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一次文化行动

几乎是突然之间，我刚刚建起不久的画馆好像变了性质。进进出出的已不是文人逸士，而是一个个风风火火带来老城各种危情的友人。这些人都是在本土历史文化上与我志趣相投的人，还有本地的一些乡贤与“天津通”。他们一下子都聚到我这儿来，全都神色凝重和紧张。这很自然，毕竟生养了我们的这块土地要被“掘地三尺”了。尤其我的老友张仲先生，天津老城拆除跟刨他的祖坟差不多。在此地的文化人中，再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深爱天津。城中的一切一切包括生活的气息和气味都深藏在他的心里和情感里。有一天他跑来三次，带来的全是关于老城的“坏消息”。我的画馆有点像战时的小联络站，画案上高高矮矮满是招待客人的茶杯。谁都知道政府对一座城做出的决定是不可逆的。张仲说，我们总不能眼看一座几百年的老城在眼前说没就没了。

他的话使我深受触动。我的大量小说与散文都来自老城，我的人物都是在这块土地上生出来的。作家与他笔下的土地生命攸关。我怎么能接受自己心爱的老城实实在在地毁灭！

我做出一个决定：拍照。用摄影把这座城市的影像“抢”下来，记录下来，保留下来。我们这座老城从来没有一本自己的图册，我要为它做一本。这是我能做和必须做的。

后来我想，这个想法可能与我二十二岁时用一架破相机调查与记录天津的砖刻有关。可是，那一次个人可以独立完成，这一次工作量浩瀚，我需要一个团队；而且由于这纯粹是民间行动，必须全是志愿者。这个团队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精通天津史的专家、建筑师、文化与民俗学者，他们负责调查与选择拍摄内容；还有一部分是摄影家，负责影像记录。我与这两部分人平时多有接触，很快拉起一支关切老城存亡的志愿者队伍。可是，比我们的速度还快的是官方对老城改造的启动。媒体上对“老城改造在即”已大造声势了，每条消息都给我们增加压力。因此，我们这支几十个人的“杂牌军”，在没有做好周密研究并制定严谨计划的情况下，就匆匆地入城工作了。何况我们中间多半人并不生活在老城里，对老城一半熟悉一半陌生，只能一边与老城改造抢时间，抓紧拍摄；一边调整与修改工作方式。

最初的方式是“分区划块”，即先把老城划分成若干版块与区域，由熟悉老城的专家带领一队队摄影师分别到各个区域工作。可是很快发现大家拍摄的内容杂乱不一，不规范，便在分区的基础上增加分类内容，如城区面貌、街头巷尾、名人故居、历史遗址、商铺店面、院落民居和生活民俗等。先由专家确定重点，再请摄影师去拍摄。每天大家都把拍摄好的胶卷连同文字记录送到画馆，然后冲洗照片、分类整理和编写说明。这种被逼上梁山的事谁也没做过，但凭着大家的诚心诚意和目标一致，如此庞杂的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工作的一切费用只能由我的画馆担负。我的办法是“从迷楼到贺秘监祠”一路采用的办法——卖画，得款用于买胶卷、照片冲洗、车费和工作餐费等等。那时的志愿者们都非常纯粹，他们常常是自掏腰包，不向画馆报销，让我对他们心生敬意。我最喜欢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做这种社会性的纯文化的事情。

我一边工作，一边去找政府相关部门，争取“说服”他们保留下来一些城市重要的历史依据。当时天津距离建城六百周年只差十年（天津建城是明代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虽然城墙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的《辛丑条约》中，被西方列强胁迫拆除，但城中的原始格局与肌理一动未动。这座中国北方名城的许多珍贵的历史细节依然如故地保存在城中。一座岁久年长、破败拥塞的老城当然需要修缮和改良，但城市的历史不能一扫而光，当成垃圾那样丢弃。像黑格尔说的“倒洗澡水连孩子一起倒掉”。我必须设法劝说政府给城市留下历史。此外，由于我们这么做是民间自发的行为，而城中的一些宅院是公家的单位，若要进去调查和拍照，需要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理解、同意与支持。可是，要想得到理解需要费口舌，要想得到同意和支持就困难了。这些管事的人向我要字要画是常有的事。他们都说自己是我书画的爱好者，想收藏我的“墨宝”，而且往往一要就是三份：本人一份，秘书一份，司机一份，开口向我要字要画的当然都由秘书出面开口，无法拒绝，只能照办。好像我们做这些事是为了自己。

那些日子我们天天在城里转来转去，因此也获得了大量的文化发现。比如带有年号的老城砖、明代木门与古井、马顺清和刘凤鸣的砖雕、刘杏林的木雕、名家题刻的老牌匾、上马石、义和团坛口、八国联军屠城的弹洞，以及数不清的精美的雕花门楼、樨头、影壁、墙花、门墩、烟囱、窗扇、花罩、滴水等等。式样之多之美，难以详记。虽然我青年时做过天津砖雕的调查，也不清楚此地烟囱的花式竟然如此丰繁。看得愈多，愈觉得老城拆除实在可惜。

可是真到了拆除之时，谁会爱惜这些细节，不就一推了之？现在想这些已经没用了，老城已到了说拆就拆的时刻，我们只能尽我们之所能。一方面请摄影家将城中所有重要的街巷都留下一张影像，一方面请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靳其敏教授携学生将那些豪门宅院如徐家大院、益德王大院、卞家大院等做了测绘，多留下一点资料。这可是天津人的老家啊！

历史给我们的时间真是太苛刻，不过一个多月，春节将至，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老城过了年就动迁。我灵机一动，请一位记者在除夕之夜爬到城北一座当时最高的酒楼顶上，拍摄城中子午交时燃放鞭炮的景象。可能城中百姓知道这是近六百年老城最后一个春节了，到了这一刻，不约而同全都跑到院内和街头燃放鞭炮。一时烟花升空，万炮轰天。虽然楼顶风大，摄影家却感到了无比地震撼，震耳欲聋的鞭炮似有与生养自己世世代代的老城告别之意。他按下快门，为老城留下了这张中国城市史上最生动的“死面相”。

对老城的抢救行动一直进行到第二年初夏。1995年6月7日老城改造开始动工。媒体接连发出《五百年老城厢今日改造发韧》和《天津龙城建设工程打响》的消息。香港安信集团请来巴马丹国际设计公司将把这一公里半的老城区改造成高楼林立的现代商贸区。我感到这些消息像一块块巨石压在我身上。一方面我要去跟政府的相关部门和领导交谈，把我们此次活动抢救性调查获知的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告诉他们，把专家们关于老城保护的意见转呈给他们。一方面加紧整理抢救成果，摘精选粹，编撰一本老城的影像集，尽快出版，好拿着它说服领导，为老城留下一些历史精粹。

我做这种事的身份有些特殊。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团队都是纯民间的，是志愿者的自动集合，这在现行社会体制中是很难与官方对话的。可是另一方面我又是文联主席，知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政府部门和相关领导对我比较尊重，我能把一些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告诉他们。然而，我做的事又是给政府找麻烦的，与官员们追求GDP有刚性的冲突。但我不能不做，因为这是一个文化人的文化原则和文化立场。这一来我就陷入一种纠结之中。

这件事能不能做好，就看两个方面了。一是看官员有没有文化眼光，懂不懂文化。如果官员懂文化，事情就有松动的可能。一是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执着，智商如何，与官员打这种交道是需要较高的智商的。

应该说，在那个时代有文化眼光的官员虽然不多，但还是有的。比如市长李盛霖，他就希望我“关心老城”，介入开发商的改造计划。正是这样，经过大家艰难的努力，总算将鼓楼中心那一块城区和东门内大街原生态地保留下来，还有几个著名的建筑精华杨家大院、徐家大院、卞家大院和仓门口教堂等一些重要的历史建筑免遭拆除。当然，这几个当时费尽心机保住的大院，后来渐渐仍旧被贪婪的商业开发一个个蚕食掉了……

此时，我虽然没有掉进漩涡，一只脚已经踏进来了。

很快，我们为老城编辑的图集——《旧城遗韵》基本编好了。我在序言《甲戌天津老城踏访记》中这样记叙这一空前的文化行动：

甲戌岁阑，大年迫近，由媒体中得知天津老城将被彻底改造，老房老屋，拆除净尽，心中忽然升起一种紧迫感。那是一种诀别的情感；这诀别并非面对一个人，而是面对此地所独有的、浓厚的、永不复返的文化。

天津老城自明代永乐二年建成，于今五百九十余年矣！世上万事，皆有兴衰枯荣，津城亦然，有它初建时的纯朴新鲜，一如春天般充满生机；有它乾隆盛世的繁茂昌华，仿佛夏天般的绚烂辉煌；有道咸之后屡遭挫伤，宛如秋天般的日益凋敝；更有它如今的空守寂寞，酷似冬天般的宁静与茫然……而城中十余万天津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于此，渐渐形成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并留下大量的历史遗存保留至今。这遗存是天津人独自的创造，是他们个性、气息、才智及勤劳凝结而成的历史见证，是他们尊严的象征，也是天津人赖以自信的潜在而坚实的精神支柱。而津城将拆，风物将灭，此间景物，谁予惜之？于是，本地一些文化、博物、民俗、建筑、摄影学界有识之士，情投意合，结伴入城，踏访故旧。一边寻访历史遗迹，一边将所见所闻，所察所获，或笔录于纸，或摄入镜头。此举应是有史以来对老城文化一次规模最大的综合和系统的考察。

我称此举是一次文化行为。

这一文化行为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成果，一个是过程。成果是指通过这一行为获得新的文化发现；过程是指通过这一行为所引起世人对文化的关注。应该说，这两个目的——成果与过程——同等的重要。或者说，文化人更注重后者，即过程。

因为这过程针对世人，也影响着后人。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目的达到了。一年前刚刚开始对老城抢救性调查和做影像记录时，我们在城里跑来跑去时，人们不知道我们做什么。那时我们经常穿街入巷甚至入户与他们交谈，了解他们对老城改造的态度与想法，了解他们生活的现状与记忆的历史，也讲我们的想法，渐渐得到他们的理解，以致热情的支持。我们想上房拍照时，他们会搬来凳子和梯子。在动迁那些天，老百姓还全家人在屋前、院中与街区合影留念。也有一些住在其他城区的人跑到老城里留影纪念。这表明人们开始在乎自己的老城了——这正是我们想看到的。当这本《旧城遗韵》图集出版后，我们举行几次签售活动，要求签名的队伍排出几十米长。显然他们知道这是生养自己难舍难离的故城、故乡和故土。

于是我开始思考。反思我们的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遭遇到怎样的困难，国人的精神出现了什么问题，历史文明在当代生活中应该是什么位置，以及文化遗产的本质与价值究竟是什么？我听说《旧城遗韵》出版后，一些小古董贩拿着这本书到老城中按图索骥，寻找图集中的砖雕木雕。我还发现一些本来与此相关的大学、研究所和博物馆却没有人影出现在转瞬即逝的老城中。我们的知识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知识分子跑到哪儿去了？我的笔向来与思考同步，我开始写一些文化批评的文章，表达心里的纠结，也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最早的一组题为“文化忧患”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第一篇《文化四题》就用“建设性破坏”这一概念，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破坏进行本质地批评。那组文章中《伪文化之害》《文化眼光》《博物馆是改革开放的盲点》等都直接针对现实的症结。那篇阐发“年的内涵”的文章《年文化》更是忧患于人们日益对年的漠视。这一组文章受到广泛的关注，由此使我找到自己在文化保护上的另一个武器：写文章，动用文化批评这一利器。文章可以深化对社会的思考，还可以与大众直接沟通。因而，文化批评一直伴随着我二十多年来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我说我的手一直紧握着笔，从来没有放下。

在《旧城遗韵》的序言里我还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此集编成之日，笔者只身又赴老城，于老街老巷中，踽踽独步，感慨万端，长叹不已。那曲折深长的小道小巷，幽黑檐头上风韵犹存的高雅的花饰，无处不见的千差万别的砖刻烟囱和石雕门墩，还有那一座座气势昂然的豪门宅院……将我拥在其间。想到它五百九十余年无比丰富的历史内容，一种独异的文化气息使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跟着，开头所说的那种诀别感，又来袭上心头。忽感自己为这块乡土的文化作为甚少。编制此集虽用尽全力，并得到朋友们的协力，以及政府部门和各界有识者的热情襄助，但终究菲薄有限，仅此而已。文化人的责任在于文化。于是殊觉又有重负压肩，当不得懈怠，倾心倾力再做便是。

我这一段话也是写给自己的，告诫自己，不要背负自己。接下来我们没有懈怠，又对天津老城之外两个重大的历史街区进行同样的考察。一个是老城的北部与东部海河两岸城区的考察，这些地区很重要，包括一些城市的源头，此外还有市郊各县。另一个是旧租界区，天津是一座中国独有的华洋并处的城市，这一地区包括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九个国家的租界，不仅风情独异，而且蕴藏着极为丰厚的中国近代史的遗产。我们发动这两个城区的调查，是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城市改造已经铺天盖地；天津在老城改造之后，又加速了整个城市的开发。改革似乎也出了问题，好像改造就是改革了。我感觉我们在与时间赛跑。由于我们前一段老城考察影响很大也很积极，这一次考察团队加入了很多志愿者。一天开发区还来了一位公司的老总主动要给予资助。

我出生在租界区，在当年英国人的推广租界五大道地区长大，对租界比较清楚。我知道天津租界无论是建筑还是历史记忆之丰富都无与伦比。可是这次钻进每一条胡同每一座建筑里还是如入异域他乡。我又一次被自己的城市迷住了。

一天，一位主管文教的市委书记找我说，市里有一种想法，想把五大道地区中心的民园体育场（足球场）挪到城市边上。将这个老体育场交给香港一个开发集团建一片高楼，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听了就急了。我说这可不行，五大道是天津最美的城区之一。各国各式建筑琳琅满目，历史名宅比比皆是，毛主席说的“天津的小洋楼”就指这里。如果中间盖一片高楼，这片街区就毁了，天津城市的独特性和整体性马上没了。接着我又说了一连串理由。我觉得那天我说得挺充分。这位书记听罢便说，他会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其他领导。我回到家后心里一直不安，一周之后这位书记忽来电话告诉我，你的意见领导们同意了，民园体育场不动了。我听了满心高兴。直至今天还在感谢这位书记。有一点很重要，这位书记在大学是学中文的，因此他能看重城市的历史与精神，以及城市个性的意义。这也是我后来不断在政协呼吁领导要学习城市的历史文化，要让人文知识分子参与城市发展战略制定的缘故。

对老城外的两个地区的考察，直到编辑出书，工作量很大，前后用了两年时间（1996年—1998年）。两部图集分别名为《小洋楼风情》和《东西南北》。（《东西南北》之名取意于天津人对城外几个古老地区的爱称“河东水西，宫南宫北”）图书出版之后，我做了一件事，就是将这套图集向市里各位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每人赠送一套。每本书的扉页上都写上一行字：

尊敬的×××同志：这是您心爱的城市天津，冯骥才。

书上的照片都很美，我想以此唤起他们对自己主管城市的关注与热爱。如果他们阅读书中的文字，一定能了解我们的城市观。比如在《小洋楼的风情》的首页，我写了一篇序，我谈的不是小洋楼的历史价值，而是小洋楼的未来价值。我们是为未来而保护历史。

在考察租界的同时，我没有放弃对老城的关切。我在给《读者》的文章《挽住我的老城》里写到一次我跑到老城里所看到的千家万户正在搬迁的景象。到处残垣断壁，成堆的废墟，到处是人们丢弃不要的杂物。一些人家在卖掉无用的东西中，有许多有价值的历史遗物混杂其间。数百年积淀的历史正在被现代大潮摧枯拉朽，场面令人震惊！我在市里一次会上碰到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王德惠。这位市长是学建筑出身的，有文化良知。我对他说：“天津人在这里用了六百年凝聚的历史文化的元气马上就散了。现在各地来了很多古董贩子正在‘趁火打劫’。咱们应该建一座博物馆，把属于老城历史有价值的东西放进去。再晚就什么也没有了。”市长说：“我也想到建博物馆了，你说怎么办？”我说：“博物馆的东西不用政府去买，最好号召老城的百姓来捐。咱们可以发动百姓，做一个‘捐赠博物馆’。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谁捐谁参与，谁参与谁关心。博物馆也有了乡土凝聚力。这事我可以牵头做，建博物馆的事得由您发话。”

第二天，王德惠市长就叫南开区区长赶紧找我研究建老城博物馆的事。这让我很感动。我想起这位市长一次对我低声感慨地说了一句：“将来历史会说我们是有罪的。”他的话让我心一动。他主管城市建设，很多重要的建筑都是他点头才拆的，但不是他非要拆的。在那个疯狂发展、破旧立新的时代，他有政绩压力，有上边领导的压力，有大势所趋的压力，也有老百姓生活贫困的压力。他也在漩涡中间。有时他必须做，有时他不能不做，有时他违心去做；他明白又无奈。但他又是一位少有的、能听进我们的意见的官员。老城博物馆多亏了他。

南开区政府对建老城博物馆很积极，区长带着城建、文化等主管干部一行人到大树画馆找我。很快就把各项工作及推进办法都确定了。我们在老城里调查，发现鼓楼东有一座临街的四进宅院，间量阔大，精致规整，原是南开区环卫局的办公大院，现在空着。用这座建筑做老城博物馆最适合不过。于是马上由南开区报到市里，随即得到批复，不出两个月，院落就修装好，我为“天津老城博物馆”题写了牌匾，然后就在这房子里举行博物馆成立仪式。那天，我将此前特意从老城买到的几件颇有文化价值的老东西带头捐了。媒体宣传出去，老城百姓热情响应踊跃来捐，大量属于老城历史记忆的珍贵物品便源源不绝地聚拢而来，让人温暖地感到百姓对自己的老城有情有义。我们总算把关乎老城命运的最后一个机会抓住。后来我在文章中说：“由此我知道在当今中国，许多文化的事最终还要通过官员才能做到；我还清楚知道，历史交给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就看你做不做。”

这时期，全国各地的城市改造狂潮愈来愈加凶猛。我的所作所为传播出去，不但没有让自己的处境有利，反而使自己压力愈来愈大。天天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远不只是文学读者了。各种对城市遗产的报危与告急，日渐其多。在人们眼里似乎我有办法，其实我也只是一介书生，一个个体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我也是弱势的。但是，每一份告急的信件对我都是一个压力，如果我回信只是送去一些同情与声援，更给人家增添灰心和无望。有些信只好不回，将一种歉疚不大舒服地放在心里。

这期间，虽然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文学与绘画，甚至我还受邀去美国旧金山办过一个小品画展，并在《当代》发表了一部实验性的揭示人类的贪婪和警示未来的中篇小说《末日夏娃》。小说发表出来，俄罗斯很快翻译过去，但我们的文学界却没有兴趣。看来，文学对于我已经使不上任何劲儿了。不曾想到，此后二十年我竟再也没有写过中篇以上篇幅的小说。经过这一时期（1994年—1998年）的城市文化抢救，我已经不知不觉从甜蜜的自我中走了出来，一步步走向一个时代的巨大的黑洞般的漩涡。

我说不知不觉，是说人不可能知道——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对于自己一生的意义。

做一件或几件社会文化的事，可能出自一种情怀。但如果最终变为一种人生的选择，却一定出于一种思想，是思想的必然。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一直在寻找我思想的踪迹、脉络以及由来。 XgrE1VZGD0LOrinZQa8hddg7O2hRDT4GB7dl5Os1Jhtu5++b2nR24UaiTiQDj4u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