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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去世之后，作为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又同是文化界名人的胡适同意增补自己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委员，还为许广平拟出版《鲁迅全集》的事尽力帮忙。
当时，鲁迅逝世后，一股诽谤鲁迅的言论如潮涌来，其中对鲁迅批评最烈者，莫过于武汉大学的苏雪林。当她向胡适夸耀其批鲁迅的言论时，立即遭到胡适的批评，认为苏雪林言词失当，“是旧文字的恶腔调”。他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乘之作。”
此时一些好事者又翻起了十年前的一桩公案，即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涉嫌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作品。1920年8月，鲁迅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小说史，胡适读过《中国小说史略》后，极为悦服地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可是，陈西滢却发表文章，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整大本的剽窃”，他还对徐志摩说，这本书“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或是“拿人家的著述做自己的蓝本”。鲁迅对此极为气愤，即时发表文章予以答复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时隔十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被译成日文，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也已译成中文，读过这两部著作的中日两国学者，再没有一个人指出鲁迅有剽窃之嫌。鲁迅为此感慨地说：“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恶名，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西滢教授。”胡适认为历史已做定论，他有责任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所以，在致苏雪林的信中，他说：“说鲁迅之小说史是袭盐谷温，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自此之后，凡是涉及到鲁迅的话题，胡适还是能从实际出发，给以较为客观的评价；但出于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偏见，对鲁迅的思想发展及其作品（主要是后期杂文）难免有所误解和贬低。1958年5月4日，胡适在台湾有一个很长的讲话，说到新文化运动时，他说：“我们这班人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他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直到晚年，胡适仍如此评价鲁迅，这也是很难得的。