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开杂货铺的安德烈·杰连科夫。他的铺子躲在一条僻陋小街的尽头、堆满了垃圾的沟道旁边。

杰连科夫是一只胳膊患麻痹症的残疾人，他面容挺温和，银灰胡髭，眼睛里透着聪明。他有一个全城最好的图书室，里面收藏着一些禁书和珍本书。喀山许多学校的大学生和各种抱有革命情绪的人们，都来向他借书阅读。

杰连科夫的小杂货铺是一所矮平房，紧连着一个兑换金钱、放债吃息的阉割派教徒的住宅。店铺里有一扇门通入一个大房间，这房间只靠一面向天井开的窗户透进来微弱的光亮。由大房间穿过去是小厨房。过了小厨房，在通阉割派教徒住宅的阴暗走廊拐角处，隐着一个仓房，仓房里面就是那个十分秘密的图书室了。图书室里的一部分书籍是用钢笔抄录在厚厚的练习簿上的，例如拉夫罗夫的《历史性的书信》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皮萨列夫 的论文集，还有《沙皇就是饥饿》 ，《巧妙的圈套》 ——这些手抄本全已读破或揉坏了。

我第一次来到小杂货铺时，杰连科夫正在招待顾客们，他朝通向大房间的门对我点头示意，我走进去一看：昏暗的屋角里，跪着一个像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 模样的小老头，正在虔诚地祷告。我一见这个小老头，心里就感到有点别扭和不舒服。

因为人们对我说杰连科夫是民粹派，我当时意想中的民粹派该是革命家，而革命家就不应该信仰上帝。我觉得这位向上帝祷告的小老头在这间房屋里是多余的。

他做完了祷告，小心翼翼地用手抚一抚他的白头发和白胡须，细瞧着我说：

“我是安德烈的爸爸。你是谁？唔，原来是你啊！我只当是一个化了装的大学生哩。”

“为什么大学生要化装呢？”我问。

“嗯，不错！”老头轻声回答，“不管他们怎样化装，上帝终会认出来的！”

他走进厨房里去了。我坐在窗边自己思量，突然听到一声叫喊：

“哟，他是这样的呀！”

靠厨房门口站着一个穿白衣的姑娘，黄头发剪得短短的，苍白浮肿的脸上两只蓝蓝的眼睛闪着微笑。她的模样很像廉价石印画上的小天使。

“您干吗要这样大惊小怪呢？难道我是那样可怕的吗？”她用细弱颤抖的声音说着，手扶住墙小心地慢慢向我移动，好像脚下踩的不是稳固的地板，而是悬空摇晃不定的绳缆似的。这种不习惯走路的样子，使她更加不像是个平常人了。她全身颤抖着，像是有多少颗针扎进了她的脚掌，又像是墙壁上有火烫痛了她那婴儿般浮肿的手。手指头直僵僵的一点儿也不灵活。

我一声不响地呆立在她面前，心里感到十分的狼狈和渗骨的凄凉。在这间昏暗的屋子里一切都是挺奇怪的。

姑娘坐在椅子上，战兢兢的，好像害怕椅子会从她身下飞走。她非常天真地告诉我，她开始走动才只有四五天，过去三个来月一直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她的手和脚都麻痹了。

“这是一种神经麻痹症。”她微笑着说。

记得我当时很希望还有别的理由解释她身体的病态；对于这样一个姑娘，住在这样一个奇怪的房屋里，只说得了神经麻痹症，未免太简单了。她的房间里每件东西都胆怯地紧紧偎倚着墙壁，屋角圣像前面有点儿过分明亮地燃着一盏小神灯，在大饭桌的白桌布上，莫名其妙地爬着神灯铜吊链的黑影子。

“我听过好些人谈论你，就很想瞧瞧你长得什么样儿。”她说话的声音听来细弱得跟小孩子一样。

这姑娘用那么令人难堪的眼光仔细看我，在她那双蓝眼睛里透着一种望穿一切的犀利光芒。跟这样的姑娘我不能、也不会说什么话，只是默不作声地望着墙上挂的赫尔岑、达尔文、加里波的 等人的画像。

从杂货铺突然冲进来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浅黄头发，瞪着不懂礼貌的眼睛，用沙哑的声音喊道：

“你怎么爬出来啦？玛丽亚！”

说完，马上又钻进厨房去了。

“这是我的弟弟，阿列克谢！”姑娘说，“我——在产科学校学习，偏偏病倒啦！您为什么老是不说话？您——觉得拘束吗？”

杰连科夫进来了，他把一只残废的手插在怀里，沉默不语地用另一只手抚摩着妹妹细软的头发，把她的头发揉得蓬乱，并问我要找什么工作。

接着又进来一个红色鬈发、身材匀称的姑娘，她用微带绿色的眼睛严厉地瞄了我一下，拉着穿白衣的姑娘的手说：

“够了，玛丽亚！”

于是她把她搀走了。

一个小姑娘竟叫这种成年女人的名字，听着真有点刺耳。

我也走出了杂货铺，心里很激动，第二天晚上我又来到这里，打算看一看他们是怎样生活的，这种生活真奇怪。

那个善良和气的老头斯捷潘·伊凡诺维奇脸色苍白得像块透明的玻璃，坐在屋角里微笑地望着，翕动着黝黑的嘴唇，好像在恳求说：

“谁也别来碰我！”

他跟小兔子一样成天提心吊胆的，害怕有什么大祸临头——我已经看透了他这种心情。

一只手残废的安德烈穿着件灰短褂，胸前沾满油污和硬得成了老树皮的面粉嘎巴。他像一个做了什么坏事刚被饶恕的顽皮孩子，负疚地微笑着，在屋子里侧着身子踱来踱去。弟弟阿列克谢在铺子里帮他的忙，是个又懒又笨的年轻人。他的三弟叫伊凡，在师范学院念书，平日住在学生宿舍里，只有假日才回家来。这位三弟是矮个子，衣服穿得干净利落，头发梳得光溜溜的，颇有点儿衙门里的老官吏派头。害病的玛丽亚住在阁楼上，很少下来。她一下来我就觉得不舒服，全身像被一种无形的绳索给捆住了一样。

杰连科夫的家务，是靠跟那位阉割派教徒房东同居的一个女人来料理的。这女人又高又瘦，面孔很像个木偶，瞪着一对凶狠的修女们特有的冷酷眼睛。她有一个红头发的女儿，名叫娜斯佳，娜斯佳也常在这儿转来转去；每当她那双绿眼睛看男人的时候，她那尖鼻子的鼻孔就弗弗地翕动起来。

不过，杰连科夫家里的真正主人却是喀山大学、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这一群爱吵嚷的人们，天天关怀着俄国人民，担心俄国的前途。每当看到报纸上的什么文章，读到书里的某些意见，听到城里或大学里发生了什么事件，他们就当晚从喀山城的各条街跑到杰连科夫的小杂货铺里来，开始热烈地争辩或分头去窃窃私语。他们常常带来厚厚的书本，用手指头戳着书页子面对面喊叫，各说各人喜爱的真理。

自然，我是不大明白这些争论的，在这种滔滔不绝的空话里，真理已经变得像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一样稀少了。我觉得有几个大学生，跟伏尔加河沿岸分离派教徒中那些咬文嚼字的老头子一样迂阔，可是我也明白眼前的这些大学生，原是打算把生活变好的，尽管他们的真意被滔滔的空话冲淡了，然而还不曾被淹没。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我是明白的，我自己也很希望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我常常觉得，在大学生们的谈话里，有着我没有能够说出来的思想，而我对这些人的喜欢几乎到了发狂的程度，就像一个被允诺给予自由的囚徒感觉的那样。

他们看我，就像木匠看一块可以做出一件不平凡的器具的木料似的。

“一个天才！”他们常常这样把我介绍给对方，还带着一种骄傲，就像跑街孩子把在路上捡到的一枚五戈比小铜钱拿给别人看似的。我很不喜欢人家叫我“天才”和“人民的骄子”，我倒觉得我是生活的弃儿。有时候，那些来指导我学习的大学生，竟使我感受到一种痛苦的压抑。比方说，我在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一本题名《格言与箴言》 的书，我不懂得这个书名的意义，非常想读一读这本书，就向一个神学院的大学生去借阅。

“嗬，真有您的！”这位头脸生得像黑种人、鬈发、厚嘴唇的未来的大主教却尖刻地奚落我说，“老弟！你真是瞎胡闹！给你什么你就读什么，别再伸爪子乱往别处抓！”

这位教师的粗暴声调刺伤了我。当然，我后来终于把这本书买到手了。钱，一部分是在码头上做工赚的，一部分是从杰连科夫那儿借来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像样的大书，这本书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总而言之，人们对待我的态度是十分严格的；有一次，我读一本《社会科学入门》 ，觉得作者过分夸大了游牧部落对创造人类文化生活的作用，而把富有创造精神的流浪人和猎人贬得太低了。我把我的怀疑跟一个文科大学生讲了，他在他那娘儿们似的脸上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对我大谈起“批评权”问题来，整整谈了一个钟头。

“为了取得批评权，就必须先信奉一种真理，可是你信奉了什么真理呢？”他这样质问我。

他是个哪怕在街上走路时也要读书的人，把书本遮住脸在人行道上走，常常碰撞了别的行人。当他患了斑疹伤寒，躺在他那个小阁楼上的时候，还在大声喊叫：

“道德应该是自由因素跟强制因素的调和一致——调和，调——调——调……”

这个柔弱书生，因为长时期吃不饱饭而病病歪歪，再加上执拗地追求永恒的真理，就更加弄得疲惫不堪。读书是他惟一的乐趣。当他自以为已经把两种矛盾的强有力的社会思想调和一致的时候，他那温柔的黑眼睛就会像孩子般幸福地微笑起来。在离开喀山十年之后，我在哈尔科夫城又遇见了他；当时他已经在凯姆服满五年流放刑期，回来重新入大学读书了。我看他整天抱着一堆矛盾思想过日子，甚至他被肺结核病折磨得快要死了的时候，还在尽力设法调和尼采 主义跟马克思主义。有一回，他用又冷又黏的手指头捏住我的手，嘴里咯着血，喉咙里打着呼噜说：

“要是矛盾得不到统一，就无法生活！”

后来，他到大学去上课的时候，竟死在电车里了。

我见过不少这样为理智殉难的人，他们在我的记忆里是神圣的。

大约有二十个这样的人，常到杰连科夫的小铺里来开会，他们中间甚至有一个神学院的大学生，叫佐藤·潘捷雷蒙 的日本人。偶尔还来一位高个子、宽胸脯、生着浓密的络腮胡子、剃着鞑靼式光头的人 ，这人穿一件灰色紧身哥萨克短外衣，衣扣直扣到下巴底下。他总爱坐在屋角里，嘴上衔着一根短烟斗，用静观默察的灰色眼睛望着大家。他的眼光时常注视我的脸，使我觉得这个严肃的人在暗暗打量我，不知怎么我心里就害怕起来了。他那派沉默的样子令我很奇怪；周围的人们都在滔滔不绝地、大胆地高声说话，他们越说得激烈，我就越发欢喜。我过了好久才看透，原来在激烈的言辞里面常常隐藏着可怜的虚伪思想。可是这位络腮胡子的大个子心里在默想些什么呢？

人们都叫他“霍霍尔” ，好像除了杰连科夫以外，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不久我听说，这个人原是流刑犯，在雅库特省过了十年流放生活，最近才转回来。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兴趣，可是还不能鼓起我去跟他认识的勇气。我并不是害羞或怕见生人，恰恰相反，我常被热烈的好奇心所驱使，渴望着尽快地探知一切，这种性格害得我终生不能仔细认真地钻研一件东西。

当他们谈到人民的时候，我很惊讶而且不敢自信，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会跟他们不同。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包容一切高尚、正直、伟大的开端的、近乎神圣的统一体。我可是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人民。我见过的有木匠，有码头装卸工，有泥瓦匠，我还见过雅科夫，奥西普，格里戈里 。然而在这儿他们所说的却是作为统一体的人民，他们把自己看得比人民低贱得多，甘愿服从人民的意志。而我觉得倒是他们这些人才体现了美妙而伟大的思想，才集中地表现出了一种热望依照新的博爱精神去自由建设生活的善良意志。

以前，在跟我一起生活过的那些人们中间，我从来没看到过什么博爱，可是在这里，每一句话都说的是博爱，每一道目光里都闪耀着博爱。

这些人民崇拜者的话，像清新的雨露落在我的心上，还有描写乡村黑暗生活和描写农民苦难的那些极朴实的文学作品，也给了我很多启示。我觉得只有对人类的最强烈的爱，才能激发出一种必要的力量来探求和领会生活的意义。从此以后我不再为自己着想，开始更多地去关心别人了。

杰连科夫信任地告诉我说，他开杂货铺赚的一点钱，全用来帮助了这些相信“人民的幸福高于一切”的人们。真像是一个虔诚的助祭在侍候大主教做弥撒一样，他在这些读书人中间转来转去，对这群爱读书的人的聪明才智表示非常高兴；他常常幸福地微笑着把残废的手往怀里一揣，用另一只手向左右捋着柔软的小胡须，问我道：

“你看好不好？对啊，就是好嘛！”

可是有一位兽医拉夫罗夫，他说话的怪声音跟鹅叫一样，当他标新立异地反对这些民粹派大学生的时候，杰连科夫就吃惊地垂下眼睛，咕咕哝哝说：

“真是个捣乱鬼！”

他对待民粹派的态度跟我一样，不过这些大学生对待他，却好像老爷们对仆役或堂倌那样粗暴无礼，但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当他送走客人以后，常常留我在他的杂货铺里过夜，我们把屋子打扫干净，就往地板上铺一块毛毡子睡下来。在这黑暗的夜里，在神像前那盏长明灯的一星光亮照耀下，我们嘁嘁喳喳地谈个没完。他带着一种虔诚信徒暗自喜悦的心情对我说：

“将来凑上几百几千个这类的好人，把俄国的各个重要职位都接过来，一下子就能把生活来个大翻个啦！”

他比我大十岁，我看出他很喜欢那个红头发的姑娘娜斯佳，在人们面前，他以主人下命令似的冷酷声音跟她说话，并尽力不去看她那生气的眼睛，只待她转身去后才用爱慕的眼光瞟着她。而每当他俩单独在一起谈话时，他就显得挺狼狈，怯生生地微笑着，老是捋着小胡须。

他的小妹妹也常站在屋角里听大家争论；她紧张地注意听着，那孩子气的脸可笑地绷着，眼睛睁得大大的，每听到特别激烈的话，她就像被冰冷的水泼了一下似的，出声地抽一口气。有一个红头发的医学系大学生，像只大公鸡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小声神秘地跟她说着什么，并且挺神气地皱着眉头。这一切，看来是非常有趣的。

可是秋天来了，我没有一个固定“营生”是不行的。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事情把我迷住了，所以我的活儿干得越来越少，只得靠别人的面包来糊口，不过这种面包真不好下咽啊。自己必须找个过冬的“营生”。于是我进了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作坊。

在我所写的几个短篇小说《老板》《科诺瓦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里面，曾描述过这个时期的生活。这是一个很痛苦的时期！然而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时期。

身体上的痛苦就不用说了，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

我一进了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就跟我以前天天要听他们讲话、天天要跟他们见面的那些人，隔起了一道“忘却的高墙”。他们谁也不到作坊里来看我，我却因一昼夜干十四小时的工作，更不能常到杰连科夫那儿去了。休假日不是睡觉，就是跟面包作坊里的伙伴们一块儿厮混。有些伙伴一开头就把我看成滑稽小丑，有几个伙伴对我的态度就跟天真的孩子对会讲有趣故事的人一样。鬼知道我对他们讲了些什么，不过，所讲的当然都是一些能够引起他们向往另一种更轻快、更有意义的生活的故事。有时候我讲得很成功，使他们那浮肿的脸上现出人的悲伤，眼睛里冒着怨恨和愤怒的火花。我感到挺高兴，并且自豪地想：我在做“群众工作”和“教育”人民了。

自然，我也常常感到自己软弱无力，知识不足，甚至连极简单的日常生活问题都不能解答。这时候就觉得自己是被抛到一个黑暗的地窖里，在这地窖里的人们跟蛆虫一样蠕蠕爬动，他们尽量不去想现实的生活，常跑到小酒馆里，甚至钻到妓女冷冰冰的怀抱里来消愁。

他们每到月终领了工钱，必定要去逛妓院；在这个幸福日子的前七八天，就开始谈论那种寻欢取乐的美梦了。宿娼回来以后，大家好久好久地讲着那种甜蜜的享受，毫无廉耻地夸耀性交的本领和怎样凶恶地玩弄妓女，他们一边谈着妓女，一边轻蔑地吐着唾沫。

真叫人纳闷！我听到这些话，就好像听到了悲伤和耻辱。我看见在“烟花巷”里，一个卢布可以买一个女人陪一整夜，我的伙伴们像犯罪一样感到惶惑不安，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竟有一些伙伴过分放纵自己，肆无忌惮，我感到他们是故意的矫揉造作。我对两性的关系非常好奇，因而对这种事情也就观察得特别锐利。我自己还不曾受过女人的抚爱，这使我处于很不愉快的地位：妓女跟伙伴们都狠狠地奚落我。后来他们就不再邀我去逛“烟花巷”了，并且直率地对我说：

“老弟！你别再跟我们去啦。”

“为什么？”

“没什么！跟你在一块儿不痛快。”

我紧紧地抓住了这句话，觉得这句话对于我很重要，可是我没有能够问得更清楚些。

“你瞧你！告你说——别去啦！跟你在一块儿真扫兴……”

只有阿尔乔姆微微冷笑地对我说：

“好像跟一个牧师，或者跟一个神父在一块儿似的。”

最初妓女们只笑我太拘谨。后来就生气地问：

“你是嫌我们吧？”

有一个四十岁的“姑娘”捷列扎·博鲁塔，是个胖胖的漂亮的波兰女人，是这里的“领家婆”。她用她那良种母狗般的聪明眼睛看着我说：

“我的姑娘们呀，别逗他啦！他一定是有情人了，对吧？这样壮实的小伙子，定是被情人缠住啦，一定是的！”

她是个酒鬼，喜欢倾杯暴饮，醉酒后真是丑态百出，可是在酒醒时，她那对待人们深思熟虑的态度，冷静地观察、探索人们做事的动机，又令我感到惊奇。

“顶顶莫名其妙的，就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她对我的伙伴们说，“他们跟姑娘们这样瞎胡闹：先吩咐往地板上涂满肥皂，再让一个脱光的姑娘手脚朝下，放在四只瓷盘上，随后他们照姑娘的屁股猛力一推，看她在地板上能滑多么远？这个姑娘完了，又换第二个。你看，为什么要这样呢？”

“你扯谎！”我说。

“哎哟，这可不是扯谎呀！”捷列扎叫了一声，并没有生气，态度仍是那么平和。不过那种平和是有点令人难堪的。

“这是你胡编的！”

“一个做姑娘的怎能编出这种事来呢？难道我是个疯子？”她瞪着眼睛这样问。

人们全竖起耳朵来听我们的争论，捷列扎仍然用冷静的声调讲述嫖客们的鬼把戏，她只是想弄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

听的人都厌恶地吐着唾沫，狠狠地痛骂大学生。我看出捷列扎是在故意逗引这些人来怨恨我所偏爱的那些大学生，我就说，大学生是爱人民、盼望人民变好的。

“不错，你那是说沃斯克列先斯卡娅街上那所大学里的大学生，可是我说的却是打城外阿尔斯科耶波列来的神学院的大学生呀！他们全是教会里的，全是些孤儿。孤儿长大了一定是小偷，是赖皮，是坏蛋！他们没情没义，这些孤儿！”

“领家婆”心平气和的讲述，妓女们对大学生、对官吏，以及对那些“圣洁嫖客”的恼恨和抱怨，不仅在我的伙伴们心里引起了憎恶和气愤，而且引起了喜悦，他们说：

“敢情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比咱们更坏！”

我听了这种话，心里感到沉痛。我望着这些人汇集到这昏暗的小屋里面来，正像城市里的垃圾污水汇流到垃圾坑里一样，在这乌烟弥漫的烈火中烧得滚沸起来，带着满肚子的怨气和仇恨，又各自流散到城市里。我看到人们由于性欲和生活的苦闷钻到这个穴窟里面来，用荒唐可笑的词句唱着担惊受苦的动人心弦的情歌，谈论着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的丑事奇闻，敌视和嘲笑那不可理解的事物。我觉得，这个“烟花巷”也像是一所大学，从这所大学里，我的伙伴们得到了人间极恶毒的知识。

我看到，那些“卖笑的姑娘们”怎样在肮脏的地板上来来去去，无精打采地、沙沙地拖着脚步；怎样在手风琴呜呜呀呀的哀鸣或破钢琴恼人的颤音里，挺难受地扭摆着纤弱的身体。我望着她们，不禁产生一种模糊不安的思想。周围的一切都令人感到苦闷，一种想离开这儿而又无能为力的感觉，使我的心情变得十分恶劣。

回到面包作坊里，我一提起有些人正在大公无私地设法为人民谋取自由和幸福，马上就遭到反驳：

“可是，姑娘们说那些人并不是这样的呀！”

于是他们毫不留情，对我凶狠地嘲笑开了。而我像一条倔强的小狗，觉得自己并不比大狗愚蠢，而是比大狗更勇敢一些，所以我也大发脾气了。我开始体会到思考生活和生活本身是同样痛苦的。我有时候突然对这些有顽强耐性的伙伴们产生了憎恨，他们甘心受着醉汉老板狂暴的凌辱，这种顺从和忍辱精神尤其使我愤慨。

可是正在这样痛苦的时期，偏偏又听到了一种新奇的思想，尽管这种思想本质上是和我敌对的，但依然深深扰乱了我的心。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黑夜，狂风怒吼，像是要把苍天撕成碎片撒落下来，大地上盖满了厚厚的雪沙，又像是世界末日来临，太阳沉没下去再不会升起来了。就在这样的一个谢肉节 的夜里，我从杰连科夫那儿回面包作坊来。我眯起眼睛，顶着大风，穿过乱纷纷的飞雪，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突然——我绊倒了，扑到一个横躺在人行道上的人身上。我们两人互相叫骂起来，我说俄国话，他说的是法国话：

“噢咦！魔鬼……”

这下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扶他站起来，这人是矮个子，身体很轻。他推开我，怒叫道：

“我的帽子呢？妈的！快给我帽子！我要冻死啦！”

我从雪地里找出了帽子，抖一抖雪沙，戴到他那毛发竖立的头上；可是，他又把帽子摘下来，摇着，用俄法两种话叫骂，赶我走开：

“滚！滚！”

他猛然往前奔走，消失在翻滚的雪团里了。走着走着，我又看见了他：他抱住已经被风吹熄了路灯的灯杆子，不走了，坚决地说：

“列娜！我要死啦！……嗳，我的列娜……”

显然，他是喝醉了，要是我把他丢在街上不管，那么，他多半会冻死的，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这是哪一条街呀？”他带着哭泣的声音叫道，“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呀！”

我搂住他的腰，带他往前走，一面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在布拉克区，”他冻得发抖地嘟哝说，“在布拉克……澡堂那儿……是家……”

他东倒西歪，左摇右摆，弄得我也挺不好走；我听到他的牙齿在打战：

“如果你晓得。” 他一面推撞着我，一面嘟哝说。

“你说什么？”

他停了下来，举起一只手，嘴里说得很清楚了，我觉得他的声音有点骄傲：

“如果你晓得我要把你带到哪儿去……”

他把手指放进自己的嘴里呵气，摇摇摆摆，几乎要跌倒了。我蹲下身，把他背了起来，继续往前走，他的下巴贴在我的脑壳上，嘟嘟哝哝地埋怨说：

“Si tu savais ……我快要冻死啦！哎呀呀，上帝……”

到了布拉克区，我好容易才问清楚他在哪一所住房。最后，我们爬进了一间厢房的穿堂，这间厢房是隐没在院子深处飞雪的旋涡里面的。他摸索着房门，小心地敲了一下，对我低声警告：

“嘘！轻一点……”

一个穿着红色长寝衣的女人来开门，她端着燃亮的蜡烛灯台；让我们进门以后，她就默默地退到一旁，不知从哪里掏出来一个长柄眼镜，仔细地向我察看。

我告诉她，这个男人的两只手冻僵了，该让他脱掉衣服，睡到床上去。

“真的吗？”她用女孩子般清脆的声音问。

“应该把他的两只手泡在冷水里……”

她没有答话，只用长柄眼镜往屋角指了一指，屋角的画架上是一幅绘着一条小河跟几棵树木的风景画。我惊奇地望了望那女人的脸，她毫无表情地转身向屋角的桌边走去，桌上燃着一盏带粉红色灯罩的灯。她在桌边坐下来，从桌上拿起一张“红心J”扑克牌开始观察起来。

“您有伏特加酒吗？”我大声问道。她专心往桌上摊纸牌，仍是一声不响。我背回来的那个男人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红红的两只手贴挂在身边。我把他抱到躺椅上，替他解开衣服。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真像是在梦里似的。我对面躺椅后边的墙上，挂满了相片，在这些相片中间模糊地闪现着一个带白丝绦蝴蝶结的金花圈，白丝绦的末端印着一行金字：

献给绝代佳人吉尔达

“见你的鬼啦——轻一点！”我开始按摩他的手时，他呻吟着说。

女人还在摆弄扑克牌，像有什么心事似的沉思不语，尖尖的鼻子向前伸着，好像鸟嘴一样，瞪着两只大眼睛。现在她举起她那少女般的两只手，搔着蓬松得像假发一样的灰色头发，用又轻柔又响亮的声音问：

“乔治！你看见米沙了吗？”

这个乔治把我推开，赶忙坐起来回答道：

“他不是到基辅去了吗？……”

“是的，到基辅去啦。”女人重复一句，眼睛仍然在望着扑克牌。我觉得她说话的声音既单调又冷淡。

“他快回来了……”

“真的吗？”

“啊，真的！快啦。”

“真的吗？”女人又问了一声。

半裸体的乔治从躺椅上跳下来，蹿到女人脚边，跪着说了几句法国话。

“我全不在乎。”女人用俄国话回答。

“您要知道——我是迷了路啊，冰天雪地、彻骨的大风，我以为我会冻死的。”乔治慌张地说，同时抚摩着女人垂在膝上的一只手。他的年纪已经四十来岁，在那生着黑胡须和红色厚嘴唇的面孔上，现出诚惶诚恐的表情，使劲搔着圆脑壳上灰鬃一样的头发，说话也渐渐清醒了。

“我们明天就去基辅。”女人这样说，像发问，又像是在宣布自己的决心。

“好，明天就去！可是你现在该休息了。为什么还不上床去？已经半夜啦……”

“米沙今夜不会回来吗？”

“啊！不会的！这样大风雪天……我送你去睡吧……”

他拿起桌上的灯盏，把女人搀进书橱背后的小门里面去了。我一个人枯坐在外屋，好久好久，心里毫无所思地听着他那略带沙哑的低语声。大风雪像毛蓬蓬的爪子搔着窗玻璃。地板上，在融化了的雪水洼里羞怯地反射着蜡烛的火焰。屋子里被家具塞得满满的，奇异地洋溢着暖融融的气息，使人沉沉欲睡。

乔治终于出来了，他摇摇摆摆，两手捧着灯盏，灯罩也被摇晃得直碰灯泡子。

“她睡下啦。”

他把灯盏放回桌上，若有所思地站在外屋的中心，眼睛不望着我说：

“唔，该说什么呢？要是没有你，我大概已经死了吧……谢谢！你这人是干什么的？”

他侧耳倾听着内室里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响声，全身战抖着。

“那是您的妻子吗？”我轻声问。

“是妻子，是一切，是命根子！”他眼睛望着地板，用不大响亮但十分清晰的声音说，接着又开始狠狠地用手搔起脑袋来。

“啊，你喝点茶吧？”

他心不在焉地往门口走去，又突然停住，因为他想起他的女用人因为吃鱼过多，撑坏肚子，已经送医院了。

我提议我自己去烧茶炊，他点头表示同意。他显然已忘记他是半裸体的，光着脚板啪嚓啪嚓地在潮湿的地板上走着，把我引进了一间小厨房里。他背靠着火炉，又对我说：

“要不是你，我早已冻死啦！谢谢你！”

突然，他全身哆嗦了一下，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盯着我。

“要是我真的死了，她会变成怎样的呀？我的天啊！……”

他望着那黑暗的内室门口，加快地小声说：

“你瞧，她是个有病的女人，她有一个儿子，音乐家，在莫斯科自杀了；可是她还在盼望着他回来，直盼了两年……”

后来等到我们一同喝茶的时候，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些十分稀罕的话，他说这女人是个地主；他自己本是历史教员，给这女人的儿子做家庭补习教师，竟爱上了她，后来她就离开了她的丈夫（一个德国人，男爵），到歌剧院里演戏，尽管她的前夫用了种种手段来破坏，可是他俩的同居生活还是过得很快乐的。

他继续谈下去，眯缝起眼睛，一个劲儿地瞥着那肮脏的厨房昏暗角落里的什么东西，瞥着那火炉旁边的地板已经烂出洞口的地方。他喝着茶，被热茶烫得脸皮皱缩起来，圆眼睛惊慌地眨巴着。

“你是干什么的？”他又问我，“唔，烤面包的，工人。奇怪，不像。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话的声音显出不安，用一种像受了害似的疑惧眼光望着我。

我便简略地谈了谈自己的情况。

“原来如此！”他悄悄惊叹一声，“唔，原来如此！……”

他突然活泼起来，问道：

“你知道《丑小鸭》 的故事吗？读过吧？”

他歪撇起嘴脸，开始用尖锐得令人吃惊的破哑嗓音愤愤地说：

“这个故事是挺诱惑人的！我像你这样年纪时也曾想过：我会不会变成一只天鹅？可是你瞧……我本来该进神学院的，却进了大学。我的父亲是个神父，他跟我断绝了父子关系。我在巴黎研究人类不幸的历史——进化史。不错，我也写过文章。唉！怎么就落成这样……”

他猛一下跳起身，坐到椅子上，小心地听一听周围的动静，又接着说：

“进化，这是人们自欺自慰的名词！生活是无理性、无意义的。要是没有奴隶制度就不会有进化。没有少数人来统治多数人，就不会有进步。我们要是想改善生活，减轻劳动，结果只会使生活更困难，劳动更沉重。工厂和机器还不是为了生产机器，再生产机器吗？这真是天大的蠢事！工人越来越增多了，可是只有生产粮食的农民才是不可缺少的。粮食——这是需用劳动向自然界索取的一切。谁需要的越小，他的幸福就越大；谁希望的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

也许，这不是他的原话，但是，完全是这样令人吃惊的思想，而且说得那么尖锐，那么露骨，我还是初次听到。他兴奋得尖叫一声，马上用怯懦的眼光盯着通内室的门，听了一会儿，里面没有动静，又怒冲冲地小声说：

“要知道，每个人需要的并不多：一块面包和一个女人……”

他用一种神秘的语气，用我从未听说过的名词和从未读过的诗句谈起女人来，他突然变得很有点像小偷巴什金了。

“贝亚德 、霏娅米塔 、劳拉 妮农 。”他悄悄说出一大串我不熟悉的名字，讲了一些国王和诗人们的恋爱故事，读了一些法国诗句，读诗的时候还用他那瘦弱的、裸出半截胳膊的手打着拍子。

“爱情和饥饿统治着世界。”我听了他狂热的低吟，想起这是曾印在一本革命小册子《沙皇就是饥饿》的书名下面的题词 。这使我感到他的话具有重大的意义。

“人们寻求的是忘忧和安慰，并不是知识！”

这种思想使我大吃一惊。

早晨，我从厨房里出来时，小壁钟才六点零几分。我在灰暗的晨雾里踏上积雪的道路，听着风雪的吼声，回想起那个受尽折磨的教师的激怒的尖叫，我觉得他的话像鲠在我的喉咙里似的，憋得我十分难过。我不愿意回面包作坊去，不愿意再看见什么人，就披着厚厚一身白雪沿着鞑靼区的街道徘徊，一直走到天蒙蒙亮，在飞雪里开始浮现出行人的身影的时候。

此后我再没有遇见过这位历史教师，也不希望再遇见他了。可是我不只一次听人说生活没有意义，劳动也没有好处，说这种话的有目不识丁的行脚僧，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所谓托尔斯泰主义 者以及其他有着高等文化教养的人们，有做教堂司祭的神学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新活力论 的生物学家等许多人。不过，他们的这些思想已经不再像初次听说时那样使我目瞪口呆了。

大约是两年以前，也就是在我听过历史教师那次谈话之后三十多年的时候，我竟从一个熟识的老工人嘴里，突然又听到了几乎用相同的词句说出同样的思想。

有一天，我跟这位老工人在一起随便“谈心”，他苦笑着自讽为“政治上的老油子”，他用俄国人特有的直率口吻对我说：

“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姆，我什么也不需要，什么研究院啦，科学啦，飞机啦，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多余的！我只需要一个幽静的角落，再有一个女人，我可以在高兴时就和她亲吻，她的心灵和肉体对我忠实服帖——这就够了！您是喜欢照知识分子的方式想问题的，您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您——中了毒啦，您把思想看得比活人还高贵，您是不是也像犹太人那样想：人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呢？”

“犹太人并不这样想……”

“鬼才知道他们怎样想，这个莫名其妙的民族！”他回答道，随手把纸烟头往河里一丢，眼望着烟头落下水去。

我们坐在涅瓦河岸的花岗石长凳上，这是一个月明星稀的秋夜，我们两人都是白天过着无谓的紧张生活，本来很想做点对人有益的事，而终于白费力气，到这时已经累得全身疲惫不堪了。

“您跟我们在一道，可是跟我们不一家，这就是我要说的，”他继续沉静地思索着说，“知识分子都不喜欢过安静日子，他们老早就爱结党乱闹。正像耶稣基督那个梦想家，为着让人们上天堂他就乱闹起来一样，这些知识分子也都是为着乌托邦瞎胡闹的。只要有一个梦想家闹了起来，那么，所有的废物、坏蛋和流氓就跟他勾结在一起，这些人心怀不满，因为他们看到在生活里没有他们的地位。工人们要起来暴动却是为了革命，他们要争得劳动工具和劳动生产品的合理分配。一旦他们夺取了全部政权以后，您想他们会赞成建立国家吗？决不会的！到那时节就要各自分散，各自去找个人的安静角落了……”

“您说到机器吗？机器会把我们的脖索拉得更紧，把我们的手脚捆缚得更牢些。哼！人们需要的不是机器，是免除不必要的劳动。人都希望过安静日子，工厂和科学技术不能带给人们安静。一个人所需要的东西并不多。要是我仅仅需要住一间小房子，为什么偏偏去建筑一座大城市呢？城市里人们住得太挤，又是自来水，又是下水道，又是电气设备。您试试看，如果不要这些，生活该多么轻松啊！哼！我们这里有许多没用的东西，这全是知识分子闹出来的。所以我说，知识分子才真是害群之马。”

我曾说过，世界上还没有谁能像我们俄国人这样彻底否定生活的意义。

“俄国人在精神上是最自由的，”这个工人笑了一笑，继续说，“不过请您别生气，我敢断定，我们有千百万人都在这样想，只是他们不会说出来……生活应该弄得简单点，那样才使人们觉得更舒服些……”

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工人先前的思想情况，他并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也没有倾向过无政府主义。

在跟他谈话以后，我不由地想：难道千百万俄国人真是仅仅为了减轻劳动，追求安逸，才甘愿受尽艰难困苦来参加革命斗争的吗？花最少的劳动——享最大的欢乐，这句话和那些超现实的幻想，各种美丽的乌托邦一样，倒是挺有诱惑力的呀！

于是我记起了亨利·易卜生 的一段诗：

我是保守主义者吗？啊，不！

我，还是过去的我，丝毫没有变；

我不喜欢一步步地将棋子拨转，

我要把整个棋盘全推翻。

记得只有一次革命，

那次革命比哪一次都聪明，

我指的是泛滥地上的大洪水 ，

那次洪水本来可以把一切全冲毁。

可是，那一回魔王还是受了骗，

您知道，挪亚又做了独裁者！

啊！如果您做得光明正大，

我可以答应帮您一把力。

您快引来冲毁地面的大洪水，

我很乐意往方舟下放鱼雷！ kxpCCkEHGI9Qxk5qOmDYQY5xPe9Z7eI3Ssmhs9BSp8qDxs8VjkHTOws6POECH/Q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