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比胡适和鲁迅的精神风貌，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概括，鲁迅的写照不妨用他自己临终前的格言“一个都不宽恕”；相反的，胡适到晚年孜孜无怠，力倡“容忍与自由”。因此，胡、鲁之间横亘着一道宽容的分水岭，它使“容忍”的胡适和“不宽恕”的鲁迅最终成为两种不同文化的精神标志。

把宽容与否判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是因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宽容从来仅被视为一个“度量”（肚量）问题。诚然，度量与宽容有关，但仅是度量则无法度量出宽容那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因为，宽容在这里，不是别的，而是一种理念——价值理念。胡、鲁作为从五四新文化分离出的两位知识分子，事实上代表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胡文化”便是一种以宽容理念为价值取向的自由主义文化；“鲁文化”则相反，它是公开拒绝宽容并带有其独断性的刀笔文化。

这对比可以用十个字概括：“明确的是非”和“正义的火气”。前者是鲁迅的提倡，后者却是胡适的警惕。

什么是“明确的是非”？1935年的上海文坛，依然混战无已。鲁迅认为：“文人们的互相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鲁迅的意思重在句末，即：文人在论争时，是则好之，非则恶之，是非不但要“明确”，好恶更得要“热烈”。这一原则，不用说，鲁迅在他自己参与的历次论战中，都坚定不移、以身作则了。

“正义的火气”源于1959年胡适写的第一篇《容忍与自由》。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说：“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为了说明这一点，胡适甚至举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个例子。年轻的胡适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痛恨迷信。在一篇文章中，胡适借《礼记·王制》中的话表明自己的态度：“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亦即杀掉那些借鬼神以惑众的人。在这里，胡适是斩钉截铁的，因为他是在反迷信。反迷信还不对吗？这里正有着“明确的是非”，所以胡适不惮以“热烈的好恶”显示自己的决绝。此时，胡适方才十七岁。可是，十几年后，胡适在北大，北大的一些“卫道士”却要“杀”胡适了，理由也是《礼记·王制》中的话，所谓：“学非而博……以疑众，杀。”什么叫“学非而博”？此“非”即“是非”之非。既然你所学的东西是不对的，且又以此惑众，那就该“杀”。这里，“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也是一点都不含糊。于是，晚年的胡适把这两件己对人和人对己的往事并作一类，说：无论“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正是有过这样的经历、体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认知，坚持了一辈子自由主义的胡适，越至老境，越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比较之下，胡适从年轻至老年有过上述这样的精神蜕变，鲁迅则没有。鲁迅以本身就很热烈的口吻说：“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莱斯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原来，鲁迅对于所憎者的“热烈地拥抱”，就是胡适十七岁所引《王制》那句话的最后一个字：杀。 +ZtT1d3Chw7vp/9PvQYz1t7FyeUYpbBtcXCUv7uf1PbF49A4vXdq/6MJp1limD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