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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族谱记载，张家原籍苏州，于清康熙年间迁往魏塘，入嘉善籍，从事农耕及商业活动为生。张钟俊出生时的家庭所在地，即祖上留存下来的房产。据张钟俊后人的回忆，以及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记忆，张宅当在旧城中心靠东城门，即中山路东门大街的亭桥（因桥中间有亭子而得名）东头一带。东城门附近也是魏塘早期集市比较集中之地，明清时期就已经商铺林立。张家祖上也开有商铺，做丝绸棉纺等小生意。张钟俊的祖父张兆熊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长大后一直在魏塘经商。虽然只是个普通商人，但也略通文采。按当时魏塘殷实人家的风尚，要是只管经商致富，对文学艺术等传统文化一无所知，往往会被看轻，被划归没有文明教化之列，在社会上没有地位，那是难以接受的。因此，经商致富之后，稍微有些基础的商人通常会涉猎文艺，或通过自学，或拜师学艺，努力在书法、诗词、篆刻、收藏等等某些方面有所知识和爱好，方显有所文明教化，不仅受人尊重，还可凭借作为公共场合的谈资，有机会跻身上流社会之列。张兆熊平时经营一家商铺，兼有购置魏塘周边的少量田产。因此，张家家境还算比较宽裕，在闲暇时间也喜好搜集和阅读诗词散文，结交不少当时社会文艺名流。
张家在魏塘只是普通人家，其居宅应该与当地普通人家没什么特别之处。自上世纪二十年代，父亲张受均（字恺敷）先后到嘉兴师范学校、嘉兴市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和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任教，张钟俊也于1928年到杭州上学，之后辗转上海和外国留学，其弟妹也陆续外出求学和谋业。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不久，张父携带家小逃往江西境内的赣州避祸，随后又辗转到香港和上海，一路颠沛流离，旅途劳顿而患上肺疾。待时局稍微稳定下来，张父曾短期回家乡养病，不久于1944年悲愤离世。从此张家迁离嘉善，再没有回来居住。祖上留下的房产早已经变卖，历经多次市政道路改造，张宅已被拆除，现已无存。
张家在当地虽然不算大户人家，可也是书香门第。据张钟俊大女儿张文渊回忆，小时候父亲经常给子女们讲张家家训。祖上张宅门头正中间一直用一块大木板刻着家训“谦尊而光”四个大字，要求本家人世代躬身践行。“谦尊而光”成语典出《周易》的《谦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唐代学者孔颖达注疏云：“尊者有谦而更光明盛大，卑谦而不可逾越，是君子之所终也。”
这实际上体现了儒家文化谦和礼让之精要，也很符合嘉善人性情温文友善之特点。张家以此为家训，要求无论身处尊卑，都要为人谦和友善，彰显光明美德；即便位处卑微，也不可逾越。可见张家从祖上起，深谙中华文化精髓，对子女有非常明确要求，非一般无知识的农人或商贾所能及。
嘉善凭借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不仅是水乡泽国、丝绸之府、鱼米之乡，宋元以降，经济上一直比较富裕，是华夏重要粮仓。嘉善更是文艺之乡，历史上出现不少诗人、文学家、书法家、艺术家。宋、元、明、清四朝境内有著作者多达600余人；明清时期的《嘉善县志》收录的境内历代文苑人物就多达788人；清《四库全书》收录和存目的嘉善籍人士著作有七十余种。
境内的魏塘、西塘、枫泾等地，已成为明清乃至近现代中国许多重要文学、戏剧、书法、诗歌、绘画艺术流派的发源地。这源于嘉善人很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以及历经长期儒家文明教化而成的温文风雅的地方风尚。据《嘉善县志》记载，嘉善的文化教育有很悠久的历史。早在宋、元时期，魏塘城乡即开设私塾、义塾、社学。明代早期，嘉善始创建县学，嗣后各地又创设书院。明清时期比较有名的书院，如思贤书院（1517）、魏塘书院（1737）、枫溪书院（1868）、平川书院（1886）等，吸引不少名家来讲学，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由民间义士捐资开办的义塾，以及官办性质的启蒙教育“社学”也纷纷兴起。于明宣德七年（1432）创建的县学，设有教谕、训导来掌管。学生经考试录取，由官府免费提供膳食等生活费用，即俗称的“秀才”。清康熙后期，秀才定额为25名。后来又另有增广生员，无定额。从顺治二年（1645）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二百余年间，光是入县学的各类学生共计4928名。
明清两朝嘉善境内共出举人510名，进士187名。
清光绪后期，魏塘开办初等与高等小学堂，至清末全县境内就有小学堂36所。
可见当时文化教育已经比较发达，普通民众对子女上学已十分重视。不过明清时期开办的县学、书院及私塾等，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以及为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及策论的写作。
至清末民初，在洋务风潮的影响下，嘉善的开明绅士已经不满足于这种传统文化教育。他们大多由于商业上的联系，经常往返于嘉兴、杭州、上海等地，眼界更为开阔，对外界新知识比较向往。殷实开明之家纷纷将子女送出外地上新式学堂（当时常称“西学”），乃至留学海外。张钟俊的父亲张恺敷及大舅孙文耀（字仲蔚）就是在这时期分别被送到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后称北京大学）和上海的震旦学院（后称震旦大学）上学的。
张钟俊的祖父张兆熊虽然只是普通商人，但对文学有所爱好，青年时期在当地文艺界也有些交往。但由于自身学力的不足，与人结交中常常使他感慨：予生也晚！自愧知识之不足，每每与人闲谈诗词曲赋书法绘画，只大概知其一二，未能真正深入领悟其中的奥堂。清末至民初，嘉兴及嘉善境内文人非常多，根据志趣爱好的不同，形成许多文艺小圈子，诗社、词派、画派、书法流派等林立繁多。只要是天资聪颖且受过较好教育者，通常会进入某个圈子交往切磋。文人聚会，总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赋，不时汇集成册并相互赠予，以彰显自己有某种特别修养和才华，也希望留下自己的笔墨，给后人有个纪念和传扬。每当这种场合，张兆熊只是当个看客，倾羡地欣赏他人的作品，自己却无力留下笔墨，添列其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此生的遗憾慢慢地化为对下一代的期盼。他不想子女步自己的后尘，继续在社会上平庸无为。因此，对下一代的教育也就格外重视。
幸好儿子恺敷从小天资聪颖，记忆力特别强，并且生来乖巧好静，稍有知识，对阅读也颇喜好，成绩一向很优异。张兆熊很喜欢这个孩子，从小视之如掌上明珠，甚或有所溺爱。心里得到宽慰之余，也慢慢地对他产生更多的期待，甚至对家庭的未来开始勾画一副美好的蓝图。自从张恺敷在魏塘的程氏义塾开始上学，他便盘算着孩子的未来。他不希望孩子重复自己单调的人生道路，在当地做个普通商人，希望他能走得更远。他给孩子规划几种可能的前程：最低得走出嘉善，到外面有所见识，脱离传统的农商家庭形象；中等起码能中个秀才或到省城、上海等地读个新式学校，今后能在县府或州府嘉兴谋得一官半职，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也提升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最好当然是考上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能在京城或南京、上海等大都市谋个好职位，不仅今后一生的生计无忧，还能光宗耀祖，显亲扬名。要走上这几种可能的人生道路，都必须走好的第一步，就是基础教育，因此必须从小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