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于是，我就去喀山大学学习了，起码也是这样。

引起我上大学这个念头的，是中学生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这个青年很讨人喜欢，也长得很漂亮，有一对像女人般温柔可爱的眼睛。当时他住在我们那一幢房子的阁楼上，因为常见我手里拿着书，他对我注意起来，于是我们彼此认识了。过不多久，叶夫列伊诺夫竟然硬说我有“研究科学的特殊才能”。

“您天生是为科学服务的！”他潇洒地甩动着他那马鬣一样的长头发，对我说。

当时我还不懂得，就是一个家兔也可以为科学服务。可是叶夫列伊诺夫很热情地向我说明：各大学里正需要我这样的青年人。自然，也提起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故事来了。叶夫列伊诺夫还说，我去喀山以后，可以寄住在他的家里，过一个秋季和冬季，读完中学的课程，“随便”去应几场考试（他说的是“随便”！）我就可以领到助学金上大学，再过这么五年工夫，我就变成一位“学者”啦。照他说来一切全很简单，因为叶夫列伊诺夫当时才不过十九岁，又有着一副好心肠。

他在中学期考完毕，就离开这儿回家去。过两星期，我跟着也动身了。

我的老外祖母给我送行时，劝我说：

“你，别再跟人发脾气了！你老是发脾气，学得又厉害，又高傲！这全是跟你外祖父学坏了的！你没见你外祖父落了个啥下场？苦命的老头子，活呀活的，活成个老傻瓜啦！你要记住：上帝不议论人的是非，魔鬼才爱干这种事呢！再见吧！唉……”

她擦掉她那松弛的老脸皮上几滴可怜的泪珠，又对我说：

“咱们再也不能见面啦！你这跑野了心的孩子呀，远走高飞了，我可是个活不久的人了！……”

近几年来，我经常离开我这个好心的老外祖母，甚至很少跟她见面。我一想到这个骨肉相连、热情照顾我的亲人，当真要和我永别了，心里十分难过。

我站在轮船的船尾一直向她望着，她站在码头边缘，一手画十字，一手拿破肩巾角儿擦她的脸，擦她那一双总是对人闪烁着无限慈爱光芒的黑眼睛。

于是我就来到这个半鞑靼式的城市，住在一座平房内的一间小屋里。这座小平房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僻陋小街尽头的土岗上。平房的山墙临近一片火烧场，火烧场上长起了密密层层的野草；在苦艾、牛蒡、马蓼的杂草丛和接骨木的灌木林里，隆起一堆倒塌了的砖瓦建筑物的废墟，废墟下面是个大地窖。无家可归的野狗就住在这里，死在这里。这个大地窖我终生难忘，这是我所上的几所大学中的第一所大学。

叶夫列伊诺夫的家里，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儿子，靠一点可怜的抚恤金维持生活。我到他们家里来的头几天，常看见这个脸色苍白、个子矮小的寡妇从市场回来，把买来的东西放在橱桌上，怀着何等悲痛的忧伤，思量着怎样解决眼前的难题：即使不把她自个儿算在内，又怎能用这么小小一块瘦肉来给三个健壮的大孩子做出一顿丰盛的美餐呢？

她是一个很沉静的女人，两只灰色眼睛里含着无可奈何的温良的顽强劲头儿，好像是一匹累得筋疲力尽的母马在拉车上坡，自个儿明知拉不动了，可是依然得拼命地往上拉！

我来到她家的第四天早晨，当她的孩子们还没有睡醒的时候，我就到厨房里帮着她洗菜。她小心翼翼地轻声问我说：

“您上这儿来打算干什么？”

“念书，来上大学。”

她把两道眉毛往上一扬，跟着脑门上的黄肉皮也往上一皱，菜刀切破了她的手指头，她忙用嘴吮着伤口的血，全身跌落到椅子里，马上又跳了起来，叫道：

“噢唷！见鬼……”

她用手绢裹好切伤的手指以后，夸奖我说：

“您倒挺会削土豆的！”

哼！这还能不会！我顺便跟她说了我先前曾经在轮船上做过帮厨的事。她又问：

“您想，您凭这点儿就能上大学了吗？”

当时我还不懂什么叫做挖苦人。我把她的问话当真了，就一五一十地对她讲出我计划好了的行动步骤，还说，经过这么一努力，科学殿堂的大门就会向我敞开。

她叹息了一声，叫道：

“嗳！尼古拉！尼古拉……”

正当这时候，尼古拉走进厨房来洗脸了。他睡眼惺忪，乱发蓬松，照例是高高兴兴的。

“妈妈！包一顿肉馅饺子吃多好啊！”

“嗯，好吧。”妈妈顺从地回答。

为了想趁机会炫耀一下我的烹饪知识，我说，要是包饺子的话，那点儿肉可太瘦，也太少啦。

这下可惹得瓦尔瓦拉·伊凡诺夫娜生气了。她狠狠地抢白了我几句，羞得我满脸通红，耳朵发胀。她把手里的几根胡萝卜丢到橱桌上，一扭身就走出去了。尼古拉向我递眼色，解释妈妈的行动说：

“不高兴啦！……”

他在板凳上坐下来，继续对我说：女人都比男人爱生气。这是她们的天性，关于这一点，好像有位瑞士的大学者作出过铁一般的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也谈起过这个问题。

尼古拉很喜欢教我，每逢适当机会，他就来给我灌输一些生活必需的知识。我对他的话，总是洗耳恭听。后来，我竟把佛克、拉罗士佛克和拉罗士查克林这三位古人混成了一个人。我也弄不清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砍了杜模力的头呢，还是反过来杜模力砍了拉瓦锡的头？这位青年好汉，真诚无私地想“把我教导成人”，他也蛮有把握地答应要这样做。可惜他没有时间，更没有条件来认真地好好教我。他那种青年人的轻佻浮躁和只顾自个儿的作风，也使他看不见可怜的妈妈是怎样终日操劳、煞费苦心地支撑家务。他的弟弟是一个又迟钝又沉闷的中学生，就更觉察不出这一点了。我倒是早已乖觉地看出了这个主妇的那一套复杂的厨房经济和化学戏法。我清楚地看见她的手法多么巧妙：天天总得想法儿喂饱自家的两个孩子，另外还要养活我这个其貌不扬、举止粗野的流浪儿。自然，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就跟一块石头一样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开始想去找点什么工作干。为了免得在她家里吃闲饭，我每天一清早就跑出去，遇上刮风下雨，就暂时躲到那片火烧场的荒芜的大地窖里，闷坐在里面听着大雨滂沱和狂风吼叫，闻饱了死猫死狗的臭味，我这才觉悟到：上大学——不过是一个梦想罢了，要是当初我去波斯，也许比到这儿来还好些吧。于是我就把自己幻想成一个白胡子的老法师，能叫每粒谷子长成苹果那样大，能叫每个土豆长到一普特重，总之，我为了这大地，为了这不光我一个人穷苦得走投无路的大地，幻想出了不少为民造福的好事情。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许多奇异的冒险和伟大的英雄事业。在生活困难的日子里，这些幻想对我很有帮助。可是苦难的日子真不少啊！所以我就变得更会幻想了。我并不期待别人的救助和偶然的幸运，我的意志逐渐磨炼得顽强起来；生活条件越是困难，我就觉得自己越发坚强，甚至越发聪明了。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懂得，人是在对周围环境的不断反抗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不致挨饿，我常跑到伏尔加河的码头上去。在那儿容易挣得十五到二十戈比的工钱；在那儿，我混入那些装卸工、流浪人和无赖汉们中间，觉得自个儿好像是一块生铁投进了烧红的炉火里一样，每天都给我留下许多又强烈又深刻的印象。我看见那些狂热露骨、生性粗野的人，在我面前旋风般地转来转去。我欢喜他们对现实生活敢于憎恨、对世界的一切敢于敌视嘲笑、对自己又满不在乎的乐观态度。由于我过去的生活经历，使我很容易跟他们接近起来，愿意加入到他们那个厉害泼辣的圈子里去。想到我曾经读过的勃来特·哈特的作品和许多“低级趣味的”小说，就更加激起我对这些人的同情。

有一个职业小偷巴什金，原先是师范学校的学生，现在是一个受尽折磨并且患了肺病的人，他很乖巧地劝我说：

“你为什么老像个姑娘那样畏畏缩缩的呢？难道是害怕人家骂你不老实吗？对姑娘说来，老实永远是她的美德。然而，对你——不过是一条锁链罢了。公牛倒挺老实，那是因为它吃饱了干草！”

巴什金的头发是棕黄色的，像戏子似的脸刮得光光的，矮小的身体像猫似的轻快机灵。他以教师和保护人的态度对待我，我看出了他确是诚心诚意盼望我将来能够有点成就并且获得幸福。他很聪明，读过不少好书，尤其爱读《基度山伯爵》。

“这本书中有目的，有激情。”他这样说。

他很欢喜女人，一谈起女人真是津津有味，兴趣横生，从他那极度衰弱的身体内部发出一种痉挛；这种病态的痉挛使我直感到恶心。不过我仍然聚精会神地听他谈，因为我觉得他的话很优美动听。

“女人，女人！”他声调抑扬地说，黄色面皮上泛起了红晕，两只黑黑的眼睛闪着赞赏的光芒，“为了女人，我什么事都肯去干。女人跟妖魔一样，从来不晓得什么叫罪孽！再没有比跟女人恋爱更甜美的事啦！”

他很会讲故事，毫不费力地就为妓女们编出一些歌唱不幸的爱情的哀婉动人的小调。他所编的小调唱遍了伏尔加河两岸的各个城市。下面这一段极流行的小调也是出自他的手笔：

奴家生活寒苦，脸儿不漂亮，

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好衣裳。

为了这个呀，姑娘！

谁也不来跟你拜花堂……

有一个形迹诡秘的人，叫特鲁索夫，他待我也很好，这人仪表端庄，穿着阔绰，有音乐演奏家一样纤巧的手指。他在城郊造船厂区开一间小店铺，门面上挂着“钟表匠”的招牌，暗地里却买卖盗窃来的黑货。

“彼什科夫，你可不要学偷东西这玩意儿！”他对我说，一面很庄重地抚摩他那斑白的胡须，眯起那双狡猾的、藐视一切的眼睛，“依我看，你不会走这条路，你是个重精神生活的人。”

“什么叫重精神生活？”

“啊，重精神生活的人没有羡慕心，只有好奇心……”

这样说我是不确切的，因为我对好多人和好多事都羡慕过，像巴什金那种用奇特的诗歌般的声调、出人意外的比喻和表达方法讲话的本领，就使我羡慕。我记得他讲一件恋爱故事的时候是这样开头的：

“漆黑的夜晚，我像缩在树洞里的猫头鹰一样，枯坐在斯维亚日斯克这个僻陋城镇的客店里。正当十月天，细雨绵绵，秋风瑟瑟，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鞑靼人拖长着嗓门哼唱哀歌似的，老也没个完：噢—噢—噢—呜—呜—呜……

“……恰在这时候，她来啦，她是那么轻盈，鲜艳，宛如旭日东升时的彩云，而天真纯洁的眼神却是假装的。她用恳切的声调说：‘亲爱的，我没有对不起你吧！’我明知她在说谎，却相信这是真话！我凭理智看得清清楚楚，可是情感上总不相信她是说谎！”

他讲话的时候，全身有节奏地摇摆，眼睛眯缝着，有时候还轻轻地用手摸一摸自己的心坎。

他的声音虽然低哑，但每一句话都很清晰动听，有点像夜莺歌唱。

我也羡慕过特鲁索夫，他有声有色地讲述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等地的故事，尖刻地嘲笑大主教们的生活。有一次他悄悄地讲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这位沙皇当皇帝真是个能手！”

在小说里常有一种“坏人”，这种“坏人”每到小说末尾，竟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突然变成胸襟宽大的英雄人物了。我觉得特鲁索夫很像这类“坏人”。

一遇到闷热的夜晚，人们就渡过喀山河去，坐在对岸草地上的矮树林里，一面吃着，喝着，一面交谈着各人的心事。多半是讲生活的复杂啦，奇怪的人事纠葛啦，特别爱谈的是女人问题。他们一谈起女人来，就那么怨恨、悲伤，有时又很动人，而且总是带有向黑暗窥视的心情，在那黑暗中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星光惨淡的黑夜，我曾经跟他们一块儿躺在长满河柳树的闷热洼地里度过了两三个夜晚。因为这儿临近伏尔加河，夜气更显得潮湿，船上的桅灯好像一个个金蜘蛛在黑夜里向四方爬动，在那黑魆魆的岩石河岸上闪现着一簇簇火球和火网，这是富庶的乌斯隆村里的酒店和村民住宅的窗户发着光亮。轮船的蹼轮隆隆地击着河水。水手们在一排驳船中间像狼嚎似的拼命喊叫，什么地方有人用锤子敲着铁板，拖长凄凉的音调在唱歌，排遣着不绝如缕的忧思，给人们的心头添上一点淡淡的哀愁。

更令人哀愁的是听着这些人的轻声漫语，他们思考着生活，谈着各人的心事，可几乎谁也顾不得听谁的。他们在矮树林里或是坐着，或是躺着，吸着卷烟，偶尔喝上一杯伏特加或啤酒，接着就回忆许多往事。

“啊，我遇见过这样一件事。”在黑暗中紧趴在地面上的一个人说。

听完了他的故事，人们都一致表示：

“常见这类的事啊，都是常见的……”

“见过”，“这是常见的”，“见过不少遍啦”——听着这些话，我觉得今天夜里人们已经活到了生活的尽头，好像一切都已经见过，以后再不会有什么新鲜事了！

这种感觉使我跟巴什金和特鲁索夫疏远起来，不过，我仍然很喜欢他们。根据我的经历来讲，如果我走上他们的路子，那也是十分自然的。当我想向上爬和进大学念书的幻想碰壁以后，我就更想去跟他们接近了。遇到饿肚子、受气和苦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本领去侵犯“神圣的私有制”或者去干其他种种罪行；可是青年人的浪漫主义不许我脱离我应走的道路。我在那个时候除了人道主义的勃来特·哈特的书和一些低级趣味的小说以外，还读过不少很正派的好书，这些书鼓励我去追求那种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但却比我已经见过的一切具有更重大意义的事物。

这时期我又认识了几个新朋友，获得了一些新观感。有许多中学生常到叶夫列伊诺夫住宅旁边的空场上来玩击木游戏。他们中间的一个名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学生面皮微黑，头发略带蓝色，像个日本人，满脸雀斑，好像皮肤里擦进了火药末似的。他老是那么快快乐乐，玩起来很灵巧，谈起话来很俏皮，他身上真像是包藏着多种天才的幼芽。他跟一般有天才的俄罗斯人一样，光靠这点生来的天才过日子，再不想努力去发展和提高。他有锐敏的听觉，对音乐有极高的鉴赏力，也很爱好音乐，能够像艺人一样很优美地弹古丝理琴，弹三弦琴，拉手风琴，却不想进一步去精通更高级和更困难的乐器。他很穷，穿得很坏，可是他那揉皱了的破汗衫、满是补丁的裤子和磨透了底的皮靴，倒也很适合于他那种豪放的性格、挺拔身材的敏捷动作和大手大脚的粗率作风。

他好像是一个长期卧病刚刚爬起来的人，又像是一个昨天才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囚犯。生活中的一切，对他都是新鲜的、舒适的，使他感到极大的欢快，他简直像满地飞蹿的花炮似的跳来跳去。

他听说我生活困难，处境险恶，就劝我去跟他住在一起，并且劝我准备去做乡村小学教师。于是，我就到这个有趣的怪地方——“马鲁索夫卡”大杂院里来住了，可能有多少代的喀山大学生全很熟悉这个大杂院。这是雷布诺里亚德街上一所破旧的大房屋，这真好像是那群饿着肚子的大学生、妓女和受尽折磨而失掉人形的穷鬼们，直接从房主手里夺过来的大房屋。古里住在从走廊通到阁楼去的楼梯底下，那儿放着他的一张木板床，走廊尽头的窗子旁边摆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陈设了。走廊通着三个房间，两间住着妓女，第三间里住的是一个患肺病的神学院大学生，数学家，个子又高又瘦，样子怪可怕的，满头满脸生着红色的硬毛，用肮脏的衣片勉强遮着身子。从衣服的破绽里裸露出挺可怕的青虚虚的皮肤和瘦棱棱的肋骨。

他好像只是靠着吃自个儿的指甲过日子，把手指头啃得快要出血了。他黑间白日地画呀，算呀，还不断低声吭吭咯咯地咳嗽。妓女们都怕他，说他是疯子，可是又可怜他，常在他的门口偷偷丢下一些面包、茶叶和砂糖，他就把这一包包的东西从地上捡回去，好像一匹累坏了的马一样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如果妓女们忘记了或因什么缘故不能给他送礼物来，他就打开房门，沙着嗓子向走廊里喊：

“面包！”

在他那陷进黑眼窝去的眼珠子里，闪耀着一种自命不凡的狂人的高傲神气。偶尔有一个罗锅儿的小怪物来看他，这人拖着一条瘸腿，肥肿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的眼镜，头发斑白，在他那阉割派教徒的黄脸上浮着狡猾的微笑。他俩紧紧关起房门，怪安静地一连默坐上几个钟头，只有一次在深夜里，这位数学家沙声的怒吼把我吓醒了：

“依我说——这是监狱！几何学——是鸟笼，哼！是老鼠笼子，哼！监狱！”

瘸腿的罗锅儿尖着声儿吃吃地笑，反复不断地说着一句什么挺难懂的话，可是数学家突然高声叫道：

“王八蛋！滚！”

这位客人被赶到走廊上，气得呼呼的，一面尖声地叫骂，一面用宽大的破斗篷裹起身体。这时候细高个儿的数学家站在门口，样子凶狠，把手指头往乱蓬蓬的头发里一插，沙着嗓子喊叫：

“欧几里得是个大傻瓜！大傻——瓜……我敢说，上帝比这个希腊人更聪明！”

他猛然把房门一关，震得他屋里的什么东西“咯啦”一声掉了下来。

这以后不久，我听说他原打算从数学上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是没等他完成这件事，就先死了。

古里在一个印刷厂里做报纸的夜班校对员，每夜挣十一戈比的工资。如果我来不及出去做工挣钱，我俩一天就只能吃上四俄斤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我是没有很多时间去做工的，因为我要学习。我正在硬着头皮钻研各门学科，那些挺拘谨死板的语法格式尤其使我苦恼，我简直不会把生动的、劳动人民俏皮巧妙的现代俄语嵌进僵死的语法格式里去。好在不久我已经明白，学习这些东西对我未免“过早”了。即令我当真取得了当乡村教师的资格，由于我年纪太小，也绝不会得到教师职位的。

古里跟我睡在一张木板床上，我黑夜睡，他白天睡。当他干了一整夜的活儿，清早脸色变得更加乌黑，红着两眼回来的时候，我赶快跑到小饭馆里去买开水（当然，我们自己是没有茶炊的）。随后，我俩就靠窗边坐下来啃着面包喝茶。古里讲报纸上的新闻给我听，朗读那位笔名“红色多米诺”的酒鬼小品文作家的滑稽打油诗。我很惊奇古里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我看他对现实生活的态度，正跟他对待那个倒卖女人旧花衣兼替人拉皮条的胖婆娘加尔金娜的态度完全一样。

他是从胖婆娘那儿租来这个楼梯下的小屋角的，可是由于付不出房租，就给她说笑话，拉手风琴，唱些动听的歌曲；每当他用男高音唱起歌来，两只眼睛就闪出讥笑的光芒。胖婆娘加尔金娜年轻时做过歌剧班的合唱演员，她很能领会歌词的意义。她常常感动得一串串泪水从那老不害羞的眼睛里直淌到她这个酒鬼和馋鬼的青肿的脸颊上来，她用胖手指头抹掉脸颊上的泪水，然后再拿出一条肮脏的小手绢仔细地擦她的手指头。

“哟！我的好古里呀，”她赞叹地说，“您真是个艺术家哟！要是您的脸子再漂亮点——我会给您找点好福气的！我介绍过不少年轻小伙子去给守空房的娘儿们解闷！”

在我们头顶上的阁楼里就住着这样一个“年轻小伙子”，他是个大学生，毛皮匠的儿子，中等身材，宽胸阔背，胯骨奇瘦，全身看来好像一个倒立的三角形，只是下面的锐角被折断了一点儿。这大学生有一双跟女人一样的小脚，脑袋也显得很小，快缩进肩膀里面去了。脑袋上盖着一层马鬃般的红头发，苍白贫血的脸上无精打采地瞪着两只凸出的绿眼睛。

这个大学生违抗父亲的意旨，像丧家狗一样忍饥挨饿，好不容易才从中学毕业升入了大学。以后他发觉自己有一副好嗓子，能发深沉、柔和的男低音，又想去学唱歌了。

正为着这一点，加尔金娜才寻到他的头上来，并且把他介绍给一位富商的太太，这位太太四十来岁，她有一个儿子在大学三年级，女儿也快要中学毕业了。商人太太是个干巴女人，瞧她那平板板的胸脯，直挺挺的姿势活像一个兵士，脸儿冷冷的又像一个绝欲的老修女。她那两只灰溜溜的大眼睛陷在黑眼窝里。她身穿一件黑色连衫裙，戴着老式丝绸头巾，耳朵下面耷拉着两只镶宝石的耳环，颜色是贼绿贼绿的。

她时常在黑夜或大清早来找她的这位大学生。我有好几次看见商人太太一纵身跳进大门口，就坚定地往院子里走来。她的脸色非常可怕，嘴唇往里抿得几乎看不见了，眼珠子全瞪了出来，带着受苦受难的神情朝前望着，那副模样活像一个瞪眼瞎子。虽然不能说她是个畸形女人，可是你很明显地感觉到，好像她那股紧张劲儿把身子拉长了，面孔绷得发痛，整个人变得怪模怪样。

“看呀！”古里说，“真是一个疯婆子啊！”

大学生很讨厌这位商人太太，总是躲着她。商人太太就像是一个残酷的讨债人，又像是暗探一样死死地追踪着他。

“我是个上不得大场面的人啦，”大学生在喝了酒的时候，自己后悔说，“唉！我为什么偏要学唱歌呢？就凭我这副嘴脸和身段，人们也不会让我上舞台去表演，绝不会的！”

“你跟那婆子的事，赶快一刀两断吧！”古里劝他说。

“你说得对。只是我心里可怜她。我真受不了，但是又——可怜她。如果你们晓得她是怎么样的跟我……哎呀！……”

我们早已经晓得了，因为有一天夜里，我们听到商人太太站在楼梯上，用颤抖的细声向他哀求：

“看上帝的面吧……我亲爱的小心肝儿！哎——看上帝的面吧！”

这位商人太太是某某大工厂的股东，拥有不少房产，车马，也为产科学校捐过几千卢布的巨款，可是她竟像叫花子似的乞讨男人的抚爱。

古里喝过早茶就睡觉，我便到外面去做零工，等天黑回来，古里又该去印刷厂了。如果我能买回面包、香肠或是煮牛杂，就分出一半让他带走。

剩下我一个人闲来没事的时候，我就在“马鲁索夫卡”大杂院的走廊各处溜达，想看看我的新邻居们是怎样生活的。这里人们住得真是拥挤不堪，活像一窝蚂蚁。到处散发着腥酸刺鼻的臭气，各个角落里都阴森森的，令人害怕。从清早到深夜总是乱糟糟的：缝纫机轧轧响个不停；小歌剧班的歌女们在练嗓子；大学生低声呜呜咿咿地哼着音阶；中了酒毒、半疯半癫的男戏子，指手画脚地大声念道白；酒意昏迷的妓女们在大惊小怪地狂叫；看了这一切，使我不禁发生一个难以解答的疑问：

“人们这样活着是为了什么呢？”

有一个秃脑顶周围长着红头发、高颧骨、大腹便便的人，长着两条细腿，又大又厚的嘴唇里包着满口大马牙。为了这口牙齿，人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红毛马”。这个人常在那些吃不饱饭的青年中间胡扯乱谈。他跟他的亲戚——辛比尔斯克的商人，已经打了三年官司，见人就说：

“我拼死也要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叫他们去挨门讨饭，过上三年叫化子生活，然后，我就把打官司赢过来的财产全部归还给他们，再向他们说一声：‘狗东西们，怎么样？现在晓得我的厉害了吧！”

“‘红毛马’！这就是你的生活目的吗？”人们问他。

“我这辈子，一心一意就为着这个目的，别的什么事也不干！”

他天天跑到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或到自己委托的律师那儿去，常常在夜晚坐马车载着许多纸袋、蒲包、酒瓶回来。在他那间天花板已经坠落、地板也坍陷了的肮脏房间里，把大学生们、缝衣妇们——凡是愿意吃一顿饱饭、喝两口美酒的人都邀请了过来，举行热闹的宴会。“红毛马”自个儿只喝甜酒，这种甜酒一旦溅落到桌布、衣服，甚至地板上，就会留下洗也洗不掉的紫褐色污点。他喝醉了酒便喊道：

“你们这些小鸟呀！我真喜欢，你们全是老实人呀！我却是一个坏蛋，是吃人的鳄——鳄鱼。我想吃掉我的亲戚，我一定吃掉他们！真的！我拼死也要吃掉……”

“红毛马”好像受了什么委屈似的眨巴着眼睛，在那挺难看的高颧骨的脸上淌着醉汉的眼泪；他用手掌把眼泪擦下来，往膝盖上乱抹。他那宽大的裤腿上面总是涂满斑斑点点的油渍。

“你们这是怎样生活的呀？”他大声喊，“挨饿，受冻，破衣烂衫——难道这就是国法吗？这样活下去有什么出息呢？唉！要是让沙皇知道了你们这种生活呀……”

接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各种颜色的钞票，向大家叫：

“喂！兄弟们！谁需要钱？请拿去吧！”

歌女和缝衣妇们都急着向他那毛茸茸的手里来抢钱，他却哈哈大笑说：

“这可不是给你们的！是送给大学生的。”

可是那些大学生不来拿。

“把你的钱丢进茅坑里去吧！”毛皮匠的儿子生气地叫起来。

有一天，他自个儿也喝醉了酒，将一把揉成硬纸团的十卢布钞票带到古里住处来，往桌上一抛，说道：

“这钱，你要不要？我不要了……”

他往我们的木板床上一躺，大吼大叫，呜呜咽咽地哭起来，我们不得不朝他头上浇冷水，往他嘴里灌水，给他解酒。等他睡着的时候，古里想把钞票一张一张地舒展开，可是真没办法，这些钞票卷得紧极了，必须先用水润湿才能把它们一张张揭开。

他那房间的窗口紧对着邻舍的石墙，房间里烟雾弥漫，十分肮脏，又狭窄又闷气，大家吵闹得令人厌烦。“红毛马”叫得比谁都响。我问他说：

“你为什么不去住大旅馆，偏来这儿住呢？”

“我的好兄弟！就为的是心里痛快啊！跟你们一块儿住我感到心上温暖……”

毛皮匠的儿子马上表示赞成：

“‘红毛马’说得不错！我也这样感觉。要是我换到别处去住，也许早给毁啦！……”

“红毛马”向古里要求说：

“弹起琴来！唱歌吧……”

古里坐下来把古丝理琴放在膝上，边弹边唱：

红太阳啊，

你快出来吧！快快出来……

他的歌声轻柔婉转，扣人心弦。

房间里慢慢静下来了，大家都沉思地听着哀怨的歌声和琴弦的细语。

“唱得真好啊！小鬼！”那个给商人太太姘居解闷的倒霉的大学生叫道。

在这个古老大杂院里的许多奇奇怪怪的人中间，古里最机灵，很会制造快乐的气氛，真像神话故事里的喜神一样。他的心里充满着青春的美，他的嘴上会讲绝妙的笑话，会唱动听的歌曲，敢于讽刺人世间的旧风俗和坏习气，敢于揭穿生活中最大的谎言，使人们的生活豁然闪出一线光亮。他刚满二十岁，看上去也不过是个孩子，可是住在这个大杂院里的人们，都把他当成困难时候英明的顾问、可靠的助手。好人喜爱他，坏人害怕他，甚至那个老警察尼基福雷奇也常常装出狡猾的笑脸向他打招呼。

“马鲁索夫卡”大杂院，是上山去的“必经之路”，它把雷布诺里亚德和老戈尔舍奇纳两条街联结起来。尼基福雷奇住的小哨舍离我们这大杂院的大门口不远，怪幽静地坐落在老戈尔舍奇纳街的拐角处。

他是我们这一段街道的警长，一个胸前挂满奖章的瘦高个老头，面孔看起来还聪明，笑得也蛮亲切，眼睛可挺狡猾。

他对于这个人鬼杂居、闹哄哄的大杂院，是非常注意的；他全身装束得像刀削出的一般整整齐齐，每天一定要来这里巡查几遍，他巡查的时候不慌不忙，好像动物园里的看守员在检查铁笼里的野兽似的，看一看这个窗口，又望一望那个窗口。今年冬天，他从一个房间里逮捕了一只手的退伍军官斯米尔诺夫和兵士穆拉托夫。他俩全得过圣乔治十字勋章，曾经参加过斯科别列夫率领的阿哈尔－帖金远征军。被逮捕的还有佐布宁、奥夫相金、格里戈里耶夫、克雷洛夫和别的一些人。据说他们企图组织秘密印刷厂，穆拉托夫和斯米尔诺夫两人在礼拜天到城内大街上克柳奇尼科夫印刷所偷铅字，就为这事他们被逮捕了。又有一天夜里，在“马鲁索夫卡”住着的一个愁眉苦脸的高个子，我曾给他起个绰号叫“活钟楼”的，也被宪兵们抓去了。第二天早晨，古里听到这个消息，气愤地乱搔着他的黑头发对我说：

“马克西莫维奇！真他妈的糟糕！赶快去！老弟，快点……”

他指示我该往哪里跑去，又补充说：

“千万小心！提防那里有暗探……”

接受这个秘密的任务使我非常高兴，我就像风雨中的燕子似的一溜烟飞到了船厂区，走进一家昏暗的铜器铺里，看见一个鬈头发、蓝眼睛的青年人，正在镀一口带耳子的平底锅，模样不大像是工人。屋角的老虎钳旁边有一个矮老头，用皮带儿把他的白头发拢起来，正在忙着磨制一个什么铜活塞。

我问这个铜匠：

“你们这儿有工作吗？”

矮老头怒气冲冲地回答：

“我们自家都有工作，只是没有给你的工作！”

那个青年向我瞟了一眼，又低下头去镀他的平底锅。我用脚轻轻碰了碰他的脚，他的蓝眼睛半惊半怒地盯住了我，一手抓住平底锅的耳子，好像要冲我摔过来似的。可是看见我在向他递眼色，就又平静下来说：

“去吧！去吧！……”

我再暗暗向他丢个眼色，才转身退出门来，站在街上；鬈发的青年伸直了身子也跟着走出门来，一声不响地盯住我，燃起一根纸烟吸着。我问：

“你是吉洪吗？”

“嗯，是的！”

“彼得被捕了。”

他愤怒地皱紧眉头，用眼光打量我。

“你说的是哪个彼得呀？”

“高个子，像教堂的助祭。”

“嗯？”

“说完了。”

“彼得，教堂助祭，跟我什么相干？”铜匠问。这种问话的口气，使我越发相信他不是铜器铺里的工人。我跑回大杂院的时候觉得很得意，因为我已经完成了任务。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地下”活动。

古里·普列特尼奥夫和一些革命者很接近，我请求他介绍我加入他们的集团，可是他回答：

“老弟，你年纪还小哩！应该先好好学习……”

有一次，叶夫列伊诺夫介绍我跟一个神秘的人物见面。这次见面，事先布置得十分周密，使我预感到一种非常严重的气氛。叶夫列伊诺夫带我到城外阿尔斯科耶波列去，一路上警告我千万小心，关于这次见面的事要严守秘密。随后，他指着在远远的空旷野地上漫步的一个小小灰色人影，环顾一下四周，对我低声说：

“这就是他！跟着去吧！等他一停住，你就上前去说一声：‘我是新来的……’”

秘密活动总该是愉快的。可是这一回却令我感到有点好笑：在火辣辣的阳光照耀下，一个孤零零的人像根灰色的草茎在野地里摇动着，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直到那个坟场的进口，我才追上了他，原来他是一个年轻人，干巴巴的小脸儿，瞪着一双严峻的小鸟似的圆眼睛，身穿一件中学生的灰大衣，原来的灰色衣扣已经脱落，补缀上几个黑骨扣，破旧的学生帽还残留着帽徽的痕迹。整个看来，他有几分稚气，可是却尽力装成大人的样子。

我们在坟场中间的灌木林荫里坐下来。这个人说话枯燥，一本正经，他整个人没有一点儿叫我喜欢的。他板着面孔问我读过什么书，提出要我加入他所创立的一个小组，我表示同意之后，我们就分手了。他先走几步，老是向着空无一人的野地战战兢兢地东察西看。

参加这个小组的还有三四个青年，我是其中最小的，完全没学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著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给它作的评注。小组会是在一个师范学院的大学生米洛夫斯基的家里召开的。这个大学生后来曾用笔名叶列翁斯基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等他写了五本书以后，竟然自杀了。像这样随意结束自己生命的人我见过的真不少啊！

这个师范学院的大学生沉默寡言，思想并不开朗，说话十分谨慎，住在一所很脏的楼房的地下室里。他为了保持“身心平衡”，每天要做一点细木工劳动。跟他在一起，我感到没有什么趣味。穆勒的书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不久我发觉我对这些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早就熟悉，凭我亲身的生活经验就可以直接领会了，而且可以说是已经刻骨铭心。我以为这些道理，凡是为“别人”的幸福和安乐而耗过力气的人都十分明白，完全不必再用艰深难懂的文字来写成厚厚一本大书。我在这个充满臭鳔胶气味的地下室里，眼瞅着小甲虫在肮脏的墙上爬来爬去，这样连续坐上两三个钟头，真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啊。

有一次，小组的教师迟到了，我们以为他一定不会来啦，就买了一瓶伏特加和一些面包、黄瓜，摆了一桌小小的酒宴。突然，我们教师的灰裤腿从地下室的窗口那儿闪过去了；我们刚把酒瓶藏到桌子底下，教师就进来了，开始讲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深奥的结论。我们个个变成了木头人，一动不动地坐着，心里担心可别叫谁一伸腿把酒瓶碰倒。结果正好是教师把酒瓶碰倒了，他只是往桌子底下望了一眼，并没有说什么话。哎咦！要是他痛骂一顿，我们也许比这更好受些哩！

他那种沉默、严峻的面容，那种气恼得眯缝起来的眼睛，使我难过极了。我偷偷看了看同志们，个个面孔羞得紫红。虽然并不是由我提议去买伏特加的，可是在这位教师面前我总觉得自己是个有罪的人，对他深感抱歉。

在这儿听他讲课是很枯燥的，我直想跑到城关的鞑靼区去，因为那儿的人过着很别致的“清真”生活。他们又善良又殷勤，讲一口好笑的不大正确的俄罗斯话。每天傍晚，清真寺的尖塔上都有执事僧用奇怪的声调召唤人们去做晚祷。我想，鞑靼人过的是另一种生活，不像我所常见的那种令人不快的生活。

我向往着伏尔加河上那种劳动生活的音乐；那种音乐直到现在还使我心神陶醉。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初次体验到了富有诗意的英勇劳动的那一天。

一艘满载波斯货物的大拖船，在喀山附近触礁，船底碰破搁浅了。码头搬运组的工人带我一同去卸货。时间正是九月，从上游吹来了大风，银灰色的河面上怒涛汹涌，狂风吹卷着浪花，头上落着冷雨。搬运组有五十来个工人，身上披裹着草席或帆布，都阴沉着脸儿蹲在空船的甲板上；一艘小火轮拖着这个空船前进，小火轮喘着气，在狂风冷雨中喷出一团团红色的火花。

天晚了。铅色的潮湿的天空黑下来，低垂在河面上。搬运工人们又喊又骂，骂风骂雨，骂生活，在甲板上懒懒地爬来爬去，企图躲避寒风和冷雨。我觉得这些半睡不醒的人是没法干活、不能抢救那快要沉没的一船货物的。

到深更半夜时分才驶到货船触礁的地方，人们把空拖船和触礁搁浅的货船甲板靠甲板地系牢在一起。搬运组的组长是个很难看的老头儿，他满脸麻子，生着一双鹰眼和一只鹰鼻子，挺狡猾，嘴里不干不净。他从秃脑袋上摘下湿透了的便帽，用女人一样的尖声喊叫着：

“伙计们！开始祷告吧！”

在昏暗里，甲板上的搬运工人们聚成了一个黑团团，好像一群狗熊，呜呜乱叫了起来。老组长首先做完了祷告，又尖声喊：

“喂！点灯！伙计们，露一手吧！小伙子们卖点力！上帝保佑，这就干吧！”

于是这些愁眉苦脸、无精打采、淋得湿漉漉的人们开始“露一手”了。他们像上火线作战一样，纵身跳到那艘快要沉没的货船的甲板上，跳进船舱——乱叫乱喊，大声嚷嚷，说着俏皮话。在我的身前身后，身左身右，只见一袋袋的大米，一包包的葡萄干，一捆捆的皮革和羔羊毛皮，好像一个个鸭绒枕头那样轻飘飘地飞过；粗壮的人影跑来跑去，用咆哮、呼哨、狠命的叱骂互相督促，鼓励。真难相信，这些刚才还在颓丧地抱怨生活、抱怨风雨寒天的愁眉苦脸的人们，居然会这样轻松愉快、欢蹦乱跳地干起活儿来。这时候雨下得更大，天气变得更冷，风也吹得更凶，吹开人们的贴身衣衫，衣襟翻卷到头上去，下面露出肚皮来了。在这湿淋淋的黑夜里，六盏灯笼发着微弱的光亮，一个个黑色的人影窜来窜去，脚在拖船的甲板上踏得通通响。那种狂热劲头儿，真像是他们渴望劳动，早就盼望来享受这种传递四普特重的米袋和扛着货包赛跑的乐事了。他们像儿童迷恋游戏似的，干得那么愉快、陶醉，就像除了跟女人拥抱再没有比这更甜美的事了。

一个满脸胡髭的高个子，穿一件哥萨克式紧腰外衣，浑身湿漉漉的，看样子一定是货船的主家或是主家的代理人。他忽然带着鼓动意味大声喊叫：

“好小子们！我赏你们喝一桶！我的小强盗们！两桶也成！快干吧！”

在黑暗里，从不同的角落发出几个人的粗哑声音：

“来三桶吧！”

“三桶就三桶！你们尽管加油干吧！”

于是工作的狂流越发来得汹涌了。

我也去抱起米袋来，背着走，抛下去，又重新跑回来抱。我觉得我和周围的人是在跳狂欢舞，好像人们可以这样快快活活、不知苦不知累地整月整年继续不停地干下去，好像他们能够抓起城里的一个个钟楼和高塔，把整个喀山城想搬到哪里就搬到哪里去。

这一夜，我过得真是空前的痛快。心里很愿意一辈子就这样半疯半癫、痛痛快快地劳动下去。船舷外面波浪翻滚，甲板上大雨哗哗地落，河面上狂风咆哮，在黎明的薄雾里，这群水鸡儿似的半裸体的人们，一个劲儿地跑来跑去，喊着，笑着，夸耀着自己的力气和劳动。这当儿风已经吹开浓重的乌云，从一小块蔚蓝的天空上露出了红色的阳光，这群快活的猴儿们抖动着笑脸上湿淋淋的胡髭，向太阳齐声狂叫起来。这些可爱的两只脚的猿猴，干起活儿来是多么聪明灵巧，是怎样忘我地陶醉，真叫人想跟他们拥抱，亲吻。

好像无论什么东西也抵挡不住那股快活奋发的强大力量，它能够在大地上创造出奇迹，能够像神话故事里所讲的那样，一夜工夫就遍地建起美丽的宫殿和城市。太阳对人们的劳动才照耀了一两分钟，又被浓密的乌云遮住，就像一个小孩坠入大海一样，完全湮没到深厚的云层里了。倾盆的大雨漫天泼了下来。

“停吧！”不知谁这样叫了一声，马上就听到许多激怒的抗议：

“我看你敢停！”

这群半裸体的人冒着倾盆的暴雨和呼呼的狂风，没有休息地拼命工作，直到下午两点终于把全船货物搬卸完，使我不能不钦佩人类的世界充满着如此强大的力量！

后来，人们回到小火轮上来，一个个都跟醉鬼似的睡着了。等火轮驶到喀山码头的时候，他们便像灰色泥流一样涌上沙岸，直奔小酒馆去喝他们的三桶伏特加了。

在小酒馆里我又遇见了小偷巴什金，他走过来从头到脚看了我一阵儿，问道：

“他们叫您干什么去啦？”

我狂喜地把这次劳动的情形讲给他听。他听完，叹息一声，露出看不起的神气说：

“傻瓜！你比傻瓜还要傻，你是——白痴！”

他嘴里吹着口哨，像鱼在水里游泳一样摆动着身子，穿过一排排的酒桌溜走了。这时，码头搬运工们正围着酒桌热热闹闹地大吃大喝起来。屋角里有人用男高音唱起了猥亵的小调：

嗳咦，正当深更半夜里，

老爷家的太太呀，

上小花园里去寻欢喜，嗳咦！

十几个喉咙同时发出震耳的吼声，并用手掌在桌沿上打着拍子。

那个打更的巡逻到这里，

他看见呀，太太仰卧在地……

小酒馆里闹哄哄的，有人哈哈大笑，有人吹口哨，大家不顾脸皮七嘴八舌地胡乱说着人间少有的粗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