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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高君愿意找我聊天，谈到我们共同的一些熟人。他心上和嘴上都多事，说某杂志主编明目张胆要作者给送礼，说某朋友拿着空照相机给他人热情万丈地拍照然后谎称胶片不幸曝光，说某博士连一个管资料的精神病人也敢去强奸，那病人老得足可以做他的妈……这一类丑闻明明出自他的口，但被他一次次强调传闻发布者不是他，原作版权另属他人，他不过是听说而已，听说而已。
这就是说，他不能对这些事情的真实性负责。这还不算，当他成功诱发出我的惊奇和愤慨以后，还一个劲来压抑和反驳，比如说：“当主编就不能与下级有人情往来么？朋友之间送条金项练又怎么样？”“胶片曝了光也是常有的事吧？说他拿空照相机唬人，谁能证明？”“一个博士能爱上一个精神病人也是很崇高的吧？我看这件事还应该上报纸表扬呢嘿嘿。”……我直到后来很久，才发现他的压抑和反驳已成习惯，他要扫荡一切无聊的流言蜚语。
如果将他这些话予以转述，甚至用录音机录下来存档备查，高君都具有澄清谣言和信任朋友的姿态，都会被传闻的当事者们心存感激。但他的反驳又明明不是反驳而是一种鼓励，因为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露讪笑，目光斜斜地投来，有时还做一个小小的鬼脸，以表示他并不相信此时说出的话，只不过是把这些强辩之辞摆出来供我批判，把这些荒唐无耻的谎言公布于众以激发我进一步鸣鼓而攻。于是他在对所有朋友名誉负责的同时也让我高兴，高兴于我们的同仇敌忾。我们在餐馆里又叫上了两瓶啤酒。
显而易见，他把微微一丝讪笑运用得恰到好处。这样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左右逢源，以言语和神情的不同分工，声讨了恶行又宽赦了恶行，申张了正义又规避了相关风险，不用担心自己因失言的走漏而得罪什么人。他后来果然获得了广泛而良好的人际关系，成功地晋升为什么主任，是最获领导信任的年轻官员，在我的插友中是最有出息的一个。他五岁的女儿在机关大院里也高兴地大叫他为“高主任”，曾让我听得一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