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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2002年间，法国发生一个非常事件，是一个轰动法国文坛，乃至轰动世界文坛的事件：在大仲马（1802—1870）诞生两百周年之际，或者逝世一百三十二年之后，法国最高当局作出一项非常决定，给大仲马补办国葬，把他的遗骨从家乡小镇维来科特请进巴黎的先贤祠。
先贤祠是何等地方？乃是法兰西民族英魂，真正不朽者的圣殿。它始建于1764年，坐落在塞纳河后岸拉丁区，高高耸立在圣日内维埃夫山上，左拥名校巴黎高师，右依古学府索邦大学，俯临法国参议院所在地——卢森堡宫。
永久入住先贤祠的文人，先前已有五位。
首批的神主伏尔泰和卢梭，是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两位大师，法国现代文明的两座思想灯塔。随后则为十九世纪的两位代表人物：一位是大文豪和诗人，共和斗士维克多·雨果；另一位是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挺身而出，发表《我控诉》的文学家和社会正义的卫士埃米尔·左拉。法国随同二十世纪，仿佛进入了迷惘的时代，文坛精英在先贤祠险些空缺，最后总算将马尔罗安排进去，虽难免以争议替代尴尬之嫌，但是这位神主毕竟有非常的人格力量，非常勇敢地探索当代人类的生活状况。
进入二十一世纪，仿佛为了填补时间的空白，不甘寂寞的法国人又做出了非常之举，将一百三十余年前逝世的大仲马请进先贤祠，完成了跨世纪的工程。不过，法国人虽然素有别出心裁的名声，这种史无前例的非常之举，如果搞错了对象，那就会演变成超现实的大笑话了。
必是非常之人，方能配得上这种非常之举，而大仲马恰恰可以称作非常之人。因此，法国这一超越文坛、跨越时空的盛事，只给世人以惊喜，并没有引起什么非议。假使在全世界读者中搞一次民意测验，或者差额选举，我敢断定大仲马会赢得多数票，尽管另有候选大家的作品在文学价值上比起大仲马要高出一两筹，这正显示了大仲马的非常之处。
我拈出“非常”这个含义宽泛的字眼，来界定大仲马，就因为他难以界定，给其他作家冠名的用词，安到大仲马的头上都不大合适。提起雨果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大师，提起司汤达或者巴尔扎克，就回避不了批判现实主义，而要谈论左拉，就势必同自然主义密不可分。其实，大仲马和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都是同时代人，他们都投入了法国浪漫主义运动，而且，大仲马的浪漫主义剧作《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于1829年在巴黎演出，打响浪漫派的第一炮，然而就此称大仲马为浪漫派作家，就难免以偏概全了。
那么，如何把握大仲马的全貌呢？在法国文学史上，把大仲马归为通俗小说家一类，这种系统的归类也有历史根源。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报纸刊杂志为了吸引读者，刮起了小说连载风，促使连载的通俗小说大量涌现，同时大批通俗小说作家应运而生。雨果、巴尔扎克等，无不在报刊上连载过长篇小说，但是最负盛名的，还要数当时并驾齐驱的大仲马和欧仁·苏（《巴黎的秘密》的作者）。然而，通俗小说大多是短命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那个时期大批通俗小说及其作者，现在已湮没无闻了。可是，大仲马的代表作品《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基督山伯爵》等，都突出了相反的命运，在世界上一直拥有大量读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借助翻译甚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赏阅，显示出特别的生命力，这便是大仲马的非常之处。
大仲马名下的作品（因为有些与人合作）非常庞杂，难以计数，某些材料上称多达五百卷。仅就戏剧和小说而言，他尝试了所有剧种，创作出约九十种剧本，而小说的数量更是将近百部。作品庞杂也招致批评，说他的著作多有疏漏，流于肤浅，缺乏鲜明的风格。这些指责都有一定道理。须知大仲马写作，往往高速运转，无暇斟酌与修改，疏漏明显存在。此处，他并不想让他的作品担负什么历史使命，也不特意反映某一社会问题，他搜集素材写作，只为编织好看的故事，只求生动而不求深刻，结果创造出一个非常生动的大世界，是一个由非常景、非常事、非常人构成的大世界。
大仲马一生都那么放诞、夸饰、豪放、张扬，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他不是制作文学精品的能工巧匠，他所创造出来的世界，景非常景，事非常事，人非常人，一切都那么非同寻常，就好像童话，就好像神话，从而也就有了童话和神话一般的生命力。
景非常景。
大仲马不像巴尔扎克等作家那样，花费大量笔墨去描绘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场所。大仲马总是开门见山，起笔就要用故事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本书开篇第一句便是：“1815年2月24日，从士麦那起航，取道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的三桅帆船法老号，驶近马赛港……”紧接着又说码头上“很快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人群中还有“隐隐不安的情绪”……读者自然也要跟随去迎法老号，看个究竟。
同样，另一部代表作《三个火枪手》，正文头一句话也是：“话说1625年4月头一个星期一，《玫瑰传奇》作者的家乡默恩镇一片混乱，就好像胡格诺新教派要把它变成第二个拉罗舍尔。只见妇女都朝中心街方向跑去……”读者的目光也一定要跟着跑去，“想瞧瞧发生了什么事”。
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无论是唐代斯（即后来的基督山伯爵）还是达达尼安，都是在事件变故中亮相，这就决定了故事情节展开和发展的速度，也决定了故事背景的特异和不断变幻。基于讲故事的需要，大仲马总把他的主人公置于命运的变化关头，或者历史的动乱时期，不断变幻的特异场景，恰好适应故事情节快速进展，与巴尔扎克“静物写生”式的景物描绘大相径庭。
《基督山伯爵》的主人公唐代斯刚刚升为船长，在同心爱的姑娘梅色苔丝结婚的婚宴上，就因遭诬陷而突然被捕，不久便押到四周环海的伊夫狱堡，投入地牢终身监禁，从而开始了由命运安排的非常经历。书中那地狱般的狱堡阴森可怖的景象、荒凉岩岛（基督山岛）上的仙境洞府、罗马狂欢节的迷幻场景、圣·塞巴斯蒂安地下墓宫的强盗巢穴、巴黎郊外欧特伊别墅的花园夜景等等，就是歌剧院、权贵的沙龙以及各个交际场所，也都因为密谋而笼罩着异常的气氛。非常的经历，自然都发生在非常的场景中，而读者跟随着人物的命运变幻，走进一处处童话与神话般的境地，就油然而产生一种非常感受。
《三个火枪手》的故事背景，则是一桩宫闱密谋和拉罗舍尔围城战，场景频频变化，忽而路易十三的宫廷，忽而红衣主教府，忽而红鸽棚客店，忽而圣热尔韦棱堡，忽而拉罗舍尔围城战大营，忽而英国首相府白金汉宫……每一处作者都不多加描述，但是每一处都因为有参与密谋的人物经过，便丧失了日常的属性，增添了危机四伏、悬念环生的神秘色彩，故而常景而非常景了。
事非常事。
大仲马不是写实主义作家，不像巴尔扎克等作家那样，描写现实生活，绘制社会画卷，而是讲脱离现实，而又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唐代斯被诬陷入狱，如果仅仅写成一件冤案，再扩大开来，如果联想贝尔杜齐奥的哥哥被杀害的疑案，那么就可以构思一部写实的社会小说，反映法国波旁王朝1815年复辟之后，保王党派如何报复和镇压拿破仑的拥护者。诚然，在1844年连载发表的《基督山伯爵》中，读者能够鲜明地感受到刚刚过去的这段历史的氛围；反动的七月王朝政治腐败、金融投机和司法黑暗，都在基督山的三个仇家的身上体现出来。但是，大仲马一语就道破了他写作的旨意和秘密：“历史是什么，是我用来挂小说的钉子。”换言之，历史不过是大仲马讲故事的幌子。
事实也的确如此，大仲马借历史之题发挥，纺织出一部爱情加复仇的故事，题材是传统的，而手法则是大仲马式的：非常神奇。神奇始自唐代斯在地牢绝望之际，意外地碰见准备越狱的意大利学者法里亚神甫，于是奇迹就发生了。法里亚教会了他多种语言，教他掌握了人类的各种知识，还告诉他基督山岛藏宝的秘密。接着，唐代斯又奇迹般逃离伊夫狱堡，在荒岛上找到财宝，摇身一变而成为基督山伯爵，世界的首富，同时还具有分身术似的，化装化名，为英国的威尔莫爵士、意大利的布索尼神甫，以及江湖上的水手山巴，彻底调查清楚了仇家，并周密安排了复仇计划。
假如三个仇家还是当年的身份地位，那么杀鸡焉用牛刀，收拾一个地方检察官也许稍费点事，干掉一个渔夫和一个船员，还不易如反掌？因此，大仲马又让奇迹在三个仇家身上发生了：阴险的检察官在司法界成了三朝元老，德高望重而地位不可动摇，卑劣的渔夫当上将军，成为莫尔塞夫伯爵和贵族院议员；狡诈的丹格拉尔则封为男爵，成为金融大亨。总之，基督山面对的仇家，全都飞黄腾达，在司法界、政界和金融界可谓三巨头。
这才是势均力敌的较量，基督山寻仇的对象，不复为几个无足轻重的小人，而是位高权重的当道恶人。廓清坏人当道的世界，没有神助则根本不可能。于是，冥冥中就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几个大恶人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一条报恩线和三条复仇线，相互交错而又井然有序，寻常家事和社交活动背后是恢恢天网，基督山得以恩仇两报，无异于一场神话，读来惊心动魄，大快人心。
就是取材历史，大仲马也没有写成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不过是戏说而已。历史这东西最好性情，任人摆弄，正说，反说，戏说，甚至歪说无不可，只要吸引眼球就行。多少读者的历史知识，只从受历史学家指责与史实不符的历史小说中获取的，大仲马的历史小说，也向法国读者乃至世界读者提供了似是而非的历史知识，如《三个火枪手》中所讲美国支持法国的新教徒，要发兵解救被周围的拉罗舍尔，这是有历史影子的。但是到了大仲马的笔下，历史的影子里便走出小说的人物，达达尼安的雄心与恋情，同宫闱秘事、两国首相的明争暗斗纠缠在一起，事事就全化为非常事了，而故事情节演进发展，铺张扬厉，便超越社会，超越历史，成为超凡英雄的神奇故事了。人类看小说追求故事情节的兴趣，多少世纪以来并没有减退，这就是为什么，大仲马的小说至今仍然大行其道。
人非常人。
大仲马故事中的人物，大多丧失了现实生活的属性，具有了非凡的特质。普通海员唐代斯、一般的乡绅子弟达达尼安，由于命运的安排，一个变成复仇之神，完成了唯有上帝才有可能做到的事情，而达达尼安和他的三个伙伴，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屡建奇功的英雄。其他重要人物，如忠诚正直的马克西米连、落入强盗魔窟还能安睡的阿尔贝、死而复活的瓦朗蒂娜，乃至在墓穴中读古书的强盗头子路奇·王霸，都是异乎寻常之人。
即使反面人物，也不落入俗套。像检察官维尔福、贵族院议员莫尔塞夫、银行家丹格拉尔，个个都是一世枭雄，非寻常小人可比，足能撑起恶的世界。同样，长有蛇蝎之心的维尔福夫人，为了给爱子争夺遗产，一连毒死数人；《三个火枪手》中的神秘女人米莱狄，参与了多少阴谋活动，玩阿多斯和达达尼安于股掌之中，蛊惑青年军官费尔顿杀害白金汉公爵，她们不是寻常的恶妇，她们做起恶来的疯狂劲头，较之那些枭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史人物如路易十三国王、红衣主教黎塞留、英国首相白金汉、法国王后奥地利安娜、火枪卫队队长特雷维尔等等，本来都在尘封的历史书中长眠。可是，他们一旦被大仲马拉进小说，就改头换面，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从历史人物再生为历史小说人物，载荷了特异的性格与命运，因而超越了史实，正是他们在文学作品中的非凡之举，才重新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
大仲马的小说人物的非凡之举，原动力固然因人而异，其中不乏高尚的忠诚、友情、正义感和侠义精神，这在《基督山伯爵》表现得尤为鲜明，但是，他们大多也为贪欲所驱使，贪图荣誉、金钱、女色、权力，贪图美酒佳肴，还渴望报仇，这在《三个火枪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古希腊神话宙斯等诸神所开创的贪欲和复仇的传统，源远流长，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又发扬光大，从拉伯雷到伏尔泰，再到大仲马，可以说一脉相承。在某种意义上，《基督山伯爵》就是现代神话。
大仲马笔下的超常胃口，也正是大仲马本人的胃口，他在生活中的各种贪欲，都最大程度地体现在他的小说人物身上。那些政客、银行家等自不在话下，就连达达尼安那样的英雄，也还什么都贪，贪图功名利禄、酒色享乐，正是这些贪欲激发他的冒险精神，促使他走上一条充满形形色色诱惑的人生之路。三名火枪手也各有所贪，连最清高的阿多斯也还贪酒和复仇，更不用说波尔托斯了。位极人臣的红衣主教黎塞留贪权贪名，国王路易十三贪钱，心胸狭隘又贪图“正义”的名声，让人们称他“正义者路易”。当然，如果没有忠诚和豪爽的一面，贪欲就成讨厌的东西了。达达尼安和三个伙伴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生死之交，有钱拿出来大家花，遇事也一起行动。达达尼安多想当官，他拿到空白的火枪卫队副队长的委任令时，还是先去逐个请三位朋友接受。在大家都拒绝，而阿多斯拿笔填上达达尼安的名字后，达达尼安禁不住流下眼泪，说他今后再也没有朋友了。就连一度自以为能与上帝比肩的基督山伯爵，最后也意识到他在复仇中惩罚过度，类似撒旦了，因而回归到涵括人类全部智慧的两个词上：“等待和希望”。
大仲马一生充满贪欲和豪情，过着躁动疯狂的生活。他花费二十余万法郎建造了基督山城堡，但不是建在基督山岛上，而是建在巴黎西部塞纳河畔，圣日耳曼昂莱山脚下。每天城堡里高朋满座，食客如云，多至数百人，豪华的排场名噪一时。大仲马并不因此而停止写作，他往往撂下饮酒作乐的宾客，独自躲进命名为伊夫堡的湖心岛的小楼里，将如潮的文思、奇妙的构想化为文字。然而，他不停地赚钱，又不停地挥霍，屡次陷入债务危机，最后连他的基督山城堡也被廉价拍卖了。有福同享的大有人在，有难同当者却不见一人，这就是他的小说与现实的差异。
大仲马深知，唯一可借用而无须还债的东西，就是智慧。他以自己的大智慧，创造出由非凡之人、神奇故事构成的文学世界。但是千虑还有一失，有一个非常动人的现代神话故事，没有写进他的作品：在逝世132年后，大仲马作为这个现代神话故事的主人公，完成从家乡小镇迁入巴黎先贤祠的非凡之举。
李玉民
2005年3月于北京花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