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提到高尔基（1868—1936），人们往往立即就会想到“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等称号，举出《海燕之歌》《母亲》等作品。可是如果要问一下读者的真实感觉，那么就会得知，他们最喜爱的却是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1913）、《在人间》（1916）和《我的大学》（1923）。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奠定作家心理格局和创作特色的三部曲来纪念这位始终关注人性的文坛大师，有着独特的视角和思考。

高尔基从童年起就饱受苦难，二十四岁时发表第一篇作品，署名马克西姆·高尔基(意为“最大的痛苦”)，由此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他的早期作品从社会底层代言人的视角，表达了弱势群体“最大的痛苦”，显示出社会批判的鲜明意向。《母亲》《海燕之歌》都写于这个时期。这一创作指向，把他当时的作品和旨在推翻沙皇专制的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但是自传三部曲的创作背景就不同了，它写于俄国第一次革命(1905—907)失败后的黯淡年月。这一时期出现的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促使作家把目光投向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他试图揭示民族性格的基本特征，发现民族历史发展滞缓的原因，探测未来历史的动向。在这一主导意向的统辖下，他陆续推出了六大系列作品，即奥库罗夫三部曲、自传三部曲、《罗斯记游》、《俄罗斯童话》、《日记片断》和《1922至1924年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的思想指向和正在为进行一场新的革命做准备的革命党人的意向显然不一致。这也就是过去的教科书突出《母亲》和《海燕之歌》、淡化包括自传三部曲在内的高尔基中后期作品的原因所在。革命领袖曾从作品的政治意义这一角度肯定《母亲》是一本“及时的书”，自传三部曲并不“及时”，却由于它的丰富文化意蕴而获得了更为广远的价值。

自传三部曲是高尔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贯穿于作品始终的是主人公阿廖沙。其中，《童年》描述阿廖沙从一八七一年父亲病逝到一八七九年母亲去世期间在下诺夫戈罗德市外祖父家的生活，包括他短暂的学校生活和一八七八年秋辍学后“到街头去找生活”的情景，刻画了外祖父一家人、这个家庭染坊的工人、房客、邻居等众多的人物形象，呈露出童年生活给主人公留下的鲜明印象。《在人间》以阿廖沙一八七九年秋至一八八四年夏在社会上独自谋生的坎坷经历为线索，记述他先后在下诺夫戈罗德鞋店、绘图师家和圣像作坊当学徒，在伏尔加河上的“善良”号、 “彼尔姆”号轮船上当洗碗工的所见所闻，提供了俄国外省市民生活的生动画幅。《我的大学》则是主人公一八八四年秋至一八八八年在喀山时期的生活印象与感受的艺术记录，其中展示了伏尔加河的码头、“马鲁索夫卡”大杂院、捷林科夫面包店、谢苗诺夫面包作坊、民粹派革命家罗马斯在附近村庄上开的小杂货铺及村民的生活图景，最后以主人公漂泊到里海岸边加尔梅克人一个肮脏的渔场作结，描写了各阶层人物的众生相。作为一个艺术整体，三部曲所描述的内容在时间上彼此衔接，不仅是作家本人早年生活的形象化录影，而且绘制出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俄国外省生活的广阔画面，更是表现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民族风情的艺术长卷。

与一般的自传性小说不同的是，这三部曲的描写重心并非自传主人公阿廖沙的经历，而是从他作为“观察者”的角度所展示的俄罗斯日常生活。作品在读者面前打开了一幅幅彼此连缀的动态风俗画，呈现出充斥着愚陋和污秽的旧时代俄罗斯生活的特点。整个童年生活在阿廖沙的记忆中，仿佛是一个“悲惨的童话”。他所寄身的外祖父家的染坊，是一片充满着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弥漫着人与人之间的炽热的仇恨之雾。家庭内部、邻里之间、街头巷尾出现的种种恶作剧和残酷行为，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市井之中充满着淫乱行为、“强者”肮脏的夸耀和各种幸灾乐祸的下流议论，以及各种可恶可恨的“娱乐”和“消遣”，如打赌叫一个店伙在两个小时内吃掉十磅火腿，一直让他吃得脸色发青，一群肥胖的买卖人却在一旁围观哄笑。在一个大杂院里，住着打算从数学上来证明上帝之存在的数学家，给商人太太姘居解闷的青年，拼死也要把自己的富裕亲戚搞得倾家荡产的无赖汉。面包作坊的工人竟要拿秤砣去殴打闹风潮的大学生们。有些农民憎恨商人和官老爷，却又时常对这些人摆出一副逢迎的嘴脸。三部曲对国民愚昧特征的揭露，差不多覆盖了俄罗斯社会各阶层。作家多次指出这是一种“俄罗斯式的愚昧”，也就是将它作为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特点之一来认识的。

消极的人生态度与愚昧的生活内容往往是形影相随、互为因果的。高尔基在三部曲中以饱含忧虑的笔触，描写了“铅样沉重的生活”怎样在俄罗斯民族中造就了无数听天由命的人，浑浑噩噩、无所事事的人，不幸沦落的人，以及一些曾经有过些许热情、不久即心灰意懒的颓废的人。在《我的大学》中作家写道：甚至在工人中间，也滋长着一种顺从和忍辱精神，一种顽强的耐性，“他们甘心受着醉汉老板狂暴的凌辱”；有人将生活的全部意义归结为一块面包和一个女人，而这种观念却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同。作家慨叹道：“世界上还没有谁能像我们俄国人这样彻底否定生活的意义。”《在人间》中的司炉工雅科夫·舒莫夫，精力旺盛，性格开朗，然而他也同样否定生活的意义，对一切都十分冷漠。高尔基通过描绘这些众生相，表明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特征之一的消极无为的生活态度，怎样有力地影响着俄罗斯人，包括某些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人。

愚昧的重要表征，一是对知识的不尊重，对文化的否定和对理性的排斥，二是道德观念淡薄，习惯于彼此仇恨，互相折磨。《在人间》里的那个圣像作坊掌柜，常常故意把阿廖沙读过的一些优秀作品中的故事改头换面，变成猥亵的东西，告诉圣像鉴定家老头；后者又从中提出些无聊的问题，帮他添油加醋，“把一些不要脸的东西，跟垃圾一样，扔到欧也妮·葛朗台、柳德米拉、亨利四世身上”。在他们对美的事物的这种恣意玷污背后，不难发现一种反文化的心理特征。鄙陋的文化状态和低水平的精神境界，决定了人们的情感方式和相互关系方面互相仇恨、彼此敌对的特点。阿廖沙的两个舅舅居心险恶地作弄老匠人格里戈里，戕害年轻的茨冈学徒伊凡，他们俩之间也是动辄大打出手，打得你死我活。《童年》中写到的那个来回摆动着下贱的长腿、用脚尖踢女人胸脯的“继父”，《在人间》中写到的那个毫无人性地折磨一个不幸妇女的妓院看门人，则是恶毒凶残地欺侮女性的代表。这一幅幅写照，将由愚昧生活培养的“人对人的无法理解的仇恨”呈露在读者面前，足以引起人们对于反人道的生活的一种生理上的厌恶。作家怀着一种切肤之痛，严峻地剖析了民族性格中层层叠叠的积垢，表明了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的鲜明意向。

当然，高尔基并未对俄罗斯人民的精神美点和优点视而不见，也没有把自己的激情完全倾注到民族性格消极面的揭示上。对人们身上保存的美好的人类感情与健全理性的张扬，贯穿于自传三部曲的始终。作家真实地表现了俄罗斯人的心理、情趣、追求、生活方式诸方面的复杂矛盾，在各种文化心理因素的交叉、纠葛与冲突中，着力发掘人们心灵中的美好感情和对文明的向往，从而显示出民族精神复兴的内在心理基础，表达出作家对于提高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一种深深的期望。

在三部曲中我们看到，不幸而愚昧的生活并没有泯灭俄罗斯人的美好天性。如阿廖沙的外祖母阿库林娜这位慈蔼的老人，以深切的爱心领着阿廖沙走进了艰难而有趣的生活，培养了他许多优良的品格。“善良”号轮船上的厨师斯穆雷生活在孤独之中，却有力地培养起阿廖沙对书籍的热爱。“玛尔戈皇后”把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提供给阿廖沙阅读，使他懂得了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些思想和感情”。还有，独立不羁、富于同情心的洗衣女工娜达丽雅给阿廖沙以温暖与关心，民粹派革命者捷林柯夫和罗马斯培养了他的公民意识和献身精神。读者从执拗地进行着化学试验的房客“好事情”身上，从单纯爽直、热情好学的农民伊佐特身上，都可以看到普通俄罗斯人对知识的肯定与崇尚，对文化的渴望与追求。《在人间》中有一个场面：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有力地感染了圣像作坊中的人们，使得“整个作坊似乎都沉痛地沸腾起来”。作家显然是要表明：人们向往着可以使心灵变得美好的东西；他们心灵深处存留的文明的因子，正是民族精神觉醒和文化复兴的基石。善于“在每个现象里探求它的肯定的品质，在每个人身上寻求他的美德”，即使在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批判性考察时，也没有忘却显示出人们灵魂中的美点和亮色，这是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作品历来深受人们喜爱的原因之一。

三部曲还突出地表现了主人公的性格，如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奋进的自我意识，勤奋的品格，多思的习惯，不断积累知识的欲望，决不向恶势力低头的高贵人格，积极从周围大量平凡的人物事件中发现美与价值、吸取精神养分的努力，等等。在所有这些性格特征中，他那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阿廖沙那一发不可收的读书热情，曾经给他带来了无数难堪的屈辱；他曾经长时间地生活在一种“弥漫着龌龊的、醉醺醺的、放荡的有毒空气”的环境里；他曾宁愿用每星期被人痛打一顿为代价来换取上大学的幸福，可是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但所有这一切都阻挡不住他追求知识的热情。他从未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正是数不清的优秀书籍促进了他的精神自觉，以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使他得以彻底摆脱愚昧和庸俗的泥潭而成长起来。阿廖沙这一从苦难中崛起的形象，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特别是生活道路坎坷的青年读者以极大的精神鼓舞。这一“出淤泥而不染”的自强不息者形象，至今仍有其独到的吸引力与启示意义。

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魅力不仅来自作品丰厚生动的内容和富于启迪意义的形象，也来自作品的艺术成就，来自深刻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创作自传三部曲的时期，是作家一生创作中最辉煌的阶段。现实主义是他观照现实、把握生活的根本艺术法则。透过作家以清醒的写实笔法所绘制的一幅幅民族风情和心理素描，可以发现笼罩三部曲的总体美感特征：沉郁和悲凉。他的早期作品中那种热情洋溢、犀利刚健的特色已为冷峻凝重的风格所替代。把握俄罗斯民族文化心态这一主导意向，决定了作品的回忆录性质。正如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总有着一个较长的积淀过程那样，对它的系统考察也应当是一种远距离的、全方位的观照。这也许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高尔基在完成《母亲》《夏天》等小说之后，便似乎是突然地匆匆告别了“当前的现实”，转而记忆、向过去的俄罗斯生活汲取自己的诗情。于是我们看到，那些保留在作家心底的自童年时代的无数生活图景，那些在作家生活的各个阶段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便在他的笔下一起活了起来。自传体作品所特有的亲切语气，丰富的民族文化心理解剖学内容，使三部曲赢得了各类读者和批评家的广泛好评。

在自传三部曲中不难发现，在景色描写方面，作家已放弃了先前那种使用浓墨重彩、尽情泼染的手法，不再致力于描绘出色彩浓烈的图画，而逐步转向运用较经济的笔墨，勾勒出线条简洁、色彩恬淡的画面。更重要的是，作品中的风景描写和环境描写，已经不只是为人物活动提供相应的背景，或只是为了烘托气氛、间接表现人物情绪。在很多情况下，这类描写本身就是一帧帧现实主义的风俗录影。在这里，一切都带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精神心理的投影，一切都显示出一种文化意蕴、文化的选择与水准，一切都是某种人生态度、情感方式、价值观念和传统习惯的折射。透过这一类表征出民族风情的画面，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家的那种历史、土地、环境和人相统一的文化目光，那种深深的忧患意识。

同早期作品相比，还可以明显地看到自传三部曲呈现出另一种叙述风格：洗练代替了繁复，平易代替了铺张，恬淡代替了浓烈，冷峻代替了激昂；笔锋所及，舒展自如，恰似行云流水，而绝少斧凿之痕。这是高尔基的小说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的标志。纯熟洗练的描写艺术，行云流水般优美自如的语调，因以日常生活为素材而决定的浓郁的生活气息，都使读者获得了极大的审美享受。特别是作品中的那些情、景、意浑然一体的篇幅，那些由作者直接倾吐心曲、抒发情怀的段落，与其说是散文，毋宁说是诗行，令人想起屠格涅夫笔下的一些充满魅力的篇章。

从一九二八年《童年》首次被译介到我国起，岁月悠悠，风云变幻，沧海桑田，三部曲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至今仍是印行量最大的高尔基作品。西方评论界也给三部曲以几乎一致的好评。如法国《拉罗斯大百科全书》认为高尔基的自传小说是“俄罗斯文学的杰作之一”；瑞典和英国学者合编的《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曾称三部曲是高尔基“最伟大的文学贡献”；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则把高尔基的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和自传三部曲列为经典书目。显然，自传三部曲不仅是高尔基创作的一个高峰，也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永远的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高尔基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出版这个三部曲，是个很有意义的选择。

汪介之
二○一八年八月于南京

给我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