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伊万内奇情绪不佳。这从他那皱紧的眉头,从他把大礼服抛进五屉柜,怒气冲冲地系腰带,用指甲使劲在《会话课本》上划一条线,标明要我们背熟的地方等等动作,都可以看得出。沃洛佳规规矩矩地学习,我却心里烦躁,什么也做不出来。我茫然若失地对着《会话课本》望了好久,但是一想到就要离别,我便热泪盈眶,再也读不下去了。轮到我向卡尔·伊万内奇讲那段会话的时候,他眯缝着眼睛听我说(这是一种不祥的兆头)。恰恰到一个人问:“Wo kommen Sie her?” 另一个回答说:“Ich komme vom Kaffee-Hause” 的段落,我再也忍不住眼泪,由于痛哭失声,就说不出:“Haben Sie die Zeitung nicht gelesen?” 这句话来了。到习字的时候,泪水落到纸上,弄得满纸墨斑,看上去好像是用水在包装纸上写的。
卡尔·伊万内奇生起气来,罚我跪下,反复地说,这是倔脾气,装腔作势(这是他的口头禅),他用戒尺威吓我,要我讨饶,我却被泪水哽住了,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他大概感到自己做事不公平,就走进尼古拉的房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从教室里可以听到下房里的谈话。
“孩子们要去莫斯科,你听说了吧,尼古拉?”卡尔·伊万内奇一进屋就说。
“不错,听说了。”
想必是尼古拉要站起来,因为卡尔·伊万内奇说:“坐着吧,尼古拉!”随后就关上门。我离开墙角,走到门边去偷听。
“不论替人家做了多少好事,不论多么忠心耿耿,看起来,决不能指望人家感激你。尼古拉,对不对?”卡尔·伊万内奇感伤地说。
坐在窗口补靴子的尼古拉,肯定地点点头。
“我在这所房子里住了十二年,我可以当着上帝起誓,尼古拉,”卡尔·伊万内奇接着说,朝天花板抬起眼睛和鼻烟壶,我爱护他们,照顾他们,比对自己的孩子都尽心。你记得吧,尼古拉,沃洛佳害热病的时候,你记得我怎样在他的床边坐了九天没有合眼。是的,那时我是个好心的人,是亲爱的卡尔·伊万内奇;那时用得着我。可是现在呢,”他含着一丝讽刺的笑意补充说,“ 现在孩子们长大了 , 得认真地学习了 !好像他们在这儿没有学习似的。尼古拉,是不是?”
“好像还得学习。”尼古拉放下锥子,双手拉着麻绳说。
“是的,现在用不着我了,要把我赶走了;诺言丢到哪儿去啦?哪儿有感激的意思?尼古拉呀,我很敬爱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他一只手按着胸口说,“但是她又怎样呢?……在这所房子里,她的意旨反正是无足轻重的。”这时,他用一种富于表情的手势把一小片碎皮子扔到地板上,“我知道这是谁出的鬼主意,为什么不需要我了。因为我不会像 有些人 那样阿谀奉承,随声附和。我对任何人都总爱讲老实话,”他骄傲地说,“别去管他们!我不在这里,他们也发不了财。而我呢,上帝是慈悲的,总会找到一块面包的……是不是,尼古拉?”
尼古拉抬起头,看了看卡尔·伊万内奇,好像想弄清他是不是真的会找到一块面包。不过,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卡尔·伊万内奇照这样又唠叨了很久,说了好多。他提到,他以前住在某将军家里,他的功劳得到了较好的报酬(听见这话,我心里很难过),他说到萨克森、他的父母、他的朋友舍恩海特裁缝,等等,等等。
我很同情他的痛苦。我对父亲和卡尔·伊万内奇几乎是同样敬爱的,一想到他们互不理解,心里就很难过;我又回到角落里跪下,考虑怎样才可以使他们言归于好。
卡尔·伊万内奇回到教室以后,吩咐我站起来,准备默写的练习本。等一切都准备就绪,他就威严地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用一种仿佛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开始口授:Von al-len Lei-den-schaf-ten die grau-samste ist...Haben Sie eschrieben?” 说到这儿他停了一停,慢吞吞地吸了一撮鼻烟,打起精神接着说:“Die grausamste ist die Un-dank-bar-keit...Ein rosses U.” 我等着他往下说,写好最后一个字之后,向他望了一眼。
“Punctum.” 他含着一丝几乎觉察不出的微笑说,然后做了一个手势,要我们把练习本交给他。
他用抑扬顿挫的声调,带着极其满意的神情把这句表达自己内心思想的格言读了好几遍。随后,他就坐在窗口给我们上历史课。他的脸色不像先前那么阴沉了,流露出一个已经充分出了气的人的得意神情。
差一刻就一点钟了;但是,卡尔·伊万内奇好像还不想放我们走:他接连不断地给我们上新课。无聊和食欲同样地增长起来。我急不可耐地注意着表明快吃午饭的一切迹象。一会儿一个女仆拿着擦子去刷碟子,一会儿听见饭厅里餐具的响声和挪动桌椅的声音,一会儿米米、柳博奇卡和卡坚卡 (卡坚卡是米米的女儿,十二岁)从花园里走进来。但是福卡——总是来宣布开饭的管家福卡——却没有露面。只有他露面的时候,我们才能扔下书本,不顾卡尔·伊万内奇,跑下楼去。
这回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了;但这并不是福卡!我熟悉他的脚步声,永远听得出他的靴子的咯吱声。门打开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出现在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