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

这套丛书所收的是上海作家协会中，绝大部分写作小说的专业作家的长篇小说，希望能够代表我们的写作。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制度始于一九八五年，那是一个文学的繁荣时期。经过荒芜的十年，又经过百废待兴的几年，其时，停刊的期刊复刊了。关于文学本质的论争突破了最初的关隘，老作家重新拿起笔，新的一代则初露锋芒，文学奖项诞生，批评日益活跃……十年的彻底沉寂。恰形成有力的反弹，不仅释放着十年里压抑着的声色，还将之前十七年里被删节的思想与情绪一并迸发出来。上海作家协会，这所殖民风格的楼房，在它长年失修而斑驳的弯顶与四壁之间，穿梭往来着脚步声、话语声、笑声，年轻狂妄的声音冲击回荡着。那就是我们的声音。

专业作家制度将我们这些分散在各处的写作者纠集于作家协会摩下。以防流失，谁知道呢？方才崭露的那点点征兆，许是脆弱得很，稍不谨慎。略有风吹草动，便销声匿迹，从此不再。在这一支新创的队伍里，大多是初习者，被新时期文学的浪涛推波助澜登上舞台，同时又承当起新时期文学的主力，振兴高潮，那就是知青作家。所以专业作家制度的建立不只在于对写作者负责，还是对新时期文学负责。叶辛，竹林，赵长天，王小鹰。陆星儿，沈善增，蒋丽萍，陈村，我，倘要算上后知青时代的阮海彪和孙甘露。在此长篇小说丛书，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可见出知青作家人数之众、比例之高、在文学图景中身影之活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交替之际，也是新时期文学发物之初，叶辛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和竹林的《生活的路》，可说是领知青文学风骚。如今回过头看。或可看出认识与表现上的浅陋。然而。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终于显现出较为具体的细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覆盖在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之下，其中个体的生活形态及命运，只是流传于坊间巷里，此时，却诉诸文字，以小说的形式，生出另一种叙述。是更为生动、更接近事实的真相。也更包含同情心。这场背景于“文革”大时代，波及全社会的运动，人们的遭际多少具有着普遍性。于是，便在极大范围内引起共鸣。每个人都在小说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听到自己想说的话，反应是极其热烈的。在这普遍性底下，更深刻的差异，也就是这场运动所涉及历史、社会、人的复杂性，则要等待之后更长时间的开掘，在此。事情刚刚开头。

这两部作品并没有入我们的丛书，叶辛，选的是他后一部知青题材的长篇《磋跄岁月》，竹林，则根据她本人的意见，选《女巫》，这又汇入了另一个文学潮流，将在后面谈到。其实，叶辛的写作，基本不出知青生活的领域，我说的“知青生活”，不仅指描写知青自身，还是指插队所在乡村里的人和事。一九八0年，我与叶辛同学于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也就是后来的鲁迅文学院，常听他讲述下乡的故事，讲述中有一个情景，一再出现在眼前，那就是他在山村小学上课。教学生们朗读普希金的抒情诗，他读一句秋风来了！孩子们跟一句秋风来了！他一直非常遗憾他教不会他们普通话，他们是用山地话念秋风来了！一位十九世纪俄国诗人的诗篇的中国译文被贵州山地话朗朗地吟诵，是经过何种途径传递的启蒙啊！这情景可象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富理想的一面。在最初的伤痛与控诉平静下来以后，我们多少获得了理性，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随之扩大，面向更为广阔的生活。

《磋跄岁月》里那一伙上海学生，背负着他们各自的历史。这历史包括父辈遗下的阶级地位、家庭出身，自小生长的城市给予的教化养育。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际，来到了百万大山的腹地。安家落户。主人公柯碧舟的负荷尤为沉重，他的父亲是一名“历史反革命”。这一个污点使他在他们的集体户内当然也受到了歧视，但是却远不如邻大队的上海知青杜见春来得反应强烈。因为杜见春出身于干部家庭，将自己视为革命的正传。社会的主流。尽管对柯碧舟有特殊的好感，也不能使她跨越阶级的隔阂。而对出身于同样阶层的苏道诚，她却本能地趋于认同，并不计较他道德上明显的缺陷。这于柯碧舟无疑是摧毁性的打击，他本来寄希望这个看来不同寻常的姑娘能带给他不同寻常的际遇，事情却并无转机。可是，非常戏剧性地，这一种肤浅的阶级观念很快被接踵而至的厄运质疑了，杜见春的父亲在进一步深化的运动中被逐出革命队伍。于是。她的地位急转直下，处在了社会的负面，原本为理想主义驱动的插队落户。此时变成惩罚。从处境到认识，她的世界分崩离析。先后来拯救这两个沉沦的男女的人是谁呢是山村姑娘邵玉蓉。在这个偏僻的山村里，固然也有着象征性的阶级斗争，以大队革委会主任左定法为代表，但起主导性作用的依然是质朴的世故人情，即便是阶级斗争，最终还是归为善与恶的对决。邵玉蓉无疑是一个完美的体现，她的人生观“劳动换来蜜甜的生活”。对柯碧舟、杜见春身处不得已的境遇。不谓不是化被动为主动的良药，她的道德观，其实是最基本的，却被政治斗争搅混了。这时发现还是她最辨是非，她的感情也是最自然，那些城里来的人，不已经不自然了吗？就靠她去伪存真。小说的结尾是杜见春的父亲官复原位，他们一家重新回归社会的正统。可杜见春经历了擅变，毅然追随柯碧舟，回到贵州山村“驶向初现春意的大自然中……”

这是一个浪漫的结局，很难用现实去检验它的合理性，事实上，多年后，叶辛又写了《孽债》。那被遗弃在西南乡村，长大了来上海寻找生身父母的孩子中间，不定就有柯碧舟们的儿女。然而。那一份青春热血依然是可纪念的。我并不以为叶辛矫情，我们这些知青作家中，他是最迟归来的。他对异乡异土最为认同。有一回，“收获”笔会。登峨眉山，人们挽袖掖襟，扶杖牵绳，他只在上衣胸袋插一柄牙刷，抱了胳膊对群山说一声我们贵州有的是！插队的生活在他许是得了柯碧舟们正面的教育，留存下温煦的记忆。也不排除对命运的驯服。相比之下，陈村的知青写作，则要尖锐得多。

陈村最先引起注意的小说，就是描写知青生活的《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这一个短篇小说在当时知青文学的宏大叙事里，以个人经验的视角呈现独特的面貌。它并不负起对这场运动的价值评定和社会批判，它关心只在其中的人，个别的渺小的人，在他们根本无法知情的历史中，微如草芥的欢喜悲哀。生活的严肃性并不因此放过他们，他们依然面临了爱、生存与死亡的大事情。这是对知青生活的审视中一双别样的目光，它着眼点不大，但是深邃。陈村收入丛书的长篇《从前》。看起来有些像是从《我曾经在这里生活》扩展出来的，无论是哪一种元素故事，情节，细节，思想，观念，感情。都由小至大，由轻至重，由简至繁。体量的增加最终改变了存在的性质，它的面貌变得庄严和肃穆。我还注意到《我曾经在这里生活》的结尾是凄楚的，留在农村结婚成家的昔日恋人小文死了。“我”在小文墓前发誓“永远不再踏上这块土地”而在四年之后写成的《从前》，女生小风最终还活着，与“我”温柔地告了别。“我”乘船离开曾经生活的地方，心中涌起的感情是悲悯的“在这块不甚富饶的土地上，生活着千万个后财，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后财”是“我”插队村庄里的乡人，在这充满怨忍的经历过去多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平静到留意乡人们的生活。我们在那里只是“曾经”，他们却是过去和将来。

《从前》里，所有的人物只分成两类，乡下人和城里人，其他的社会属性都退去了，或者说变得不重要。“我”这个城里人正在向乡下人蜕变，身心都起着抵抗。他经不起一点诱惑。略有提醒便奔回上海，不顾车马劳顿。在上海，他过的是一种知识的生活，一群年轻人，拉帮结伙地，聚集着谈诗论文。这些诗与文，于他目下的处境，其实是轻桃的，可正因为此，才可缓解现实的沉重。还有爱lAff，也许都谈不上是爱情，只是朦胧的一些儿吸弓卜也可疏松一下结实的生活。在那个非常时期，这城市谈不上华丽了，可依然是光滑与润泽。柏油马路。掩在灯影里的小楼，嵌着洁白的纤巧的闺房。而他们又还没有走进人生，这城市便以它表面的亮度来蛊惑人心。对照于此。乡下的景象就是灰暗的。贫瘩的田地，泥泞的村路。凌乱的屋舍，狡黯的乡人劳动是艰苦的，农具似乎从天工开物之始再没有变革过，挑战着文明进化以后的人体，超负荷的承重，水土不服，身上长着疮，没有电，没有娱乐，没有书籍……可是，不期然地，大自然崭露出壮观的景象，那就是田地里的收成“大地真够奇异的，那一粒粒谷子，居然真的长成了稻子”，他写道“我向来的大地概念，是用来承载重物。比如房子、汽车、人。”但是这些并不是从大地长出来的，现在他看见大地里长出了稻子。这稻子又不单是自己长出来的，而是经过人的驯化它们与人“相依为命”。这也是文明。这文明比上海城市里的文明更为本质。更接近起源，也更感性。乡下终于给城里人上了一课，在抗拒中完成，它最终也没有驯化城里人，这一种异质的动物，但是，它裸露出生存的严肃性，还是震撼了城里人。当“我”病重，在公社卫生院暂缓危急，然后送回上海，乡人们前一晚便来到镇上，在黎明时分抬“我”走向码头，打着马灯，“就像一支出殡的队伍”。这个场面无比庄严，带了一种神喻。那就是，生命不可轻薄。

从时间上说。《从前》写作的一九八三年已是在知青文学大潮的余波上，现实中，知识青年多已回城四散于社会，汇入更广大的人世，继续积累各自的历史。上山下乡的记忆。在我们的生活中。渐渐被新的经验覆盖，同样，在我们的写作中它也趋于弱化。比如沈善增的《正常人》，这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中，知青的经历是作为成长的一个阶段。置于“我”从儿时到成年，再到结婚生子。也就是从人子到人父的过程。和个人经验和性格有关。也和其时文学写作面向开阔有关。在这部小说中、知青的生活并未被着力渲染，在它身前背后，是连绵一片的城市市井的风俗图景，那是生机勃勃、意趣盎然的图景，里面有着一种比任何时期的意识形态都更为长久的价值，它的生动性甚至超过这长篇的成长主旨。在这片图景之下，知青生活不是说褪色，而是融入进日常状态之中，成为人生的一种遭际。市井就是有这种通融的能力，以不变应万变。小说中的阿爷，可说是一名市井英雄。

我很喜欢写阿爷的那一笔，就是阿爷对《浮士德》的评价“这本书好，这是经，句句都是筒言。”这个老头，出身于宁波小商贩之家，念过私塾，抗战时候跑过单帮，富裕时积攒下全堂红木家具。三年困难时期全部卖光，已经历练得能够融会贯通各路知识和理论，虽然他无法将自己的一生安排得更妥帖一些，他安排儿女的生活也终是事与愿违，可他有信仰呀！他信奉观世音，他相信人到绝处自有救星，天无绝人之路。阿娘呢，就像是阿爷精神的实践者。“我”中学毕业，分配去崇明农场，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被取消领取棉花票补助，大吵一场无果回到家中诉苦。阿爷嘱咐阿娘陪“我”去学校说理。阿娘梳头洗脸更衣，隆重出门，走到中途却要求歇脚，坐在台阶上。然后与“我”商量。是不是不去了？意思是阿娘去了。兴许会气倒。反而不划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祖孙俩又返上归途。这样变通的人生哲学，是小人物的生存之道。多少有一些苟且，可是没有失大节。基本保持精神完好。阿爷的葬礼，很有些象征性，那些琐细的礼数和差错，造成一种滑稽的效果，像是对命运的自嘲。而“我”的母亲，则有一些异数的意思。她不服命，总是在挣，却又挣得不彻底。往往半途而废，反使事情更加糟糕，人受了苦不算，最后还得在父母的荫护下过活。这是市井里失败的人生。也是市井的哀容。“我”呢。。出于年轻的心，总是向往外面的大世界。于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救赎。将“我”引出逼仄狭隘的市井，使“我”的“正常人”命运里增添了一些未知的变数。

就这样，知青生活渐渐淡出我们的写作，可是这知青的身份，却成了一种宿命，背负在身。赵长天的《不是忏悔》，里面那一个饱受情欲折磨的中年男人，每当欲望受阻，便发出一声唱叹“我们这一代人！”是指“我们这一代人”的伦理道德观念，还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殊的经历遭遇，作者没有多加解释。似乎是不言而喻。而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中年人，形貌精神都离“我们这一代人”相距甚远。“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定格为风华正茂的面目，而眼前的卞海亮，却是如此疲惫倦怠。他在所任职的工厂，是一个单纯的事务主义者家里，亦琐事缠身。既没有社会理想，对个人幸福也不存指望。人在中年，虽然谈不上有什么远景。但要打发日子也还很漫长。于是。邂逅叶磊，旁开一个空间，急骤地蓄积起行将殆尽的激情。事实上，激情的储量已经有限。是因为压力而变得汹涌。有一个细节令人动容，就是有一次分手时，叶磊看着人流中卞海亮的背影。恍惚想“这个挎着过时的旧包。步履缓慢的人，就是刚才和我睡在一起，和我做爱的男人吗”于是。情欲里生出了哀悯，这哀悯是向着人生和人世的，也因此，就像小说中人物感叹的，本来是为缓解生活的重压。结果呢，又添一份负荷。小说中还有一个情景富于隐喻，两人做爱以后。裸着身体各自给单位里的下属打电话。这是一个游戏，戏谑自己的社会身份，事实上呢，受戏谑的却是对方，领指示的下级职工。游戏的策划者将他们的权力形象换一个形式重新认识一遍，于是很微妙地享用了一回。他们已不是年轻的男女，即便是情欲，也不可能多么纯粹了。他们携着各自的历史，这历史不谓不是成功，可是其中无论人还是事，都已陈旧。灰暗了颜色，令人心生倦意。假如生活从头再来一遍，结果也是如此。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又不止是“我们这一代人”，更是许多代，甚而可能是每一代必将经过的周期。与赵长天年龄相差一轮，几近后半代的孙甘露的小说《呼吸》里的一代，他们还没有开始生活。在开放的年代里成长，也没有道德的禁锢，可他们并不快乐，也很倦怠，似乎疲惫期提早来临，是周期缩短，抑或变形？这是下一个话题了。总之。“我们这一代人”，在此涉入多事之秋，时代的特性已被更加普遍性的人生遭际同化。与《不是忏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陆星儿的写作。她坚持“我们这一代人”最富积极意义的特性。她始终抱着知青作家的情怀，面对社会时代、个人的无常变故，难免陷于困惑。就是因这困惑。她的写作才变得较为复杂。

在这套丛书中，我选陆星儿的是她最近也是最后的长篇《痛》。令人欣慰的是，陆星儿在这部小说中，最大规模地表现了她的复杂性，完成了她的写作和写作中的她的告别演出。陆星儿崇尚英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可说正是一个英雄的舞台青春，热情，离乡，受苦，奋斗。牺牲，小我服从大我……相比之下，前一个青年运动红卫兵运动，有着太多的政治色彩，尤其经历过了潮起潮落，多少带着一些创伤和阴影。而这一回，性质单纯许多，背景则更为宽阔，宽阔到山川大地就连陈村这样染着虚无的人生观，都不能不注意到大自然的神力，于是，陆星儿的浪漫主义便和历史风云际会。然而，就像方才说的，陆星儿的英雄渐渐走出青春岁月，走出大革命时代，进入平庸的日常人生，昔日里壮阔的幸和不幸，全平均分配成琐细的事务，就是赵长天《不是忏悔》里卞海亮所应对的那些。最能磨蚀英雄气概了。在陆星儿更早的长篇小说《精神科医生》里，那一名野路子出身的精神科医生，为病态人格包围，社会的瘤疾被病人们进一步畸化，他的常识都被质疑着，更何况改良社会的雄心，处境颇为尴尬，显得十分滑稽可笑。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里，那丑陋的卡西摩多。其实是埃及的神抵，沦落在芸芸众生之间，就像圣母院梁壁上的一条爬虫。英雄在俗世里的遭际总是孤独的，他们被逐出人群，处于边缘。而陆星儿的，胚胎于特定历史中青年运动的英雄，和真正古典意义的英雄又不同，他们具有主流阶级社会的属性，这种属性阻碍他们往异体变形。他们终还是现实中人，这就注定陆星儿写作的现实性她必须关注现实。

《痛》里的主人公邱大风是当代英雄感谢这一个激变的时代，社会模式还在摸索中，没有最后成形。依然需要由一些个人来承担进步的代价。于是就有了邱大风这样一个角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下，公有制体制内的企业家，以国家政府的身份。循资本经济规律，创现代化图景。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有着过不去的关节口，就看邱大风如何来变通。说实在，这并不是一个英雄的合适舞台，空间太过逼仄。处处掣肘，不得不屈抑人格，面目变得鄙俗了。就是在这里，陆星儿的浪漫主义遭遇现实主义，这一个挑战，是对观念也是对写作能力。终于，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这一位弄潮儿。纵横于各种对立的关系之伺。有时玩权。有时弄术，有时攻城。有时攻心，竟然左右逢源，一路披荆斩棘，直逼目的将这城市最为经典的沐恩路翻新改造为现代城市消费型大街。这条新街规划体现了邱大风新生资产阶级式的价值观邱大风，就是一个世界后发展地区的新贵典型，鄙俗却生气勃勃，有着粗野的活力。这个人物的诞生，可视作理想和现实协商的结果，而我宁可理解为相持不让，这符合陆星儿的性格，也是她的愿望之实现。

可以见出，知青文学具体到个人的写作，早已经分流成不同的道路，向着各自方向发展而去。作为一整个文学潮流，它却酝酿成又一场新时期文学史上的革命。就是寻根运动。这场运动。可说东西南北合围，燃起烽火遍地，即成燎原之势。我以为这是上山下乡经历不期然的馈赠。我们这些城市孩子。带着半生不熟的书本知识去到农村。与乡土邂逅，不自觉间，戒除着教条主义。山川河流乡村，藏匿着另一本历史的大书，以隐秘的符号记录，更合乎生命存在的本义。知青文学开发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地表。掘进到人类文明发生的地质层，那是更接近真相的一层，许多故事从它发端，由它塑造形象。我想，这大约就是寻根文学的来由。比较中原和西部，应承认上海是“寻根”的弱镇，这或许可归因于这城市的地理和历史。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成陆较晚，文明史开端便推迟了，时至四百年前。还只是个荒凉的渔村。一旦开埠，一墩而就近代都市，省略了自然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学创作，难免“寻根”的资源不足，缺乏材料。但这只是从狭义上看，在广义上，“寻根”的影响深远，不是单就题材可以概括。在我私心里认为，多年后“上海”这一写作的惊现，亦和“寻根”的思想精神有关。这又是后面的话题了。现在，我还是来谈与“寻根”关系比较直接的作品，就是竹林的《女巫》。

我原本打算选《生活的路》进丛书，因前面提过的理由，《生活的路》几可说开知青文学先河，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回响，证明上海作家在新时期文学中的位置不容小视。但竹林本人坚持要选《女巫》自有她的道理，我最后服从的原因是，《女巫》这部长篇，正可嗔补“寻根”在丛书中的空缺，体现上海作家在新时期文学版图上占据的面积。纵向上则体现上海作家写作的发展源流。虽然，从时间上说，《女巫》写作的一九九一年。寻根运动已过了高潮期，我亦很难断定竹林是追寻行踪而来，她完全可能有着自己独立的取向。但是。《女巫》又确实表现出寻根文学的特质，那就是它将一个乡村的社会发展史融解在风土民俗的传说之中，使其完全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解释，呈现出某一种不可知力量的神秘定律。

《女巫》为我最重视的是它的体量，在四十五万字的篇幅里，密密匝匝、层层叠叠、扣中扣、套中套，网络着大量民间的传说志异，这就不再是风土性的装饰色彩，而是成为整部作品的结构，以及结构后面的关照世界的方法。小说开头，那一行放学的孩子鼻梁上顶着柳枝，乡侄称作“仙人挑担”，摇摇歌行而来。犹如点灯引路的童子，带入“太虚幻境”。“太虚幻境”有一个特质，就是它虽然在世外，但是决定着世上的事理人情。《红楼梦》里荣宁两府的兴衰起伏都是写在“太虚幻境”的册子里，尘世中人的真实身份也是在这里。当然，《红楼梦》里都是贵人，照民间说法，就是有仙缘的，《水浒传》一百零八将。则是天上有星宿《女巫》却是草民。演绎的故事要粗砺得多，所来自“太虚幻境”里的前世，也要阴暗得多，不是风月情怨。也不是英雄气概，而是关乎生存繁衍。这冤孽虽不像“石头记”，一演几万年，不过区区数十载，可难也就难在事！端的具体靠实抗战，内战，建国。人民公社合作化，“文化大革。 J命”……竹林将这铁打的事实以虚幻的方式历历写来，一直坚持到底。没有松懈和中断，终于自圆其说，建构了另一部历史。

王小鹰的写作也是从知青文学起步，在知青文学中留下了抒情的笔触。我觉得王小鹰对写作有一种节。的态度，她从不无度放任个人情绪，她的写作几乎不涉入自身经验。难免会损失感性的独到之处。但却有另一般好处，那就是写作面向广阔。王小鹰很早就脱开与自身经验最有关的知青文学，另起章节，这也表明她有能力处理客观性质的题材，我以为《丹青引》就是她写作观念和创造性能力的极优表现。《，丹青引》的结构非常奇妙。看似繁复，千头万绪，但其实很单纯，线头一抽，贯彻全局。

《丹青引》的线头我想应是韩此君这个人物。要借陆星儿的英雄观来论的话，韩此君也可算一名英雄。但要是将他和《痛》里的邱大风作比较，就看出邱大风是入世英雄，韩此君则是出世英雄。画圣韩无极被现代旅游业重新开发出来，自此便有无数人攀附据传韩氏家世早已式微，嫡系里只一名第十代孙女，却已是疯人于是女婿陈亭北尽占传人风头，眼见得要成无极掌门人忽然间又冒出一个韩疏林，自称韩无极次子韩细布的后裔，事实上呢，韩无极的正宗后人。长子韩细舟的子息，就是韩此君。默默无闻于市井坊间，由无极门下生出的恩怨情仇都与他无关。韩此君人在小学校做一名教师，他的画却兀自在世上流传，遭遇各种，或被画界泰斗扣下，以防盖己名声或被画界少壮当参照，取其精华，又别开生面，创出新流派，画商瞿老板瞄准他的是生意眼，低价收购，囤积居奇。。。。。。无论画坛政治市场经济风起云涌，他一概木知木觉。再说到情爱，也是功名利益的连环套。美协主席魏子峰的情人由美协艺术力、公室主任马青城善后为妻子，只得放弃所爱陈良诸，陈良诸本是对韩此君有爱，无奈他不接茬，要知道陈良诸不是别人，正是陈亭北的女儿。被他当作圣女仰慕，韩此君爱的姑娘辛小苦置他于陷阱不说，还投别人怀抱，此人为中国画研究所所长安子翼真是当爱不爱，不当爱偏爱，如此轰轰烈烈，最后还是女工花木莲伴他的惨淡日月，度柴米人生。要是用《红楼梦》里妙玉说法，韩此君就是位“槛外人”，这位“槛外人”一旦涉入“槛内”，立即祸从天降。他到底经不起世人掩掇，动了凡心，举办个人画展。那画展说来也可怜，借了旧文化馆的遗址，由他任职的小学校和瞿老板的“小蓬莱字画贸易公司”主办，开幕式程序颠倒，七零八落，靠花木莲的小姊妹和街坊邻居充场子，美术界的头面人物倒是送来了花篮，夹在其中，并没有增添庄严感，反显得不伦不类，开幕式结束，已是曲终人散，一片萧条，就在当夜里，一场大火，连人带画，统统烧为灰烬。这也有些像《巴黎圣母院》，地牢门一开，卡西摩多和爱斯美拉达两具搂抱着的尸骨。立刻灰飞烟灭，无形无影。神抵是不能在人世间存身的，韩此君其人其画，本来只应天上有。陈亭北的仕女图，最后的点睛之笔，墨遮笔泅，好比天机不可泄漏。凡此种种，都好像有一双天眼俯瞰，俯瞰人间百丑，活活糟蹋神赐，然后一网打尽，全部收回。

我还觉得有意味的是，，韩此君的世外，那一个市井社会，似乎并不全是“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的意思，一条天池街，可说藏污纳垢。却接近生活的实质。当韩此君逝去后，辛小苦来到天池街。看见公用自来水龙头底下，蹲着韩此君的遗墉花木莲“两条粗壮的胳膊在搓衣板上使劲搓着衣服，肥皂泡沫白花花地溅了一地。她的脚边还放着菜篮和淘米箩。”此情此景映照下。那些纸上春秋，无论《红粉君子图》、《城春草木深》、《山龟图》，都显得如此苍白，早已淘空了内瓤众声喧哗也难以掩饰凋敝的事实了。而韩世家九涵妙姑的真迹《观音出道图》，却是在天池街花木莲做工的成衣车间的壁上，那是当年玄黄庵的佛盒。就此看来。最后的大败局并非天意。实是人事。

蒋丽萍也是一个有效地脱离私人经验的写作者。她同样有着知青的经历，早期也写过一些知青生活的小说，但很快就越行越远。这或许和她曾经从事记者职业有关，使她锻炼成向外的眼光。对客观世界比较关心。更可能是领新时期文学真谛，那就是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精神。她的长篇小说《女生妇人》，与“五四”老人程俊论何时何地都不会大改的人世人生的本义生活再是演绎出多少种戏剧，外形中的内核就是一个。

依蒋丽萍自序中介绍，《女生妇人》前半部。是将庐隐的《海滨故人》重写一遍，后半部，则是将程先生所写的续《海滨故人》重写。而程先生的续《海滨故人》严格说是本人的回忆录虽然沿用了《海滨故人》里主人公的名字。《女生妇人》呢，继续沿用这四个人物的名字。这看起来很像是一场接力赛，一棒传一棒。蒋丽萍当然是最后一棒，她跑到终点。完成全程。但事实上。更像是领了火种，重新开垦一片田地，长出自己的庄稼。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次有风险的出发，因有着太多的据实的人物和材料，又与自己的经验隔阂着，稍不留心，便会滑入记录性写作，可说走在纪实的边缘，蒋丽萍终于走到彼岸，完成了虚构的旅行。我说它虚构，是因为它的完整性，真实的生活不负责给我们结尾，也不负责提升意义。这就是我们所以需要虚构的理由。

就像方才说的，《女生妇人》是以《海滨故人》里的人物为故事展开，那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四个女生，人称“四公子”，从这雅号就可看出她们是风流人物。那是在二十世纪初，一个旧到底的中国生出新气象。青年也生出新向往。青年，向往所在总会是爱情和婚姻，这与个人幸福关系最紧密，“个人”和“幸福”的概念都是“五四”启蒙的果实。尤其是女生，这里面就又有男女平权的争取，所以才会有“四公子”的称谓。在“女生”的日子，闺阁和书斋里，革命还处于理论阶段，比如李大钊先生的“伦理课”，她们很大胆地提出将来孩子可不可以从母姓，还提出男性是否也有贞操的问题，各人的恋情也在朦胧的初期。总之，新生活是在务虚中。然而，就是这务虚，为她们勾画了一个新人类的摹本，这摹本在现实中则成为妄想。“四公子”中，露沙是最坚执这妄想的。其他人，或是比她命好，像宗莹，与师旭的师生恋。是新型婚恋，可总归不伤大雅，两人相携相契，妇唱夫随，虽遭子疡，亦是乱世中的寻常事故，终不失为“五四”一段佳话玲玉的婚姻实际只抄袭了个新式的“外壳”。

内里仍然是旧式的陈规，旧式的男人和旧式的性观念。倒是那“外室”柳蝶依有新人类的气息出身小公务员家庭，职业女性，裸露的情欲，理直气壮地挑战“正室”，有趣的是这新气息并不是来自“五四”，而是来自上海这近代城市的市民阶层，再有云青，她似乎是在家庭中承起了男孩的角色。养家糊口，抚育弟妹。但方法则是嫁个有资财的先生，当然，先生受的是德国教育，有强国思想，这些至少合乎“五四”精神的某些符号。当她们进入现实的命运之后，大时代给予的人生蓝图都变形了，惟有露沙。以一种近乎偏执的坚决，牢牢守着这蓝图，结果是，飞蛾扑火。

回望二十世纪初反封建的男女，女性总是全力以赴，男性呢？颇令人寻味地，他们多是先向封建制度交了差。然后再革命。好像贾宝玉先科考，再出家。甚至于鲁迅，也有朱氏，还有萧军，认识萧红之前也完成了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新女性常是处在半妻半妾的位置。多少有些孤军奋战的意思，露沙就是其中一名。她终于争到了梓青。却只是一半，而且名不正言不顺。梓青患结核病早逝，倒使得这段尴尬婚姻获有悲剧的了结，合乎了时代的名义。她的第二段情爱，比第一段更大胆，与年轻自己许多的寄尘相恋，在世人舆论中，难免是不伦的垢病，一旦进入实际生活，则更有无穷的麻烦。露沙和寄尘真是位置颠倒，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露沙都承起了男性的角色。她有事业，在社会挣得地位，因而得经济自主，还为寄尘筹谋生计。但这似乎又并不真正意味着男女平等，寄尘虽然样样靠露沙，却依然持有男性的特权。就比如她们在李大钊课上讨论过的，男性应不应有贞操的观念，即便屏弱如寄尘。都可以不遵守贞操。女性独立最终似乎只是更给男性方便，而且这情景一直延续到今天。赵长天《不是忏悔》中，那一对中年邂逅的男女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关于叶磊要不要做全部的女人的讨论。叶磊说“因为你太好了，所以，我不敢在你面前做得完全像个女人。”卞海亮客气了一番，诚邀叶磊放纵她的女性属性，但同时他又肯定了她没有女II生的一般弱点，这弱点被他归结为“会使男人有不安全感”，于是，叶磊就有了这样的疑惑“如果我一半是女人，另一半也是女人，你吃得消吗？”从“五四”以来，女性始终没有放弃成长，却使得男性越来越怠惰。然而，强悍如露沙，最终死于难产萧红也是死于难产，这是积贫积弱的二十世纪初，无论独立不独立的女性共同面临的危难。这一个最具革命性的女性。还是落入了传统的命运案臼。

现在。我应该提到我们的一位前辈作家，白桦先生。我很感谢白桦加盟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队伍，让我们上海的这批知青作家与前承的关系变得具体和直接。新时期文学是由白桦一代，也就是人称“右派作家”作率先。他们经历了共和国的坎坷，最具批判力感谢上苍。当政治生活终于进步到正常的时代，他们尚年富力强，而且，没有丧失信心。照理说。他们最有理由不信任生活，可反倒是我们，对诸事生疑，这使得我们在批判中。有时会模糊正面的观念。他们年长于我们。阅历也丰富过我们，伤痛更深于我们，为什么恰恰是他们，保持着积极性？那或许是出于一种性格，我将它称作“共和国性格”，长在新朝开元时候的人格，往往清明开朗。而白桦先生又是一位诗人，我觉得。在白桦先生，“诗”不只意味一种文体。更是世界观，从白桦先生眼睛看出去的，总是有一种光明。经过如许世事艰厉之后，很难说是天真，这更可能是一种辨析力，从氰氢、阴霆、浊尘中辨析出光的穿透。这辨析力也许不是出于唯物史观辩证法科学社会学，而是诗情洋溢。白桦先生的这部长篇小说《每一颗星都照亮过黑夜》以第一人称写给儿子的二十二封书信构成。他带着一种诉求，诉求子辈倾听。倾听父辈的历史。事实上，无论听与不听，都是子辈的前承与后传，可说是宿命。你听了，就可能有自觉性不听，便身陷盲目，这是有责任心的父亲们所不忍的。小说中的第五封信，他写家乡被日本军队占领的日子里，从他家门口经过一小队日本宪兵。押解着一个受伤的青年往城门外行刑，一群小孩呼啸尾随而去，他也夹在其中，忽然间却被街坊王大娘拖出人群，斥道“你起什么哄？你爹被他们活埋才几天？”我想，白桦们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还有。第一封信，也是小说开篇之际，写到与儿子发生的第一次冲突，那是在儿子三岁的时候，儿子要求买一挺玩具机枪，“我”不同意，因为“我”对枪从来没有亲近感，生气的儿子突然挥起小手在父亲脸上捆了一掌，使“我”无比伤心，这又是白桦们要告诉我们的我知道他说的不是伦常之理，而是有关于“我”是谁。“我们”又是谁的话题。

“我”是谁呢？一个中原古城里开明绅士之家的子孙，还是拒不做汉奸、最终死于日本宪兵屠杀的冤魂之后世，是在天主教堂躲空袭时候，从修女指下的琴键，与舒伯特邂逅的小男孩，是抗日队伍里的少年兵，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然后是一名右派，再然后是摘帽右派……“我们”是谁呢？是呵斥“我”不许跟人起哄的豆腐坊王大娘，是卑微地活着又卑微地死去，用死魂灵吓死一个日本鬼子的冯二是没出息了一世，在“文革”的冬夜，登临废墟疾奏京胡“夜深沉”的柳家大少爷是“笑话”，一个纹垮、玩世的人生。在急等着点火起炊的日本兵跟前，戏耍地将干火柴一根根划着，再一根根吹灭。结果脑门吃了子弹，闹了个天大的笑话！还有小蚂炸、六指儿媳妇、静云寺的妙聪师父……“我”和“我们”又有一个总的命名。就是“诗人”。他们将历史演绎成了诗。在动荡与莫测的世事中。许多正义的观念变得模棱两可，模糊着判断，然而在诗的境界中，边缘却明晰着。“诗”这一个华界，以一种说来虚无其实却肯定的标准鉴别着优劣是非，那就是美和高贵。小说里的“我”，这一个父亲，就这样从昏晦的经验中析出光明，企图开启儿子的知性，他几乎是以谦卑的目光，注视儿子，等待回应。

这是历史讲述中的个人性，不只是经验，还是情感。新时期文学逐渐拓进个人主义领域，白桦先生一代人可说是先行者。为争取个人在公共写作中的合法性，付出了代价。我们都是受益者，他们打开禁地。我们在其间嬉戏，不晓得底下藏着什么样的牺牲。所以我庆幸有白桦在我们的队伍中，他可时常提醒就像小说中提醒那儿子，我们究竟是什么人。

这样，我就要想到孙甘露。孙甘露大约正是与那儿子同龄，我方才称他作“后知青作家”，是指他的成长正处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末潮，而教育体制还未重新建立，因此，他的命运在另一部分与知青汇合，就是中学毕业即走上社会。其时，青年运动早已平定，日常生活也恢复秩序，所以，历史又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在变化的时日，相距五六年就可能划为另一代人。我想，孙甘露开始写作的时间，许多激烈的意识形态纷争基本经纬清浊，白桦们的遭遇倘要写入小说，就是归荒诞派一类。新时期文学已经进步到“先锋”的阶段，开始文本的实验，孙甘露就是在这一节上登场了。

对于先锋文学，我个人以为是一次输入的革命。在离群索居数十年之后，其时敞开了空间，八面来风。外面世界一百年里演变和积攒的思想一夜间涌进，那么多新鲜的概念。充满耳目，我们都来不及攫取。形势难免是混淆的，但是，就是这混淆。酝酿成了本土的又一次文学浪潮，它几乎全面性冲击着汉语言写作的成规。当然，在所难免地。泼洗澡水将澡盆里的婴儿一并泼了出去。在它们J企图突破限制的时候。将叙述艺术的形式也取消了，拆除了藩篱，同时失去了自己的领地，破除迷信，将“信”也破除了，这将使以后的进取陷入困境。但是在当下。它如此令人激动，号召着年轻的叛逆心。义无反顾地向前奔腾。屡次文学运动已为它铺平道路题材的禁区几呈全面性打开，文学有效地脱离意识形态，获有自主权。个人主义不仅合法，还是进步的表征……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由于这一切反传统的特征，先锋文学更像是一场青春文学。它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轻松上马。

孙甘露是先锋文学的一名翘楚虽然他写作量并不大，以短篇为主。说实在你很难想象如他这样，纯粹依赖语言文字自身的逻辑推动叙述，能够充实多少篇幅。孙甘露小说中的人物，面目往往是模糊的。社会身份不明，没有清晰的历史来源。行动也没有一定目的，总之是暖昧。这就是人和事完全脱去意识形态的结果。他将他的人物放在纯粹的语言环境中活动，这在理论上无疑是极有挑战的实验。但在事实上困难重重。尤其是孙甘露连语言，这人和事的寄存也要颠覆，他要以唯美的方式重新组织叙述。而语言其实是比任何存在都更社会化的物质。。它没有一刻能够脱离公共性的叙述活动，在约定俗成中规定和改变形状，不是孙甘露单枪匹马可以推倒重来的。所以，他在颠覆中不断需要作出妥协，就像一场拉锯战。在这拉锯战下。也确实生出一种别致的文体，语言从讲述的事实浮上最表层，你甚至可以放弃叙述的内容，单纯享用语言。这是危险的蛊惑，因为不知觉中。思想消失了。作为小说质地的生活状态也消失了。孙甘露又为什么要执迷于小说，而不是继续做一名诗人他曾经写过新诗，总归还是小说的某些特性吸引着他，让他舍弃不下，那是什么我想。还是人和生活。

《呼吸》是孙甘露迄今为止惟一的长篇，字数长达十三万多，对于这么一种纯化了的叙述方式，几乎可看成巨作了。在此，他不得不遵循某些小说的纪律，比如有人物和故事。《呼吸》里的故事主要讲的是罗克的爱情。罗克是谁一个年轻男人，据称曾在军队短期服役。然后回到城市，不固定地从事橱窗设计工作。这样。罗克就可能社会关系极简，同时解决生计来源问题。这样的人物特别适合孙甘露的文体，或者说是孙甘露的文体适合这样的人物，因为得以赦免社会生活的客观叙述。就这样。孙甘露赦免了罗克的社会生活，放任他独自一人。于是，他镇日相守的就只剩下他自己的身体，而他的身体又是怠惰的。兴奋不起来。与赵长天《不是忏悔》里那中年男人饥渴的身体相反，罗克的身体就像患了厌食症，是被过于丰饶的美食败了胃口。一个一个女性走进他的生活，来不及消化上一个，下一个就已经赶到。而他。并没有因此成长起来，获得什么样的擅变，因为这些女性的面目也是暖昧的，很难给她们规定意义这就是罗克的故事。一切戒律消失，意义也消失，在无节度的自由中，没有什么决定我们和谁在一起。又和谁不在一起，结果是。究竟谁和我在一起？当女性们滑溜地穿行过罗克的生活，罗克也在滑溜地穿行过她们的生活。小说中写道“尹楚个人历史上的这场情感大混乱花去大约十年时间。她意识到从出了中学校门到现在几乎没干别的事真他妈的不上算。”，要是拿罗克的身体与《死是容易的》里的身体相比，罗克的感官生活是多么奢华啊！需要是剩余需要，满足也是过剩，也因此。陷于虚无。

阮海彪的《死是容易的》。写一个患血友病的孩子，就是小说中的“我”。也叫“弟弟”。身体对于弟弟，是个需要时刻警惕的存在，必须防止碰撞、创伤，甚至于少许的震动，因为一旦出血就很难止住。屡次为止血而做的治疗，已耗尽家中所有的财物，使这个温饱家庭陷入赤贫。因此，出血，发病，不仅给肉体带来苦痛和危险。还危及整个家庭的经济财政，增添了精神的压力。弟弟的身体不像罗克的，是一种附丽，而是巨大的现实，关于身体的疑问。

身体究竞是什么夕生存究竞是什么？如何维系？究竞又有什么必要维系？对于弟弟是具体的日常生活，对罗克，则是纯精神活动。在《死是容易的》里面，身体的戏剧就是那么残酷，它时时上演着生存和死亡的较量，这种较量又并不完全以力量的强弱优劣为胜败，似乎是有一个更加巨大的意志在操控局面。那相邻的于家伯伯。前一日夜里还推出黄鱼车，让弟弟去医院急诊，隔日晚上回来，他却上吊自尽，死亡如许不期然地降临了。再有那票悍的“外国人”，主张优胜劣汰，言称像弟弟这样的屏弱者，不值得怜恤，应统统消灭，可是，偏偏是他死于盛年。弟弟却活着。当然，更大量的死亡因循着普遍的规律发生，比如他的病友肖虎，死于酒后脑血管出血。所以说，对于生命。我们既不能放松责任，但也只能尽力而为，至于结果，就听凭上天的选择了。弟弟，以及弟弟的家人，就是在这未知中全力以赴。争取生存。父亲从劳改农场请假归来，将病危的弟弟连夜移出医院，决定自救的一幕。真是无限的惨烈，可说是全书的高潮，那是孤注一掷，背水一战。

弟弟的父亲，有点像沈善增《正常人》里的祖父呢！我想，在上海老城厢，那些旧式的房屋里，住着无数的祖父和父亲。他们来自周边乡镇，宁波或者绍兴。有过短促的发家史，然后在战乱和灾荒中破产，来到新开埠的上海，虽不像传说中遍地黄金，挣一份嚼吃还是有的。他们洞察世事，人情练达，狡黯里藏着乡下人的耿劲。就像《正常人》里的祖父一样，弟弟的父亲想必也读过一些旧书，他的主攻方向在《黄帝内经》。当父亲将弟弟移回家中，自己在阁楼上翻检医书。煎制草药，就像一个古代的炼丹师，这也让我想起《正常人》里祖父读《浮士德》的情景。这大约就是民间和经学的关系。也是上海市井的知识景象。当我写到此处，不禁想起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那一个病人出身于贵族阶层，生活优涯，疾病将他锁在床上，限制了外部行动，迫他在精神中漫游，搜索记忆和思绪，构成空中楼阁，灿烂辉煌。这里的弟弟也是在病痛的禁闭中，可他无法纵容他的精神在虚空中漫游，温饱。治疗，就业，立足社会，都是具体的困难，如何来应对，占据了所有的闲暇。在他的周围，都是同他一样的市民。柴米生涯。这城市里的老住户，物质与精神都已式微，小说写到那天夜里。父亲向医院签下生死状。将弟弟从病房移出，回到家中，“我忽然发觉，我的家竟然这样低矮，破旧，凌乱。潮湿。我闻到了一股嶂螂味，那是从那只没有抽屉的抽屉洞里发出的”。于是，弟弟的病苦似乎不只是病苦，而是象征了整个人世的悲哀。

编这套丛书的时候，我发觉在我们上海作家的写作中。常常有一个绰约的背景，就是市井。比如叶辛的《磋跄岁月》，在柯碧舟插队的那一个集体户，成员多来自上海中下层市民家庭，从某一方面来说，他们要比那两位主角更显其生动，表现出他们所来自的城市的价值观和性格陈村的《从前》，也有一个集体户，扁头，阿发，女生小风她考虑自己的归宿，是否要嫁给乡下人之前，她对上海的男生说“你们最凶的是张嘴，他最强的是一双手。”这种面对现实的态度，正是华丽的城市表面之下的芯子前面已经说过，《正常人》是正面表现市民阶层的生活陆星儿《痛》里的那个邱大风，更是真正出身市井的现代新贵王小鹰的《丹青引》则有着一条喧喧腾腾的天池街……若干年以后，我们或许会发现。这是与“寻根运动”某种方式的遭遇，又迎来关于上海写作的热潮。在当时却多出于不自觉。但这不自觉也是在新时期文学的开放思想中发生。上海的市井生活，最早多出现在民国小说“鸳鸯蝴蝶派”写作中。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就渐渐淡出，偶尔地。就像阴魂不散，突然在某一隅闪出。比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一部话剧改编的电影《小足球队》，里面有一个社会青年。浑号“爷叔”。这个形象何其有趣，都市浮华里的坊间人生他吸引了一帮小萝卜头在弄堂进出，当然，是作为颓废的代表而遭到社会的唾弃。凡这类人和事，在那时多是以负面的形象登场。胡万春先生的小说《家庭问题》，后来改为电影。其中那一个青工，穿毛料裤，买绸缎被面，受到父亲一个产业工人家庭的家长的严厉批评。这种日常生活的趣味。来自安居乐业的人生，其实是含有普遍性的人道价值。

胡万春先生属上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崛起的工人作家队伍中的一名，他们多是以描写产业工人的劳动与生活而活跃文坛。然而我觉得，当我们强调他们社会主义写作身份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他们另一个也许更加鲜明的特质，就是他们的本土性。胡万春先生是工人作家中领先的一名，他的短篇小说《骨肉》和《过年》。引起过热情的反应。小说中描写的城市底层生活，在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观念之下，人和事都被简化了。但它们依然以人间常情打动了读者。这一回，入丛书的是胡万春先生写于一九八三年的自传体长篇《苦海小舟》。顾名思义，写的是穷人的飘零生涯。小说中这一个穷人的履历却是复杂的，若是按社会各阶层分析的划分，他可先后占据多个阶层。大约从清代算起，他家便是失地农民。到了祖父，则在宁波一带经营小本买卖，渐渐积累资财，成家立业，也有了教育的意识，所以父亲先读私塾，再上公学，接受强国思想，决心做一名海员，学习航海，结果是被骗子卖了猪仔，去到外国轮船做水手。其间参加了一次海上罢工，算是还了革命的夙愿，然后，带了一口洋径洪英语回到家乡，接下了祖父一个行将倒闭的小百货公司，却无起色，只得将生意盘给舅丈，收拾收拾来到上海，所剩最后的一点资金投进米行生意，还是血本无归，这一回彻底死心，从此息了发家的念头，做杂役糊口，家中一贫如洗，于是，小说中的“我”，这上海城市的无产者降生了经历逃难，乞讨，跑单帮，打工，学生意，间歇地上小学，读《圣经》，唱圣诗，终于在十六岁时进工厂学徒，走入产业工人队伍看起来。不怎么合乎共运史中作为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形象，可是，历史却呈现出丰富性。农村萧条，小型经济崩溃，资本型城市崛起……这些政治社会经济概念全演化成具体可感的生活状态。

小说中那个英国人戈尔门先生，是父亲做杂役的爱文义路救火会的职员。应属上层社会。可事实上，却也为生计困扰。他甚至娶不起本国的女人做妻子。也娶不起会说英语的中国妻子，只能娶不会说英语的中国女人。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我们常能见到这些帝国公民，多是落寞的表情，他们是殖民地占领者。同时呢。也是寄人篱下。身份颇为尴尬。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有一日，振保和娇蕊一同上街。遇到艾许太太，张爱玲写道“艾许太太是英国人，嫁了个杂种人，因此处处留心，英国得格外道地。”还有《桂花蒸阿小悲秋》里那个住公寓的单身外国人，铿吝又落魄。还滥交。当然，戈尔门先生是个好人，是父亲的知交，可自身难保，援助也有限。上海市井的戚色里，也有着异族人的面容。还有那些连环画家们，作坊样的生产方式，小说写到“我”去拜师傅学手艺，来到沪上著名的大师府上，境况竟十分窘迫，不只是贫寒。而且潦倒。作者写道“他们夫妻俩年纪都不大，只能算作年轻人吧！可我却感到他们都很老了。”就是这样黯淡的营生，却发源成日后绘画的一个重要门类，多少可见出海派文化形成过程现象之一斑。我们可以在《苦海小舟》中找到《过年》和《骨肉》的故事轮廓，就像是这两篇小说的素材。显露出感性的面目。过去的生活这一回以私人经验的性质进入胡万春先生的写作，不期然地，展现出更为宽广的社会场景。

程乃珊的《金融家》则面向上海中产阶级社会。说来很有意思，《金融家》中。华行董事长总经理祝景臣也是浙江人氏，出身贫寒，父亲在杭州大户封家当差，封家老爷开恩，让祝景臣、祝景文兄弟在封家开办的洋学堂开蒙读书，这一步便将他们推上事业人生的康庄大道。祝景文考上庚子赔款公费生出洋留学，祝景臣通过封家的交好华行开山祖魏久煦进华行做练习生，之后一路攀爬，坐到高位。封家则已衰落，后人封静肖，只得在外国人诊所挣月薪，自糊自口，最后给祝家做女婿，多少有些像吃软饭的。与祝景臣同时进华行做练习生的范先生则终身只是个小职员，但儿子范仰之却是才俊，走上另一种人生道路，成长为另一路精英，终于能与祝景臣平起平坐。相辅相成，共渡民族危难。所以，上海这地方其实是英雄不问出身，公平竞争的场所。各人时运不同，资源占有也不同，但终究是以才智心气为决定，不断重新调整划分阶层。在这些跌宕起伏的命运之下，更普遍的还是平凡的人生，就像祝景臣的公子隽人和儿媳芷霜，由父辈们荫护。从战乱中挣出一份安稳且道德的日子。这些保守的人生，经过了危亡的时日，既没有错过生活。也没有损失良心，因循时令开花结果。不由要感慨祝景臣们的栉风沐雨。先是业内倾轧。华行遭遇大挤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再是日本占领军要挟融资华行，逮捕银行职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祝景臣几方受制，又要保人，又要保节，几回山重水复，又柳暗花明在这潮起潮落时节。育秀女塾的女生们，也就是祝景臣们的女儿们。度着她们的娟阁时代。

这群女生使我想起蒋丽萍《女生妇人》里的“四公子”。“四公子”是她们的先驱。她们显然要轻松得多，没有“四公子”的思想的重任。她们生活在“五四”新思想运动发生的二十年之后，又是在新开埠的上海，领风气之先。对异性的态度相当开放，甚至有几分桃挞。小说里也写了一堂课，题目是“小儿疾病预防”，老师就是那位没落世家的大少爷封静肖，身材顾长，穿一身白夏克斯西装，谈吐活泼，引得她们都不安分了。他在上面讲课，女生在下面传字条。内容关于这一位是不是理想中的“黑漆板凳”。沪语“黑漆板凳”与英语“HUSBAND”谐音，然后就有人在字条上写“这不是只黑漆板凳，是张沙发。起码要替这张沙发做一套沙发套，还要配上靠垫……太奢侈了。”联想《女生妇人》里，李大钊给女生们上的“伦理课”，上海和北京多么不同，上海的女生和北京的女生又多么不同。它是现实的人生，缺少庄严感，甚至带几分粗侄，可也是积极的。

《金融家》写于一九九0年，这个年份对于这部上海题材的小说，很不幸地过于早了，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地域性。倘若晚上几年，“海派”写作起篷，它是可拔得头筹的。一九九0年，是探索小说形式的先锋文学热潮时节。贯穿整个新时期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继续。向深处掘进，这一部在形式上并无新奇，思想上也不以尖锐为胜数的小说，很自然地被忽略了过去。等到上海话题成为时尚，那些充满上海想象的写作且又潮涌。遮蔽了大众的阅读。这部小说依然没有进入潮流。所以我寄希望这套丛书，能让它再次登场亮相，让“海派”写作认识它们的前辈，我还寄希望《金融家》能以它的沉重来改变“海派”的轻桃气质，它所描写中国民族工商业者，从积贫积弱的社会挣扎起来，在这城市的流光溢彩底部，是命运多鲜，时事艰厉。

本人写于一九九五年的长篇《长恨歌》，可说迎头赶上风潮，但又带来另一种不幸，它被安在潮流的规限里，完全离开小说的本意。在此，趁作序近水楼台，当为自己辩解几句。我想说的是，小说的第一部应是不尽如人意，小说家陈村曾批评过这一部里尽是想当然。片厂试镜想当然。“沪上淑媛”想当然，选美胜出想当然，上海小姐当然要被金屋藏娇，藏娇人当然要遇不测……但恰是这一部最为看好，因最合乎大众的上海想象，而这一部我又跨越不过去，大量的交代任务要在这里完成，否则便无法开展故事。重要的情节是发生在第三部。王琦瑶和她的下一辈人邂逅。就如苏青说的。在人家的时代里，就好比寄人篱下。第二部是一个过渡，可是我却自觉得这一部写的最称心，这就和感性有关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我是知觉初醒。人和事渐渐浮向水面，轮廓绰约，气息悠然弥散。无处不至。这一部，一旦开头便从容而下，就像自己会生长一样，枝叶藤蔓盘错。这是写作中最好的状态，所有的人物都在自由活动，主动走向命运。我被自己所感动，在程先生身体落地后的那一节。我至今能背诵出来“你有没有看见过卸去一面墙的房屋，所有的房间都裸着，人都走了，那房间成了一行行的空格子。”故事到这里似已倾向终止，事实上，我的目标还未抵达，于是，重振旗鼓，再向第三部进发，是第三部里的情节决定我写这个小说。女主角的结局十分不堪，损害了她的优雅，也损害了上海的优雅，可是倘没有这结局，故事就将落入伤感主义，要靠结局来拯救。却又力量单薄，所以，略一偏，就偏入浪漫爱情小说。与时尚合流。我选它入丛书，期待的是新一轮的阅读，能归回我的初衷。

孙树菜先生的长篇小说《末路贵族》，大约可称作海派写作的实至名归，它有着奇峻的人物和情节，以及社会风俗风貌。小说所写的是“二战”时期，上海这远东城市。有些像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各国各系的政治军事的力量在此侵入，然后交织。英国、美国、日本的谍报人员，以各种身份为掩饰，围绕着流亡上海的白俄姑娘娜塔莎，演绎出爱恨情仇的戏剧。这多少令人联想起上世纪四十年代徐纤先生的《风萧萧》。记得里面有一个化装舞会的场景，各路间谍在此汇合，面具底下的人究竟是谁？真好比《红楼梦》的玄机“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场面实是华丽，流光溢彩，又扑朔迷离。我想孙树菜先生就是看《风萧萧》长大的一代人，新小说对于他一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同时，我又觉得他接受了批判现实主义思想，那应当来自于俄国文学，这也是孙树菜们的时代声音。就在这本《末路贵族》小说中，奇情异志之间，不时浮现起日常景象，透露出了生活的严峻。那位“萨巴罗夫上校”。在犹太人开的酒吧做门童，住就住在弄堂房子中的一间。过着寂寞的生活。他让我想起小时候，与我们家相距一百米的弄堂口，住着的一位白俄。以教授英语为生。父母亲曾经带我们去过他家谈话。想把我和姐姐交给他。他那房间是处于房屋的末端，正是一个尖角，于是。便呈斗状，是真正的“斗室”。屋内家具简陋，临时居住的样子。他站在我们跟前。内心却不知在什么遥远的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地方。小说详细地描绘着这些被祖国放逐的人。如何谋生计，如何在异国建立起社会关系网络，彼此依赖生存。那个“卡特琳娜康斯坦诺维奇伯爵夫人”有些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里的交际花，她年老色衰，流亡异乡，如《末路贵族》里写道“在市区北部租下了一幢房子，又搜罗了几个白军军官和士兵的女儿，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妓院，当起了鸭母来。”由于和萨巴罗夫上校特别的乡谊。她将他的女儿娜塔莎，安排在办公室工作。不让她涉入风尘。为了取得保护，伯爵夫人不得不为日本人提供情报，故事就这样从日常的图景走向传奇，可是依然没有放弃生活的严肃性。日本特务蒙索洛夫真正的俄国贵族，而不是像“上校”和“伯爵夫人”，这些头衔都是杜撰出来唬人的，命运难料，这位真正的贵族沦落到给日本人当差。他向日本人去领旨。态度卑微，内心想的是“当你们还在吃奶的时候。老子已经在马背上冲锋陷阵了……”娜塔莎与英国军官劳伦斯的邂逅是好莱坞电影的套路。灰姑娘遇见王子，但其间纠葛着的种种细节。却不再是童话的性质。而是艰难人世的意味。娜塔莎和劳伦斯最终走出危境，所受援助多来自她那个白俄侨民社会鲍德罗斯基叔叔，马思罗夫先生他们从各自的经历走来，汇集在这个城市，这也就是上海这个国际化都市隐匿着的世界史。

看起来，我们这批写作者，主要的特征是现实主义，但已含有现代主义的变征。我们前后大约跨越两代，远至“五四”新文学，近到新时期文学，可说是我们共同的养料，我们都怀有对生活和人的关怀。同时。在我们之间，还包含着承继的关系。从一九八五年七月吸纳第一批专业作家，到一九八九年的最后一批，上海作家协会集合起我们。我们的写作。大致可以勾画一个文学时期，这个文学时期，蓬勃兴旺。我们在新时期文学的背景下成长，又汇入进新时期文学的图景，且带着我们自己独有的表情。然后我们一同走入下一个时期，面临着丰富却复杂的新挑战价值观急剧变化，消费时代起来，市场经济蔓延各个角落，再迅速纳入全球化，文学观念也在变化，经典取消，大众审美上升为主流，文学不再呈运动浪潮式地前进，而是分散为各个局部……而我们渐渐告别激情洋溢的青年时代。我们的队伍不断减员，胡万春，陆星儿。孙树菜，相继离去，情景多少有些凋敝。在这时刻，重新回顾走过的道路检阅我们的写作，不只是为缅怀，更是振作精神。坚定决心，这就是编辑这套丛书的用意所在。

2007年9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