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原籍（帝俄统治下的）波兰，其父是一位爱国诗人，曾翻译过莎士比亚及雨果的作品，后因在华沙参加波兰民族委员会的秘密政治活动，全家遭沙俄政府流放，其时康拉德年仅四岁。流放生活艰苦异常，康拉德十一岁时父母即相继去世，不得不由舅父收养。他多次表示愿上渔船工作，一八七四年终于离开波兰前往法国的马赛。幼年艰辛生活的经历以及始终不能安于异国环境的心情，使他患下严重的抑郁症。

一八七八年四月，他开始在一条英国船（马菲斯号）上工作，不久随船到达英格兰。其时他不过二十岁，勉强讲点不能成句的英语。此后十六年他一直在英国商船上工作，曾在不同的船上担任重要职务。他于一八八六年正式加入英国国籍。据说康拉德到英国不久便立志要用英语写作，不到十年，他便写出了第一个英语短篇故事《黑人大副》，但未发表。他的第一部英语小说《阿尔麦耶的愚蠢》，于一八九二年脱稿。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他在接连发表了几部作品后，竟然获得了英文散文大师的称号。

康拉德一生所写作品甚多，以中篇小说为主，其中有许多至今仍被文学史家视为英国中篇小说的典范。作品内容主要是他多年海上的亲身经历。康拉德自己曾说，他从来不会编造任何故事。但事实上，他也从来没有不加处理，照原样使用过他的素材。他的较重要的作品除这里所介绍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1902）外，尚有《水仙号上的黑水手》（1897）、《吉姆爷》（1900）、《台风》（1902）、《诺斯特罗姆》（1904）、《间谍》（1907）、《在西方人的眼皮底下》（1911）等等。他在创作上的主要特征，是出色的环境描写，和细腻地刻画多半是处在海上险恶环境中的人物的心理活动。他的作品含有社会批判的因素。但由于他把人生看作是一场同自然力的斗争，即使胜利了，也毫无结果，因此，他不可能揭示出真正的社会矛盾。或者也可以说，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全部作品，包括这里的《黑暗的心》，都带有浓厚的阴郁、悲观色彩。

《黑暗的心》是作者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颇重要的地位。T.S.艾略特的《荒原》的创作，便颇受这篇小说的影响。这部作品写于一八九九年，以他一八九○年的一次“灾难性的刚果之行”为主要依据。其中许多情节都属事实，甚至接回代理人一事也非虚构。这一趟旅行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许多年后这趟旅行还始终象一个可怕的噩梦扰乱着他的神思。据说，他从此便怎么也无法忘却他那次亲眼所见人类堕落的可怕情景。因此，这部作品的主调是十分明确的。作者强烈谴责了帝国主义，分子掠夺殖民地的无理和凶残，并以爱憎分明的态度描绘了那些白人的贪婪、无耻、愚蠢，下流、疯狂，同时表示了对被掠夺、被压迫的黑人的深切同情。

我们看到整个故事是以“经理”和库尔茨之间的矛盾为中心的。但是，这两人之间的矛盾仅仅是情节发展的一条线索，是表面现象，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殖民主义的死硬分子（以经理为代表）和受蒙蔽的下层工作人员之间的矛盾，欧洲“文明”（以库尔茨等白人为代表）与非洲原始文化之间的矛盾（结局是貌似强大的欧洲“文明”被事实上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非洲黑人原始文化所包围、瓦解、吞噬），西方与东方的矛盾，以及库尔茨本人内心深处的矛盾等等。这种种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人感到这表面平淡无奇的叙述下面，埋藏着无比深刻的内容，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读康拉德的这部作品，有如考古学家发掘地下宝藏，掘得愈深、愈细，收获愈丰。细心的读者能理会到，书中许多乍看似乎无关紧要的细节描写（例如故事开头处马洛回顾一千九百年前罗马人入侵时伦敦还是一片“蛮荒之地”的情节），在掩卷细思之后，便觉它们与作品的中心内容息息相关、必不可少。这一点可说是此书在艺术手法上的一个突出成就。它让人感到，整个故事虽仅仅由马洛一人信口讲来，通篇结构却十分谨严，众多的暗笔、伏笔，使得故事前后紧密相连，往复呼应，处处给人以回味无穷之感。

书中值得注意的是被称为“经理”的那个人物，他无疑是个刻画得十分成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典型。他唯一的能耐是不生病（因为“他的身子里面什么也没有”），唯一的本领是“能够让每日的官样文章照行不误”，唯一的用心是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直至置人于死地），踩着别人的头顶往上爬，唯一的工作是整天勾心斗角，耍着欺骗蒙混、阴谋陷害的手段——“让他哪怕仅仅只用一个小手指头去认真干点什么”那可绝对不成。他所信赖的只是那种“肚囊里除了一点稀屎浆子之外……什么也没有”的下属，（如那未来的“副经理”），在他的眼里整个世界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为他的升官发财服务。

所以像库尔茨那样一个人，他当然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何况库尔茨似乎还对他和他的那位未来的副经理的地位形成了一种威胁。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对库尔茨这个人物究应如何评价呢？国外评论家似乎说法不一。一般认为作者本人的思想显然比较复杂而且矛盾，加上书中颇多象征性手法，因而对许多问题（其中包括库尔茨的为人，他再次企图逃往荒野的动机，他死前的叫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的涵义等等）都难于找到明确的解答。现代英国文学评论家C.B.科克斯在有关康拉德的一篇专论中甚至说：“如果我们一定要为库尔茨……的行为提出结论性的解释，那我们便只会损害康拉德作品的复杂的深意和他有意安排的含混结局”（《约瑟夫·康拉德》，朗曼有限公司一九七七年版第三十八页）。但经过反复探讨，我们觉得这些话似乎也不尽然。

关于库尔茨的为人，至少有几点是很清楚的：第一，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正派人”，至少他不像其他那些白人，一切只为自己打算（派助手送回大批象牙一事便可充分证明这一点）；其次，他跑到那里去的时候，自己显然确有一番抱负，因为他所说的“这里的每一个站都应该象是设在大路边指向美好前景的灯塔……”等等，必是他的“肺腑之言”，否则“经理”决不至那样气急败坏，“嗓子眼给卡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你听听——这个蠢才！而他还想当经理！”）。然而，和故事讲述人马洛的姨母一样，他当然也完全作了什么“光明使者”，“较低级的圣徒”等“大堆大堆这类废话”的牺牲品。

受着公司的欺骗宣传（什么“高尚和公正的伟大事业”等等）的迷惑，库尔茨不惜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生活上的痛苦，历尽种种艰难险阻，多次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去为那个“事业”卖命，但最后他却发现不但这一切全属无稽之谈：这个所谓的“事业”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白人对黑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残害和掠夺，他是完全受骗了；而且就因为他不辞辛苦，勤恳地为公司工作，结果却只招来了“这里的这些白人全都对他怀着极大的恶意！”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待这个人物，那许多原来觉得涵义不明的情节，便似乎并不是那么难以捉摸了。那“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的呼声不过是他在“细致地重温过自己的一生”后感到彻底幻灭，“恍然大悟”时对自己所属的白人社会所作的最后总结！他在“肃清野蛮习俗国际社”委托他撰写的那篇报告上最后补写的那个结尾，“消灭所有这些畜牲！”显然也只能是指那些白人而言。

另外，原作犀利、深刻的文笔，以及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强劲有力、充沛真挚的感情，处处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本篇译文曾在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外国文学季刊》上发表，书名原译作《黑暗的内心深处》，这次重印曾经译者重作一次较全面的校改，但因原作文笔确较艰深，且颇多曲笔，译者限于能力，译文一定有不少不妥或甚至谬误之处，敬希诸位读者予以指正。

译者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