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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履历上看，生于1963年的薛其坤可谓顺风顺水：三十五岁晋升教授，四十二岁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四十七岁当上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四十九岁带领团队在实验室里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被杨振宁称为“中国本土实验室里首个出现的诺贝尔奖级别的实验”，因此获得第一届未来科学大奖。他的许多科研成果被国际同行津津乐道，认为他战胜了“几乎不可战胜的困难”。
然而实际上，薛其坤的学术人生并非一路平顺。他从贫穷山村走出来，曾屡次考研失败，也曾因仪器条件所限，科研工作遭遇瓶颈，博士更是读了七年。在他闪耀的学术成就背后，是几十年如一日对科学的热情与专注，以及超乎寻常的艰辛付出。
面对成就和荣誉，薛其坤谦和、低调；一旦回到工作和学生中，他又变得幽默、热情。如今，身为清华大学副校长，“把科研工作一步一步做上去，把学生一个一个培养出来”成了薛其坤最朴素的愿望。他期待未来的某一天，科学家不再和贫困、枯燥相伴，科学家也能成为年轻人的偶像。
朗读者访谈
董卿： 我知道您来自山东临沂的一个农村家庭。您小时候就对科学感兴趣吗？
薛其坤： 那个时候应该说是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很朴素的目标——要当一个科学家，那将是多么伟大！因为我们在学课本的时候会学到牛顿，会知道爱因斯坦，这些科学家给人类社会带来非常大的福祉。那时候在村里上学，把一棵树劈开，整棵树作为我们的课桌，凳子是自己家带的。从当时的学习成绩来讲，我最有可能考上大学，所以家里把所有的支持都放在我的身上了。
董卿： 后来您就报考了山东大学的物理系。
薛其坤： 是的。1984年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选择了考研究生。第一次，我的高等数学考了三十九分，第二次，我比较擅长的普通物理或者叫大学物理也考了三十九分，这两个三十九分让我非常郁闷。我就说，可能因为和别的成绩差别比较大，也正好暴露了我在基础知识上的短处，所以每一次考试都应该是把我的基础知识打扎实的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最后在大学毕业的第三年，我才考上了研究生。
董卿： 1992年，您去了日本仙台的东北大学研究所开始读博，那是您人生非常艰苦的一段求学的经历。
薛其坤： 那应该说是在我个人成长中最难的一段时间。我不懂日语，没有一个朋友，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也不在旁边，更重要的是语言不通，所以学习高精尖的实验技术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你都听不懂话，怎么去学习呢？为此我经常受到导师的批评，而且这个批评带着一种蔑视的眼光。在一年的时间里，我有七八个月想放弃，想回家，想回国。
董卿： 那段时间特别难熬，可能也是因为您碰到了一个特别严厉的导师——樱井利夫。
薛其坤： 他是一个极其严厉的导师。他的实验室有个外号叫“7-11”，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早上7点前到达实验室，晚上11点以后离开实验室。偶尔一天，我找个理由说7点半到，他是绝对不会批准的。
董卿： 困吗？
薛其坤： 困啊，是真困。
董卿： 有坐下来睡着的时候吗？
薛其坤： 有。日本的厕所比较干净，我就把门关上，自己打个盹。经常会这样。
董卿： 坐在马桶上打盹？
薛其坤： 坐在马桶上打盹。时间还不能长了，得保证二十分钟出去一下，才可能没人注意得到。这是我当时觉得自己还挺聪明的一个主意。
董卿： 您还记得让您最受不了的是什么？
薛其坤： 我的一个小导师叫我花了三天时间，把几千上万个螺丝摆得整整齐齐，严格地进行分类，当时我最直接的感觉是，这是在侮辱我。但后来我发现，这种分类的锻炼为一个科学家基本素质的培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环境。
董卿： 您的导师从什么时候起改变了对您的看法呢？
薛其坤： 我做的第一个课题在一年半以后就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突破。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突破是他的实验室在日本东北大学接近三十年最重要的成果，所以我一下子成了他眼中的王牌，明星似的。
董卿： 就是从最不受待见的成了他最得意的门生了。
薛其坤： 最不受待见的，你表达得非常准确。可以说从丑小鸭变成了小天鹅。
董卿： 是不是也激发了您自己对实验本身很大的兴趣？
薛其坤： 你讲得太对了！读博士已经第六年了，我才终于接近或开始实现小时候或上大学时朦朦胧胧追求的理想和目标。那个时候我才开始体会到做科学研究的美妙。
董卿： 您也不困了？
薛其坤： 在正常情况下，十几二十分钟，我总是要出去吸根烟，但是当你采到精彩数据的时候，你才发现三个小时没吸烟了。追求科学给你带来的兴趣，真是可以让你忘掉时间、忘掉烦恼、忘掉周围。
董卿： 我相信导师肯定也更加地欣赏你，而且器重你。
薛其坤： 他也是个科学家，一看到他的学生开始走上这样正确的科学道路，他自然很受鼓舞，很感动，所以他马上要掏钱请我吃饭。（全场笑）
董卿： 吃饱了吗？
薛其坤： 吃饱了，他还请我喝酒了，喝了点啤酒，点了日本生鱼片，吃过吧？（全场笑）
董卿： 这段生活在您的生命当中还是留下了一个烙印的，比如说，现在您也成了“7-11”教授。
薛其坤： 是。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强的理念就是科学强国，教育强国，培养最有竞争力的人才，所以我对学生要求更严，当然学生成才的概率就更高了。跟着我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有七十七八个，博士后有十五个。
董卿：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可能是量子霍尔效应家族中最后一个重要成员，全世界很多科学家把发现它看作自己的一个奋斗目标。
薛其坤： 是的。一百三十多年的量子霍尔效应研究历史中曾经出了四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们的工作都是需要磁场的量子霍尔效应，咱们发现的这个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唯一一个不需要磁场的量子霍尔效应。因此当这个概念出现的时候，全世界可以说最顶尖的研究组都想攻克这个难题，像日本的东京大学、德国的维尔茨堡大学、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董卿： 但最后，是您的学术团队首个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薛其坤： 是，因为我有一个理想，就是不辜负国家的支持，争取攻克这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科学难题。
董卿： 您今天的朗读是要献给谁呢？
薛其坤： 我想献给我们清华物理的奠基人——第一任物理系系主任叶企孙先生，以及为我们中国物理事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诸多前辈们。叶先生是物理学的大师，他培养了像王淦昌、彭桓武这样的“两弹一星”的功勋人物。
董卿： “两弹一星”的二十三位功勋科学家当中有一半以上是叶企孙先生的学生，所以他也被人们称为“大师的大师”。
薛其坤： 今年是他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所以这次节目刚好是对叶先生的一个非常好的怀念的机会。
董卿： 大学之道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这群先生们身上得到了印证，那也是他们的初心所在。而如今，这份初心应该属于所有中国的当代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对青年们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求真学问，练真本领，知行合一，做实干家。这也是青年一代健康成长应该遵循的道路和坚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