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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编辑《天涯》杂志的时候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谈到1948年芝加哥乐团邀请当代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富特文格勒担任指挥，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在抗议的传单上，印着另一位意大利伟大指挥家托斯卡尼尼的话：“只要在纳粹德国演奏过的人，就无权演奏贝多芬。（见单世联《演奏贝多芬的权利》）”
富特文格勒因此而未成行，演奏贝多芬的权利也就成了一个长久的话题。
为纳粹德国效力过的音乐家当然不止他一人。大师级的理查。斯特劳斯，还有后来名震全球的卡拉扬等等，也有类似的历史污点。他们曾出任纳粹的音乐总监或地区音乐总监，甚至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为希特勒庆寿。凡是受到过纳粹德国伤害的人，凡是珍惜人类生命的人，都有权谴责他们在政治上的这种怯懦。就像中国众多感时忧国之士曾经有权痛惜“戏子无义”式的现象。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语）”演艺圈里有人不悯国事，不守义节，其所占圈内人数的比例，可能既不会多于其它行业，也不会少于其它行业，只是他们社会知名度较高，更容易引人注目。文化革命系列歌碟《红太阳》在九十年代的重新流行，其政治原义大失，更使我相信演艺作品以声色内容为主，而以文字内容为次，与义节的关系，不似文字作品那么直接和紧密。演艺是多种表达方式的合成，具有特别的多象性和多义性，既在国事之内，更在国事之外，一时的神思恍惚，更可能使演艺人员在声色的梦幻中迷失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富特文格勒等诚然是可悲的失足者，但他们为纳粹演奏时闪烁的泪花并不一定都是为希特勒而流，泪花中我们所不知道的一切，我们所难以洞察的心弦颤动和忆绪暗涌，也许藏有诸多未解之义。
声色之义难解，演艺人员大多又不擅文墨，很难用文字将他们在声色世界里的感受表达出来，从而进入报刊评论和我们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