎口号的空洞和情绪的虚夸与苍白。与此同时，还彰显出萧红的艺术追求。《黄河》的故事非常松散，而在进入故事之前，有大篇幅关于黄河风物的描写和在风陵渡过河情景的叙述，文字松弛，风韵十足，呈现一幅黄河船工的生存图景，流露出对底层求生者的同情与悲悯。《汾河的圆月》则叙述了后方一个老母亲因儿子病死军中伤心致疯的故事，字里行间渗透着萧红对时局的理解和浓重的感伤情绪。结尾，那发疯的母亲仍孤独地坐在汾河边，圆月下，只有她那深黑色的影子落在地上与她为伴，与之相对，却是一个救亡小团体的话剧正在村里热闹开演。圆月和村中热闹的演剧，更衬出老母亲的伤痛、失落与孤单，透出淡淡的反讽。
这样的作品，虽然关涉抗战，但在当时的抗战叙事中自然属于异数。1938年10月，重庆待产期间，萧红完成了《孩子的演讲》和《朦胧的期待》，仍取材于西北和武汉期间的生活，但风格亦仍延续武汉时期的创作，从乡村的孩子、都市里的女佣等底层人的心态和微末诉求上表现抗战的时代主题。萧红一以贯之对大时代、大事件中弱者的关注，让人了解到战争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重庆生产后，因身体和周围环境之故，萧红的主要作品是《回忆鲁迅先生》，虽也有《旷野的呼喊》《山下》《莲花池》等小说创作，但大多拖沓枝蔓，有失水准，而这也预示着一个更大的变化的到来。
1940年1月，飞抵香港后，萧红终于拥有一个此前一心想望的安宁时空，同时，也远离了大陆抗战救亡的时潮，可以遵从自己的性情和理念完成一再被搁置的写作计划。早在1937年和萧军逗留武昌期间，她就开始了《呼兰河传》的写作。1940年底，萧红在香港终于完成了她的巅峰之作。某种意义上，《呼兰河传》是萧红基于时序错置、空间位移的双重规约之下的乡土回望，一次精神返乡之旅。一年多后她就客死沦陷的异乡。一如《生死场》，1946年茅盾为之作序时，“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的定调，同样极大钳制了后人对这部经典之作的接受角度和价值评判。认知的成规，长时间阻滞了人们对这部作品独特品格的发现。
近年，在人们对《呼兰河传》是基于作者的内心“寂寞”而生成乡土回望、精神返乡等论调之外，艾晓明教授独辟蹊径令人信服地解读出了这部作品以至萧红小说文体的独特素质──戏剧性讽刺。稍加体会，她所讽刺的自然还是国民性劣根。基于此，艾晓明不认为《呼兰河传》是一部怀乡之作，而在她看来，《呼兰河传》“讽刺的锋芒一直指向这样的整体：一种集体的愚昧、群众的野蛮；它在那样一个地方，不是个别的、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代人所承继着的生活样式。因此，呼兰河，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地方，也是中国人生活现实象征形象。存在着这样一种基本的难以理喻的现实，它是作品里一个总体的讽刺对象”；因此，她的结论是“就为国民性的缺陷做传这一点而言，萧红对鲁迅的继承是不言而喻的”
。
除《呼兰河传》是萧红对三年前一个被搁置的写作计划的接续与完成外；《马伯乐》同样是对一年前另一未被充分展开的写作计划的最终还是未能完满的实现。长篇小说《马伯乐》（一、二部）显然是小说《逃难》故事（初刊于1939年1月《文摘》战时旬刊，第41、42期）的具体化和丰富化。表面上看，这两部作品的风格似乎迥然相异，但在精神取向上却有着内在一致性。如果说，《呼兰河传》还只是对国民性的婉讽；那么，《马伯乐》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则醒豁而昭然，以致对萧红形成固有期待视野的人们，难以接受它出自萧红之手的事实。有论者指出，通过马伯乐这一形象，萧红所呈现的战时民众真相“其实也向主流文学叙事中高扬的民族士气表示了她的质疑。她写的是在当时的作品中备受排斥的，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难民们像阿Q一样自私又不知耻，无赖还振振有词，自欺欺人和健忘”
。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葛浩文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在老舍改变文路后，试着继续他那讽刺的传统”
。将《马伯乐》里的讽刺倾向归结为作者受了老舍的影响，显然值得商榷。从讽刺风格，特别是讽刺背后的价值取向来看，萧红、老舍之间似乎没有必然联系，而有文字为证，恰恰源自对鲁迅的继承。聂绀弩曾回忆与萧红在临汾或西安时的一次关于鲁迅的谈话，面对周围朋友都认为其散文比小说好，萧红心里“气不忿，以后偏要写”，并表示自己写小说不会受固有成规的范囿。当问到会写什么样的小说时，萧红回答“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
至于，《呼兰河传》《马伯乐》是如何达致对鲁迅的精神承继，限于篇幅，本文不作展开，但以上对当代学者结论的引证可以看出，萧红40年代在香港时期的写作，仍然延续着鲁迅揭示国民性弱点的启蒙主题，则不容置疑。众所周知，“改造国民性”这一启蒙主题，兴起并发展于“五四”时期，30年代以后就受到阻挠，在40年代抗战救亡的背景下，则被刻意淡化直至40年代末根本中断。正如艾晓明所指出的那样：“萧红是在这个主题趋于衰落的时期写出她的一系列代表作的，而这些作品都贯穿了揭示国民性真相的努力。”
无论《呼兰河传》还是《马伯乐》，这在大陆被搁置的写作计划最终完成于香港，本身就意味深长。遗憾的是天不假年，《马伯乐》到底还是一部未竟之作。30年代后期，虽然也有《华威先生》之类的讽刺作品，但旋即在民族救亡的语境下，引起关于“暴露与讽刺”的广泛争论。在当时的主流叙事中，萧红的写作理念和内在对鲁迅的承继显然不合时宜。只有远离主流语境，才得以按照自己的内在诉求完成对鲁迅更为深刻的传承。这也许是鲁迅逝世之初，萧红致萧军信中说到鲁迅未完成的事业“我们是接受下来了”
这一使命感的践行。对启蒙主题的承继，或许，在萧红个人是一种更为深沉地怀念鲁迅的方式。
自然，萧红在香港超离主流叙事之外，达致对鲁迅精神内在传承的写作，必然受到主流的批评，她和她的文学的不合时宜性也是一种显在的事实。茅盾认为“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的梦魇似的生活时，给人们以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
。茅盾的批评，事实上是对萧红与当时主流写作之间所存有的差异的解读。他进而对萧红到香港之后的转变表示困惑：“她那时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蛰居’的生活。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解。”
在他看来，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萧红一方面不满意于所属阶层的知识分子生活，另一方面又不能投身大众中，改变现有的生活，难免苦闷、寂寞。萧红在香港时的“寂寞”之论由此得出。而正如前文所论，《呼兰河传》《马伯乐》都是在大陆被搁置的写作计划的完成和展开。“蛰居”香港，只是萧红为寻得完成这一计划的条件。因看不到萧红在香港时期写作的更深层动机，自然就将其在香港的写作和生活归结为“蛰居”和“寂寞”。事实上，只有在香港，萧红才基于内心最为强烈的表达冲动，拼力实现了其文学愿景。其“寂寞”从何而来？
茅盾为《呼兰河传》作序的时间是1946年8月，而对萧红持有类似意见的远非茅盾。1945年12月22日，在骆宾基的极力奔走、筹划之下，终于在重庆举行的萧红纪念大会上，胡风直言不讳地说：“萧红后来走向了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道路，这是毁灭自己创作的道路，我们应该把这当作沉痛的教训。”
胡风、萧红都是鲁迅生命后期最为亲近的人，但在萧红与鲁迅之间所存有的这份影响和承继，胡风到底亦迷失于过于单一的主流价值取向，那种话语权在握的仲裁姿态委实令人难以接受。
在萧红，一方面受鲁迅的影响，并承继其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自然不是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复制。最后的问题是：萧红生命后期的创作如何祛除基于鲁迅的“影响的焦虑”而成为她自己的？艾晓明在论述到马伯乐与阿Q的诸多相似之处之外，亦精辟指出他与阿Q的不同：精神胜利法是阿Q赖以活命的精神支柱，在马伯乐则是“精神失败法”。阿Q是一个男性作家所写的同性人物，“由一个觉悟的知识分子写一个不觉悟的农民”；《马伯乐》则由一个女性作家写男性，“由一个游离于抗战主流阵营之外的文化游民写另一个文化游民”
。而艾晓明更指出，比之于《阿Q正传》中鲁迅聚焦于个人，萧红在《呼兰河传》勾画的是国民性缺陷的“群像”；并且，“在《阿Q正传》之后，《呼兰河传》创造了讽刺小说的新经验。它的故事片段是戏剧化的，而它的章节安排是场景性的”
。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具个性的杰出作家，鲁迅和萧红之间确实存在非同寻常的关联。梳理二者所存有的方方面面的关系，远不是这篇已经无比冗长的论文所能说清的。但本文的所有努力，还是想基于学理层面，探究两人关系中的凡俗与伟大。从日常生活到精神取向，尽最大可能直面，而不是回避与想象。在我看来，那些对萧红与鲁迅关系存有暧昧想象的人们，或许初衷并无恶意，但在信息不对称的传播中却渐渐走向了反面。知人论世的前提自然还是以事实为依据。萧红的一生无疑苦难而悲剧，鲁迅之于她确实是心存感激与景仰的精神支撑，而有违事实的想象，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对这位命途多舛的女作家在弃世多年后的另一种伤害。至于鲁迅对萧红在创作上的影响，以及萧红对鲁迅启蒙立场的内在传承，毫无疑问都需要极其复杂的论证。一方面限于论者学养，另一方面也限于本文的篇幅，有些问题没有展开，只是引用了当代学者在我看来精辟而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一点上，希望同样关注“萧红与鲁迅”的人们体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