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抢救老街

1999年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年，这一年可不吉祥。

这年年底由我发起，我所供职的市文联与《今晚报》合作，准备春节后的元宵节在天津最古老的估衣街举办灯会，以促使这个搁置太久、几乎忘却的传统节日重新焕发活力。估衣街保留着一些民国初年的极具特色的商业建筑，门面高大，外装非常华丽又繁复的铁栏，街上风姿别样，元宵之夜挂满花灯会很美。我们当时的兴致极高，筹划着各种节俗事项，如赛灯、踩高跷、走百病和猜灯谜等等。我为灯会设计的纪念章——“龙年灯节，估衣街上”都已经刻制出来了。可是12月9日却猛然听到一个消息：估衣街要拆，而且马上要拆！这感觉如同五年前听说老城要拆时一样：祸从天降，猝不及防。

刚听这消息，我甚至不信。一是因为太突然，二是估衣街对于天津太重要。这条比天津城建城还要早的老街，应在元代已经形成。由于生命对水之必需，再加上水路比陆路便利和省力，平原上的城市大多缘起于一条河，因此城市的雏形基本上都是一条傍水的商业性老街。在天津，这条老街就是背靠南运河的估衣街。所以天津素来有“先有估衣街，后有天津卫”之说。

历经了六七百年，不管不同朝代怎样更换街头的风景，历史的年轮却在这里的街头巷尾有形或无形地留存下来。估衣街最后一次繁荣昌盛是民国初年，所以估衣街有着很浓郁的民国色彩；当上世纪中期天津的商业中心东移到劝业场地区之后，估衣街却依然活着，无数历史遗迹全都依旧可寻，这片街区的住户基本是天津这座城市传承最久的原住民。动了估衣街就是动了天津的根。那些已经列为文保单位的谦祥益和瑞蚨祥也要拆吗？五四运动遗址天津总商会也要扒掉吗？很快我就拿到了拆迁布告，一看就傻了。

这是昨天天津市红桥区大胡同拆迁指挥部刚刚发布的《致红桥区大胡同拆迁居民的公开信》，实际上就是“动迁令”。显然这是很难动摇的“政府行为”了。上边明确地写着：

动迁地区：东起金钟桥大街西侧，西至北门外大街东侧，南至北马路北侧，北至南运河。凡坐落在拆除范围内的住宅与非住宅房屋，均予拆除。

估衣街处在这一地区的中心位置，首当其冲，难逃厄运！

最具威胁性的是《公开信》上边写的几句话：

动迁时间：动迁分两批，居民住宅由1999年12月12日至2000年1月10日。公建单位由2000年2月21日至3月10日。为保证现场安全，适时停水、停电、停煤气、停电话通讯、停有线电视。逾期拒绝搬迁的，将依法裁决，直至强制搬迁。

从这张动迁令发布，到居民开始搬迁只给四天时间。连喘口气的时间也不给留，就如同驱赶一般。

据说这张咄咄逼人、最后通牒式的动迁令已经贴满了估衣街一带。人们只能顺从，别无选择，那时政府的动迁令就这么霸道。

我感到事情的严重与紧迫，没有迟疑，马上前往估衣街，并直扑估衣街上最核心的老店谦祥益。到了那里，见《今晚报》副刊部主任姜维群也已闻讯赶来。大家满脸肃然，显然都感到了这件事的严峻与艰难了，而且没想到已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谦祥益居然首当其中。

谦祥益是山东章丘人孟昭斌（字乃全）兴办的绸缎庄。1917年建成，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三层楼宇，飞檐连栋，画壁雕梁，气势恢宏。外墙的下半部分为青水墙，以津地著名的砖刻为饰；上半部分采用华美繁复的铁花护栏，显示了租界的舶来文化对天津本土文化的有力影响，也体现了作为主体的天津码头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这两部分不协调地“拼接”起来，恰恰又彰显了近百年来外来文化随着西方入侵者的突兀介入，与本土文化相冲突的历史形态——这正是天津独有的“华洋杂处”的历史特征。据这里（现已改为小百货批发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说，现在公司的经理赵为国已在此工作三十年，一直坚持保护这座珍贵的古建。不准随意涂抹油漆，不能任意拆改原结构，冬天不准生炉子，以免发生火灾。故此，我们感到室内十分寒冷，犹如在野外寒冬。赵经理原是相声演员，马三立的弟子，由于常常接近文化界人士，深知文物的重要。在他的管理下，该处职工们皆有保护文物意识。这便使历时久远的谦祥益，经历了“文革”，却奇迹般风姿依旧地保存至今。那天，赵经理外出办事，未能见面。

我想，从当天到动迁令上指定的强制性搬迁的日期，总共只有三天，火烧眉毛了，用什么办法挽救谦祥益和估衣街？就在我们在谦祥益这会儿，已有三批拆迁人员来谦祥益看房，估算楼中檩柁门窗等等木料的价值。据说有一家要买下这座三千四百平方米建筑的全部木料，出价十五万。这难道就是珍贵的历史文化在现代化改造中的“价值”？我们应该怎么办？于是我和《今晚报》的姜维群商量，眼下只有抓住“文保单位谦祥益不能拆”来发声和发难了。

第二天（12月10日），《今晚报》的头版发表了一篇报道，题为《百年豪华建筑临灭顶之灾》，副标题是“冯骥才昨说这是北方大商埠标志性建筑不亚于戏剧博物馆”，还配发一帧谦祥益的大照片。同时，姜维群以笔名“将为”发表一篇专论《留住天津的历史》，言辞鲜明而尖锐。当日这条消息遂成为津门各界人士与百姓关注的焦点。

12月11日我写信给李盛霖市长，并附上加急放大的谦祥益等处的彩色照片十帧，请市长关注此事。我相信李盛霖市长会认真对待。几年前老城改造时，他主动叫我提建议，去年还接受了我的提议，将正在动工建楼的大直沽遗址（即天津城市发源地之一）买下来，不准再开发，并准备建一座“城市遗址博物馆”——这一决定保住了天津的城市胎记。在当时，政府有此眼光在全国也是不多的。我将信件写好火速送到了市政府。尽管这样做了，心里还是没底，我听说拆估衣街是市委书记的决定。这位书记非常强势。

同日，《今晚报》记者驰电追问市拆迁办公室。答复是谦祥益是文保单位，不能拆。于是12月12日《今晚报》又发出消息为《市拆迁办不让拆》。这样一来，一种与估衣街拆迁相悖的社会舆论就出现了。然而，这并不能起到实际的遏制作用。大胡同居民的动迁工作已经开始。如何从这快速起动的列车上抢救下濒死的估衣街？当时看可能性极小。一切似乎都来得太迟，猝不及防。但是，我们不能就这样——在我们目瞪口呆中，听凭历时六七百年的一条古街在野蛮无知的铁锤中粉身碎骨，荡然失去。我们光喊不行，必需行动。

于是，我又像五年前组织抢救老城那样，12月16日在大树画馆召集有志于估衣街保护的有识之士七八个人，研究决定做四方面的工作：

1.邀请专业摄像师，在估衣街挨门逐户地进行摄像，留下估衣街鲜活的音像资料。

2.拍摄照片。特别注意把有价值的文化细节留在照相机的底片上。同时拍下正在拆除古街的“罪证”，留给后人。

3.访问估衣街的原住民，用录音机记录下他们的口头记忆。保留估衣街的口述史。

4.搜集相关文物。必要的文物花钱买，尽可能挽留估衣街有实证性的文化细节。大树画馆出资。

我们的口号是：以救火般的速度和救死般的精神抢救老街！

由于这小小团队志同心齐，收效显著。

在做原住民口述实录方面马上见到成果，原住民对估衣街生活极为鲜活的回忆，都是以往的城市史料中不曾见过的，它无疑会给原有的估衣街十分有限的史籍文献增添一份有血有肉的内容。在视觉记录上成绩也很大。我们的几位摄影家十分卖力，几乎是挨门逐户进行拍摄；由于考察得认真细致，许多照片都是珍贵的记录；我们动作迅疾，努力与动迁抢夺时间，因而使原生态的估衣街生活大量地锁定在照相底片和录像带上。我们心里十分明白，这些今天拍下的画面，明天就荡然无存了。今天抢拍下一张，就给明天多留下一个“历史画面”。

此间，我的团队成员不断地从现场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们新发现的每一组砖刻，每一件石雕，每一块牌匾或每一件传之久远、极有价值的原住民的生活用品。比如从天津总商会七号院抢救下来两件门楣砖雕与托檐石，很罕见。石件巨大，石色青碧，至少二百斤，上有文字图案，十分考究；一组砖雕为博古图案，朴厚凝重，臌亨饱满，具有老商业建筑的审美特征。总商会的前身为当行公所，该房建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民国初年重修。从风格判断，这些砖雕与谦祥益及瑞蚨祥相同，应是总商会民国初年重修时装饰上去的，为天津砖雕鼎盛期的精品。此外还访得两块嵌墙碑，都在归贾胡同42号居民的户内。一块是《天津鲜货商研究所章程碑》，一块是《天津干鲜果品同业公会会长刘芳圃功德碑》，是十分难得和第一手的天津商业史料；还有一块石碑发现于范店胡同的一间空屋里，房主已经搬走，满地垃圾。这块碑可能为这家居民所藏，因石碑过重，搬迁不便，就丢弃在这里。这石碑长方形，长二尺，宽一尺半，采用罕见的绿石，质地坚硬，虽然雕刻不深，字口却十分清晰。此碑是当年山西会馆和江西会馆之间的界碑。内容为两家会馆共同保证中间通道通畅的约定，字数不多，却显示了估衣街繁华时期寸土寸金的实况。此碑立于清光绪辛卯年（1891年），应是庚子之变（1900年）前估衣街兴隆之见证。

这些事本来都应由政府的相关部门来做，但文化与文物部门都不露面。对于这条古街，数十年来从来没有做过实地考察，拆除之前更不会来做文化调查。这一宗浩大的城市遗产实质上是废置着，却偏偏又挂着一块“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如今这牌子就更无意义了。这实在是一个讽刺，也是一种悲哀！于是我请摄影家将这“文物保护单位”牌子拍照下来。世上再没有一块牌子如此地尴尬与无奈。

12月26日谦祥益的经理赵为国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再次接到了拆迁通知。通知上有“到时停电停水，违者依法处置”的词句。威胁再度逼来。

同日，市长李盛霖来到估衣街，并进入老店谦祥益视察。12月29日，副市长王德惠与规划局局长也来视察估衣街。希望之光熠熠又现。

这时，民间流传说法很多。有说拆估衣街是市委书记拍板定的，谁说也没用，照拆不误；有说领导讲了，冯骥才再说保护，就叫他出钱；有说谦祥益、瑞蚨祥等几处不拆，其余全拆；有说规划变了，估衣街不动了。各种说法纷纭杂乱，莫衷一是。关于估衣街存亡之消息，一直有如八月天气，时阴时晴。忽而阴云满天，不见光明，忽见天开一隙，心头照来一点明媚。

我再去谦祥益与赵为国见面，他也如在云里雾中，看不清未来。待谈过话从谦祥益出来，去周边街区查看情形。没想到数日来多已断壁残垣，有些地方寥无人迹，只有瓦砾与垃圾，实不忍睹。六百年的历史倏忽荒芜，看着就要消失了。我感觉自己就像朝着这即将跌入虚无的历史文化，极力伸出一条胳膊去抓，但能抓住什么呢？一方面，我只能加紧上述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还要加强保护的声音与行动。我们还要在这两方面同时再加一把力！至少将估衣街街面上几座重要的老建筑挽留住。

1月5日我写成一篇长文《老街的意义》，述及估衣街的缘起，沧桑的经历，厚重的积淀与宝藏，在城市史中非凡的意义，以及它的未来价值。1月19日在《今晚报》上刊出。

这实际上是进一步申诉我们保护估衣街的理由。

估衣街的“拆”与“保”渐成国内一个事件。1月20日《光明日报》记者王燕琦来津采访。1月28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刊出王燕琦采访我的报道《天津六百余年老街即将拆除　专家学者呼吁抢救文化遗产》，这是国内主流媒体的首次表态，十分重要。紧跟着，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新闻要闻”播出该条报道。这一消息，影响津门上下，泛及百姓，毫无疑问对政府构成压力。

但是只要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我们就不能停止行动。我开始策划一套“纪念估衣街”的明信片。一套五枚，我为每一帧明信片书写对联。如：

古街更比当年美，老店不减昔日雄。

风雨街上过，岁月楼中存。

不离不弃斯史永继，莫失莫忘此物恒昌。

后一联，借用《红楼梦》关于宝玉和宝钗二人金锁与玉佩上的词句。

此时已近年尾，拆迁的民工多回家过年，拆迁暂时中止。但是按原计划，公建房（即街两旁的店铺建筑）定于春节后正月十六（2000年2月20日）动迁。我们必须抓紧春节这短短一段时间，再做出最后的努力。我固执地认为，往往一件事的变数出现在它的结束之前。

正月初三（2月7日），在一次活动中，我见到估衣街所在地区——红桥区的区委曹书记。曹书记说：“现在建委的计划有变化，听说谦祥益不拆了。估衣街上的其他建筑按照原来的风格落地重建。我们也不希望拆，但我们必须听建委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来自主管估衣街方面的官方消息。我说：“谦祥益不拆太好了，当然也是应该的；其他重要的古建筑也都应该保护。古建筑要保持历史原状，不必落地重建。坏牙可以修补，为什么非要换一口假牙？”

我没有让步。

曹书记说：“希望你们多理解我们。”

我说：“也希望你们多听听专家们的意见，大家论证之后再动。”

这次谈话，使我心里有了一点底数。首先是谦祥益有希望了。估衣街原始的街道形态似乎可以保护下来了，但我们并没因此停止工作，我们还要持续地增加保护估衣街的舆论。

2月8日（正月初四），我主编那套明信片赶印出来，拟定2月10日上午十时在鞍山道邮局举行签售活动。我的目的是通过公开的签售，向公众宣传老街的价值和必需保护的理念。文化保护应该是全民的事，不能只是几个文化人大喊大叫。可是这时天津的媒体都接到市里的指示，不准发表我的有关估衣街的言论与消息。那么我们签售明信片的消息怎么发布出去？怎么告诉公众？正巧电台请我做一个关于交通安全的直播节目，节目中记者问我最近忙什么，我灵机一动便说，我们制作了一套纪念估衣街的明信片，准备2月10日上午十时在鞍山道签售。

这一来人们全知道了。2月10日那天上午九时半左右我赶到鞍山道时已是人山人海，排出的长长的队伍过了两个路口，占了三条街。那天，正巧牛群从北京来天津看我，我就拉他签名助阵。上午十时，在邮局前的街头我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我强调估衣街是六七百年来一代代祖先的创造，它在天津的历史财富与人民的情感中有重要的位置，我们深深依恋和热爱它。我用这套明信片表达对我家乡的热爱。我不同意拆除估衣街。

说实话，我当时还是蛮有勇气的。有人对我说，你这话市委书记马上就会听到。我说这也好，我就是说给他听的。

签名活动至十二时半。准备的一千三百套全部签完，仍有大批群众因没有得到这套明信片而怅然若失。在签名中，不少百姓向我打听估衣街的前景，要我接着呼吁，多给天津留一点东西。这些话重重地打在我的心上。是的，我的责任在身，但如何实现，确实很茫然。

此时，我好像一切都在跟着感觉走，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要努力再努力。于是，我决定在正月十五日灯节这天再次举行签名活动，将所存五百套全部签掉，发挥它最大的效应。明信片是这次我们进行文化保护宣传的一个载体，必须让它竭尽全力。地点选在估衣街的谦祥益，因为谦祥益是估衣街的中心和人们关注的焦点。事先，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按照邮品的要求，签名签在每套明信片的首枚上。签名者为全体制作人员。上面还要加盖三枚图章：一、估衣街邮局的当日邮戳。据说这个邮局近日就要拆除，此邮戳则是一种“绝唱”；二、再请邮局制作一枚“估衣街邮局百年纪念”章。估衣街最早的“邮局”，只是1900年在一家锡镴店设立的一个信柜，代理邮政，后来才有了一个小屋，由是至今，正好百年；三、将我们原先筹备元宵灯节而刻制的那枚纪念章也拿出来，图章上有“龙年灯节，估衣街上”八个字，正好派上用场。

此事得到邮局和谦祥益赵经理的支持。我感觉这次签名活动肯定会产生很大的社会效应。可是正月十四日（2月18日）谦祥益赵经理忽然来电说，当地派出所通知他们，考虑估衣街太窄，不安全，不准在谦祥益举行签名活动。当然这只是一个借口，目的还是要阻止我们。我们“穷则思变”，临时改在红桥邮局，并在谦祥益大门上贴了告示，声明更改地点。

正月十五日（2月19日）上午十时半，准时签名。第一位排队者竟是凌晨五时到达。签名一个多小时五百套全部售罄。我签名时，头脑热烘烘，激情澎湃；签名后却一阵冰凉，内心寥落虚空，无所依傍。我们虽然为濒临灭绝的估衣街力挽了一些碧绿的枝叶，却无力保护住这株根深叶茂的巨树。就在这天，我听到来自估衣街的消息：北马路前进里的天津总商会——那个风姿绰约的五四运动的遗址，那个著名的学生领袖马骏为阻止商人开市而以头撞柱的地方，那个周恩来和邓颖超进行进步活动的地方——已经拆平！连五四遗址都敢废除，能有比这更大的势力吗？此时此刻，我忽然觉得自己人孤力单，真的像那个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了。

我不知自己还有什么办法？我有种精疲力竭之感。

然而，正月初六的签名活动的反响之广是没想到的。一些媒体来天津采访，弄得市里很紧张。说实话，那种紧张有一点异样。其实，那时我只是一心为文化的命运焦虑，真不知道政府的“城改”的背后还有“土地财政”，政商之间还有种种权钱交易，不知房地产是开发商最能获利的巨大的财源，不知每一座楼盘里边都有许许多多的油水，更不知我们的行动确实“侵犯”了某些人的红利。因而我听到社会上有个“冯骥才加谦祥益，××损失一个亿”的歌谣，听似不祥，有人甚至叫我留点神，别出意外，我却一笑了之。我们心里只有我们挚爱的城市及其历史文化。

一次市委书记来文联考察，在文联三楼展览活动厅开座谈会。文联书记悄悄对我说：“今天会上你最好别谈估衣街的事。那天在市里一次会上，他直问我‘估衣街归你们文联管吗’？他挺不高兴。你别惹他了。”开始我一直忍着没说话，当座谈会快结束时，市委书记说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尽管说，我有点忍不住了，便说：“我想说一件关于估衣街的事，就是谦祥益属于文物保护单位，全部木结构，现在这条街搞动迁，停水停电，万一着火怎么办？再说老百姓家弄不好也会着火，停水是不行的。请书记关心一下。”我的话立刻让书记不高兴，脸色很难看，一句话没说就散会了。

那个场面的气氛颇有一点紧张。

紧跟着，中央电视台记者到津。我在总商会七号院被拆除后的瓦砾堆上接受采访。

尽管我讲了那么多必须保护的道理和深切的愿望，但自己脚下已然是毁灭了的历史的尸体。我指着那些断垣残壁，述说它光荣的历史时，真的要落泪了！须知它是一个城市早期最珍贵的见证，也是当世仅存的原生态的五四运动的遗址。今日的天津竟如此绝情么？

2000年2月20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估衣街拆迁一事，呼吁城改对文物要手下留情。2月21日上午估衣街传出消息来，说当地百姓与商家贴出许多条过街横标。如“社情民意不可欺，保留估衣街”“商业发祥地，龙脉不可动”“保留古迹，不愧天津人民”等，还有一条横标颇具天津人的幽默与嘲讽——“红木家具不能变组合”，这些标语横在街头，气势很壮观，围观者甚多。百姓起来捍卫自己的文化，此在中国当代乃是首次。虽然媒体上没有任何报道，但它的意义却是重大和深远的。它影响的范围远远超出天津地域。这标志着一种文化的觉醒，使我颇觉欣慰。我终于听到来自百姓心里的声音，文化的声音。它让我切实感受到老百姓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并不麻木，而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百姓对自己城市的文化情感不是我们真正的动力吗？

过后近一个月，估衣街没有很大动静。街两旁的民居依旧在一片片地拆除，化为瓦砾；而沿街的铺面却似乎处于一种等待，亦是一种期待。拆或留——两种说法皆在街上传来传去，让人费猜。这期间，《光明日报》发表了一则消息，说国家文物局与建设部准备对估衣街拆迁情况进行调查。一时，这消息的复印件便像传单一样在估衣街商家手中流传开来。但多日过去，不见有人来调查，又觉得这复印的纸片轻飘飘的，没有多大分量。

我在两会的文艺界政协委员与李岚清同志座谈中，做了题为“拯救城市文化刻不容缓”的发言，首都多家报纸刊载了我的观点，天津的《今晚报》也从网上下载了我这次发言的摘要。由于我的“言论”来自政协，市里不好干预。这时，北京一位记者告诉我，建设部得到天津有关方面的文件，表示对估衣街要进行“保护性改造”的措施。这消息，使我感到整个事件有一种交节换气般地转变。

由两会返津不久。3月16日市文化局便通知我，副市长王德惠要主持关于估衣街地区改造方案的专家论证会。建委、规划局、红桥区政府等有关部门也列席参加。我立即有一种“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感。当我听到此方案的名称为“估衣街地区保护性改造方案”，更是放心一半。“保护性改造”的提法已经明显表明了一种态度：它不是与“建设性破坏”针锋相对的一种观念和立场吗？

王德惠市长表示：估衣街动迁引起的社会各界与津门百姓的关切，是一种对故乡的热爱与责任。他诚恳希望专家学者们提出各自的看法。跟着，由承接制定这一改造方案的华汇公司陈述方案内容。这家公司的建筑师表示他们的方案的立足重点是保护，而且把保护的视野放在了整个街区。包括这一古街的位置、街貌、重点古建，以及有价值的历史细节。特别是关于把一些近几十年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古建，要按照历史照片重新修改回来（如瑞蚨祥）的想法。这就相当接近我们的观点了。

我和专家们都表示方案的文化含金量高，有学术依据，借鉴许多发达国家文化保护的措施，不仅保住整体面貌和原有的精华，又给历史街区增加了活力，具有前瞻性。尤其这个方案把时代风格确定为估衣街发展史上第二个高潮——民国初年，十分符合估衣街的历史实情。大家赞同和支持了这个方案。

第二天报纸就刊出报道《估衣街改造方案确定》，副标题是“谦祥益瑞蚨祥山西会馆等延年益寿”。报道中说：

市建委有关人士介绍，结合大胡同地区的危陋平房改造，经过市规划、文物、文化等有关部门和众多文化、建筑艺术界知名专家学者深入调查研究，最终确定了估衣街保护性改造方案，并已经市政府批准。该长街三百三十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谦祥益将保留原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瑞蚨祥及具有代表性建筑山西会馆、青云栈、瑞富祥、瑞昌祥等著名老字号店铺，将保留到恢复原有建筑门面……

没想到估衣街之争会有这样的结果。如果在动迁之前岂不更好？那样五四遗址总商会不就保下来了？

那些天我们全都喜形于色，却不知道竟是在一个骗局里。

不多时候，我应法国巴黎科学院和人文基金会的邀请做为期两个月的访问。在巴黎不久便接到天津朋友的电话说，估衣街那边有人说“趁冯骥才不在的时候赶快拆”。我说：这纯粹是瞎扯，保护方案是政府定的，也上了报纸，怎么可能说了不算？

后来一天我巴黎住所的传真机上嗒嗒响，来了一份传真，一看是估衣街上的许多店家联合写给我的，告诉我这几天大规模的拆除又突然开始！山西会馆、青云栈等建筑已经全拆毁了。我急了，可是鞭长莫及。我给一些领导的办公室挂电话，却始终通不上话。我甚至想马上飞回去。我那团队的“同志们”在电话里说：“你找领导也没用，领导不同意谁敢拆。你回来也没用，已经拆了，拆完再恢复也没意义了。”那时没手机，没图像，好像是另一个星球发生的事。

过了半个月，我回国后和几个朋友到估衣街。不知哪儿来的几家媒体得到信息赶来了，跟在我们后边。到了估衣街，眼前的景象真像经过了一场大战，被荡平的城区显得分外开阔，到处废墟和瓦砾，几辆大型黄色的推土机和吊车刺眼地停在那里，显然该做的事都已做完了。整整一个街区，一条长长的老街，已经确定保护下来的那几座古建筑全都无影无踪；只有一幢房子孤零零立在中间，便是谦祥益；即便如此，谦祥益的一侧与后边也被“啃”去不少。其实它只是人家给自己留一个“保护”的口实而已！

完了。七百年一直活着的估衣街，干干净净地没了。无论我们怎么努力，终于没有把它留下来。面对这样的景象，我忽然忍不住哭了。我泪流满面。我身边一个女记者掏出手绢给我。

哭是无能的失败者唯一的表达方式。我承认我无能，我是失败者。我们的对手太强大太霸道，我们绝对不是对手。

历史不断表明，文明常常被野蛮打垮。

几天后，《北京青年报》用一整版，刊出一篇长篇报道，题目是《冯骥才哭老街》。从今天来看，这便是二十年前真实的我，也是文化命运的真实——也正为此，我抛开心爱的文学与艺术，走到文化保护的社会漩涡里来。 EclJ+YcRVaL2bZK7u0YlXVNxI6B/QSQ+z8FSQRGAz6k06xY4lssRiX+jRaHsFU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