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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到城里来了。住在一座两层楼的白房子里,它很像一口用来装许多死人的大棺材。房子是新的,却有点像患恶性病的人浮肿的样子,也好像一个叫花子突然发了横财,一下子吃胖了。房子侧面靠街,每层楼有八个窗子,在正面每层四个。楼下的窗子朝着狭窄的走道和院子,楼上的窗子,可以越过墙头望见洗衣工的小房和肮脏的洼地。

这里,没有我所理解的那种街道。房子前面有一大片肮脏的洼地,中间有两道狭窄的土堤。洼地的左端一直伸到犯人劳改场。附近人家都把院子里的垃圾倒在洼地里。它的底部积满深绿色的脏水。洼地右边尽头是积满污泥的星池,散发着臭气。洼地的正中,正对着我们的房子。半边洼地堆满了垃圾,还长满了荨麻、野牛蒡、蜜酸模,另半边,是多里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神父的花园。园里有一座用薄木板造成的凉亭,油着绿漆。如果拿石头扔到亭子里,那薄木板准会破裂。

这地方枯燥极了,脏得要命。秋天把这块堆满垃圾的泥污的洼地弄得更糟,好像上面涂了一层油脂,脚踏上去就会粘住。我从没见过这样一块小地方却堆上那么多的垃圾,特别因为我习惯了旷野和森林的清净环境,对这小城市的一角,便分外发愁了。

洼地对面是一道破旧的灰色围墙,中间远远地露出一座褐色的小房子。那房子就是去年冬天我在鞋铺里当学徒时候起睡的地方。它离我那么近,更使我感到难过。干吗我又得到这条街上来过活呢?

这家的主人我是认识的,他跟他兄弟两人,从前常到我母亲那里做客。那位兄弟,嗓子细得非常可笑,老叫着: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他们还是以前的老样子,哥哥长着钩鼻子,长头发,神气和善,令人见了愉快。兄弟维克托依旧是那张马脸,长满雀斑。他们的母亲(我外祖母的妹子)脾气很坏,爱吵闹。哥哥已经娶了媳妇。媳妇倒长得挺俊,跟白面包一样白净,还有一对黑亮的大眼睛。

头几天,她就对我说了两次。

“我送过你妈一件镶珠边的绸斗篷……”

不知为什么,我不愿相信她会把东西送人,也不相信我母亲会受她的礼物。当她第二次对我说起这件斗篷的时候,我就劝她了:

“既然送了,你就不用再夸耀啦。”

她惊得往后一退。

“什么,你在对谁说话?”

她脸上显出许多红斑,眼珠子凸出来,叫唤她的男人。

男人手里拿着圆规,耳上夹一支铅笔,跑到厨房里来了。听完了老婆的控告,就对我说:

“你对她和别的人说话,都得用‘您’。不准无礼!”

然后,不耐烦地向他妻子说:

“你也用不着为这点儿小事来打扰我!”

“什么?小事?如果你亲戚……”

“什么鬼亲戚呀!”主人大声嚷着,跑了。

我也不喜欢外祖母的亲戚是这种人。我看亲戚之间的关系实在比外人还不如。无论什么坏事和笑柄,他们都彼此知道,比外人更详细,说起坏话来更恶毒,吵嘴打架更是家常便饭。

我很喜欢主人。他老是很好看地把头发往耳朵后边一撩。一见他的模样,我就联想到那位“好事情” 。他时常满意地微笑,灰色的眼睛和蔼可亲,老鹰鼻子旁边现出几条有趣的皱纹。

“你们这些老母鸡,别吵了!”他脸上浮起和气的笑影,露出洁白细密的牙齿,对他妻子和母亲说。

婆媳俩每天都吵嘴。我真奇怪她们那样容易那样快就吵起来。早上,她们头发也不梳,衣服也没有穿整齐,就像失了火一样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只有在坐下来吃午餐、喝午茶和吃晚餐的时候,才稍稍休息一下,此外,整天总是忙个不停。他们每次都吃得多,喝得多,总要喝到醉醺醺的和累得不行了才罢手。午餐时候也谈论着吃食,懒洋洋地拌嘴,准备等一会儿来一场大吵。不论婆婆烧什么菜,媳妇总是说:

“我妈妈可不是这样烧的。”

“不这样烧,那一定没有这样好吃!”

“不,比这个好吃多了!”

“那你上你妈妈那里去得啦。”

“我是这里的主妇呀!”

“那我是什么呢?”

这时,主人插进嘴来:

“行啦,行啦,你们这两只老母鸡!发疯了吗?”

这个家里的一切都有说不出的奇怪,说不出的可笑:从厨房到餐室,要穿过这宅子里唯一的一间又窄又小的厕所,端着茶炊或吃食到餐室去,一定得经过这儿。因此这厕所也就变成各种滑稽有趣故事的对象,并常常闹出可笑的误会。往厕所水槽里添水是我的差事。我在厨房里睡觉的地方,挨近正门门廊的门口,正对着去厕所的门。我的脑袋在灶旁边烤得发热,脚被从门口灌进来的风吹得发冷,因此睡觉时候,我把擦鞋底用的粗地毯都抓在一起,盖在两条腿上。

大厅的墙上挂着两面镜子,几张《田野》杂志赠送的图画装在金边镜框里。一对牌桌,十二把弯曲的椅子。这是一间空荡荡的屋子。一间小会客室里,放满各种各样的细软家具,有几个玻璃橱里放着“陪嫁”的银器和茶具,这里还装饰着三盏大小不等的灯。没有窗子的黑洞洞的寝室里,除了一张挺大的床之外,放着衣柜和衣箱,从中发出烟叶和红花除虫菊的香气。这三间屋子老是空着,一家人都挤在小餐室里,碍手碍脚的。八点钟,喝过早茶,主人兄弟俩立刻把桌子搬好,摊开白纸,搁上仪器匣、铅笔、砚台,面对面坐下动手工作。桌子摇摇晃晃,又挺大,占满了屋子,主妇跟奶妈从婴儿室里出来的时候,身子就碰在桌角上。

“你们别老在这儿逛来逛去呀!”维克托嚷了。

主妇委屈地要求丈夫:

“瓦夏 ,你叫他别冲我嚷嚷!”

“你不碰桌子就行。”主人和气地对她说。

“我有身孕,这地方这么窄……”

“好吧,我们到大厅工作去。”

可是,主妇怒吼了:

“天哪——哪有在大厅里工作的?”

通厕所的门口,探出马特廖娜·伊凡诺夫娜的凶恶的、给炉火烤红的脸,她提高嗓子说:

“瓦夏,你瞧,你在干活,她有了四间屋子还产不下牛崽子来,真是山脊区 的贵族太太,就那么一点儿小聪明……”

维克托不怀好意地笑了,主人大声嚷道:

“够啦!”

可是媳妇却用最狠毒的俏皮话,滔滔不绝地冲婆婆骂着,然后把身子在椅子上一倒,哼道:

“我走,我去死!”

“别打扰我干活呀!活见鬼!”主人脸涨得发青,吼叫道,“真变成疯人院啦,我这样做牛做马,还不都是为了你们,把你们喂饱!噢,老母鸡……”

开头,这种吵闹使我非常惊骇,特别是当主妇拿了一把餐刀,跑进厕所,把两边的门扣上,在里边尖声大叫时,我更加害怕得厉害。顿时屋子里静了下来,后来,主人把两只手托在门上,弯着腰对我说:

“来,爬上去,把上边的玻璃打碎,把门钮摘开!”

我急忙跳上他的脊梁,打破门上边的玻璃。当我把身子弯下去,主妇就用刀柄使劲打我的脑袋——可是,我终于摘开了门钮。主人一边打着,一边把妻子拖到餐室里,夺下了餐刀。我坐在厨房里揉着挨过打的脑袋,很快就明白过来,我是白辛苦了:原来那把餐刀钝得要命,连切面包都费劲,人的皮肤是无论如何也割不破的,而且,更不必爬上主人的脊梁,只要站在椅子上,就可以把玻璃打破。还有摘那门钮,大人的胳臂长,要方便得多。从发生了这件事之后,我再不害怕这家人的吵闹了。

他们兄弟两个是参加教堂里的合唱队的,有时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小声地哼哼。哥哥用的是男中音,一开头唱:

心爱的姑娘送我的指环

我把它掉到海里去了……

他兄弟用男高音应和:

跟着这指环儿一道,

人生的幸福我也断送了。

从婴儿室里,主妇发出低低的声音:

“你们发疯啦?宝宝在睡觉……”

或是说:

“瓦夏,你已经娶了老婆,用不着再唱姑娘、姑娘的,这是干什么呀?晚祷的钟声快要响了……”

“那我们就唱教堂里的歌……”

可是,主妇教训了:“教堂里的歌是不能随便乱唱的,何况是在……”她像演说似的用手指着小门。

“我们必须换个地方,要不——真是活见鬼!”主人说。

他嘴上常常说,桌子非得另外换一张不行。可是这句话,他已经接连说了三年。

听主人们谈论别人的时候,我便想起鞋店来,那里讲的也是这一套。我很清楚,主人们也以为他们自己在这城里是最好的人,只有他们才知道处世为人的规矩。他们就根据这些我所不明白的规矩,对一切人作无情的审判。这种审判,使我对他们的规矩产生强烈的憎恨和愤怒。打破这种规矩,在我已成为一桩快心的乐事了。

我的工作很多,我兼任女仆的职务,每星期三擦洗厨房的地板,擦茶炊和其他的器皿,每星期六擦洗全住所的地板和两边的楼梯,还得把烧炉子的木柴劈好,搬好,洗碗碟,洗菜,跟主妇上市场,提着菜篮子,跟在她后面,此外,还得到铺子里、药房里去买东西。

我的顶头上司是外祖母的妹子,这位喜欢唠叨的、脾气挺大的老婆子,每天早上六点钟光景就起身,匆匆地把脸一洗,光穿一件内衣,就跪在圣像面前,向上帝抱怨自己的生活、孩子和媳妇。

“上帝!”她把手指撮在一起按在额上,哽咽地说,“上帝呀!我不求什么,我不要什么,只求你让我休息!依仗您的大力,让我得到安宁吧!”

她的哭声把我吵醒了。我从被头底下望着她,战战兢兢地听她的热烈的祷告。秋天早晨的淡淡的光线,透过被雨水淋湿的玻璃,送进厨房的窗子里来。地板上的清冷的阴暗中,一个灰色的人影,不安地用一只手画着十字。她的头巾滑下来,小脑袋上露出灰白的头发,一直披到后颈和两肩。头巾常常从头上滑下来,每次她都用左手猛地把它拉正,嘴里喃喃地咒骂:

“嘘,真讨厌!”

她使劲地拍脑门,拍肚子,拍双肩,又咒念起来:

“上帝,请您替我责罚我的儿媳妇,把我所受的一切侮辱,都报应到她的身上。还有我的儿子,请您把他的眼睛打开来,看看她,看看维克托鲁什卡 !上帝,您保佑维克托鲁什卡,把您的恩惠赐给他……”

维克托也睡在厨房里的高板床上,母亲的喧嚷把他吵醒,他便用含糊的嗓子嚷道:

“妈,一清早你又唠唠叨叨啦,真要命!”

“好吧,好吧,你睡觉好了!”老婆子告饶地说。在一二分钟之间,她默默地晃着身子,忽然又咬牙切齿地嚷起来,“让枪子儿打烂他们的骨头,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上帝……”

即使我的外祖父,也从来没有这样恶毒地祷告过。

祷告完了,她叫我起来:

“起来呀,别贪睡,你不是来睡觉的!把茶炊烧好,把木柴搬来!昨晚上没有把松明准备好吧?嗨!”

我为了不让老婆子嘟哝,尽快地干好一切,可是要使她满意是不可能的。她跟冬天的风雪一样,在厨房里刮来刮去,嘴里一会儿嘟哝,一会儿嚷嚷。

“轻点声音,鬼东西!你把维克托吵醒了我是不答应的,快到铺子里去一趟……”

平常日子,要买早茶用的两磅小麦面包和给小主妇买两戈比的小白面包。我把面包拿回来时,她们总要疑心地仔细地瞧瞧,然后又托在手心里掂一掂分量,最后开口问了:

“没有添头吗?没有?把嘴张开来!”然后,得意地嚷起来,“你把添头吃了,你瞧,牙缝里还有渣子哩!”

……我乐意干活,很爱打扫屋子里的污秽,洗地板,擦器皿,擦通风窗和门把手。有几次,我听到女人们在和好的时候议论我:

“干活很勤快。”

“又爱清洁。”

“就是脾气倔。”

“唔,妈呀,是谁把他教养大的呀!”

她们两个想在我的心里培养对她们的尊敬,我却把她们当做呆鸟,不喜欢她们,不肯听她们的话,同她们谈话,丝毫不肯让步。小主妇显然觉得有些话对我不起作用,因此她越来越频繁地说:

“你要记住,是我们把你从穷人家里收留来的!我送过你妈一件绸斗篷,还镶了珠子边呢!”

有一次,我对她说:

“难道为了这件斗篷要从我身上剥张皮来还您吗?”

“天哪,这孩子会放火的!”主妇吃惊地发出疯狂的叫嚷。

杀人放火!——为什么?我愣住了。

她们两个常常向主人告我的状,主人就严厉地对我说:

“小伙子,你可小心点!”

可是有一天,他漫不经心地对他母亲和妻子说:

“你们也太不像话,你们使唤他,简直把他当成一匹骟马。要是换了别个孩子,不是早已逃跑,就是让这种活儿给累死了……”

这句话把她们触怒得哭起来,媳妇跺着一只脚使劲地嚷:

“你怎么当着孩子的面说这样的话?你这个长毛傻瓜!你这样说了,叫我怎么再去使唤这孩子呢?我还怀着孕呢!”

他母亲抽抽噎噎地说:

“瓦西里,求上帝饶恕你,可是你好好记着我的话,——你会把孩子惯坏的!”

当她们气冲冲地走开之后,主人严厉地对我说:

“你瞧,小鬼,为你闹出多大的口舌呀?我要是再把你送回你外公那儿,你又得去捡破烂儿!”

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对他说:

“捡破烂儿也比待在这儿强!叫我来当学徒,可你教过我什么?一天到晚就是倒脏水……”

主人一把揪住我的头发,不过不疼,注视着我的眼睛,吃惊地说:

“脾气倒不小,小伙子,这可不行,不行……”

我想,准会让我滚蛋了,可是,过了一天,他拿了一卷厚纸,还有铅笔、三角板、仪器,跑到厨房里来:

“擦好了刀,把这画一画看!”

一张纸上,画着一座两层楼的正面图,有许多窗子和泥塑的装饰。

“给你圆规!你量好所有的线,在线的两头,各打上一个点子,然后用尺照两点放正,用铅笔画线,先画横的——这叫做水平线,再画竖的——这叫做垂直线。好,画画看!”

让我干这种干净的工作,开始学艺,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是我只是带着虔敬的畏惧瞧着纸和工具,不知道要怎样才好。

我立刻洗了手,坐下来学习。先在纸上把一条一条的水平线画好,检查了一下——很不错,只是多画了三条。后来又画好了垂直线,可是一瞧,我吃惊了,房子的正面不像样,窗子歪到一边去了,其中一扇悬在墙壁外边的空中,跟房子并起来了。门廊跟两层楼一样高,墙檐画到屋顶中间,天窗开在烟囱上。

我差点儿没有哭出来,好久地望着这无法挽救的怪物。心里想弄明白怎么会搞成这样。可是弄不明白,便决定凭想象力来修改。在房子正面所有的墙檐和屋脊上画了乌鸦、鸽子和麻雀。窗前的地上,画了一些罗圈腿的人,张着伞,但这也不能完全掩饰他们不成比例的样子。我又在整个画面上画上一些斜线。就这样把画好了的图样送到师傅那里去。

他高高地扬起眉毛,搔搔头皮,不高兴地问:

“这是什么呀?”

“天正在下雨,”我给他解释道,“下雨的时候,所有的房子看起来都是歪的,因为雨是歪的。还有鸟儿,这些都是鸟儿,正躲在墙檐里,天下雨的时候,它们就是这样。还有这个,这些是人,正往家里跑,有一个女的跌倒了。这边一个是卖柠檬的……”

“多谢了!”主人说着,哈哈大笑起来,把身子伏在桌上,头发在纸上扫来扫去,接着便嚷道:“啊呀,真该打烂你的屁股,小畜生!”

主妇摇着像大木桶一样的大肚子跑来,望了一下我的作品,对丈夫道:

“你狠狠地揍他一顿吧。”

可是主人很和气地说:

“不要紧,我开头学的时候,也不比这个强多少……”

他在歪倒的房子正面上用红铅笔做出记号,又把几张纸给我:

“再去画一次,直到画好为止……”

第二次重画,画得比较好些,只有一扇窗子画到门廊上去了。可是房子空空的,我不喜欢,于是,我就在里面添了一些人物。窗口坐着手拿扇子的太太和抽香烟的绅士。其中有一个没有抽烟,伸开手上的五个指头,用大拇指按在鼻子上,扇动着其余四个指头逗弄别人。大门口站着一个马车夫,地上躺着一条狗。

“怎么又画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主人生气地说。

我给他解释没有人太寂寞,却挨了他的骂:

“别瞎画!如果你要学习——就老老实实学!你这是调皮捣蛋……”

当我终于制好一张像原样的正面图时,他非常高兴:

“你瞧,到底画好了,这样下去,不要好久就可以当我的助手了……”

于是,他出了题目给我:

“现在,你制一张房屋平面图,屋子怎样布置,门窗在哪里,什么东西在哪里,我不告诉你——你自己去想吧!”

我跑到厨房里,闷着头想,打哪里开头呢?

可是我的绘图艺术研究,到这里就停顿了。

老主妇跑到我跟前来,恶狠狠地说:

“你想画图?”

说着,她一把抓起我的头发,把我的脸冲桌面撞去,把我的鼻子、嘴唇都碰破了。她跳起来,把图纸撕得粉碎,把桌面上的绘画工具扔得老远,然后双手叉在腰里,得意洋洋地嚷道:

“哼,我看你画,把本领教给外人,把唯一的一个骨肉兄弟撵走?这可办不到!”

主人跑来了,他的女人也摇摇晃晃地跟过来。于是,一场大吵又揭幕了。三个人嚷着、骂着、吐口水、大声号哭。末了,女人们走开之后,主人对我说了这样的话,就算收了场:

“现在,你暂时把这些扔开,不要学了——你已经亲眼瞧见,这闹成什么样子了!”

我可怜他,他那副窝窝囊囊的样子,总是让女人们的哭闹声弄得不知如何是好。

我早已知道老婆子反对我学习,故意扰乱我。我坐下来画图之前,总要先问她:

“还有事吗?”

她就皱着眉头回答道:

“等有了事,我就叫你,去吧,到桌子旁边胡闹去吧……”

不多一会儿,就支使我到什么地方去一趟,要不,就说:

“大门外边阶梯上都扫干净了没有?屋子角落里都是土,你去打扫干净……”

我跑去瞧,哪有什么土。

“你敢跟我顶嘴?”她冲我嚷着。

有一天,她把克瓦斯泼在我所有的图上,又有一次把圣像前的灯油倒在图上面。她像个小女孩,老是捣乱淘气,同时又用幼稚的笨拙的手段,掩饰自己的诡计。我从来没见过像她这样快,这样容易生气,这样喜欢抱怨一切人、一切事物的人。一般地说,人们都喜欢抱怨,可是她抱怨起来特别来劲儿,像唱歌儿似的。

她爱儿子爱得几乎近于疯狂,这种力量使我感到又好笑又可怕,我只能把这种力量叫做狂热的力量。常常有这样的事:她做过晨祷之后,站在炉炕前的踏板上,两个胳臂肘靠在床边,嘴里热切地念道:

“我的好儿子,你是上帝的意外的恩宠呀,我的宝贝肉疙瘩呀,天使的轻飘飘的翅膀呀。他睡着呢,好好睡吧,孩子,你做一个快乐的梦吧,梦见你的新娘吧。你的新娘是天下第一美人。她是公主,是商人的小姐,是有钱的姑娘呀!愿你的仇人没有出世就死掉,让你的好朋友长命百岁,叫姑娘们成群结队地追你,就像一大群母鸭追一只公鸭那样。”

我听了这些话忍不住要笑。这维克托长得粗笨,性情懒惰,简直像一只啄木鸟,满脸都是斑点,大鼻子、倔强、呆傻。

有时候,母亲的喃喃声把他吵醒了,他就迷迷糊糊地埋怨道:

“滚开,妈,你怎么老冲着我的脸咕噜……叫人没法活!”

有时候,她老老实实走下炉阶,笑着说:

“好,你睡吧,你睡吧……你这个没大没小的!”

可是有时也会这样,她两腿一弯,撞在炉炕边,好像把舌头烫着了似的,张着嘴呼呼地喘气,凶狠地说:

“什么?狗崽子,你敢叫老娘滚开?唉,你呀,真是我半夜里干的丑事,该诅咒的,是魔鬼把你塞进了我的灵魂里的,你怎么不在出生前就烂掉呀!”

她说着最下流的、大街上醉鬼的话,叫人听不进去。

她不大睡觉,就是睡着也不安静。有时候一晚上从炉坑上跳起来好几次,扑到我睡觉的长椅子上,把我叫醒。

“你怎么啦?”

“不要做声。”她低声地说,两只眼睛瞪着黑暗中的什么东西,指头画着十字,“主啊……伊利亚先知啊……女殉教者瓦尔瓦拉……保佑我,不要让我暴死 ……”

她哆嗦着手,点起了蜡。她的长着大鼻子的圆脸,紧张得肿起来了,灰色的眼睛惶恐得直眨巴,注视着被黑暗改变了面貌的东西。厨房很大,可是挤满了立柜和箱子,夜里它就显得很窄。月光静静地洒进厨房,圣像前长明灯的火苗颤动着,插在墙上的切菜刀像冰柱似的闪着光,还有架子上的黑煎锅,看去就像一张没有眼鼻的脸。

老婆子好像从岸上爬进水里似的小心翼翼地从炉炕上下来,光着脚走到屋角去了。在那里,洗手槽上边挂着一只有耳朵的洗手器,很像一颗砍下来的脑袋。旁边立着一只水桶。

她一边吁气,一边咕嘟地喝水。然后,从窗子里,透过玻璃上的一层薄薄的冰花,向外边张望。

“赦免我吧,上帝,饶恕我吧。”她喃喃地祷告。

有时,把蜡灭了,跪在地上,委屈地小声说:

“谁爱我呀,上帝?谁需要我呀!”

她爬上炉炕去,对着烟囱的小门画一个十字,用手摸一摸,瞧瞧风门是不是严实。手沾上黑煤,嘴上拼命地咒骂。不知怎的,一会儿她就睡着了,好像一种瞧不见的力量把她闷住了。每次我受她虐待的时候,我老是想:幸好外祖父没有娶她这样的老婆——要不然,少不了挨她骂!她也准会吃到他的苦头。她虽然常常虐待我,可是那张肿胖的脸上,常常流露出忧伤的神情,眼里也常常含泪,那时她颇有道理地说:

“你当我容易吗?生了孩子,把他们养大成人,为了什么呀,给他们当老妈子,我这是享福吗?儿子娶了老婆,就把自己的母亲扔啦,你说,这好吗?啊?”

“不好。”我老实地回答。

“对吧?说的就是嘛……”

随后,她毫不害臊地开始讲起儿媳妇来:

“我跟儿媳妇一起去洗澡,瞅见她的身子,不知他看中了她什么,这样的也能叫美人吗?”

谈到男女关系,她的嘴就脏得可怕。我开头听了很讨厌,可是不多一会儿,就不再讨厌,抱着很大的兴趣去听了。而且感到在这些话中,好像含蓄着沉痛的真理。

“女人是一种魔力,她连上帝也能欺骗 ,你瞧!”她用手掌拍着桌子咒骂道,“就是为了夏娃的缘故,害得世人都要下地狱,你瞧瞧!”

她谈起女人的魔力来就没个完。我觉得她要用这种谈话来吓唬谁,尤其是“夏娃欺骗了上帝”这句话,在我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我们院子里,还有跟正房差不离大小的厢房。两座房共有八户人家,四家住着军官,第五家是团队的神甫。整个院子里都是勤务兵、传令兵。洗衣妇、老妈子、厨娘,常常上他们那儿去。在每个灶房里,经常演出争风吃醋的丑剧,经常听到哭骂、打闹声。那些兵常跟自己的同事、跟房东家的土木工人打架,他们还打女人,院子里充满淫乱的行为——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压抑不住兽性的饥饿。这种生活无聊得要命,它充满狂暴的肉欲,强者肮脏的夸耀。我的主人们在每次午餐、晚茶、夜餐的时候,总要不厌其详地、下流地议论一番。老婆子对院子里的事什么都知道,老是起劲地、幸灾乐祸地谈论着。

年轻的主妇一声不响,厚厚的嘴唇上浮着微笑,倾听她的谈话。维克托哈哈大笑。主人皱着眉头说:

“妈,别再讲了吧……”

“天哪,连话也不让我说啦!”老婆子发牢骚了。

维克托鼓励她说:

“讲呀,怕什么?反正都是自己人……”

大儿子对母亲又嫌弃又怜悯,尽可能避免跟她单独在一块儿,如果不巧碰在一起,当妈的就一定对儿子诉说儿媳妇的不是,而且一定要向儿子索钱。他慌慌张张地拿出一个或三个卢布,或是几个银币塞在她的手里。

“妈妈,您要钱也没用,并不是我舍不得,只是您拿了没用处。”

“哪里,我要布施叫花子,还要买蜡上教堂……”

“得了吧,什么布施叫花子呀!你会把维克托惯坏的。”

“你不喜欢你弟弟吗?罪过罪过!”

他一甩手,站起来走开了。

维克托老是嘲笑他的母亲。他贪吃,老嚷肚饿。每星期日,他妈烧油煎饼,总是特别留几个放在罐子里,偷偷藏在我睡觉的那张床下,维克托做完礼拜回来,把罐子拿出来,嘴里嘟哝着说:

“不能多留点吗,老家伙……”

“你快吃吧,不要让别人瞅见……”

“你这么糊涂,我偏要说出来,说你怎样把油煎饼偷偷藏起来给我,木头!”

有一次,我把罐子拿出来,偷吃了两个油煎饼——维克托把我揍了一顿。他很讨厌我,跟我讨厌他一样。他老是捉弄我,一天要我替他擦三次皮鞋。晚上他睡在搁板床上的时候,把床板推开,打板缝里往我头上吐口水。

他哥哥常说“母鸡畜生”,维克托想必是要学他哥哥的样儿,也常说一些土话。可是他们说得都很荒唐,很无聊。

“妈,向后转!我的袜子在哪儿?”

他常常发一些愚蠢的问题,想把我难倒:

“阿廖什卡,你回答:为什么写成‘发蓝’,念作‘发懒’?为什么说‘排钟’ ,不说‘钢管’?为什么说‘树木’,不说‘坟墓’呢?”

我不喜欢他们说的话,我是从小就被外祖父母的好听的语言教养出来的,开头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什么“好笑得可怕”“想吃到死为止”“快活得吓人”这种生拉硬扯在一起的话。我想好笑的事哪会叫人可怕,快活的事情怎么会吓人呢,而且所有的人都是要吃到他死的那天为止的。

我问他们:

“难道可以这样说吗?”

他们就骂:

“你瞧,好一位先生呀!得摘下你的耳朵来……”

可是“摘下耳朵”这句话我又觉得不妥当,能够摘下的,是花、草、核桃。

他们使劲揪我的耳朵,企图证明,耳朵是可以摘下的,可是我不服,这样,我就得意洋洋地说:

“耳朵到底还是没有摘下呀!”

在我的周围,有很多残忍的恶作剧和卑鄙龌龊的行为。它们比起库纳维诺街上那不计其数的“青楼”和“游女”还要多得不可计数。在库纳维诺丑恶行为的背后,还可以感到有一种东西说明这种行为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困生活、艰苦的劳动等等。可是这里的人都吃得很饱,过得很舒心。说他们在工作,不如说他们在无谓地空忙,使人觉得不可理解。而且这里的一切,还刺激着人的神经,使人憋闷得透不过气来。

我的生活本来过得很不好,外祖母来看我的时候,我心里更难受。她总是从后门进来,跨进厨房对圣像画一个十字,然后对妹子深深地鞠躬,这鞠躬像千斤重物,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啊唷,是你呀,阿库林娜。”主人满不在意地、冷冰冰地接待着外祖母。

我没认出这就是外祖母:她紧闭着嘴,拘拘束束的样子,脸上的表情同平时完全不一样,在门口脏水桶边的长凳上轻轻坐下,好像干了什么坏事一样,不做一声,恭顺地轻声回答妹子的问题。

这使我难受,我便生气地说:

“你怎么坐在这样的地方?”

她爱抚地眨眨眼睛,用教训的口吻说:

“你少多嘴,你不是这儿的主人!”

“他就是好管闲事,任你揍,任你骂也没用。”老婆子开始抱怨起来。

她常常幸灾乐祸地问她姐姐:

“怎么样,阿库林娜,仍旧过着叫花子一样的日子吗?”

“这有啥了不得的……”

“只要不怕丢脸,也没啥了不得。”

“据说基督从前也是靠讨饭过日子的……”

“这种话是糊涂人说的,是邪教徒说的,你这个老糊涂竟当真了。基督并不是叫花子,他是上帝的儿子,经上说,他到世上来,是要荣耀地审判活人和死人的……连死人也要受审判 ,记着吧,我的老姐姐,就是把骨头烧成了灰,也逃不出他的审判……基督要责罚你跟瓦西里 的骄傲,从前你们有钱的时候,我有时去求你们帮助……”

“那时候我可是尽力帮助过你,”外祖母平静地说,“可是你知道,上帝却惩罚了我们……”

“这么一点还不够呀,还不够呀……”

她用她那不知道疲倦的舌头,把外祖母狠狠地奚落了一大顿。我听着她的恶毒的话,又伤心,又奇怪,外祖母怎么忍受得住。在这种时候,我就不喜欢她。

年轻的主妇从屋子里出来,客气地向外祖母点头:

“请到餐室里来,不要紧,请进来吧!”

姨姥姥望着外祖母的背影嚷道:

“把鞋底擦擦干净,乡下佬就是拖泥带水的!”

主人很高兴地接待外祖母:

“啊,聪明的阿库林娜,日子过得怎么样?卡希林他老人家好吗?”

外祖母露出由衷的微笑。

“你还是勤勤恳恳在干活?”

“嗳,老这么干着,跟囚徒一样!”

外祖母同他谈得很亲热,很投机,同时又不失长辈的风度。谈话中,他也提起我的母亲:

“是啊,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是个多么好的女子——真有点男子汉气魄呀!”

他的女人就对外祖母打岔儿说:

“你还记得吗,我送过她一件斗篷,黑绸子镶珠边的?”

“怎么不记得……”

“那件斗篷还完全是新的……”

“对啊,”主人嘟哝着,“什么斗篷、短衬衫,生活啊——可真伤脑筋!”

“你说什么?”她犯疑地问他。

“我吗?没说什么……好日子容易过,好人容易死……”

“我不明白,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主妇不安起来了。

后来,她带外祖母去瞅刚出生的孩子。我把桌上使过的茶具收拾下去。主人沉思着低声地对我说:

“你的外婆真是个好婆婆呀!……”

我深深感激他这句话。但等我单独和外祖母在一起的时候,我很痛心地对她说:

“你干吗上这儿来,干吗来呀?你明明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

“唉,阿廖沙,我全知道。”她那非常好看的脸上显出和蔼的笑容,瞅着我答道。这样一来,我觉得不好意思了。当然她什么都看得出来,什么都明白,甚至也知道我心里现在想什么。

她小心翼翼地回头望了一眼是不是有人来,然后搂住了我,亲切地说:

“你要是不在,我是不会上这儿来的,我干吗找他们?再说,你外公病了,我侍候他,没有干活,家里没有钱了……还有,我儿子米哈伊尔把萨沙赶出来了,要管他的吃喝。这儿答应每年给你六个卢布,因此我想,你在这儿已经半年,少说也能给一个卢布吧?……”她把嘴凑到我耳边轻轻说:“他们叫我教训你,骂你一顿,他们说你谁的话也不听。我的心肝宝贝,你要在这儿待着,再忍两年,直到你能站得住脚,你要忍受,好吗?”

我答应忍受,这实在是很难的;为了糊口,我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这种叫花子一样的枯燥无味的生活压迫着我,像做梦一样。

有时我想:应该逃跑!可是当时正是该死的冬天。每天晚上,暴风雪吼叫,风在阁楼上打回旋,房梁冻得紧缩起来,发出嘎嘎的声音——能逃到哪儿去呢?

他们不许我出去游逛,我也没有游逛的工夫。冬季里短短的白天,飞快地、不知不觉地消磨在忙碌的家务事中。

可是教堂是必须要去的,我每逢星期六要去做彻夜弥撒,逢节日要去行晚祷。

我很愿意上教堂。我爱站在一个宽宽的黑角落里,远远望着圣像壁。它好像在烛光中溶化,变成一条金黄色的小河,流到灰色的石坛上。圣像的黑影轻轻地摇晃着,圣幛中门的金黄色的花边快活地颤动着,烛光像金色的蜜蜂,在青霭的空气里飘悠,妇人们和姑娘们的脑袋,像花朵一般。

周围的一切与唱诗班的歌声很调和地融合着,一切都像童话一般的奇怪,整个教堂跟摇床一般,在焦油一样的黑漆的空虚中摇晃。

有时我觉得教堂好像沉到深深的湖底里去了,为了去过一种特别的,什么也不能比拟的生活,它从地上消失了。我的这种感觉,大概是由于外祖母讲的基捷日城 的故事而来的。我常常同周围的人一起迷迷糊糊地摇摆着身子,被唱诗班的歌声、祷告声和人们的叹息声引入梦境,背诵着一首情调悲伤的故事歌:

当复活节晨祷的时候,

一队可诅咒的鞑靼人

像一大群凶恶的狗

拥进了基捷日城里……

啊,上帝,啊,我的主,

大慈大悲的圣母呀!

保佑您的奴隶吧,

让我们听完这早晨的圣书,

让我们平平安安做完祷告!

不要让那些鞑靼人

玷污神圣的宫殿,

奸淫我们的妻子和闺女,

折磨我们幼小的儿童,

虐杀我们年老的公公!

我的主!你请听呀!

圣母呀!你请听呀!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哀求。

万王之王发了命令,

召到米哈伊尔,神的差人:

“去,米哈伊尔,到地上去,

到基捷日附近去掀起地震,

让整个城市沉入湖底;

于是,既不休息,也不疲劳,

从晨祷到彻夜祷告,

教堂的神圣礼拜仪式样样做到

永生永世、永世永生!”

在那些年代,我的脑袋装满了外祖母的故事歌,正如蜂房装满了蜜。好像我连想事也按照她的诗歌的格调似的。

我在教堂里从不做祷告。——在外祖母的上帝的面前,不好意思学外祖父念那种怒气冲冲的祷词和带哭声的圣诗。我相信外祖母的上帝不会喜欢这个,正如我自己不喜欢它一样。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印在书本上的,这就是说,上帝也跟一切识字的人一样早已记住了。

因此我在教堂里,当胸头有一种快适的哀感,或是过去一天的零星的屈辱刺痛我、扰乱我的时候,我就苦心构思自己的祷告词。只要想起自己不好的命运,不用费多大气力,就能使那些诉苦的言语,自然而然地变成诗歌的形式:

天哪天哪,我再也不能忍耐,

赶快赶快,让我变成一个大人!

要不然,我实在不好受,

这样活着不如上吊——上帝,你饶恕吧!

要学是什么也学不到。

那个鬼老婆子马特廖娜,

像狼一样地对我咆哮,

再活下去也没有意思了!

直到现在,我脑子里还记着这一类的“祷告诗”,儿童时代从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东西,变成一条条深深的伤痕,刻在心里,一辈子也不能忘掉。

在教堂很好,我在那里跟在森林和旷野一样得到休息。已经尝过多少悲哀、被恶毒和粗暴的生活所玷污了的这颗小小的心,在这蒙眬的热烈的梦想中被洗干净了。

可是,只有在那种时候——天气酷寒,或是风雪在街头狂吹,似乎整个天空都冻结了,被风卷进雪云里,大地也在积雪底下冻住,好像永远不会重新苏生的时候,我才上教堂去。

我最喜欢静悄悄的晚上,在城里从这条街跑到那条街,或是走进僻静的小角落里。有时候跑着跑着,好像背上长了翅膀飞腾起来。只有孤零零独自一个,跟天上的月儿一样。自己的影子在自己的眼前爬动着,遮住了雪上的闪光,可笑地碰着了柱石和栅栏。更夫在街心走着,手里拿着拍板,身上裹着又厚又长的大衣,身边还有一条狗,抖着身子。

这个笨拙的人像一座狗舍。这狗舍从院子里出来,在街头无目的地走着,无可奈何的狗,跟在它的后面。

有时候,碰到快乐的小姐和少爷,我想他们大概是从做夜弥撒的教堂里溜出来的。

有时,从光亮的窗子上的通气口,流出一种特别的香味,流到外边新鲜的空气里来。这是一种很好闻的、不熟悉的气味,使我想起我所不知道的一种异样的生活。我便在窗底下停下来,抽着鼻子,尖着耳朵这样那样地推测: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这房子里住着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教堂里在做夜弥撒,他们还闹得那么欢,弹着一种特别的吉他。沉重的铜弦声从通气口流出来。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冷落的吉洪诺夫街跟马尔丁诺夫街的拐角上那座矮小的平房。我第一次看见它是在谢肉节 周之前的一个化雪的月明的夜晚,从窗户上方形的气窗中向街头流出一股温暖的蒸气和一种不寻常的音响,好像有一个强壮善良的人正闭着嘴唇哼曲子,歌词虽然听不清,调子倒好像挺熟悉挺好懂的。可是侧着耳朵听去,却被恼人的弦声遮住,再也听不明白了。我坐在阶沿石上,心里想这一定是一种有魅力的提琴声,因为听起来心里很不好受。这乐器有时发出一种强大的力量,把整个房子都震动起来,玻璃沙沙地响。房檐上滴下檐溜,我的眼里也掉下了眼泪。

更夫悄然地走到我的身边,把我从阶沿上推下,问道:

“待在这儿干吗?”

“听音乐呀。”我说道。

“管不得那么多,快滚开……”

我赶忙绕着这段街跑了一个圈儿,又走回原地方的窗子底下,可是奏乐已经停止了,从气窗传出来一阵阵的欢笑声。这声音和悲哀的乐声相差太远了,使我以为刚才是在做梦。

差不多每星期六晚上我都走到那座房子跟前去,可是只有一次,在春天,才第二次听到大提琴的声音。那一次,几乎一直奏到半夜,我回去时挨了一顿揍。

披着冬夜的星星,在冷静的街头散步,使我增长了不少的见识。我特别挑选了离中心区比较远的市梢,中心区街上灯光多,我怕碰到主人的相识,被主人发觉我没有去做夜弥撒,却在街头游荡。最碍事的是醉鬼、警察和妓女们。但在市梢头,只要下层屋子的窗户没有冻得很厉害,并且窗内没有放下窗帘,就可以往里边张望。

这些窗户,在我的眼前呈现着五光十色的景象。我瞅见有些人在做祷告,有些人在接吻,有些人在打架,有些人在打牌,也有些人在不安地、悄然无声地交谈着。无声的,鱼一样的生活,像西洋镜一般展现在我的面前。

我瞅见一个地下室的桌子边,有两个女人,一个很年轻,一个比较大一点。在她们对面,坐着一个长头发的中学生,一边挥动着一只手,一边朗诵着一本书给她们听。年轻的那个,严厉地蹙着眉头,靠在椅子背上听着,那个大一点的、瘦瘦的、头发蓬松的女人,突然两手掩住脸,抽搐着肩头。中学生把书扔开了。不一会儿,年轻的那个站起身来跑出去了,他就跪在头发蓬松的那个女人的面前,开始吻她的双手。

再张望另外一个窗户,瞧见一个蓄着大胡子的高个子男人,把一个穿红色短衫的女人放在膝上,像哄孩子似的把她摇着。他瞪着眼,张着大嘴,样子大概是在唱着什么。那女的笑得浑身抖动,背向后仰,两脚乱蹬。然后,他又把女的身子弄正,重新再唱,女的又狂笑了。我瞧了他们好半天,直到明白他们是准备这样玩一个通夜时,我才走了。

这种景象,有不少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时常因为望出了神,回家迟了,引起了主人们的怀疑,他们便向我盘问:

“你去了哪个教堂?是哪位神父司会的?”

全城的神父他们都认识,而且什么时候该念什么经,也都知道,我撒谎是容易被他们抓住的。

婆媳俩所礼拜的上帝,就是我外祖父的那位脾气很大的上帝,这位上帝,要人们在他的跟前心怀恐惧。她们的嘴上,老挂着这位上帝的名字,甚至在吵嘴的时候,也彼此吓唬:

“瞧着吧,上帝会报应的,他会叫你成罗锅儿,下贱东西……”

大斋节第一周的星期日,老婆子做煎油饼,都煎焦了,她那张被火烤红的脸,满含怒气,大声吼叫道:

“唉,你们都给我见鬼去吧……”

忽然,她又嗅了一嗅煎锅,把脸一沉,把锅把往地上一扔,哭了起来:

“啊唷,锅子里有肉味,该死该死,星期一吃素的那天,我没有把它烧干净,啊唷,上帝呀!”

她跪着,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祷告起来:

“上帝,上帝,饶恕我这个该死的老婆子,为了耶稣基督的受难饶恕我吧!上帝,不要惩罚我这个老混蛋吧……”

她把煎好的油饼都喂了狗,把煎锅重新烧干净,可是儿媳妇跟她吵嘴的时候,还拿这件事来责备她:

“你连吃斋的时候,也拿荤油锅子烧东西……”

她们把自己的上帝拉进一切家务之中,拉进自己的渺小的生活的一切角落里。因此,贫乏的生活,表面上看去也好像有了意义和重要性,像是时刻在为最高权力者服务。这种把上帝拉进一切鸡零狗碎的生活中的做法,使我感到透不过气来。我好像暗中被人监视着,常常不自觉地向各角落张望。到了晚上,有一种恐怖像冰凉的云层一样把我包围起来。这种恐怖的发源地,便是点着长明灯供着黑色圣像的厨房里的一个角落。

橱架边有一扇大窗子,正中一条支柱把窗棂分隔开来。深沉无底的蔚蓝的天空,向窗里张望。我觉得房子、厨房、我——一切都好像挂在天空上,如果发生一阵剧烈的震动,一切东西都会落向这个冰凉的、蔚蓝色的大窟窿中,擦过星辰的旁边,无声地落进死的静寂,好像一块石头沉进水里。我一动不动地躺着,连翻一个身也不敢,等待着可怕的末日。

我已经记不得这恐怖是怎样治好的,但我很快把它治好了,当然是得到了外祖母的善良的上帝的保佑。我想,我那时候已经体会到一种简单的真理:我没有干过任何坏事,我没有犯过罪,我就不应该受罚,而对于别人的罪孽,我是没有责任的。

白天去做礼拜的时候,我也溜出去闲逛,尤其是春天,一种遏制不住的力量坚决不放我上教堂去。如果他们给我两个戈比做蜡钱,那就算害了我。我买了一副羊趾骨,做礼拜的时间尽在外边玩,老是把回家的时间弄晚了。有一次,我把追念亡灵和买圣饼的十戈比全输光了。我没有办法,趁管教堂的端着盘子从祭坛下来的时候,我偷了别人的圣饼。

我一心只想玩,玩得简直发了狂。我玩得很巧妙,很快就成了这一带街上玩羊拐、玩球、玩打棒子游戏的名手。

大斋节的时候,他们逼迫我去斋戒。于是,我到邻居多里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神父那里去受忏悔礼。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而且我对他犯过好些罪,我扔石头打毁他园里的亭子,我又常常跟他家的那些孩子打架。总之,他可能向我提起我干的许多使他不痛快的事来。因此我心里很不安,我走到那座简陋的教堂里,等候轮到我忏悔,我心头怦怦地发跳。

可是多里梅东特神父发出和蔼的、责备似的叹声迎接我。

“啊,邻居,好,跪在这儿!你犯过什么罪?”

他把一块厚丝绒布覆盖在我的头上,蜜蜡和乳香的气味扼住我的呼吸,说话很吃力,而且我也不想说话。

“你听大人的话吗?”

“不听。”

“你说:我有罪!”

我不觉冲口说出来:

“我偷过圣饼。”

“为什么,在哪里偷的?”神父想了一想,缓缓地说。

“三圣教堂、圣母教堂、尼古拉教堂都偷过……”

“啊——啊,所有的教堂都偷过,孩子,这可不好,这是犯罪呀,你懂吗?”

“懂。”

“你说:我有罪!不像话。你是偷来吃的吗?”

“有时候吃,有时候赌羊拐把钱输光了,没有圣饼带回家去,因此我就偷……”

多里梅东特神父嘴里开始呜哩呜噜念起来。接着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忽然很严厉地问:

“你看过禁书没有?”

当然,我不懂这个问题,我便反问:

“什么?”

“你看过不准看的书吗?”

“不,什么也没有看过……”

“饶恕你的罪……起来吧!”

我惊异地瞧着他的脸,那张脸似乎是深思而和善的。我不好意思,我觉得害臊:当我来做忏悔的时候,主人对我说,无论什么事都得老老实实一丝不漏地说出来,使我对忏悔感到害怕和恐惧。

“我向你家的亭子扔过石头。”我坦白了。

神父抬起头来说:

“这也是不好的,走吧!”

“我还向狗扔过……”

“下一个!”多里梅东特神父连看都不看我,径直叫我后面的人。

我走出来,觉得受骗了,心里很委屈:我以为忏悔有多么可怕,我心里是那么紧张,哪里知道一点可怕的地方也没有,而且很无聊!有一件使我感到兴味的,便是问了我所不知道的书。我想起了,在那家地下室里把书读给两位姑娘听的中学生,我也想起了那位“好事情”——他也有许多黑皮的、厚厚的、带着莫名其妙的插图的书。

第二天,主人家给了我十五个戈比,让我去领圣餐。今年的复活节很晚,雪早已融化,街面也已经干燥,路上弥漫着尘埃,是一个晴朗、愉快的日子。

教堂栅栏边,有一群工人正在狂热地玩羊拐子,我想:领圣餐还有些时候,便对那些赌徒说:

“让我加入吧!”

“加入费一戈比。”一个有麻子的红脸汉子傲然地说。

我也同样傲然地说:

“好,左边第二对上,押三戈比。”

“把钱押出来!”

于是,赌博开始了!

我把十五戈比换开,拿三戈比押在一对羊趾骨下边,谁打掉这对羊趾骨,谁就把钱拿去。如果打不着,他就得赔我三戈比。我走了运:两个人瞄准了我的注打,都没有打中,我从两个中年人手里赢了六戈比,我的兴头来了……

可是有一个赌徒说:

“当心这小鬼,别让他赢了钱溜走……”

我生气了,像打鼓一样激烈地说:

“在左首边上那对,押九戈比!”

可是这没有引起那些赌徒的注意,只有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警告着说:

“小心呀!这家伙正走着运呢。他是星街绘图师家里的徒弟,我认识他!”

一个瘦小的工匠,按他身上的气味是毛皮匠,他挖苦地说:

“小鬼 吗?好……”

他用灌上铅的羊趾骨瞄准着,准确地打掉了我的注,俯下身来向我问道:

“你哭吗?”

我回答道:

“在右首边上押三戈比!”

“我也会打掉的。”毛皮匠吹着牛,可是他输了。

坐庄以三次为限,现在挨到我来打人家的注了。我又赢了四戈比和一堆羊趾骨。可是,再轮到我坐庄时,三次都输了,把钱全部输光。正在这时候,白天的礼拜完了,钟声响着,人们从教堂里走出来。

“家里有老婆吗?”毛皮匠这么问着,伸手来抓我的头发,可是,我把身子一缩就溜跑了。我赶上一个服装漂亮的年轻小伙子,客气地问:

“你领了圣餐吗?”

“领了又怎样?”他怀疑地望一望我,反问了。

我求他告诉我,圣餐是怎样领的,神父在那时讲了什么,领圣餐的人该做什么。

那家伙严厉地板起面孔,用吓唬的声音向我吆喝:

“不去领圣餐,偷着玩儿,是不是邪教徒?唔,我不告诉你,叫你老子剥你的皮!”

我跑回家去,准备他们盘问我,识破我没有去领圣餐的事儿。

可是老婆子却替我祝了福,然后,只问了一句:

“你给了管教堂的多少蜡烛钱?”

“五戈比。”我胡乱说。

“给他三戈比就已经是天大的人情了,剩两戈比给自己呀,傻瓜!”

春天,每天都换着新装,一天比一天绚丽动人,嫩草和白桦的新绿,散发出醉人的芳香。我很想跑到旷野去,仰面躺在和暖的土地上,听云雀的叫声。可是我忙着刷拭冬衣,装进衣箱里去,切烟叶,拿拂尘拂拭家具。一天到晚,尽跟那些对自己完全没有必要的、不痛快的东西周旋。

闲下来,完全没有什么可做。我们这条街又窄又湿,也没有一个行人。要跑远一些是不许可的。院子里只有一些脾气很坏的、疲劳的土工和头发蓬乱的厨娘和洗衣妇,每晚上,他们举行狗一样的结婚。这真是叫人讨厌、受辱,简直想使自己变成一个瞎子,什么都看不见才舒服。

我拿了剪子和花纸,跑到顶楼剪了各式各样的纸花,装饰在屋椽子上,这到底也只是无聊中的消遣。我心里惶惑着,想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那里,人们不这么贪睡,不这么爱吵闹,不这么爱向上帝诉苦,不这么爱责备别人、侮辱别人。

……复活节的星期六,弗拉基米尔圣母显圣的圣像,从奥兰斯基修道院迎接到城里来。这圣像要在城里停留到六月中旬,在各教区举行挨户的访问。

圣像到我主人家里来,是在一个不是星期天的早晨。我在厨房里擦铜器,年轻的主妇在屋子里慌张地叫嚷起来:

“快去开外边的大门,奥兰斯基圣母抬到我们家里来了!”

我就这么肮肮脏脏的,两手满是擦铜油和砖头粉,跑出去开了大门。年轻的修道士,一只手提着灯笼,一只手拿着香炉,瞧见我就低声地嘟哝着:

“你在睡觉吗?来,帮着扶一把……”

两个普通人扛了沉重的神龛,走上狭窄的楼梯。我在神龛的一边,用脏手和肩头,帮他们扶着。后边一群身子沉重的修道士,踏着脚跟了上来,一面用低沉的声音懒洋洋地唱着:

“至高无上的圣母呀,请替我们祈祷上帝……”

我带着感伤的信心想:

“我这么脏,去扛圣像,圣母一定会罚我,我的两只手一定会干瘪掉的……”

圣像放在屋子上首角落的两张用干净被单铺着的椅子上。神龛两边站着两个修道士,用手扶着神龛。这两个人都年轻貌美,像一对天使,眼睛亮晶晶的,脸上笑嘻嘻的,披着蓬松的头发。

祷告举行了。

“啊,至高无上的圣母呀!”大个子神父大声唱着,他用红红的指头不断地去摸被蓬松的头发遮掩着的胖耳朵。

“至高无上的圣母大慈大悲。”修道士懒洋洋地唱着。

我非常喜欢圣母。据外祖母说,圣母在地上种了一切花、一切欢乐、一切善良美丽的东西,安慰那些可怜的人们。于是,当轮到我去吻她的手时,我没有看见大人们是怎样吻的,只是战战兢兢地在圣像的脸上和嘴上吻了吻。

不知是谁,使劲地推了我一把,把我推到屋角门槛边。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修道士已扛着圣像回去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我坐在地板上,主人们围着我,怀着极大的恐惧和忧虑,互相谈论着:这孩子会怎么样呢?

“得去跟神父谈一谈,他是什么都懂的。”主人说着,然后不怀恶意地骂我:

“真不懂事,不可以亲嘴的,难道这点都不知道?……还进过学校呢……”

整整几天,我毫无办法地等待着,不知会发生什么事,用脏手扶了神龛,不知分寸地亲了她,这可是饶不了我,饶不了我!

可是圣母好像已经宽恕了我的出于真诚的无心的罪过,也许是她的责罚很轻,使我在那些好人给我的大量责罚中,完全觉不出来。

有时我故意向老婆子挑衅,打击她说:

“圣母大概忘记责罚我了……”

“你等着,”老婆子阴险地说,“等着瞧吧……”

……当我拿桃红色茶叶包纸剪成的图样、锡纸、树叶等等装饰顶楼椽子的时候,就用教堂赞美诗的调子编起歌来,想到什么就唱什么,像加尔梅克人 在路上边走边唱的一样:

手拿一把剪,

坐在顶楼边。

把纸儿剪剪……

我心里烦厌,蠢汉!

如果我是一条狗——

随便哪里都可走,

可怜枉为一个人,

一天到晚听骂声:

规矩些,别做声,你这小畜生,

若是不老成,要了你的命!

老婆子望望我的手工,不住地摇头,不住地笑:

“你要是把厨房装饰成这样多好呀……”

有一天,主人跑上顶楼来,见了我的手艺,感叹道:

“彼什科夫,你这小伙子真有趣,活见鬼……你想当变戏法的吗?我可猜不透你……”

他给了我一个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五戈比大银币。

我用细铁丝做了络子,把这个银币挂在五颜六色的装饰品中最显眼的地方,像一枚奖章。

可是过了一天,那银币跟铁丝络子都不见了。我相信一定是老婆子偷去了。 Rx4MrC/WTl+npgIqaVIPHjOX1/ONC/Xwg8M6AAEoJukFImrGyMFiq+M5X2giVK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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