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敦煌是我的课堂

1996年夏末秋初，一件写作的事进入我的生活。它不是纯文学创作，但它对我的意义特殊，不仅使我终身受益，而且有力地把我向漩涡里推，这就是为敦煌的写作。

为敦煌的写作与我的文化遗产保护有什么直接和必然的关系？当然有，我会渐渐说清楚。

一天，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又返回北京的李陀来电话说，中央电视台想拍一部大型电视片，全面、深入、历史地呈现敦煌。那时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的系列纪录片《失落的文明》影响很大，央视想用这种严肃的、非商业的、散文化加上情景再现的方式表现敦煌这样一个重大的中华文明的主题。导演由孙曾田担任。孙曾田是《最后的山神》的作者，此片在当时被公认为中国人类学电视片的代表作。他们想请我写文学剧本，我对这件事抱着很大的兴趣。我还没有去过敦煌，远在西部戈壁滩上的敦煌对于我早就是一个斑斓又神奇的梦。近百年来，中国重要的文化人几乎都与敦煌有过“神交”，陈寅恪、王国维、罗振玉、向达、张大千、季羡林等等，直到李泽厚。我读过一些关于敦煌的书，深知敦煌是一座无限高远的文化大山，很难走进去。不少敦煌学者穷其一生，不过找到一条小路跋涉而已。我不想写那种介绍性、观光式的通俗文本，我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件事并无把握。当时央视的孙曾田和两位制片邀请了我和我妻子、李陀、作曲家瞿小松，组成一个小组，前往敦煌及周边跑一趟。

我们到达兰州后，便找来一辆面包车，沿着河西走廊一路颠簸向西而行。河西走廊是古代由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所以又是丝绸之路、取经之路、佛教和伊斯兰的东渐之路。我们沿途经过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一路西行，每遇著名的历史遗址及佛寺，必停下来，考察和观赏一番。我则感到渐渐进入了旷远辽阔的历史时空。

在中国，真正令我震撼并有“五体投地”之感的文化圣地就是敦煌。由于这部电视片由央视与敦煌研究院合作，敦煌研究院向我敞开它的全部——莫高窟、榆林窟、东西千佛洞等所有洞窟与资料。记得当时最著名的洞窟之一220号窟正巧在拍摄高清照片，洞窟里架设许多照明灯。他们为我们把灯打开。画满洞窟的壁画色彩艳丽而独异，形象繁密又神奇，使我眼花缭乱，如在天国一般。我相信古代的画工也不会看到画满壁画的整个洞窟什么样子，因为他们作画时洞窟里是黑的。他们一手举着油灯一手执笔作画，他们画到哪里，哪里才有光亮；而我却亲眼看到了盛唐时代伟大的画工们笔下无比华美的艺术天堂。在这里，面对着四万多平方米的壁画中数不尽的天国景象，佛陀故事，神姿异相，梵山圣水，人间百态，域外珍奇。我心虚了，真不知如何下笔。直到从这里再到戈壁滩、阳关、玉门关、汉长城、丝路古道上跑一跑，几条巨大的历史线索才渐渐出现。这便是中古史，中西文明交流史（丝路史）、佛教东渐史、中国绘画史和西北少数民族史。这时我心里才隐约呈现出这部作品的构架与脉络，心里渐渐涌出一种写作的激情。但是，只有这点激情对于敦煌的写作是远远不够的。

回到天津我就将有关敦煌的各种图书堆满书房，几乎翻散了那些画集与图册。我只有不停地去翻阅这些画册典籍，才能逐渐看清贯穿在敦煌艺术与文化史上大大小小每一条线索每一个细节。比如飞天，从北魏和东魏到隋再到唐，经过初唐中唐盛唐到晚唐，到底这些形象都发生了怎样奇妙的变化，而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我还必须把这些至关重要的形象具体来自哪个洞窟，哪个位置，哪个画面全都标记在文学剧本上，导演才能操作。这个写作对于我来说真是宏大得不能再宏大，繁琐得不能再繁琐了。

然而，细节的新发现，历史的再认知，再加上对这些伟大艺术神往般的欣赏，使这次写作充满无上的快感。这种快感是写小说所没有的。

一年半后，我终于把这部文学剧本写出来了，二十二万字。我在文字上十分精意，并且将叙述语言直接写成文学性的解说词。作品名为《人类的敦煌》。我用“人类”二字，因为敦煌是人类文明交流的伟大见证和最瑰丽的文化遗产与艺术遗产之一。

这个剧本出版后便在北京开了研讨会，得到许多敦煌学者的肯定支持。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写作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我在其中放进去太多个人在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见解。

然而这次敦煌的写作还有另一层更深刻的内涵与意义，却是来自敦煌之外，即上世纪藏经洞事件中中国文化的遭遇。

上世纪初，在那批举世罕见的自公元二世纪至十世纪的巨量的“敦煌遗书”石破天惊地被发现后，一方面是伯希和与斯坦因的“盗买”，王道士的盗卖，各国探险者的盗取，中国官员们的巧取豪夺。一方面是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如王国维、罗振玉、向达、刘半农、姜亮夫等风风火火的抢救行动。他们一边请求官方动用公器，把劫后残余的敦煌遗书运到北京，一边跑到海外将被掠走的文献遗书一页一页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回来，这种亡羊补牢的事也必须做了！还有一些画家如张大千、常书鸿等跑到荒无人烟的敦煌，安身大漠，孤身保护危机四伏的敦煌洞窟！

由于这样一批人，敦煌加倍打动了我。

记得几年后我访问巴黎，住在拉丁区一家古老的小旅店里。当我知道旅店面对着塞纳河，旁边就是卢森堡公园。我想起当年常书鸿先生在巴黎学习美术时，就是在这个卢森堡公园前河边的书摊上看到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笔记》，从书中敦煌的图片得知自己国家如此伟大的艺术遗产陷入危难，便毅然辞学回国，跑到了人迹罕至的戈壁滩上独守敦煌。那天我在公园门口徘徊长久。

应该说，敦煌给我的，超越了敦煌。

因而，在《人类的敦煌》完成后，我又动手写了一本书：《敦煌痛史》。我在书中说：

1996年我应中央电视台之邀，创作大型电视片的文学剧本《人类的敦煌》。在长达一年半的写作中，我一边沉浸在被敦煌与丝绸之路激扬起的浩荡的情感之中，一边经历了一种异样而强烈的写作感受——即对文化的痛惜。那始自1900年灾难性的敦煌百年发现史，其实就是近代中华民族文化命运的浓缩。它戏剧性的坎坎坷坷里，全是历史与时代的重重阴影。我清晰地看到它被紧紧夹在精明的劫夺和无知的践踏之间，难以喘息，无法自拔，充满了无奈。我们谁也帮不上历史的忙！然而，这文化悲剧往往是一个民族文明失落后的必然，而这悲剧还有一种顽固性。如今我们所剩无多的文化遗存，不是依然在被那种“王道士式”的无知所践踏着吗？

幸好，从世纪初，一代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奋力抢救与保护着敦煌。他们虽然不过是一介书生，势单力孤，但是他们单薄的手臂始终拥抱着那些岌岌可危的文化宝藏。他们置世间的享受于身外，守候在文化的周围。不辞劳苦，耗尽终生。他们那种文化的远见，那种文化责任感，那种文化的正气，连同对磨难中文化的痛惜之情，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对此我曾在电视文学剧本《人类的敦煌》中激情地写过。我是想通过电视，广泛传布这种虔敬于文化的精神。

可惜这部电视片筹备过程中周折迭出，终未实现，变成虚幻。终于导演告诉我，他们准备放弃这一拍摄计划。我没有对导演过多的责怪。关于敦煌所有的事，全都要有一种献身般的精神。这可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再说，若要从文化上把握敦煌又谈何容易！然而我心不死，由此反倒生出一个念头，即另写一本书——表达我上述的想法。我想做得像房龙那样，面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写一本敦煌藏经洞的通俗史，把历史的真实明明白白告诉给年轻一代。我以为每一代人都有一种责任。那就是把前一代最宝贵的东西传递给后人。对于敦煌的整个历史来说，那就不仅是灿烂的文化本身，还有一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命运以及知识分子那种神圣的文化情感。

当我把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国第一批文化保护者当作精神偶像时，当我感到自己与这些文化先辈血脉相通时，我便自然而然向着时代的“漩涡”再迈进一步。

在这篇文章中，我已经鲜明地写出“每一代文化人都有一种责任，即把前一代宝贵的东西传递给后人。”此后在全国文化遗产抢救的各种演讲，我一次一次地把这句话从心里往外讲。

还应该提到，在我各种关于文学与绘画的出访中，1987年和1997年的两次出访有点特殊。这两次出访都是公派，而且彼此相关，都是关于民间文化，还都和一个组织有关，这个组织叫作联合国教科文国际民间艺术组织（IOV）。中国是这个组织一百四十个会员之一。

远在1987年，中国文联组团，由我和舞蹈家贾作光率团访问欧洲，先到奥地利，然后去波兰和匈牙利，参加这些地方民间的文化与艺术活动。接待单位就是这个国际民间艺术组织，负责人是秘书长法格尔先生。他是奥地利人，据说曾经做过上澳洲共产党的书记，1963年弃政从文，他相信民间艺术交流是人类最纯洁和本色的交流，于是白手起家干起这个纯民间又不盈利的组织。他不惜拿出个人的积蓄甚至卖掉自家的财物来做这件事。他的总部在维也纳附近一个风景优美又深邃的小城巴登城郊的两间小木屋里，屋外全是繁密的花树，房里琳琅满目地摆放着色彩鲜亮的各国民间艺术品和图册，奇特又温馨；工作人员只有他自己和一位雇来的文秘；文秘纯属来帮忙，每天下班后帮他处理一些书信和邮件。这个人不拿工资，只是因为与法格尔志同道合。

法格尔腰板直挺挺，喜欢穿奥地利山地民族服装，干起活来兴致勃勃，凭着他长期不懈的努力，把他的组织由联合国教科文的C级组织干到B级。这种人注定会成为我的朋友。他对我的影响是使我关切如何保持民间文化的活态，并叫我看到了欧洲人怎样热爱自己民间文化的传统。

比如一次在奥地利的克拉根福的一个山村，村民用他们擅长的铜管乐欢迎我们，乐队的成员多半是年轻人。他们开车从山下上来，来到一块开阔的开满野花的草地上，背景是一片飘着白云的蓝色的起伏的山影。他们拿着亮闪闪的乐器站在草地上演奏之前，先把自己的汽车都藏在树林后边，不让现代的东西打扰他们古老传统的纯粹。他们对传统文化历史环境的敬畏，打动了我。在萨尔茨堡的一个乡间音乐舞会上，我问一个姑娘三句话：喜欢不喜欢莫扎特？喜欢不喜欢杰克逊？真喜欢乡土音乐吗？她说，都喜欢，真喜欢。我问为什么都喜欢？她说，莫扎特是他们音乐伟大的经典与高峰；杰克逊可以宣泄他们个人的生活情感；乡土音乐使他们能够亲近自己祖父祖母和故乡。我想，人的感情是丰富的，对文化的需要是多样的，为什么在我们这儿——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土一定是对立的？只是因为钱，我们非要和传统争饭吃不可？

法格尔使我关注传统文化的另一半。在城市的、经典的、物质的文化遗产之外，还有另一半——广泛的、斑斓的、生命性的民间文化遗产。当然，那时我完全不会想到多年之后，我竟走进民间文化的天地里，并与之完全融为一体。

1997年夏天，IOV在维也纳开会，我代表中国成为该组织的东亚主席。

写到这里我发现，我还一直没有触及这时期个人的生活呢。可能此时的我已经渐渐被社会化，被危困中的文化遗产拉过去了。但是这对于我的文学与绘画是危险的。如果你进入另一个世界，一定要换一种思想方式、感受方式和工作方式。

这期间，我儿子大学毕业，到电视台工作，而且有了相爱的女友，结婚并建立家庭。1997年年底我又有了心爱的孙女，我给她取名叫“倚文”，希望她以文相倚。我的妻子一直作为我忠实的后援，打理我一切生活的必需。我是个在精神世界生活的人，在现实中往往一塌糊涂。经常穿错袜子，丢东西，忘记吃药，事事时时需要得到她的关注与提醒，特别是我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患上高血糖，她必须为我时刻守住食品中“禁糖”这道防线。1998年我搬了家。由于太多的人认识我，要找我，而我的住房“众所周知”，又在市中心，我好像住在城中的橱窗里，不时就会有不速之客或陌生来客咚咚咚敲门。我妻子在“文革”留下的后遗症就是怕听到突然的砸门声，我便把住房挪到城市边缘一个比较清静的地方。由于我喜欢空间设计和创造环境，妻子曾经从事设计，我们便一起将新居营造得颇有艺术气质。可是我还没来得及享受其中，霸道的反文化时代就来粗野地把我喊了出来。 mwG/LZxfa2u1Iuuk4WJ3rq/GjxDqdS8vOVSR85F6Z6kN7cty8Fb4PtHiWsptIN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