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甜蜜的1993和1994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几个年头很特别。对于我——1993年和1994年这两年很特别。此前的“新时期文学”是我尽文学责任的十余年，此后的“文化遗产抢救”是我尽文化责任的二十余年。中间短短一段时间，特别是1993年和1994年是非社会责任的两年，是欢度自己艺术“蜜月”的两年，是纯属于我个人的两年。

1992年在中国美术馆办完画展，全国巡展收官，我又回到文学与绘画创作的快乐里。1993年画展开始应邀搬到国外，首站是奥地利的维也纳。在海外办展览反而更简便，将几十幅作品卷成一卷儿带到国外，那里有专业布展人员可以把展陈做得很完美。自己反而有时间各处游赏，结识朋友。我看异国，总是离不开艺术审美和文化比较的角度。奥地利这个充满巴洛克式华美艺术精神的国度让我处处得到享受，也得到启迪，回来便止不住写出许多唯美的文化游记。我喜欢这种生活，最美的生活是精神的欢愉。这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家的生活。你敞开心灵，用心灵与使你感动的事物对话，你用笔触的缓疾和色彩的明暗去追寻变幻不定的心绪，用文字的锐度刻画出你清晰的思想……我请一位要好的摄影记者杨飞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脸上笑嘻嘻，一手握着作画的毛笔，一手拿着写作的钢笔。这并非想炫耀自己能写善画，而是想表达我对此时的生活很惬意。

在多瑙河峡谷瓦豪那个著名的浅蓝色的教堂前，我对妻子说：“趁着咱们现在有劲儿，应该一个一个的国家去跑一跑。”我还说，“‘文革’时我不是对你说过，要带着你到各国去游玩？”妻子笑道：“那时怎可能出国——出国是叛逃，你那是骗我。”

我说：“幸福有时需要自己骗自己。没有不切实际的梦想我们能度过那个时代吗？”

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一直为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现在似乎要开始一种个人主义的纯文学和纯艺术的生活了。那一年我顺风顺水。小说在国内外不断获奖，各种语言的新书接连出版。

特别是在1993年秋天里，我一直热切期盼建立绘画工作室的想法有了着落，我用画换来一处房子。这房子在小白楼地区开封道街口。开封道是租界时代美租界的一条小街。美租界是昔时天津九国租界中最小的一个租界区，总共只有两三条窄仄的小街，夹在盛气凌人的英租界和德租界中间。我这房子紧挨着一家西餐厅起士林。对面是一排美式精巧的尖顶小楼，靠最北边的一座小楼的外墙上刻着1904的年号。它们无疑是美租界最早的建筑。可惜这排老房子不久就被拆了。

那是个狂妄无知的视文化历史如粪土的时代。

我这房子并不临街。临街是一个低矮的方形门洞，钻过门洞却有另一番天地。一个长圆形的院子，中间是长长的花池，几株枝叶婆娑而歪斜的老树，周围一圈是三层的公寓楼，它原来是犹太人聚集的居所。记得小时候，开封道是一条商业街，有许多很吸引人的专卖洋货的小店。这院落里的犹太人都很富有，花池里开满红玫瑰，院里总响着从这家或那家传出来的钢琴声。不过现在时过境迁，早成了破烂不堪的大杂院。然而我喜欢这种有历史的英式老楼。房间不多，却都宽大舒服，还有一种神秘感。每个单元里餐室一侧都有一个厚厚的小木门，内藏一条湿漉漉黝黯的暗道，一条生了锈的铁梯通到房顶，铁梯下边可以藏酒。

我得到这房子后便马上动手装修，很快就依照自己的理想建成一个带点浪漫气质的艺术工作室，取名叫作“大树画馆”。为什么称自己的画馆为“大树”？开馆时我写过这样一段介绍性文字：

大树画馆乃我理想的艺术天堂的一角。它是我个人的书斋画室，也是以文会友与广结艺缘之沙龙。但求书香融墨香，慧见启哲思，修心亦修行。

大树画馆之“大树”二字，取意于冯氏先祖汉将冯异，立功为国，但不求利禄功名，每见众将论功，则避于一棵大树之下。因被尊称“大树将军”。

敬我先祖高风亮节，故以大树为馆名。

我老家慈城人全都知道一副对联“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我取名“大树画馆”原来还有一种故乡情结。

画馆建好，我请冰心老人为我的画馆题匾。馆内摆上巨大的画案和书架，墙上挂画，四处陈放我珍藏的精美的古代石雕、木刻、彩陶、老瓷器和民俗文物；还请来一位敲键盘如弹琴的年轻人帮我打字。我所期望的诗文书画的艺术家生涯就此开始了。

这样顺风顺水、五颜六色地一路来到1994年，开端就把一组包括七八个短篇的《市井人物》发表出来。这是我在《神鞭》和《三寸金莲》之后，此类小说迈出的新的一步。

为了这一步，我在这一类小说的文本、语言、文字、方法和审美上琢磨了好几年。在当时文坛的多数作家都竞相掉进“宗法洋人”的泥淖时，我依然想从唐宋传奇、笔记小说到《聊斋志异》这条古道上再往下走几步。我不相信古人把路走尽了，我想在这苍老的泥土中开几朵自己的矢车菊。

把一个个独特的人物个性和天津人的文化共性作为文学目的，讲究文字的精简并与方言相融合，将“非常的”细节作为一种“点石成金”的法器，是我为这组小说刻意的设计。我给每一篇小说的任务是真正“立起来”一个人物，再把这些小说放在一起就是一群活生生的各色人物和天津人的集体性格。我至今也没有终止这一系列小说的写作，一直在一篇一篇地写。如果当年不是转入文化遗产抢救，可能早早就写出上百篇了。同时，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我还在一篇篇写着《一百个人的十年》，后来也是由于投身到文化保护中，这些渐渐都终止了。所以说，谁也不明白我为文化遗产抢救付出了怎样的自我。

然而，我的人生从来没有抱怨，因为全是自己的选择。当然——除去“文革”。

1994年这一年的历程可以说是我人生历程的缩影——从文学，到绘画，再到文化遗产抢救。

开始是《市井人物》面世，反响热烈。跟着为了《三寸金莲》英文版的出版，我应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之约跑到美国，与翻译家大卫到波士顿出席这本书的发布会。随后汉学家葛浩文与华裔学者刘禾分别约我到科罗拉多大学与旧金山的伯克利大学演讲，讲的全是我所关注的文学与“文革”，以及三寸金莲和国民性问题。

从美国回来我被两家海外媒体拉到国外去办画展。一是新加坡报业集团，一是日本的朝日新闻社。

新加坡的几家报社的老总与我很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谌容去新加坡访问时就与这些媒体结识。当时新加坡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是华人。他们的诗人淡莹和王润华与我早就结为好友，所以在新加坡不大像在国外。演讲时他们关心的作品也都是中国最新最热的作品，比如贾平凹的《废都》。在当地的书店给读者签名时，一个年轻人推来一小车几十本全是我的书，使我吃了一惊。这种事只有在自己的国家才能碰到。不像在西方演讲时，很多听众脑袋里的中国还是十九世纪传教士笔下病病歪歪的“CHINA”，所以西方人一直对中国的“病”很关心。这样一来，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我们似乎也只关心我们的“病”，不关心自己文化中的“美德”与“美”。

日本人邀请我去办画展，缘自1992年的重庆画展。当时《人民日报》社邀我出席中日韩联合举办的“展望二十一世纪亚洲国际研讨会”，会议的论坛设在从武汉到重庆的长江游轮上。到达重庆的第二天我的画展开幕。与会的各国学者都到展厅看画。四川省省长肖秧在致辞时，在我的名字前故意幽默地念了一大串我身兼各种职务的头衔。我的头衔真不少，其实全是虚衔。我致辞时便开玩笑说：“一个人不能‘当官’太多，太多就给别人介绍你时找麻烦。现在我不要这些没用的头衔了，如果非要一个，就叫‘人民的’作家和画家吧。”这话逗得来看画的朝日新闻社的社长中江利忠先生大笑。他喜欢我的画，就请我去日本办画展。

赴日的画展选址在东京的中日友好会馆。朝日新闻社将画展做得很精心，不但采用形制与色彩一致的镜框，还精印了画集，并请平山郁夫先生作序。当时我在日本已有多种文学译本，故而演讲时与读者交流的话题颇多。日本是一个崇尚精致和重视视觉美的民族，与他们一起可以把美术的话题谈得很深。中国人的艺术品位也极高，缘何明代以后走向粗鄙？今天，除去少数精英还在坚守自己民族的精粹，大众早已经无视甚至轻视自己的文明了。这种悲哀在我后来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感受得愈加深切。

为此，在东京美术学院与平山郁夫交谈时，我特别能接受他的一番批评。他说：“中国的历史悠久，但每个朝代都是一次重复。每每改朝换代，只关心易旗帜，换年号，改币制，视前朝故旧为反动，可是一切做法与前朝无异，并无两样。故而历史久，却没有进步，只是原地踏步。这是你们的问题。”

他的批评是学者式的，没有恶意，又很中肯，故而引我深思。

每到海外我都会不自主地启动两种思维：文化比较和自我反思。

自日本归来不多时候已到年底，忽然从媒体传来一个消息：马上就到建城六百周年的天津老城要被彻底拆除，片瓦不留，全部荡平，然后建起一片商业化的新城区。这个消息如五雷轰顶。谁也不会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因为这时一个可怕的口号已经响彻中国：旧城改造！无以数计的“拆”字像雪片一样由天而降，正在撒向中国大大小小所有城市！

谁也没想到这个翻天覆地的城市改造的大潮，忽然来到自己的城市，一下子扑到自己身上！

据说即将拆除的老城区，将由天津和香港的开发商联合建造一座“龙城”。不用去猜龙城什么样，很快我就收到一张彩印的关于龙城未来的广告。广告这样描述他们的“规划”：老城南部以摩天轮、室内过山车和4D数码影院为主，城厢地带建高档写字楼、豪华酒店与商务中心。老城东部将建起一片溢彩流光的“铜锣湾广场”。这张广告上还用大字宣称：它是“纯粹香港风情，让人忘了身处天津！”

让所有天津人，身在天津，忘了在天津？

这就是那个疯狂的时代和时代的疯狂。疯狂地改天换地，疯狂地利欲横行，疯狂地文化扫荡。

我感觉自己一下子蹦了起来，从一己的世界蹦了出来。 jEVCw5Ql/vkCHI+7w6h2BQcpOa+N3ydYvPkiD7ZjlPxk2st+7zTot2TnQQUMT5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