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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君这次见到父亲的老友，还得知一件惊人隐情：他居然还有一位母亲，而且是他的生母！生母几年前病逝台湾，给他留下一笔遗产，还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如今分别在美国和日本……当对方掏出信函和相片，把目瞪口呆的他接入一个陌生的家族和世界，他差点尿了裤子，意识到自己突然成了一条迷航和失舵的船，未来的一切茫然莫测。但我无意述说他后来到台湾和日本的故事，在叙事的势能积聚面前强行打住。
家族恩仇、男女苦恋、革命悲剧、爱国传奇……只要稍加营构，这一类小说当然并不难完成。身不由己，大势所趋，辞藻哗啦啦地跟着情节往下赶，我以前也常常这样把生活“小说化”。问题在于，这些匆匆情节在起承转合之处是否遗漏和流失了什么？几乎模式化的情节流程、人物配方、主题选项是否正在掩蔽人生中更为丰富的纵深？当纷乱如麻的生活总是被筛选、编织、模压成经纬分明的小说种种，这些习以为常和顺理成章的叙事可有唯一的合法性？
我宁可让很多读者失望，宁可让高君在这一页稿纸上突然消失，就像一个混蛋演员在舞台上突然误场和退场。我想看看情节中止和情节解体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看看各种情节轨道使人们不易接近的生活，各种情节聚焦使人们不易旁顾的生活——哪怕这样会使叙事变得散乱。
这样吧，我们换一个场景，见识一下某位随高君来到我家的客人，与这位客人聊聊天。时间很快过去了。应该说我们谈得很好，所有观点都没有什么分歧，他用例子呼应我的看法，我用阐释扩展他的思路。我们还谈到孩子和足球，谈到天气和最新的流行笑话，保证了交谈的张弛相济和亦庄亦谐。最后他戴上帽子礼貌地告辞，并且没忘记给女主人和我家的小狗摆摆手。
奇怪的是，这次交谈使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对这位客人没有任何好感。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说错了什么吗？没有。他做错了什么吗？也没有。那么我郁闷不快的感觉从何而来？来自他有些刻意的礼貌？来自他夸张的某一条笑纹？来自他听话时一瞬间不易被人察觉地左右顾盼？来自他眼中偶尔泄露出来的一丝暧昧不明但暗藏攻击的笑意？来自他那件方格子布的名牌衬衫和刚刚染得油黑的头发？……
在我们的交谈之外，一定还有大量的信息在悄悄地交流：表情在与表情冲撞，姿势在与姿势对抗，衣装在与衣装争拗，目光在与目光搏杀，语气停顿在与语气停顿嘶咬，这一切都在沉默中轰轰烈烈地进行，直到我的内心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直到双方似乎圆满的谈笑已经微不足道。也许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发型，注定了今天的见面将实际上乏味和尴尬。
交谈是人际交往中重要的手段，却是生硬的手段，次等的手段，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换一句话说，人际之间需要交谈来沟通的时候，需要用大量交谈来沟通的时候，无论对敌还是对友，都多是困难重重的时候了。最成熟的关系其实不需要语言，不需要交谈，更不需要谈判家，所谓“默契”是之谓也。“默”即语言的放弃。隐藏在一个个无言细节里的感觉对接，已经让人心领神会，挑明了说反属多余和笨拙。在这种情况下，硬要说说什么的话，也多是题外之言，言不及义，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实意图反在不言之中。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最巧妙的外交总是不像外交，常常在谈判桌和协议文本以外完成。为什么最高明的调情总不像调情，常常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更不需要傻乎乎地缠住对方说爱呵爱——只有街头强行拉客的下等野鸡，才会习惯于直说和明言，比如一语道破问题的实质：“大哥，发生肉体关系啵？”
女人下意识地瞪了男人一眼，或是下意识地拾起男人遗忘的帽子，或是下意识夹走男人餐盘中的大蒜……此时的他们，言语少却信息不少，定要说说话，也是有三没二，有七没八，意思多在心领神会之中。他们即便自称只是一般的关系，其亲密程度其实尽在我们的想象之中。相反，如果他们将自己公开定位于“夫妻”或“恋人”，或者被某部作品的人物表定位于“夫妻”或“恋人”，如果他们定位于这种关系却没有上述一类行为默契，倒是习惯于用逻辑严密和意义明确的言说来处理各种事务，包括处理帽子和大蒜，他们之间的关系倒是会让我们大为生疑。很多蹩脚的影视剧里就有这种男女，尽管满嘴是爱的台词，甚至动不动就搂搂抱抱床上床下，但他们给人的感觉总像是生硬的嫖娼，而不是水到渠成和水乳交融的情爱。用圈内的话来说，这些蹩脚的演员眼中无“戏”，脸上无“戏”，举手投足都无“戏”，浑身各个部位没有感觉的对外辐射，即便把设计台词和设计动作执行得再好，也是一具具台词机器和动作机器而已。他们既不可能演好真正的情爱，也没法演好真正的愤怒，真正的忧愁，真正的欢乐。
他们与观众之间不可能形成“默契”，不可能被观众真正接受。这种缺乏感觉对接的共处，在中国俗语中叫做“不投缘”，叫做“气场相斥”。这就像有的人常常没法说清楚，他为什么不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一部小说，不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一个城市，不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一个时代。在这一点上，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是幸运的，因为这些世纪留下了丰富的文学艺术，留下了大量的感觉细节，足以渗入人们的血液，使一个初到巴黎或彼得堡的人，也可以对这个巴尔扎克的城市或托尔斯泰的城市似曾相识，对陌生的街道或酒吧几乎无端地“默契”，一盏路灯，一阵冷雨，一个面包店的胖大娘，好像也都已与你神交了多年，完全就是你记忆中的样子。而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晚期是不那么幸运的。也许这个时代的物事变化太快，根本来不及在人们的感觉中耽留、沉淀以及消化；工业化生产之下的物事也流于批量化而缺少个性，很难成为感觉兴奋的目标。事情还可能是这样：这个时代发达于技术和经济，文学艺术却不幸衰颓，疲于胡闹而鲜能动心，缺少巨星迭出的文学艺术大师们在时代与人们之间沟通感觉，于是高楼取代田园、街灯取代明月，电话取代笔墨，飞机取代马帮，超级市场取代市井集市，电子媒体取代道听途说，这一切可以说有效率上的合理性，但尚未形成情感上足够的感染力和征服力，甚至与很多人的感觉末梢生硬抵触。换一句话说，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接受，是理智超前而情感滞后——这正是很多人忍不住要怀旧的原因，是怀旧强度大大超过二十世纪中期和早期的原因。
我母亲说过，她年青的时候都不穿布扣斜襟衣的，想不到现在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倒穿起来了，想不到“唐装”之类越来越时髦。
我也是一个把感觉留在过去的人——也许是留在唐诗、汉雕、秦篆那里。坦白地说，我不管如何努力还是觉得眼下这个时代颇为陌生，在很多方面还是没法喜欢眼下的时代——尽管这个时代比过去更富裕也更多自由，尽管这个时代有电脑、飞机、空调、伽玛刀、联合国维和部队，是一个我能够接受但说不上喜欢的时代。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接管了和没收了我应该有的好感。我似乎更愿意自己走入一个我不可接受的时代，比方走入青铜岁月的边关驿道，在一次失败的战役之后，在马背上看苍山如海和残阳如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