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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原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一九〇三年出生于英属印度孟加拉邦莫蒂哈里，英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和政治讽刺评论家。在近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奥威尔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评论、随笔、杂文和长篇小说。奥威尔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审视和记录着其所生活的时代，做出了许多超越时代的预言，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代表作《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盛誉。出版于一九四五年的《动物农场：一个童话故事》（Animal Farm： A Fairy Story），被广泛认为是英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讽喻小说，以隐喻的形式描写农场里的一群动物带着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在两头猪的带领下打破旧秩序、冲出人类钳制的牢笼，却又落入一个更加暴苛的陷阱，依然遭受欺骗、奴役和残暴统治。该书以童话的外表，承载了深重的社会关切，夏志清教授认为，“西方文学自伊索寓言以来，历代都有以动物为主的童话和寓言，但对二十世纪后期的读者来说，此类作品中没有一种比《动物农场》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了。”
《爱尔兰时报》曾评价奥威尔“是一位能够且应该被每一个时代重新发现的作家”，在其去世后的六十多年里，奥威尔确实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发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译介、研究奥威尔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奥威尔预言过的一九八四年的现实到来，掀起了西方世界研究奥威尔的热潮，奥威尔诞生一百周年（2003）则引发西方学术界再度聚焦奥威尔。奥威尔研究学者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在为企鹅版《动物农场》（2000）所作《序言》中分析指出，“一部好书的标志在于，它被不断重读，易言之，被不断重写。今天，《动物农场》出版五十余年了，影响依然。图书一再刊印，深深融入许多社会，改变了多种想象观念。已被翻译成六十八种不同语言。……《动物农场》可能会激发上百种现代智识解读，这部看似简单实则意味隽永的寓言故事，在二十世纪风云变幻的政治与道德迷宫中，始终能够为我们指点迷津。”
《动物农场》作为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小说，讲述了“动物主义”革命酝酿、兴起和最终蜕变的故事：农庄中的一群动物不堪人类压迫，奋起反抗并建立自己的家园，然而这场革命最终由于领导者猪的独裁和动物们的愚昧盲从而变质，农场升级成为一个更不平等、更残酷的专制社会。该书出版七十余年来，奥威尔和他的《动物农场》经由翻译，已经被普遍解读为批判极权统治的经典文化符号。这套经典文化符号中涉及的人物（动物）并不多：几头猪，几匹马，几只鸡，几条狗，指涉革命中的领导者及其精英力量；绵羊、奶牛、猫、鸽子和成群的鸡与鹅，等等无名无姓，代表广大勤劳而通常愚昧盲从的普通民众。奥威尔书中，分别喻指人类革命过程中众生相的是：倡导“全体人类都是敌人。全体动物都是同志！”最先煽动暴动的老公猪；带领动物发起暴动取得胜利的两头小公猪；醉心摇唇鼓舌、歌功颂德的传令猪；代表革命过程中截然不同两派群众的三匹马；有哲学头脑的驴子、略识文字的白山羊，偷懒嚼舌的乌鸦……
奥威尔的童年生活、后来当教师和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的经历，使他一直热衷于童话故事体裁，但童话不过是奥威尔政治书写的载体。《动物农场》以童话寓言的方式，通俗却又绝对深刻地描述了“极权”的诞生、发展和最终形成。童话寓言作为一种绝对普遍的表达方式和观察世界的模式，不受时间和地域条件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的读者在面对寓言作品时容易产生共鸣。奥威尔借助童话寓言的叙述方式，通过简单易懂的故事体现人类的普遍理解力。作品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对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极权的影射，而旨在更复杂、深远的喻指——反对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追求民主与公正。因此，世界各国关注奥威尔现象、热爱奥威尔作品的读者和研究者，应当将文本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中来理解，如此才不会有违作者原意。奥威尔用童话寓言告诫世人：一个革命后的政权，如果没有民主监督，没有法治，必定异化，必定走向革命的反面，甚至会建立起更强的专制。严格意义上说来，奥威尔原著是“最残酷、不适合儿童阅读的‘童话’”，但在当时的政治风云中，唯托言童话，奥威尔的政治书写才能够喷薄而出，起到政治警示的作用。他的目标读者从来都不是儿童，而是深陷于二十世纪政治旋涡的成人。
《动物农场》之所以获得如此的关注和普遍的喜爱，除了作品本身寓涵的政治启示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奥威尔创作中的独特文学艺术特色。岁月荏苒，奥威尔语言大师般质朴、精练的文风在文学丛林中熠熠生辉。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曾详细阐述过自己写作的四大动机，其中之一就是“唯美的思想和热情”，并且还说如果所创作的作品不能同时也成为一次审美的活动自己是不会写的。无疑，《动物农场》就是奥威尔将文学作为一次审美活动的典范。陆建德教授曾经评论说，奥威尔在英国文学史上留名，更多是跟他的写作风格有关系，其最大的长处就是明晰，遣词造句恰到好处，惯常使用普通词汇，但表达意涵契合、妥帖。作为一名文体家，奥威尔在英国文学中有非常独特的位置，但他不只是拥有形式，读者喜欢他语言的时候，也必然喜欢他所论及的内容。奥威尔是一个以诚实的政治信念进行写作的作家，他在陈述政治见解和社会认识时，努力选用普通人能够阅读和理解的文字形式。对奥威尔而言，“好文章应当像一块窗玻璃。”（《我为什么写作》）与其他知识分子用看似深奥的花言巧语讨好权力的做法不同，奥威尔的文字清晰、准确、简洁，透过他的文字可以看到他所生活的真实世界和他的真诚思考。通常所谓的“奥威尔风格”就是政治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他凭生活经验和直接感受，用最简洁明快的语言说出大实话，这种语言因而十分具有穿透力。马尔科姆盛赞《动物农场》为怀疑类小说的最高形式，行文时而教条，时而板起面孔，时而神圣凛然，是奥威尔写得最棒的一部作品。作品借助动物寓言的形式，将犀利的政治讽喻与生动的神话叙事结合起来，充满道德活力，鲜少政治性敌视话语。《动物农场》文笔娴静，文脉通畅，充溢着斯威夫特式的慨然与确定。作品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多半有赖于此。
即将结束行文之际，笔者拟借用钱锺书先生关于文学翻译的描述作结。钱先生从训诂学的角度，阐释“译”“诱”“媒”“讹”“化”的辩证关系时说，“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笔者借用钱先生的话非为自己翻译笔力不逮、语义拙涩之处开脱，而是希望关注奥威尔现象、热爱《动物农场》的读者，能够参与对《动物农场》热译现象的社会学思考和翻译学思考，希望未来的翻译实践者能够从中国传统译论中撷取理论精华，实践与思考并重，将文学译介事业发扬光大。
辛红娟
二〇一六年六月
宁波大学至善楼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