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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赖声川在美国获得戏剧学博士学位。那时候的台湾，是一个真正的戏剧荒漠。戏剧市场一片荒芜，没有像样的剧场，也没有什么人看戏，连大学里都没有开设戏剧专业。那一年，赖声川回到台湾执教，成为台湾现代剧场最早的一批拓荒者。在他看来，那不是一个糟糕的时代，反而是一个戏剧拓荒、文艺复苏的黄金时代。
最早的尝试是组织学生集体即兴创作。赖声川根据学生真实的生活经验，和他们一起完成了第一部戏剧作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1984年，十五个演员在非常简陋的剧场演出，连演两场，台下坐着二百多位观众，其中有杨德昌、侯孝贤、吴念真、金士杰等。人们讶异于他们表演的自然流畅，以及他们与以往戏剧截然不同的表演风格。同年11月，赖声川就和李国修、李立群一起，成立了在后来鼎鼎有名的表演工作坊。
1985年，舞台剧《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上演，台湾相声因它起死回生；1986年，他执导的《暗恋桃花源》首演，引起巨大轰动，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依然是经典之作。这两部剧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票房，而在于让许多观众第一次走进剧场，领略到戏剧的魅力。2000年，他完成了自己从事剧场工作二十多年来最具突破、最惊人的作品《如梦之梦》。该剧长达八小时，形式大胆创新，被称为“华人戏剧的重大里程碑”。赖声川所创造的崭新的剧场美学，以及深刻的人文情怀，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亚洲剧场之翘楚”。
朗读者访谈
董卿： 像您这样有很丰富人生阅历的人，如果说到感谢，您会想谢谁？或者想谢什么呢？
赖声川： 其实想一想，真正要感谢的还是人生本身，甚至我们要感谢给我们制造困难的一些人，我们的人生因为他们而更坚强。
董卿： 您现在回过头想生命当中的挫折和打击，您首先会想到什么时候？
赖声川： 十二岁到十四岁的时候，回想起来，稍微不坚强的人可能就倒下去了。
董卿： 发生了什么？
赖声川： 我出生在美国，十二岁的时候，父亲调回到台北。我在美国算是个资优生，能跳级；到了台湾就变成一个最差的学生，然后就留级。我记得我数学应该是九分，一百分里的九分。（全场笑）国文是二十分左右，就是一张成绩单上全部是红字。
董卿： 有没有跟父母沟通过那样一种困境？
赖声川： 有。大概一个月以后，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就跟父亲说，我不行了，我要转美国学校。他顿了一下，说：“你要做中国人还是要做美国人？”这句话是不容回答的。接下来的挫折是更大的——父亲生病了，他得了癌症。有一天我记得在台北的医院里，母亲跟我说，父亲不会好了。我那时候十四岁，整个是一种……你说晴天霹雳也好，或者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感觉，一个只有在小说或者电影里看到的事情，它要发生在我身上！我即将要没有父亲了。为什么？我觉得那时候心中有一个大洞，那种感觉就是心痛、空、孤单，对未来感到茫然。
董卿： 您会感谢这段际遇带给您的什么？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
赖声川： 父亲走了，它让我面对人生巨大的考验，然后它也把我的整个路线改变了。我后来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在台湾完成的，我认同这块土地，我认同这个文化，我是一个中国的剧作家，我不是一个美国的剧作家。
董卿： 很多事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赖声川： 是，后来我念完大学，认识了我太太丁乃竺。我们申请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念戏剧，她念教育，我们为了这个计划工作了两年去存钱。去了美国不到一个月就得到消息，我们存的那笔钱被朋友拿去投资公司，然后公司恶性倒闭，就是破产了，钱全部没有了。怎么办？我父亲有一个老同学在旧金山开餐厅，我们就打电话给他，他听完说：“礼拜五过来吧。”就一句话。我说，啊，过来，到餐厅去。
董卿： 打工？
赖声川： 从来没有那么累过。我从五点半一直走动，走到十一点半，上厕所的机会都没有，一直在收东西，一直在帮忙铺新的桌布，等等。
董卿： 您有被客人或者老板训斥过吗？
赖声川： 每天。我们那个地方消费很高，有的客人脾气很差的，他来花钱，就是要被服务的感觉。他就会说：“过来！你这怎么怎么……”“对不起。”“对不起什么？”然后就开始骂了、训了。我只能说：“对不起，我们错了。”
董卿： 您也能忍受吗？
赖声川： 所以我说，人生中要感谢，你要感谢这些人，他对你那么坏，你要从他身上学会一些东西，好比说忍辱。来，我进到他的心里来看：他带着女朋友，他要在他女朋友面前卖弄一下他的权威。OK（好的）！我配合你，没有问题。
董卿： 您在那里面看了很多戏。
赖声川： 哇，不只看了很多戏，也演了很多戏。我后来发现一个很妙的事情，就是客人喜欢跟跑堂的聊天。他们说，你是什么样的？你的背景是什么？我回答，我在伯克利念戏剧博士。这句话一出，沉默。很奇妙的！没有人会接话说戏剧好有意思，他就是突然会觉得很不自在，小费也不会给多的。后来人家问我，你的背景是什么？我说，我们家在唐人街开洗衣店。他说，这样子，那你们很辛苦啊。我说，还好，还好。最后小费都会给得很多。我觉得真正珍贵的是你会从中看到人性。
董卿： 学习了五年，也打工了五年，这五年过得太充实了。
赖声川： 对。我算是以最快的速度——五年拿到博士学位，还生了女儿。这真的是我人生中非常怀念的一段日子。（掌声）
董卿： 在后来您的很多剧目当中，从《暗恋桃花源》到《宝岛一村》再到《水中之书》，里边都很细腻地刻画了一些奇特的缘分。
赖声川： 太多了，我觉得人生太奇妙了。我第一次去印度是1988年，很早了。我们到了印度北部的一个山城叫比尔。那里没有水，没有电，连路都没有，那是从德里坐车十八个小时才能到的一个地方。我们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丁乃竺就说，我想洗个澡。过不久我们就看到一个老太太从山上顶了一大桶水下来，然后我太太就很不忍心，就用那桶水洗了澡，洗了头，洗了衣服，还不舍得倒掉，觉得水太珍贵了。后来我们问了一些当地的朋友，通水要多少钱，通电要多少钱，把路修好要多少钱。记得那个时候大概是三万美金可以完成这一切。1988年我们回到台北，找了一些朋友说，我们筹点款，然后真的就把路铺了，水电也通了。第二次去，我们就有水也有电。2009年，我女儿要结婚了，她和她的丈夫是在印度认识的，他们决定举行婚礼的那个小镇，就叫比尔。（掌声）然后我们去参加了婚礼，我们所喝的水，所用的电，所走的路，想不到都是我们当时弄的。（笑）
董卿： 那天，您和太太在参加她的婚礼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赖声川： 太奇妙了！差不多二十年的过程！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深刻的教育，就是说人活在世界上，还是一分、一秒、每件事情都要更珍惜。因为你当时做的所有事情其实都好像有人在记这笔账，环绕轮回的事会不断回到你身边来。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对人好一点吧。
董卿： 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总是和周边所有在发生关系。听说您今天要为大家朗读的就是《宝岛一村》当中的一个片段。
赖声川： 一封信。我这女儿，就是后来在印度结婚的这位，她过二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很有感触，就写了一封信给她，谢谢她来到我们家，更谢谢人生，让我们几个相爱的人能够在一起。八年之后再编《宝岛一村》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情境，这封信就成为《宝岛一村》的最后一个句点。
董卿： 您今天要把朗读献给谁呢？
赖声川： 我觉得《宝岛一村》真的是让下一代知道上一代有多么艰苦。我已经有孙辈了，所以我要读给我的外孙女赖曼玄，让她来代表所有的后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