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者

这天早晨，似睡非睡的疆域似乎是在罗马那样的地方：这里有叮咚作响的喷泉，狭窄的街道时不时会拱起脊背，这是个炫耀金彩的城市，鲜花烂漫，连石头都因年代久远变得轮廓柔和。有时候，在这样半清醒的状态下，他会重访巴黎，或是又见战后德国的瓦砾堆，要不就是在瑞士滑雪，住高山客舍。有时候，却又是在佐治亚的休耕地上迎接狩猎日的晨曦。今天早晨，这个没有时间性的梦境则是在罗马。

约翰·费里斯在纽约的一家旅馆里醒来。他有一种预感：某件不愉快的事情正等待着他——是什么，他不知道。这种感觉暂时被早晨的生活需要掩盖了下去，但是即使在他穿好衣服下楼去的时候依然滞留不去。这是秋季无云的一天，一片片淡淡的阳光穿过粉彩色的摩天高楼斜落下来。费里斯走进旅馆隔壁的一家药房，在靠橱窗玻璃最后的那个火车座里坐下，俯瞰下面的人行道。他要了一份美式早餐，外加煎泥肠鸡蛋。

费里斯是从巴黎回国参加他父亲的葬礼的，葬礼一星期前在佐治亚州他老家的小城举行。死亡的震惊使他明白地察觉到自己已经青春不再。他的发线不断往后退缩，如今已变得光秃的鬓角上脉管的跳动显露得很清晰，尽管人不胖，他肚子却开始鼓起来了。费里斯一直很爱他的父亲，两人之间的关系曾一度非常融洽——可是岁月多多少少冲淡了这样的亲情。这次丧父，估计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使他难以预料地心情抑郁。他已经尽量多滞留了一些日子，好在家里多陪陪母亲和几个弟弟。他搭乘的去巴黎的飞机明天早上走。

费里斯掏出他的地址本，想查一个电话号码。他逐渐专心地翻动起一页又一页的纸。纽约的人名与地址，欧洲的一些首都，南方老家那个州为数不多的字迹变淡的资料。发黄的印刷体，写得趴手趴脚，像是喝醉酒似的。贝蒂·威尔斯：偶然邂逅的爱侣，如今嫁人了。查理·威廉斯：在旭特根森林受了伤，后来没有消息了。老好人威廉斯——不知道还活着不？唐·格林：电视界的一位名人，现在正走财运吧。亨利·格林：战后落魄了，听说住进了一家疗养院。科姬·霍尔：听说她已不在人世了。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科姬——真没想到这傻丫头好好儿的怎么就没了呢。在把地址簿合上时，费里斯有了一种不安全、人世无常，几乎是恐惧的感觉。

就在此时他的身体像给电击中似的忽然猛抽了一下。他正盯看着橱窗外面，就在此时，他的前妻伊丽莎白竟从他面前经过，就在离他很近的人行道上慢慢地走了过去。他说不清楚，为什么她走开后自己的心会起了一阵强烈的颤动，也不懂怎么接下来心中又会有那样一种轻率与优雅的感情。

费里斯急忙付了账冲出去来到人行道上。伊丽莎白站在街角等着过第五大道。他朝她赶过去想要叫她，可是绿灯亮了，还不等他赶上，伊丽莎白已经穿过马路了。费里斯接着又跟上去。到了马路对面他原本可以很容易就赶上她的，可是他发现自己却一点一点地落在了后面，他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的淡棕色头发很随便地鬈着，在看着她的时候费里斯回想起他父亲有一回说过伊丽莎白的走路姿势“很有风度”。她在下一个街角又拐弯了，费里斯仍然跟着，虽然到此时他要追上她的意愿已经消失了。费里斯在思量见到伊丽莎白为什么会引起自己身体上如此异常的反应，手心为什么会发潮，心跳又为什么会加快。

费里斯已经有八年没见到他的前妻了。他知道很久以前她又结婚了，而且还生有不止一个孩子。近几年来他很少想到她。可是最初，刚离婚那阵，那份失落感几乎要把他摧垮。可是，时间使痛苦渐渐消失，他重新去爱，接着又再一次去爱。燕妮，现在，他在爱着的是燕妮。当然，他对前妻的爱早已是过去的事了。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身体上的把持不住和精神上的动摇呢？他只知道他的阴暗心理与这个晴朗澄澈的秋日很不协调。费里斯猛地扭转身子，迈开大步，几乎像奔跑一样地急忙回到旅馆。

费里斯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虽然时间还不到十一点钟。他像个精疲力竭的人那样瘫倒在一把圈椅里，手里紧握着那只盛有兑好水的波旁酒的玻璃杯。他面前还有整整一天，因为去巴黎的飞机明天早上才开。他检查了一下还有什么事情必须要做：把行李交到法航办事处，跟老板共进午餐，买一双皮鞋和一件大衣。那么还有什么事——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呢？费里斯把酒喝完，接着便打开电话簿。

他要打电话给前妻决定得很草率。电话用的是那位丈夫巴莱的名字。他不等自己来得及作思想斗争便匆匆拨通电话。他和伊丽莎白圣诞节时交换过贺卡，他在收到她的结婚宣告时曾寄去一套雕刻艺术品。不打电话是没什么理由嘛。可是在他等待着、聆听着那一头的铃声时，他却为疑虑烦扰着。

接电话的是伊丽莎白，她那熟悉的声音对他来说又是一次新的震撼。他把自己的名字报了两遍，不过在想起他是谁之后，从她的声音里听她还是很高兴的。他解释道自己在此地只待一天。她说，她和丈夫早就买好票今晚要去观剧，不过——她不知道他可愿意过来吃一顿早一些开的晚餐。费里斯说承蒙邀请他感到不胜荣幸。

他一边在办着一件件要做的事，时不时仍然会考虑有没有忘掉哪件务必要办的事。费里斯晚半晌时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做这些事时经常会想起燕妮，明天晚上他就可以和她在一起了。“燕妮，”他会这么说，“我在纽约的时候很凑巧碰见了我的前妻。还和她一起用了晚餐。自然，还有她的丈夫。这么多年之后又见到她，真有点不可思议呢。”

伊丽莎白住在东五十街，费里斯坐在出租汽车里往城市僻静些的方向驶去，在车子驶过十字路口时他总要抬起头去看看迟迟不肯落下的斜阳，不过等他到达目的地时已经进入秋季的迟暮时分了。她住的是一幢楼前有雨棚和看门人的住宅，她的那套公寓是在七层。

“请进，费里斯先生。”

本来是准备见到伊丽莎白甚至是那位想象不出来的丈夫的，可是费里斯却见到了一个脸上长有雀斑的红头发孩子，因而不免吃了一惊。他知道她有了孩子，可是下意识中不知怎么的总是难以接受。惊讶使得他笨拙地往后退了退。

“这就是我们的公寓，”那孩子很有礼貌地说，“你不是费里斯先生吗？我是比利。进来呀。”

穿过走廊来到起居室，在这儿那位丈夫又让费里斯吃了一惊。这是又一个感情上没有为费里斯接受的人。巴莱是个动作迟缓红头发的男人，一举一动有点装腔作势。他站起身，伸出手向费里斯表示欢迎。

“我是比尔·巴莱。很高兴能见到你。伊丽莎白这就出来。她马上就要打扮好了。”

最后面的那几个字又在他脑海里敲击出一组顺畅的变奏，令他忆起那些年月里的事。俏丽的伊丽莎白，浴前那一丝不挂的绯色躯体。衣服没有完全穿好的伊丽莎白，侧坐在梳妆台镜前，用刷子梳理那头细细的栗色发丝。这里面，处处都有她甜蜜、随和的亲切感以及肉体的温香软玉感。这样预先未曾料到的回忆使费里斯一下子回不过神来，他好不容易才强迫自己去应对比尔·巴莱投来的目光。

“比利，你能不能去把厨房桌子上的饮料托盘端过来？”

孩子立即便按照吩咐的去做了。他走开后，费里斯没话找话地说：“你们的孩子真好啊。”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孩子不在时费里斯再没说出一个字。孩子终于回来了，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有几只玻璃杯和一只马提尼鸡尾酒的调酒器。在酒的帮助下他们好不容易才聊了起来：他们提到了俄国，还说到纽约的人工增雨，还扯起曼哈顿与巴黎公寓状况的孰优孰劣。

“费里斯先生明天要坐飞机横越整片大洋呢。”巴莱对那小男孩说，孩子正斜靠在他的椅子扶手上，静静的，很乖的样子。“我猜你准是很想钻进他的箱包偷搭飞机的吧。”

比利把父亲挺差劲的逗笑顶了回去。“我可是要当一名新闻记者，像费里斯先生那样正正经经搭乘飞机的。”接着他又加强语气地说，“那就是我长大以后想当的。”

巴莱说：“我还以为你想当医生的呢。”

“我是的，”比利说，“我两样都想当。我还想当一名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呢。”

伊丽莎白走进来了，手里抱着一个女娃娃。

“哦，约翰！”她说。她把娃娃放在那位父亲的膝上，“见到你真好。你能够来我太高兴了。”

那个女娃娃很庄重地坐在父亲的腿上。她穿了一条水粉色中国绉纱裙子，裙腰处围有玫瑰花状的饰品，淡金色的柔软鬈发用颜色般配的丝带拢在了后面。她的皮肤让夏日的阳光晒得黑黝黝的，棕色的眼睛里闪烁出金光与笑意。在她把手举上去要抓父亲的角边眼镜时，他干脆把眼镜摘下，让她透过镜片看了一会儿。“咱们的老糖球怎么样啊？”他说。

伊丽莎白看上去非常漂亮，也许比他过去理解的更加漂亮。她直直、洁净的头发在闪亮。她的脸显得比以前更柔和了，泛出了圣洁的光。那是一种因家庭氛围才得以产生的圣母般可爱的光芒。

“你几乎一点都没有变化嘛，”伊丽莎白说，“不过时间都过了那么久了呀。”

“八年了。”在双方进一步交谈时，他不禁局促不安地用手去摸摸自己正在变得稀薄的头发。

费里斯突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旁观者——巴莱一家人中的一个闯入者。他为什么要来呢？他在受苦。他自己的生活似乎过得如此孤单，活像一根脆弱的支柱，几乎没能撑起岁月的残骸中的任何东西。他觉得在这家人的房间里连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他对着手表瞥了一眼，“你们不是要去剧院吗？”

“真是不好意思，”伊丽莎白说，“不过这事一个多月以前就已经定下来了。不过，约翰，你不久后肯定还会回国的吧。你没打算做移民吧，是不是？”

“移民，”费里斯重复地说道，“这个词儿我可不爱听。”

“那还有什么好听点的词儿吗？”她问道。

他想了几分钟，“也许叫旅居者还差不多吧。”

费里斯又朝他的手表瞥了一眼，伊丽莎白又再一次道歉，“要是我们能够早些知道——”

“我在这地方只待一天。我回来自己也没有料到。你明白吧，爸爸上星期去世了。”

“费里斯老爸不在啦？”

“是的，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他生病后在那里住了都快一年了。葬礼是在佐治亚州老家举行的。”

“哦，我听了真难过。我一直都是很喜欢费里斯老爸的。”

那个小男孩从椅子后面钻出来，以便能正眼看他母亲的脸。他问道：“谁死啦？”

费里斯没有注意到孩子的忧虑，他在想他自己父亲的死亡。他眼前又出现了直直地躺在棺材里丝绸垫巾上的遗体。尸体被怪异地上了胭脂，而他如此熟悉的那双手被交叉地摆放在一层殡丧用的玫瑰花的上面，显得特别巨大。记忆的画面消失了，费里斯被伊丽莎白安详的声音唤回到现实中来。

“是费里斯先生的父亲，比利。一个非常好的人。你不认识他的。”

“不过你干吗叫他费里斯老爸呀？”

巴莱和伊丽莎白交换了一个窘促的眼色。挺身出来回答孩子的问题的是巴莱。“很久以前，”他说，“你母亲和费里斯先生结过婚，那时还没有你呢——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跟费里斯先生？”

小男孩瞪眼看着费里斯，一副大惑不解、无法相信的样子。而回看这样瞪视的费里斯先生的眼睛，也是同样有点难以置信似的。难道他真的曾经直呼这个陌生女人为伊丽莎白吗，在晚上亲热的时候甚至还叫她“小奶油鸭子”吗？他们真的共同生活过大约一千个日日夜夜吗？而——最终——又经历了婚姻爱情破灭所致的痛苦，那种突如其来的孤独感（嫉妒呀、酗酒呀还有金钱纠葛）。

巴莱对两个孩子说：“该轮到谁吃晚饭啦？随我来吧。”

“可是，爹爹！妈妈跟费里斯先生——我——”

比利那双紧盯不放的眼睛——困惑不解中带有一丝敌意的闪光——使费里斯想起了另外一个孩子的眼光。那是燕妮的年轻的儿子——一个七岁的男孩，他有一张阴森森的小脸，那双膝盖也像是随时要使坏，费里斯总想躲开他但往往会忘记。

“结完婚很快就分开了！”巴莱将比利轻轻地朝门口推，“现在就说再见吧，儿子。”

“再见，费里斯先生。”比利老大不高兴地加了一句，“我原来以为可以留下来吃蛋糕的呢。”

“你待会儿还可以再来的嘛，”伊丽莎白说，“快跟爹爹走，吃你的晚饭去。”

现在房间里只剩下费里斯和伊丽莎白了。一开始，好几分钟都没有人说话，气氛有些尴尬。费里斯请求允许他再给自己斟一杯酒，伊丽莎白便把鸡尾酒调酒器移到桌子靠他的这一边。他看了看那架三角钢琴，注意到书架上的那摞乐谱。

“你现在还弹得跟原先一样漂亮吗？”

“我仍然很喜欢弹的。”

“请奏几曲吧，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很痛快地站起身来。只要有人请，她就会应邀弹奏，这一直是她脾气中最随和的一面。她从来不推诿退缩，不会光说几句抱歉的话把事情打发过去。此刻她向钢琴走去时还多了几分如释重负的感觉呢。

她先弹一首巴赫的前奏曲与赋格。那首前奏曲欢快多彩，犹如晨室里的一面多棱镜。赋格的第一声部是一个纯正、孤独的宣告，它由第二声部变化着花样重复了一遍，然后又在一个很繁复的框架内被第三次重复，多音部多层次圣洁的音乐从容不迫、很辉煌地流淌而出。主题由两个副主题交织着，又装饰以无数精妙的乐音——它们有时起着主导作用，接着又潜隐到背景里去，它具有一种孤独者不惧怕汇入整体的高尚精神。快到结尾时，音乐语言密集，一鼓作气地使占统治地位的第一主题最后得以有辉煌的再现，几个和弦则宣告了赋格的终止。费里斯把头靠在椅子背上，闭上了眼睛。在曲终后的寂静中，一个清晰高亢的声音从走廊尽头的房间里传来。

“爹爹，妈妈和费里斯先生怎么能——”房门关上了。

钢琴又响起来了——这又是什么曲子呢？说不清曲名是什么，调子却很熟悉，这清澈的曲调曾长期潜伏在他的心中。现在它在向他叙述着另外的一段时间，另外的一个地方——这可是伊丽莎白过去经常弹的曲子。这精巧的曲调唤醒了一片荒原似的记忆。费里斯迷失在对过去的渴念、冲突与矛盾的争斗之中。奇怪的是，这段成为混乱无序状态催化剂的音乐，本身竟是如此的圣洁与明净。但是如歌的乐句被女仆的出现打断了。

“巴莱太太，晚饭已经在餐桌上摆好了。”

即使费里斯已在餐桌旁主人与主妇的中间坐下来时，那没有奏完的音乐仍然影响着他的情绪。他都有几分微醺了。

“世事无常，”他说，“一首没有唱完的歌，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体会到世事无常了。或者是一本旧地址本，它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地址本？”巴莱重复了一句。但是他打住了，他不想多打听，便很有礼貌地不追问了。

“你仍然是往昔的那个大男孩呢，强尼。”伊丽莎白说，口气里带着当初那种温柔的痕迹。

那天晚上他们吃的是一顿南方的晚餐，那些菜都是他一向爱吃的。餐桌上有炸鸡和玉米布丁，还有厚厚地裹了一层糖釉的甜薯。吃饭的时候，如果沉默的时间稍长一些，伊丽莎白就会设法让交谈活跃起来。现在该由费里斯来谈谈燕妮的情况了。

“我是去年秋天才认识燕妮的——也就是此刻的这个季节——是在意大利。她是一位歌唱家，订了合同在罗马演出。我估计不久之后我们就要结婚了。”

这些话听起来那么像真的，是那么的自然，连费里斯自己起先都不敢相信那是编出来的了。实际上他和燕妮一年来根本没有提到过婚嫁的事情。其实她仍然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是巴黎的一个白俄钱商，他们分开住已有五年。可是现在再要纠正为时已晚。伊丽莎白已经在向他表示祝贺了：“知道你这样好我真高兴。祝贺你了，强尼。”

他想尽量多讲些真话来加以弥补，“罗马的秋天美极了。气温宜人，鲜花灿烂。”他接着还说，“燕妮有一个小男孩，六岁。会讲三种语言，真是个聪明的小家伙。我们有时候一起去土伊勒里宫去玩。”

他又扯了个谎。他倒是带那男孩到花园里去过一次的。那个脸色蜡黄的外国男孩穿了露出两条细腿的短裤，在水泥水池子里玩他的小船，还骑了小马。孩子还想去看木偶剧。可是时间来不及了，因为费里斯有一个约会要去斯克赖伯饭店。他答应孩子改天下午再去看布袋木偶。他带瓦伦丁只去过一次土伊勒里宫。

房间里起了一些骚动。女仆端来了带白霜的蛋糕，上面插着粉红色的蜡烛。孩子们穿着睡衣进来了。费里斯仍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生日快乐，约翰，”伊丽莎白说，“快吹蜡烛吧。”

费里斯认出了蛋糕上自己的生日日期。烛火还很顽强，好不容易才吹灭，空气里飘着蜡燃烧的气味。费里斯都三十八岁了。他太阳穴上的血管颜色加深了，脉搏跳得更快了。

“到时候了，你们该动身去剧院了。”

费里斯为生日晚餐谢过了伊丽莎白，也说了告别时该说的那些话。全家人都聚在门口目送他离开。

一弯细细的月牙儿高悬在参差不齐、黑乎乎的摩天楼上空。街上刮着风，很冷。费里斯急匆匆地走到第三大街叫住了一辆出租车。他盯看着这座夜间的城市，怀着一种离别甚至是永远告别的细腻的专注心情。他很孤独。他都迫不及待期望着上飞机和航行了。

第二天他从空中俯瞰这座城市，它在阳光中闪闪发亮，像是玩具似的，精巧细致。接着美国被抛在身后，下面只有大西洋和远方的欧洲海岸了。大海泛出了牛奶般的灰白色，在云层下面显得很宁静。费里斯一整天几乎都在打瞌睡。天快黑下来时他又想起伊丽莎白和头天晚上的做客了。他怀着渴望、淡淡的嫉妒和难以解释的遗憾想念着置身于一家人之中的伊丽莎白。他在苦苦回忆曾如此感动过他的那首曲子，那段未能终奏的曲调。他唯一能记起来的只有结尾处的和弦与些许不相干的乐音了，主要旋律本身已经逃离了他。不过他倒还记得伊丽莎白弹奏的赋格的第一声部——只是讽刺性地颠倒了前后次序而且用的还是小调。在大洋上空飞行时，他已经不再为漂流与孤寂的焦虑所困扰，他平静地想到了父亲的死。用晚餐的时候飞机已经来到法兰西的岸边了。

半夜时分，费里斯坐在一辆出租车里穿越巴黎。那是个多云的夜晚，协和广场灯光的上空缭绕着一层轻雾。半夜还营业的小酒吧射出的灯光在潮湿的人行道上闪烁。如同往常一样，在经过一次越洋飞行后两片大陆的差别总让人感到突兀。早上在纽约，半夜却来到巴黎。费里斯眼前闪过了生活的无序与混乱：一个又一个城市的更迭，短暂爱情的嬗变，还有时间，那岁月邪恶的滑奏，时间永远都是在起着变化。

“快！快！”他惊恐地喊道，“你快些呀。”

瓦伦丁为他开了门。这小男孩穿了条睡裤和一件快穿不下的红睡袍。他的灰眼睛显得很没精打采，在费里斯从过道进入套间时，那双眼睛才眨动了几下。

“我在等妈妈呢。”

燕妮如今在一家夜总会唱歌。她还得过一小时才能回到家中。瓦伦丁继续去画他的画，他蹲着用蜡笔在铺在地上的一张纸上画画。费里斯低下头去看了看——画的是一个在弹班卓琴的乐师，旁边的一只气球形状的圆圈里写了些说明词，还画了几根波浪状的杠杠。

“咱们以后一定再去土伊勒里宫啊。”

孩子抬起头来看看他，费里斯将他拉到自己膝前来。突然，他想起伊丽莎白未能弹完的曲子的旋律了。他并未苦思苦想，记忆的沉重负担却自己卸了下来——这一回带来的仅仅是承认与突然的惊喜。

“约翰先生，”那孩子说，“你见到他了吗？”

费里斯弄糊涂了，他还以为说的是另外的那个孩子呢——那个长了雀斑的、全家宠爱的男孩。“见到谁呀，瓦伦丁？”他问。

“在佐治亚你死了的爸爸。”孩子补充了一句，“他没事了吧？”

费里斯急切地快声说道：“咱们以后一定要经常去土伊勒里宫。让你骑上小马，咱们直接去看布袋木偶。咱们好好儿地看木偶剧，再也不慌慌张张离开了。”

“约翰先生，”瓦伦丁说，“布袋木偶戏现在已经不演了。”

又是恐惧，又是不得不承认虚度年华和死亡。瓦伦丁，很懂事又很自信的样子，仍然靠在他的臂弯里。他的面颊挨蹭到那张柔嫩的小脸，感觉到了细细的眼睫毛的抚触。他怀着内心的绝望感将孩子搂得更紧一些——仿佛跟他的爱同样变化多端的一种情绪是能够主宰时代的脉搏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