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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母亲捎来知青点的新衣。我憎恶它的新，还有它的色泽鲜亮，忍不住把它揉皱一些，有意给它抹一点灰土或者污渍，恨不能在上面再打上一两个补丁，把它做破做旧以后再穿出去，让我在农民中感到心安理得。我在乡下小学当代课老师的时候，有一次觉得身上干净得太可耻，太资产阶级了，竟不敢直接从学校回家，因为路边正有很多人一身泥水地在抢收稻子。我一直等到天黑才贼一样地潜回去。
外形向下层贫民看齐，是那个时候的潮流，却是历史上的反常。历史上服装演变的动力大多是“高位模仿”，即外形贵族化而不是外形劳工化的模仿，正如英国动物学家莫里斯考证过的：十八世纪的英国乡绅们打猎时，常常穿着前短而后长的燕尾服，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种猎装略加修改后就成了流行便装。自那以后，普通西装、茄克、超短裙、牛仔裤等等，都因为最先是上流人士用来从事射击、钓鱼、高尔夫、马球、滑冰、网球一类休闲活动，后来才在社会上流行开的（见《人类动物园》）。尽管人们后来穿上茄克时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赛马骑手，穿上超短裙时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网球运动员，穿上牛仔裤时也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拥有乡间牧场可供度假的富翁，但他们的服装兴趣都来自前人或他人的休闲——而那正是贵族的生活特征，是阔绰和闲适的标志。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属于放牧、种粮、打鱼等劳工者的装束（如牛仔裤），因为出现在富翁们的假日里，有幸身价大涨和名声鹊起，最终进入了时装的堂皇橱窗，定为劳工者们始料不及。
美国经济学家韦伯龙写过《有闲阶级》一书，也说设计女服的目的常常不在于体现女性美，而在于“使女人行动不便和看似残废（hamper and disable）”：高跟鞋、拖地长裙、过分紧身的腰束都显示当事人是有闲阶级，永远不会受到工作的残害。这也是中国传统贵族自我形象设计的隐秘原则：长袍马褂，窄袄宽裙，甚至把指甲留得长长的，把脚裹得小小的，宜静不宜动，宜闲不宜忙，一看就是个不需要干活的体面人。即使实际上还没混出那种资格，即使实际上还需要偷偷地流臭汗，但至少在外形上给人一种有头有脸的气象，也可让人产生错觉，让人高看一眼。
眼下满世界似乎都是有闲阶级。我重访太平墟的时候，穿了一双特别适宜步行的浅口黄面子胶鞋，发现乡民们对此大为惊怪。这种旧式鞋在当地已近绝迹。倒不是这种鞋不再适用，他们大多还需要行走，还需要爬山和下地，并没有阔绰和闲适到哪里去。但这里的青年干部、青年商人、青年无业者大多西装革履，都像是从电视机里走出来的现代人，是日本、韩国、东南亚一类地方来的小侨商，你需要仔细观察，才可发现他们头发还较粗硬，耳后和颈后还有尘灰，因此不完全像侨商。这里的很多女仔则穿上了高跟鞋，或者一种底厚如砖的松糕鞋，大概是日本传来的式样。还有一种露跟女鞋，一穿上就像脚底抹了胶水，让女人摇摇晃晃步步小心，每一步都似乎怯于提脚，都得埋怨没有配套的地毯铺展到菜园里去，没有配套的汽车和电梯供她们驶向灶台或茅坑。我在这里发现，乡村首先在服装上现代化了，在服装、建筑等一切目光可及的地方现代化了，而不是化在避眼的抽屉里、蚊帐后以及偏房后屋中。他们在那些地方仍然很穷，仍然暗藏着穷困生活中所必需的粪桶、扁担、锄头、草绳以及半袋饲料什么的。
穿上现代化的衣装以后，他们对我的落伍行为大为困惑。听说我愿意吃本地米，有人便大惊：“这种米如何咽得下口？我买了二十斤硬是吃不完！”听说我的小狗吃米饭，有人也大惊，说他家那只小洋犬只吃鸡蛋拌白糖，吃肉都十分勉强，对不入流品的米饭更是嗅都不嗅。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想从他们嘴里知道他们的父辈如何种粮、如何养猪、如何榨油，如何烘茶，如何砍柴从而使他们能穿上时装，你肯定一无所获。他们即便略有所知，也要扮出一无所知的模样，不愿意说道那些与时装格格不入的陈谷子烂芝麻。
《礼记》称：“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文以君子之德……”看来，服装有时候确实是可以管住容貌（容）和言谈（辞）的，有时候甚至能够管住心性（德）的。当新一代乡亲们都穿戴如小侨商的时候，我再想与他们谈谈山上几百亩油茶是如何荒废的原因，看来是有些困难了。我只好满足他们的要求，谈谈城里的歌舞厅、贷款消费、特大凶杀案以及股票商的巨额收入，让他们听到两眼圆睁啧啧惊叹。这就是说，我只能听任时装没收我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